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文化路径的理论维度及现实依据

　　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整体进程的关键环节，对物质基础先天薄弱又多民族文化结构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文化路径的思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逻辑，也是当地既有现实环境之要求，更是科学发展之必须。

　　一、社会发展的文化维度关于“文化”的概念，学术界因研究视觉的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文化的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他们建立在人类劳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却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内涵：即人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

　　马克思认为，和动物凭借本能而自在地生存有本质的不同，人的生存是一个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超越的开放式过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④因此人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实践在把自然界变成人的作品，即“人化的自然”或“人的文化世界”的同时，又实现并提升了人的本质能力，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从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不难看出文化与人类社会进程的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既外显为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更内隐于人的精神活动之中，影响着人的历史活动。尽管为了抵御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生前比较多地强调了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和政治等宏观因素，而对文化这一微观因素的探讨不多。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在“第二重维度”

　　上弥补了这个不足。文化哲学认为，文化一方面在本质上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文化所具有的这一人本性规定了人作为的历史主体应有的文化自觉，即人以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不断超越原有生存模式的束缚；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类在不同的现实环境下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其理论思维、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等凝聚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在历史沉淀中又异化为以经验、习俗、传统等规制着个体行为、束缚人自由创造的文化自在。当一个社会陷入停滞与徘徊的时候，说明自在的文化因素在人的活动起主导作用，社会的进步或是通过内部的科学、哲学等文化创新以自觉的文化因素去改造自在文化来实现，或是从外部引入新的自觉的文化因素在文化重构中超越自在文化来实现。因此文化“作为社会和历史运动的内在机理，无论它的存在还是它的变迁，都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运动不可忽略的重要内涵。”④就动力而言，文化既表现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知识结构、信仰、价值理念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释放的正能量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也表现为不同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模仿、文化学习等赋予的文化自觉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二战后科技革命引发的人类生产及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全球化趋势，凸显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这一内在驱动力和整合力。

　　就发展的内涵而言，社会的发展并非单一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文化的发展，包括不同文化的平等发展，文化赋予人所具有的知识和价值理念有助于引导人类活动趋于合乎规律、合乎目的。因此，发展在最终意义上是人的发展，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的。

　　当代中国文化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在战略路径的选择上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参照。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战略路径的文化选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民族文化结构，其新农村建设战略路径选择上的复杂性，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尤为凸显，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黔东南州地处云贵高原与湘桂丘陵之间，境内沟壑纵横，重峦叠嶂，聚居着苗、侗等3O多个少数民族。囿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地质结构的复杂，这里交通落后，工业薄弱，农业自发展能力先天不足，“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全州十六个县市中，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就达13个。“欠发达、欠开发”、“生态良好而发展滞后”是黔东南州最大的实际，发展经济也就成为其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但这里既无东部农村发展商贸流通的水陆交通条件，也无西北农村发展畜牧养殖的比较优势，农业生产因土地呈小块垂直分布也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模式，尽管黔东南拥有丰富的林木矿产资源，因地处长江和珠江流域上游，对于下游地区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家不仅对当地森林和矿产开采有严格的规定，对该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也相当严格，走中部农村发展工业经济的模式亦不可能。

　　在既有环境的约束下，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成为当下黔东南州新农村建设路径的必然选择。旅游经济不仅创新了当地农村少数民族增收的渠道，也成为拉动当地GDP增长的一支重要经济力量。据当地政府的统计，从2006年至2010年，该州旅游总收入从48亿元增加到109.72亿元。

　　问题在于，旅游经济在改变着当地人原有生存方式的同时，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也必然随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流失；而市场在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凸显的同时，又内在地包含着要求其文化对游客的迎合迁就，导致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唯经济马首是瞻，@其所引发的文化流失、文化媚俗、文化伪造等问题，不仅考量着当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性，更危及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诱发民族地区的不稳定。有学者指出：如果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只是一味地单纯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对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还将丧失中国最具竞争能力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更为严重的是发展的最终结果将导致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退化丧失。

　　黔东南州新农村建设实践说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在战略路径的选择上，需要摒弃这种孤立地倾斜于经济层面的传统思维路径，代之以一种全面的、整体的世界观，谢弗称这样的世界观为文化世界观。文化世界观要求“认识世界和世间一切事物的最好方法是透过文化棱镜”，“并且在整体和部分间实现平衡的、和谐的并且平等关系的诉求。” 正如上文所言，文化作为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和一切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存在，必然透视着社会的整体结构状况，社会运行或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在深层次上都表现为文化问题，也就需要从文化层面去解决。

　　作为欠发达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发展经济，但是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不会单纯通过经济因素发挥作用，而是包含着内在的文化动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与落后是多层面的，物质贫困与文化贫困交互作用，而文化贫困则是深层次的，仅就劳动者文化素质而言，以黔东南州为例，据当地部门统计，截至2009年全州农村劳动力年龄总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3％ ，高中、中专、中技文化程度占13％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4％ ，未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占劳动力人口的90％。

　　文化主体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知识结构中的现代智力因素阙如，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就缺少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中，尤以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为深层次的、内在的精神阻滞力，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当地民族传统文化因地理环境封闭受现代文明辐射甚微，现代意识发育迟缓，而以传统、习俗、经验等为表征的自在文化因素则过分强大，表现为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无主体意识：不能主动提出变革的要求，对自身文化和外部文化价值缺少分析判断能力和文化批判精神等，变外部援助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一些地区的返贫以及当地民族文化资源市场化过程中种种问题无不与此关联。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所携带的现代文明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当地民族的生存方式，但自在文化因素依然强大。

　　因此，对基本上处于农耕时代，并背负着一定民族传统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新农村建设不仅肩负脱贫的重任，更肩负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使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产业、农村社会以及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首先是、并且从根本上是以个体的主体意识、理性精神等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在民族文化中的生成，它意味着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自觉，意味着着发展成为他们意识到的需要而不是外部力量下的被动。通过现代文化的切入重构当地民族文化，正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意义所在，进而也是本文从文化的视觉去考虑其新农村建设战略路径的意义所在。“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笔耕论文新浪博客，本身就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模式网织起来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综合；而发展必须通过文化模式的改造和它对社会要素的重新整合。”从文化的视觉去考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战略路径，其意义还在于它是尊重民族文化个性，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建设路径，它内在地要求从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利益的角度去全面审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现代化绝非同质化，相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价值是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根基，一方面，基于后工业时代背景下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本身肩负着双重的使命：在给予民族文化以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理性、法治、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文化因素的同时，又要避免这一文化模式因个体主体性过分发达等内在弊端而陷入现代化陷阱，而当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某些道德规范以及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精神信仰等人文价值，恰好是现代理性文化弊端的解毒剂。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蕴含的丰富文化遗产如果开发合理，也是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综述以上，文化路径，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是以人为本的内源性建设路径，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