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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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下)

　　四、大豆进口的影响因素一一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说

　　根据国内外研究报道，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实施可能会抑制大豆进口。因此，本研究拟主要验证的假说是：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实施会作为贸易技术壁垒抑制转基因大豆进口。虽然该政策的初衷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事实上成为贸易技术壁垒后可能对大豆进口产生影响，例如，进口手续和标识成本会增加，国内消费者可能会抵制等，这些都可能使进口受到显著的抑制。

　　(二)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除了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因素以外，国内实际收入水平、国内外产品价格、关税、增值税以及大豆国内实际供给量对大豆进口量的影响较大，可以构建以下函数关系：

　　根据国际贸易中的标准进口需求函数，可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为了考察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影响，在(2)式增加一个虚拟变量L。鉴于2002年开始实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本文将2002年以前的值取为0，2002年及以后的值取为1，建立以下含有政策变量的半对数回归方程：

　　2.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说明。(2)～(4)式中，IMt为第t年中国大豆的进口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PCt为第，年国内外大豆价格比值，根据国内外大豆价格、汇率、相关关税及增值税税率计算，它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各种因素影响的价格指标，因而避免了汇率等造成模型的复杂性。其中，Pnt为第t年大豆国内市场价格，数据采用1992-2004年国内大豆离岸价，以历年大豆出口值除以大豆出口量得出；Pit为第t年大豆进口价格，数据采用1992～2004年中国进口大豆到岸价，以历年大豆进口值除以大豆进口量计算得出；t1t为第t年中国大豆进口关税税率；t2t为第t年中国进口大豆的增值税税率。历年相关关税和增值税的征收政策及税率转引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可能影响大豆相对价格的因素还包括国内外大豆质量差异和大豆关联及替代产品市场的影响，但前文已交待，可不单独设置变量。PIt为第t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大豆需求主要包括直接消费需求和衍生需求，而这两类需求主要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有关，本文拟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国内大豆需求状况，采用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值，并剔除物价的影响(以1984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数)，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St为第t年国内大豆实际供给水平，数据采用国内1991-2003年的大豆供给量(产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假定国内大豆库存不变。Lt为政策变量(虚拟变量)，1992～2001年取值为0，2002～2004年取值为1。α，X，δ，η为待估系数，μt代表随机扰动项。具体变量说明和数据见表1和表2。

　　在以上四个自变量中，由于L是虚拟变量，即使与其他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二者仅是在数值上有联系，经济联系并不强。不过，其他三个变量即人均可支配收入(PIt)、国内外大豆价格相对比(PCt)和国内大豆供给水平(St)，它们不仅在经济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存在着共同变化的可能性，而且因为它们都是时间序列中的数值，极有可能引起多重共线性，因此，有必要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PC与PI、PC与它们都是S及PI与S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435999、0.318740和0.707414，表明各变量两两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的线性相关，即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见表3)。

　　(三)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1.回归结果及分析。1992年之前，中国的大豆市场尚未开放，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完全分离；而1992年以后，国家开始逐步降低农产品关税，大豆的最惠国关税税率降至3%。考虑到1992年前后国内大豆市场的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选取1992年以后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并采用Eviews3.1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4)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较高，表明样本数据的相关拟合效果较好，且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从表4中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前面的预期是一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PI)和国内外大豆价格相对比(PC)的系数估计值比较显著，大豆实际供给量(S)和转基因政策变量(L)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中国大豆进口并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依次去掉转基因政策(L)和大豆实际供给量(S)这两个不显著的变量，进一步用Eviews回归后，结果显示(表5)，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在0.9的较高水平，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人均可支配收入(PI)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表明随着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中国大豆进口量将会增加。国内外大豆价格相对比(PC)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为负，表明随着进口大豆相对价格的提高，中国大豆进口量将会减少。

　　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PI)和国内外相对价格比(PC)是影响中国大豆进口量的重要因素，而转基因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量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另外，中国国内大豆的实际供给对进口量的影响也不大。

　　2.实证检验结果的经济学解释。(1)虽然根据前人的研究报道和理论分析，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实施会对中国大豆进口产生抑制作用，但是，实证结果显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作用不明显。除数值可能偏少的原因外，还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内市场对大豆存在强劲的需求，所形成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抑制作用。中国是世界头号大豆进口国，国内对大豆的需求呈刚性，大豆消费一直呈飞速增长的态势，大豆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格局将会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豆供给依赖进口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进口大豆主要是用来榨油，由于受压榨行业高额利润的驱使，国内压榨企业迅速增加，增加了对大豆的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大型压榨企业属于常年性生产企业，必须大量采购大豆原料进行常年生产，大大增加了对进口大豆的需求。根据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转基因大豆实施的相关进口措施，虽然对转基因产品的进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相对于需求的拉动作用，其长期影响极其微弱。目前，科学对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还未有定论，，中国在对转基因大豆的检测检疫及审批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其转基因特征而不予放行的做法，只是要求转基因大豆标明转基因身份以便于事后的追踪管理，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和管理与对传统产品相似，主要基于对产品成分和杂质的要求进行监管，仅在检验检疫及申报程序上有些繁琐，延缓了进口进度；另一方面，标签及检验费用增加了大豆进口的成本，但是，由于国内压榨企业仍可获得较高的利润，并未对大豆进口产生实质性的阻碍。从长期看，中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实施所产生的政策效果是有限的。第二，目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认知水平较低，并未对现有转基因产品的市场造成实质性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认知水平较低，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中国国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意识不足，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了解转基因食品。其次，当前转基因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国际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是否绝对安全的争论尚无定论，各种科学组织、科学家的科研报告、风险评估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在这种信息混乱的背景下，即使是对转基因食品有所了解的消费者也往往难以判断，无所适从。再者，尽管中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已经处在世界前列，但是，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宣传做得还很不够，缺乏正确的引导，国民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信息是不完全的。以上这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概念的模糊，安全防范意识薄弱，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在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上采取从众的策略，具有明显的“羊群效应”的特征。因此，大豆的转基因身份并没有明显影响到消费者需求，实行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后，消费者的行为变化并不大。第三，由于进口大豆的主要产成品——大豆油的市场的特殊性，消费者虽获得知情权，却无选择权。进口转基因大豆与国产大豆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同时，由于中国并不限制使用转基因原料，生产厂家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会选择转基因原料生产食用油，这导致目前中国市场上出售的大豆油和色拉油几乎全部采用转基因大豆为原料；而国产大豆的产量较低，目前仅有东北、山东地区的少数厂家生产非转基因大豆油，生产规模小，而且仅在当地销售，很难进入主流市场。这些均使得消费者在购买大豆油时隐性地丧失了选择权。实行转基因标识管理后，各超市和商场中大豆油均被贴上了转基因的标识，但消费者在获得知情权的同时，却并不具有选择权。一些对食品安全问题十分关注的城市居民，为了规避转基因大豆油的潜在危害，只有购买价格较高的花生油、橄榄油、葵花油等替代品。但是，从长期来看，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绝大多数消费者依然会选择转基因大豆油。因此，即使消费者有知情权，但是，由于选择权名存实亡，市场对转基因大豆油仍然保持了旺盛的需求，从而引致了对大豆原料的刚性需求，而且这一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2)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1)的提高，居民对大豆的需求迅速增加，拉动中国大豆进口量急速增长，这是影响大豆进口的最主要的因素。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膳食结构的合理性越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大豆作为人们平衡动植物蛋白、改善食物结构、提高营养水平的重要产品，人均消费量在逐年增加。除了食用大豆消费的增长，人们对大豆油及动物蛋白需求的快速增加拉动了中国大豆衍生消费的迅猛增长。一方面，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大豆油的数量在快速增加，另外，人们外出饮食消费增加，餐饮业对大豆油的消费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人们收入提高也带来中国肉蛋奶消费的快速增长，刺激了养殖业对大豆副产品——豆粕的巨大需求。由此可见，随着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大豆油及肉蛋奶产品在中国居民日常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在国内大豆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大量进口来填补中国目前巨大的供求缺口，这必将带来中国大豆进口的急速增长。

　　(3)国外转基因大豆的价格优势(PC)是造成中国大豆进口量不断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美国、巴西等世界大豆主产国积极扶持国内大豆产业发展，不仅有贷款、补贴等政策对大豆的支持，而且转基因生物技术在大豆生产中的应用成本也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其大豆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此外，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高于国产大豆近3个百分点，国内榨油加企业出于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的考虑，更倾向于购买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大豆。

　　(4)从理论上来讲，国内大豆供给(S)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进口大豆的依赖，但由于近年来中国大豆供给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变化不大，未能对中国大豆进口量的变化产生实际影响。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国内大豆产业的发展未给予足够重视，相关政策以扶持其他高产作物(小麦和玉米等)的发展为重点，造成国内大豆生产发展十分缓慢；与此同时，其他主产国的大豆生产受到本国政府的资金及技术支持，大豆生产发展迅速，国际市场上低成本的转基因大豆对中国大豆产业的冲击很大，国内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不高。在目前中国大豆需求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巨大的大豆新增需求只有通过进口来满足，国产大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将维持在较低的供给水平上，不足以对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产生影响。

　　五、结束语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中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实施可能从两方面抑制大豆进口：一是增加转基因大豆的进口成本，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二是通过标识使进口转基因大豆具有“劣质特征”，借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来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及非转基因大豆的偏好和现实需求，从而影响转基因大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但是，实证结果却显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抑制大豆进口的长期效果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国内市场对大豆进口的需求具有刚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意识薄弱及大豆衍生产品市场的特殊性造成消费者选择权的缺失等。

　　(二)政策建议

　　1.强化政府支持，提升大豆产业竞争力。中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实施对大豆进口的抑制作用极其有限，因而依靠这一政策来保护国内大豆产业是不现实的。而提高国产大豆的质量和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尽快提升大豆综合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是关键。为此，政府应加强对大豆产业的支持，要用好“绿箱”政策和在允许范围内用足“黄箱”政策。

　　2.利用非转基因的优势，分享国际市场份额。目前，欧盟、日本、韩国等大豆主要消费市场对转基因大豆基本上是禁止进口或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中国生产的大豆都是非转基因大豆，这对中国分享国际大豆市场无疑是独特的优势。

　　3.加强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总体上说，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仍不高，对转基因食品存在盲目拒绝或盲目接受的现象。因此，政府在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管理的同时，应加强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水平，引导消费者更加理性地对待转基因食品。

　　(三)本文不足与后续研究设想

　　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这一实证研究还比较粗浅，模型构建可能不尽完善。同时，由于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大豆贸易的影响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大豆进口猛增而产生的，政策实施(2002年)之后的年度数据很有限。为改善数据质量，本文曾试图采用月度数据，但大豆生产和贸易的季节性很强，加上有些变量无法获得月度数据，因此，受数据的局限性，目前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这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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