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回收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及其悖反

发布时间：2020-12-11 16:14

　　以大数据与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立法领域,人工智能能够解决诸多立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的中国立法,将立法功能性地授予出去以实现立法功能。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立法领域中的应用使得立法权回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是立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相结合,完全可能对立法的民主性与民主政治空间造成压制,甚至可能扭曲、挤压与撕裂真实的社会生活。所以,立法权的回收必须被赋予良好的制度化构造——以民主机制来遏制与破解大数据、人工智能立法应用的反民主倾向。 

【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6期 第94-102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文章目录】：
一、立法权的策略性配置与回收:技术的视角
    1.分工型立法体制下的权力授予与回收
    2.技术缺陷与立法权的策略性配置
    3.人工智能与立法权的回收
二、人工智能立法应用的具体功用
三、人工智能应用的反思:立法权回收与立法民主性的悖反
四、人工智能立法应用悖反的解决路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人工智能视阈下我国立法决策模式之转变[J]. 钱大军,苏杭.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
[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职能之商榷[J]. 褚宸舸.  中国法律评论. 2017(01)
[3]新立法体制下我国地方立法权限配置若干问题的探讨[J]. 王腊生.  江海学刊. 2017(01)
[4]新媒体、公众参与和压力型立法[J]. 张欣.  河北法学. 2016(10)
[5]繁华与无序:法律体系建构的中国模式之检讨[J]. 钱大军,薛爱昌.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6(01)
[6]大数据时代立法调查的变革与完善[J]. 石东坡.  人民法治. 2015(12)
[7]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J]. 向立力.  政治与法律. 2015(01)
[8]国外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进展述评[J]. 张妮,杨遂全,蒲亦非.  法律方法. 2014(02)
[9]论答复法律询问的效力——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机构属性[J]. 褚宸舸.  政治与法律. 2014(04)
[10]规范的缝隙与地方立法的必要性[J]. 张帆.  政治与法律. 2010(03)



本文编号：291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