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民俗思想中的调和性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4-07-31 11:24
第一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的学术渊源及其调和性特质
进入了“总结时期”的周作人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讲：“近时写<我的杂学>，因为觉得写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节，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去了，剩下的便只是空虚的文字和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无论是文学评论、散文创作抑或是翻译异域作品，周作人都强调其中蕴含的思想因素，而这诸多的思想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与学术背景，并在周氏孜孜以求中内化为己用。这其中民俗思想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1931 年，周作人在接受一家杂志提问时总结说：“我志愿的学术：希腊神话学；我最爱好的著作：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著作……”
周氏民俗思想受到的学术理论涵化正如其自己在《我的杂学》中提到的“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种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情两方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本章即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与日本柳田国男乡土研究两个方面，探究周作人民俗学思想多元的知识结构，以及经历学术涵化的周作人在民俗思想上多呈现出的科学启蒙与人间情怀并存的调和性特质。
第一节 西方的学术涵化与周作人的启蒙精神
周作人接触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理论肇始于其留学日本期间，原本因关注着西方的文学而需要了解神话的知识，由神话尤其是神话研究中的人类学派进而对文化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当初听说要读懂西洋文学须得知道一点希腊神话，所以去找一两种参考书来看”，“我到东京的那一年（一九零六），买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鲁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后来“对神话本身产生了兴趣便又去别方面寻找……安特鲁朗的则是神话人类学派的解说，我又从这里引起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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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交叉与周作人模糊的民俗学科意识
西方（欧洲）的民俗学萌芽于19世纪，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展开并与之呼应，赫尔德、格林兄弟成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早期的民俗学家们将民俗视为整合民族精神的有效利器，认为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源，同时他们反对启蒙理性，希望到民间文化中寻找自然、淳朴、遗失了的民族传统文化。及至 1846 年，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W.J.Thoms）创造了“Folklore”这个词替代英格兰的“民间 古俗”。早期的民俗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民众生活，它是非官方的、非正统的文化。汤姆斯即提到他创造的“Folklore”包括古老的“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
西方的人类学在 19 世纪中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化论人类学派的代表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被尊为“人类学之父”。人类学就是“期待建立一种关于人的自然特性和人类的文化创造这两个方面的科学”。广义的人类学如威廉•哈维兰（William A Haviland ）所指出，“在传统上人类学被划分为四个领域：体质人类学和三个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通常被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文化人类学研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而文化人类学的三个分支又有各自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家通常从过去的文化出发研究物质对象以解释人类的行为；语言学家研究人类的语言，描述语言、探究语言的历史或者研究人们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中是如何使用它们的；民族学家专门研究现在的或最近的文化，做文化比较研究，他们专注于文化的特殊方面，如宗教的或经济的实践，或者作为民族志学家，他们可能进入田野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狭义的人类学仅指社会文化人类学。如今美国还采用广义的范畴，而欧洲采用狭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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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启蒙中的调和作用
在以“科学”“理性”启蒙民众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新道德”是新文化阵营力主构建的价值系统。相应的，以“捉妖打鬼”的姿态解构旧有的文学趣味与伦理体系、为新文化建设工程提供合法依据成为主流的文化立场，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对民间歌谣审美成分的积极“开掘”与对民间俗信蒙昧因素的积极“发现”，代表了新文化人的“态度一致性”。而作为新文化阵营的同仁，周作人却以其学术立场的坚持显示出对主流形态的疏离，并对“科学”“理性”做出另一番诠释。本章以周作人调和性的民俗思想为切入点，探讨这一调和性的思想在周作人的文化启蒙中产生的影响，从其淡化主流形态对民间歌谣文学审美价值的观点，坚持民俗学研究价值，以及反省主流以“科学”论调对民间俗信做一边倒的价值否定，这三个角度展开论述，论证周作人疏离于主流倾向，坚持个人的学术立场，从而发掘他在更深层意义上显现出的理性精神与个人意识。
在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中，周作人并不是站在队伍最前列的领路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业已在《新青年》上发表，而此时的周作人却并没有给予积极认同，在后来的追忆中，他曾提到“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视，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什么有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这里“并不怎么对”也许并非出于他仍坚持恩师太炎先生在小学方面的复古立场，但此时不转变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从后来的转变中得知一二。张勋复辟事件，使得周作人有了新的觉悟，“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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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间歌谣研究的学术立场对新文学主流话语的疏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歌谣收集与整理，其初衷是与新文学运动白话新诗创作相裹挟的，为新诗的创作张目并为之提供本源上的支持。从动机上讲，这并无不妥之处，也取得了实际的效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延伸，如若将最初的视域稍作扩展，从学理上做一番“理智上的保障”，而非仅仅是“从情感上的发生”（刘半农语），文学价值“甚高”的歌谣便又被具备了民俗学上的研究价值，而这一点恰是周作人的学术坚持。犹为重要的是，唯其此种学术视角的坚持，在拓展了歌谣研究领域的同时，更从风俗、方言等个方面扩张了民俗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围。客观地讲，这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归于周作人，但其学术价值的坚持，对民俗学确然具有不可否认的草创之功与长远影响。周作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不仅显示为在主流层面的诸多“新”的倡导，更显示为其因秉持“科学”“理性”的新文化立场而对主流话语的反思，进而在新文学学科创制之外对“现代民俗学”的建设。
钟敬文先生指出，“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民俗学涌动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但实际上，近代的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萌芽，当时的一些仁人志士在介绍国外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将西方民俗写理论介绍到了我国。”但是，这些还只是“胚芽”。只有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近世歌谣征集处，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出版了《歌谣周刊》”的时候，“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才“拉开序幕”。
正如钟先生所言，1918 年的歌谣征集处，1920年的歌谣研究会以及1922年《歌谣周刊》的创刊等对于“歌谣”的研究是作为“北大时期”的民俗研究活动中的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其中歌谣征集处的创设自然成为歌谣研究的渊薮，更是歌谣文学审美价值想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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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 1
第一节 民俗学意义上的周作人研究缕析 ...................... 1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动机与思路 ................................... 9
第一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的学术渊源及其调和性特质........... 16
第一节 西方的学术涵化与周作人的启蒙精神................... 17
第二节 日本柳田国男乡土研究与周作人的人间情怀............. 31
结 论 ........................................................................... 36
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启蒙中的调和作用.............38
第一节 民间歌谣研究的学术立场对新文学主流话语的疏离....40
第二节 民间信仰研究对新文化启蒙有限性的思考............... 50
结 论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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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疏离于文化阵营的主流话语，在歌谣研究方面强调其民俗学价值而弱化其文学审美价值，在民间信仰分析上，采取既认定其原始荒蛮的积习又理解其民间情绪的传承的调和性观点，这样的学术立场使周作人疏异于主流的“合群”的价值取向，同时他的主动疏远实际上更体现着其坚守着 “科学理性”精神。赵京华先生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比较研究中指出，“观察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总体倾向,很难说是彻底的非西方主义,但除去五四时代,周作人溢出中国的主潮,在重视固有文化价值、理解民间传统中亦有一种与柳田相近的基于本土文化资源,寻求新的思考方式与价值体系的意识倾向。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周作人的思想与学问, 在西方普世主义遭到强烈质疑的今天,依然有其再探讨的价值”。
从生物遗传学、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深谙民间积习的强大滞性，而时常以“种业”“重来”这样带有历史循环论色彩的词语来形容文化积滞的周作人，也就能够对给予民众的艺术思想乃至人性以过高估价的行为做出有力的反思，因此他于“群”的热度始终保持冷静；又因其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对于文化传承的缓慢性、系统性与相对连续性有着明确的认识，所以周作人也同样能够对以历史宏大标准为信条的新旧优劣标准在合理性方面的缺欠予以指正。
本文编号：8228
进入了“总结时期”的周作人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讲：“近时写<我的杂学>，因为觉得写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节，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去了，剩下的便只是空虚的文字和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无论是文学评论、散文创作抑或是翻译异域作品，周作人都强调其中蕴含的思想因素，而这诸多的思想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与学术背景，并在周氏孜孜以求中内化为己用。这其中民俗思想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1931 年，周作人在接受一家杂志提问时总结说：“我志愿的学术：希腊神话学；我最爱好的著作：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著作……”
周氏民俗思想受到的学术理论涵化正如其自己在《我的杂学》中提到的“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种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情两方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本章即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与日本柳田国男乡土研究两个方面，探究周作人民俗学思想多元的知识结构，以及经历学术涵化的周作人在民俗思想上多呈现出的科学启蒙与人间情怀并存的调和性特质。
第一节 西方的学术涵化与周作人的启蒙精神
周作人接触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理论肇始于其留学日本期间，原本因关注着西方的文学而需要了解神话的知识，由神话尤其是神话研究中的人类学派进而对文化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当初听说要读懂西洋文学须得知道一点希腊神话，所以去找一两种参考书来看”，“我到东京的那一年（一九零六），买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鲁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后来“对神话本身产生了兴趣便又去别方面寻找……安特鲁朗的则是神话人类学派的解说，我又从这里引起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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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交叉与周作人模糊的民俗学科意识
西方（欧洲）的民俗学萌芽于19世纪，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展开并与之呼应，赫尔德、格林兄弟成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早期的民俗学家们将民俗视为整合民族精神的有效利器，认为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源，同时他们反对启蒙理性，希望到民间文化中寻找自然、淳朴、遗失了的民族传统文化。及至 1846 年，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W.J.Thoms）创造了“Folklore”这个词替代英格兰的“民间 古俗”。早期的民俗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民众生活，它是非官方的、非正统的文化。汤姆斯即提到他创造的“Folklore”包括古老的“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
西方的人类学在 19 世纪中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化论人类学派的代表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被尊为“人类学之父”。人类学就是“期待建立一种关于人的自然特性和人类的文化创造这两个方面的科学”。广义的人类学如威廉•哈维兰（William A Haviland ）所指出，“在传统上人类学被划分为四个领域：体质人类学和三个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通常被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文化人类学研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而文化人类学的三个分支又有各自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家通常从过去的文化出发研究物质对象以解释人类的行为；语言学家研究人类的语言，描述语言、探究语言的历史或者研究人们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中是如何使用它们的；民族学家专门研究现在的或最近的文化，做文化比较研究，他们专注于文化的特殊方面，如宗教的或经济的实践，或者作为民族志学家，他们可能进入田野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狭义的人类学仅指社会文化人类学。如今美国还采用广义的范畴，而欧洲采用狭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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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启蒙中的调和作用
在以“科学”“理性”启蒙民众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新道德”是新文化阵营力主构建的价值系统。相应的，以“捉妖打鬼”的姿态解构旧有的文学趣味与伦理体系、为新文化建设工程提供合法依据成为主流的文化立场，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对民间歌谣审美成分的积极“开掘”与对民间俗信蒙昧因素的积极“发现”，代表了新文化人的“态度一致性”。而作为新文化阵营的同仁，周作人却以其学术立场的坚持显示出对主流形态的疏离，并对“科学”“理性”做出另一番诠释。本章以周作人调和性的民俗思想为切入点，探讨这一调和性的思想在周作人的文化启蒙中产生的影响，从其淡化主流形态对民间歌谣文学审美价值的观点，坚持民俗学研究价值，以及反省主流以“科学”论调对民间俗信做一边倒的价值否定，这三个角度展开论述，论证周作人疏离于主流倾向，坚持个人的学术立场，从而发掘他在更深层意义上显现出的理性精神与个人意识。
在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中，周作人并不是站在队伍最前列的领路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业已在《新青年》上发表，而此时的周作人却并没有给予积极认同，在后来的追忆中，他曾提到“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视，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什么有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这里“并不怎么对”也许并非出于他仍坚持恩师太炎先生在小学方面的复古立场，但此时不转变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从后来的转变中得知一二。张勋复辟事件，使得周作人有了新的觉悟，“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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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间歌谣研究的学术立场对新文学主流话语的疏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歌谣收集与整理，其初衷是与新文学运动白话新诗创作相裹挟的，为新诗的创作张目并为之提供本源上的支持。从动机上讲，这并无不妥之处，也取得了实际的效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延伸，如若将最初的视域稍作扩展，从学理上做一番“理智上的保障”，而非仅仅是“从情感上的发生”（刘半农语），文学价值“甚高”的歌谣便又被具备了民俗学上的研究价值，而这一点恰是周作人的学术坚持。犹为重要的是，唯其此种学术视角的坚持，在拓展了歌谣研究领域的同时，更从风俗、方言等个方面扩张了民俗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围。客观地讲，这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归于周作人，但其学术价值的坚持，对民俗学确然具有不可否认的草创之功与长远影响。周作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不仅显示为在主流层面的诸多“新”的倡导，更显示为其因秉持“科学”“理性”的新文化立场而对主流话语的反思，进而在新文学学科创制之外对“现代民俗学”的建设。
钟敬文先生指出，“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民俗学涌动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但实际上，近代的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萌芽，当时的一些仁人志士在介绍国外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将西方民俗写理论介绍到了我国。”但是，这些还只是“胚芽”。只有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近世歌谣征集处，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出版了《歌谣周刊》”的时候，“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才“拉开序幕”。
正如钟先生所言，1918 年的歌谣征集处，1920年的歌谣研究会以及1922年《歌谣周刊》的创刊等对于“歌谣”的研究是作为“北大时期”的民俗研究活动中的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其中歌谣征集处的创设自然成为歌谣研究的渊薮，更是歌谣文学审美价值想象的开始。
..............................
绪 论 ..................................................................... 1
第一节 民俗学意义上的周作人研究缕析 ...................... 1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动机与思路 ................................... 9
第一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的学术渊源及其调和性特质........... 16
第一节 西方的学术涵化与周作人的启蒙精神................... 17
第二节 日本柳田国男乡土研究与周作人的人间情怀............. 31
结 论 ........................................................................... 36
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启蒙中的调和作用.............38
第一节 民间歌谣研究的学术立场对新文学主流话语的疏离....40
第二节 民间信仰研究对新文化启蒙有限性的思考............... 50
结 论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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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疏离于文化阵营的主流话语，在歌谣研究方面强调其民俗学价值而弱化其文学审美价值，在民间信仰分析上，采取既认定其原始荒蛮的积习又理解其民间情绪的传承的调和性观点，这样的学术立场使周作人疏异于主流的“合群”的价值取向，同时他的主动疏远实际上更体现着其坚守着 “科学理性”精神。赵京华先生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比较研究中指出，“观察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总体倾向,很难说是彻底的非西方主义,但除去五四时代,周作人溢出中国的主潮,在重视固有文化价值、理解民间传统中亦有一种与柳田相近的基于本土文化资源,寻求新的思考方式与价值体系的意识倾向。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周作人的思想与学问, 在西方普世主义遭到强烈质疑的今天,依然有其再探讨的价值”。
从生物遗传学、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深谙民间积习的强大滞性，而时常以“种业”“重来”这样带有历史循环论色彩的词语来形容文化积滞的周作人，也就能够对给予民众的艺术思想乃至人性以过高估价的行为做出有力的反思，因此他于“群”的热度始终保持冷静；又因其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对于文化传承的缓慢性、系统性与相对连续性有着明确的认识，所以周作人也同样能够对以历史宏大标准为信条的新旧优劣标准在合理性方面的缺欠予以指正。
本文编号：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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