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党内民主:定位、内涵与战略
本文关键词:党内民主发展中的三大矛盾及其解决路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04年第1期。
[39]夏水龙、晏红洁、李圣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王树元、郑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40]陈景云、王进敏:《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1期。
[41]周多刚、颜杰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发展的必然选择》,《福建党史月刊》,2006年第2期。
[42]应克复:《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唯实》,2001年第Z1期。
[43]徐腾、陈兆德:《激活党内民主的制度与实践——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
[44]张书林:《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理论建设》,2006年第2期。
[45]薛建平、赵清云、王翠兰、雷家兴:《党内民主建设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46]刘玉芝:《关于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思考》,《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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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尹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是党内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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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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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苏开源:《对发展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思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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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何芹:《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与路径选择》,《学习论坛》,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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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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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何芹:《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与路径选择》,《学习论坛》,2004年第11期。
[63]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4]何增科:《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65]潘泽林:《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
[66]黄宇:《论党内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唯实》,2005年第5期。
[67]周学锋:《党内民主的法律规制》,《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中,通过民主的制度化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期已经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继之而后,如何处理“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实现民主执政和党内民主开始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确认识和理解发展党内民主的精神,切实探讨发展党内民主的意义、内涵和途径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党内民主成为中国民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①]围绕着党内民主,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理论建设和实践主张,其中涉及到党内民主的概念、党内民主的意义、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些论文还对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与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回应与思考,党内民主的研究也已经具备了重要的规模。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定位
确定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是党内民主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做出了大量的研究。
一般的研究者认为,党内民主对党的建设意义重大。林尚立在《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指出,“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既是党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也是党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要求,因而既是目的,又是手段。[②]在《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实践》一文中,林尚立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生活,是科学的制度和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因而,它不仅涉及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而且涉及党的作风建设和思想建设,换句话说,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全局。”[③]
更多的研究者将党内民主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政治文明建设联系起来,从而使党内民主超出了一般的党建意义。在《论党内民主建设目标的三个层次》一文中,闫希伦将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分为三个层次:直接目标——保障党员权利;根本目标——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终目标——实现人民民主。作者认为,三个层次的目标互相照应,朝着最终目标发展。[④]另外,还有研究者从防腐、反腐、社会和谐等多个层面对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进行了思考。本文在此仅就其中最为典型的加强执政能力、推动人民民主、建设政治文明几个方面出发对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作以考察。
1.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能够实现民主化,完善民主制度,活跃民主生活。因此,党内民主的建设本身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这成为学术界研究者的一个共识,也成为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价值定位。
在《发展党内民主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作用》一文中,孙红竹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作用在于:有助于促进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并执行;有助于促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助于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助于促进党同人们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党群关系;有助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和惩治腐败。[⑤]
在《发展党内民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一文中,于连锐认为,正确认识执政能力与党内民主的关系,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党内民主对党的指导思想、党员队伍素质、党的基本制度、政策形成机制的影响上看,党内民主决定执政能力。我们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与执政能力的密切关系,克服就能力谈能力的误区,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党内民主的坚实基础之上。[⑥]
在《党内民主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一文中,姜山、孙勇胜、刘彤指出,党内民主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发展党内民主制度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完善与创新党内民主制度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固本之策;建立与创新党内监督制度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只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才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⑦]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突破口》一文中,王丹亦明确地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突破口。在作者看来,发展党内民主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保证党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才能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最有力的制度保证;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腐败问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⑧]
2.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就政治体制改革的三项基本任务来看,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之间存在着一个应然而且是必然的联系。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在《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与党内民主的选择》一文中,胡伟指出,我们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超越西方式多党竞争的体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来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形成一种非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着力研究的大问题。[⑨]
在《略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一文中,汪锡奎认为,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主要在于党的领导适应人民民主,在于党的决策活动,党的理论、政策和对于国家政权的组织活动适应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党的领导适应人民民主的关键是党内民主。党通过党内民主实现对人民利益的广泛输入和正确综合,从而保证政治决策符合时代和人民利益的要求,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党内民主的发展是人民民主发展的前提,又以人民民主的发展为动力。没有人民民主的发展就没有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反之亦然。[⑩]
在《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中,许耀桐指出,在中国,实行党内民主至关重要,没有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将受到很大的影响、限制。我们党已经找到发展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最佳路径,即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先行一步。发展党内民主,,首先要从基层党组织做起,然后逐级而上,实现全党民主。[11]
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一文中,原方指出,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组织资源,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制约、影响人民民主的运行方式,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垂范作用。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就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党内民主制度化引导人民民主制度化,以党内民主程序化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12]
在《论重视和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问题》一文中,杨怀生指出,事实表明,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就不能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不能凝聚全党的意志和力量,也就没有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13]
在《党内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切入点》一文中,王建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法定的执政党,其独一无二的执政地位、组织优势、民主传统以及中国的国情、我党当前所面临主要任务、中国政治体制为党内民主所创造的制度空间决定了党内民主将对人民民主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党内民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切入点。[14]
亦有研究者认为,就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来看,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不仅仅是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的问题,而且,党内民主本身就应该先于人民民主。在《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文中,陈兆德、徐腾指出,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走体制内民主化道路,是由中国目前政治力量的现实状况决定的;也是兼顾民主和稳定这两大政治发展目标的实际需要;还是基于中国历史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的策略考虑。[15]在《党内民主应先行于人民民主》一文中,赵金飞指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应是一种互动关系,但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先导和基础,是人民民主的核心和灵魂。应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以充分实现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6]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思路受到推崇,但这并不能使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混为一谈。对于党内民主和一般民主之间的区别,林尚立在《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指出,“党内民主不同与一般的民主,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民主来套党内民主。”[17]在《略论党内民主》一文中,张荣臣亦认为,党内民主同民主、民主集中制、民主作风等是有区别的,党内民主实质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体现在党的制度和党内生活中的,由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一切重大事务的权利。[18]
然而,完全地将两者分开来亦会走上歧路。胡伟在《关于“党内民主”的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即强调了两者的联系。他认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我们进行党内民主的建设,就要敢于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脱离了一般的民主范畴去谈党内民主,难免会不得其门而入。[19]
3.发展党内民主,建设政治文明
研究者们认为,党内民主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在《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党内民主建设之关系》一文中,周淑真认为,强大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执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保证。这里的逻辑就在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或载体是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政党制度建设,对执政党的研究应该把政党制度研究放在首要的地位;共产党处于多党合作的核心地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关键在共产党。[20]
研究者一般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内涵出发,认为党内民主是坚持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在《发扬党内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文中,吴长庚、宋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和显著特征。党内民主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首要一环,是人民民主的首要推动力,也是依法治国的先决条件,因而党内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导。[21]
在《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引擎》一文中,陈尧将党内民主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引擎。作者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从执政党的改革和建设开始,执政党的改革关键在于党内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是适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发展战略。[22]
在《建设政治文明首先要发展党内民主》一文中,李维斗甚至认为,建设政治文明首要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有关制度,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保证党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23]
在《党内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一文中,陈兆德、徐腾认为,以党内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体制内民主化道路,是由中国目前政治力量的现实状况决定的;也是兼顾民主和稳定这两大政治发展目标的实际需要;还是基于中国历史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的策略考虑。[24]
就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定位,研究者们还得出结论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有助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发展党内民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一文中,宋刚峰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25]在《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先进性的内在基础》一文中,王建国认为,民主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表现,是实现党的先进性的内在基础。只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才能使我们党永远保持生机与活力,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实现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6]
二、党内民主建设的内涵要素
从党内民主的现状出发,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党内民主的建设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工程,既是民主制度的建设,又是民主生活的培养。大部分学者均从不同的方面述及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思路与主张,综合起来,可以分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多个方面。
研究者一般把民主选举视为党内民主的入口。一般认为,建设党内民主,需要切实维护党章的权威,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使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实质性的行使,改革和完善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切实解决流动党员参与党内民主活动的途径、方式。民主决策被视为党内民主的关键。一般认为,建设党内民主,需要建立健全党的各种会议制度,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委员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既要做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民主参与,同时还要健全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做到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在民主监督方面,研究者们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比如,实施党务公开,建立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弹劾罢免制度,建立健全党内权利监督制衡机制等等。鉴于大多数的内容重复较多,不一一述及。
研究者一般都认可制度建设在党内民主中的作用,认为在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发展党内民主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系统分析》一文中,金太军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按照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目前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如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委全委会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彻底等。针对上述问题,应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发展党内民主;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发展党内民主;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27]
在《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文中,张旭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解决问题的对策是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公开制度,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完善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直选范围,加强对基层选举的监督;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落实和强化党员的监督权,保障党员的批评权、揭发检举权和要求罢免权等。[28]
在《党内民主改革的制度分析》一文中,杨宏山认为,党内民主是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前提上,立足于保障党员基本权利,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政治改革新探索。作者提出,党内民主改革的合理取向是: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实现重大议决权从常委会向全委会的转移;提高党内监督机关的独立性,建立适当的分权制衡机制;扩大党内差额选举的幅度,逐渐形成竞争性选举制度;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民主进程,促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共同发展。[29]
在《党内民主发展中的三大矛盾及其解决路径》一文中,梅丽红认为,党内民主存在着三大矛盾,即:党政高度“统合”与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之间存在矛盾;组织本位、领导本位与党员本位、党员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出现的各种利益化倾向与传统党建理论关于先进性内涵的规定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矛盾表明,发展党内民主,需要党政关系的配套改革,需要建立民主的授权机制和合理的权力关系,需要正视党内利益倾向问题的研究。[30]
1.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研究者一般认为,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是建设党内民主的基础。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夯实党内民主基础》一文中,王贵秀明确指出,确实保障党员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最深厚的基础。党员权利的实现与保障程度,标志着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离开了党员权利的充分实现和确实保障,党内民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1]在《对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思考》一文中,李东明指出,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六大,党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与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息息相关。[32]在《保障党员权利,发展党内民主》一文中,王广辉认为,党员权利是党内民主的逻辑起点,党员权利如果得不到保障,党内民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3]
在《试论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在发展党内民主中的重要作用》一文中,赵金鹏、房晓军中具体地指出,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与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联系,即: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养成党内民主风气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党内民主顺利实施、贯彻、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作用的关键要素;只有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才能树立党内民主监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有效防范任何破坏和损害党内民主的行为。[34]
在《党员权利“虚置”:党内民主建设必须解决的难题》一文中,梅丽红指出了党员权利“虚置”的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解决之道。作者认为,党员权利的虚置主要表现在如知情权落空;参与决定权难落实;对党的政策参加讨论有禁忌;揭发检举权和监督权难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流于形式。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要使党员享有的民主权利能够得到实现和保障,应该正视组织本位、领导本位与党员本位、党员主体的冲突,建立民主的协商、授权机制和合理的权力关系。[35]在《提高党员民主素质,促进党内民主发展》一文中,唐秀玲认为,现阶段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强化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并坚持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党内事务,使党员的民主素质不断提高,以促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36]段良在《以党章为指导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一文中指出,党章明确规定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规定了党员的基本义务和权利,为发展党内民主指明了方向。[37]
2.完善民主选举制度
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发展党内民主》一文中,王贵秀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形式是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多样的,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则是其中最具基础性、也是最为迫切的一项工作。[38]研究者一般都从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和完善党内选举程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措施。[39]在《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一文中,陈景云、王进敏从权利和权力的角度提出选举制度改革的目标,即:扩大党员和党代表的民主权力、减少和限制上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实现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民主选举。[40]
3.探索党代会常任制
就党代会常任制,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内民主的关键,而党的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党代会的常任制。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文中,周多刚、颜杰峰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主要形式。解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难以发挥作用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因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最重要载体;常任制是党代会权力不致流失的根本保证。[41]应克复在《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一文中从苏共失权的教训出发,力主治党体制的转轨。其主要目标即:党的代表大会应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并实行常任制;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两委并行,分别向代表大会负责,从而使党内确立立法、执行、监督三机关互相制衡的权力体制。[42]在《激活党内民主的制度与实践——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思考》一文中,徐腾、陈兆德认为,进一步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要设立党代会常务机构,调整和规范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建构党代会与党委、纪委之间的新型权力运作机制。[43]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一文中,张书林甚至认为,党代会常任制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突破口。其内在的逻辑是:人民民主发展的突破口是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发展的突破口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突破口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因此,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突破口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44]
4.基层党内民主建设
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建设与一般党组织的建设并无太多不同之处,但是,随着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在基层却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极大活力与原创性的民主形式,比如公推直选、“两票制”、“两轮三票”等等,这些形式为如何建设党内民主提供了重要思路。
研究者一般都认可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在《党内民主建设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一文中,薛建平、赵清云、王翠兰、雷家兴指出,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作为“地方”组织的县级及其基层党组织至关重要,必须高度重视抓基层工作,固本强基,夯实基础。只有基础巩固,我党的执政能力才会提高,我党的执政根基才能坚如磐石。[45]在《关于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思考》一文中,刘玉芝认为,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是加强和改进农村党建的基础,对推动村民自治、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6]
在《“公推直选”: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实践的新探索——河南省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试点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袁建伟指出,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是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实践的新探索,其关键性的创新有两项:一是通过公推产生候选人,二是召开党员大会进行差额、直接选举。[47]
在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制度建设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多的争论。比如,有学者主张要想加强党内民主,需要实行党代会年会制,[48]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党内民主并非一定要实行年会制。[49]就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胡伟在《关于“党内民主”的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既有的权力运作模式未变的情况下,盲目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加重文山会海的负担,引起群众的反感,不仅不能成为我国民主化的突破口,反而可能诱发一些政治上新的问题”。[50]
三、党内民主建设的战略选择
既注重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也兼顾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这种综合推进的思路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战略选择。也就是说,党内民主既要注重制度建设,完善相应的选举、决策与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切实地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党内民主是党基于自身的性质、任务和宗旨,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对党的组织、体制和过程所做出的民主的制度规定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51]
在分析党内民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典型思路。大多数的研究者均分析了党内民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设意见。在《党内民主发展中的三大矛盾及其解决路径》一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梅丽红指出了党内民主建设的这样一个困境: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复杂之处就在于书本上的“理应如此”和实际运作上的“事实如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52]
在党内民主的建设原则上,研究者们一般都认可民主集中制在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指导性地位和作用。在我国,无论是党的组织原则,还是人民政权的组织原则,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种组织原则上的一致性为党内民主的展开提供了与一般民主的共同之处。
高豪彦在《对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首先要从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开始。要改变片面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惯性思维。建立健全党内选举制度、建立代表大会常任制等制度;要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明确划分集体领导与个人之间的权限责任;要在“行动一致”的前提下,健全保障党员主体权利的制度。充分听取广大党员的意见。[53]
在《改革体制机制:发展党内民主的新思路》一文中,高兰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应包括原则性制度、体制性制度、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等四个层次。只有当每个层次的制度科学合理、各个层次的制度之间能够有机联结、相互协调、真正形成有机的体系时,它才能对主体行为形成有效规范,保证民主集中制规范地、正常地运行。[54]苏开源则在《对发展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思考》一文中从“完全民主”,即选举民主、平等民主、自由民主和权威民主的有机统一出发,以求全面理解和补正民主集中制的整体内涵,发展党内民主。[55]
除民主集中制外,研究者们还指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其它原则。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原则和思路探析》一文中,裴泽庆认为,根据党内民主的本质属性和时代要求,新形势下发展党内民主应遵循:目标性原则、党员主体性原则、平等性原则、公开性原则等。[56]在《关于党内民主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刘晓根认为,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平等原则、多数决定原则与程序原则。[57]
就党内民主的道路,研究者一般都认可渐进式的发展。在《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与路径选择》一文中,何芹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选择“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战略。这一战略要求我们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时在思想上要积极,行动上要稳妥;在实践中做到循序渐进地发展党内民主。[58]在《党内民主的增量式发展与路径依赖》张书林还提出了增量式发展的道路,也就是在党内民主已有的发展成果、发展水平和制度架构的基础上,渐进地、稳步地推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应该不断冲破党内民主发展的路径依赖,稳步地向前推进。[59]
在推进方式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党内民主应自上而下并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但要以自上而下为主,重点放在中央。理由是,党的组织层级越高,组织结构就越完整,党的干部素质就越好,因而也具备民主化的条件,而且上层人数涉及较少,便于操作,因而也就容易达到预期目标。相对而言基层民主化容易失控,产生各种负面效应,从而使中国民主化的成本风险较大。[60]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扩大民主范围到基层党内,是村民自治发展的逻辑延伸。农村“一肩挑”、“两票制”、“直选书记”等模式的建立,是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同村民自治实行对接的有益尝试。而中国民主化进程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从基层做起,基层快于上层的过程。这样做似乎更为稳妥一些。并不是说上层的改革停下来,而是说上层的改革稍微靠后一点。[61]亦有研究者主张综合的渐进式道路,即走高层民主示范、中层民主带动和基层民主试点的途径。[62]
就党内民主的选择,胡伟在《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一文中认为,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应选择先精英后大众、先共产党内后共产党外、先中央后地方及基层的体制内渐进发展路线,通过扩大差额选举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并从中央做起。[63]
在《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一文中,何增科认为,发展党内民主的核心是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党内民主选举不宜从高层做起,而应当从基层和地方做起。党内民主选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使党组织向政权机关提名领导人的方式民主化,真正将党内优秀分子推荐到政权机关中担任领导人。因此,应当将党内民主选举同政权机关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民主选举连接起来,从基层做起,实行二选联动,实现执政党依法选举执政。[64]
在《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一文中,潘泽林即提出了推动党内民主的“党务公开”理论。[65]在《论党内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一文中,黄宇指出,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看,发展和实行协商民主,不失为一种推进党内民主的可行路径。[66]
除了从党内健全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外,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对党内民主实施法律规制的主张。在《党内民主的法律规制》一文中,周学锋认为,对党内民主必须有政党自治和法律规制的双重保障,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最高政治权威地位、肩负着崇高历史使命的政党而言更是如此。对党内民主进行法律规制应在尊重政党自治权的基础上实行间接性和原则性规制,不是用法律具体设计和包办党内民主,主要是从外部保障和规范党内民主,为党内民主设定底线和边界。为此,作者还是指出了应着手修订我国的现行宪法和选举法,制定政党法,创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政党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等系列制度。[67]
[①]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及特藏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来看,国内学术界有相关的学术著作36部。(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及特藏数据库;统计方法:计算机检索;检索词:党内民主;检索方式:全字段查询;检索结果:36个记录;截止时期:2006年11月20日。)就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CNKI)的搜索结果来看,在标题中含有“党内民主”的论文就有706篇。(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CNKI);统计方法:计算机检索;检索词:党内民主;检索方式:标题;检索结果:706个记录;截止日期:2006年11月20日。)就百度搜索引擎数据库的搜索结果来看,373,000条记录。(数据来源:百度搜索引擎();统计方法:计算机检索;检索词:党内民主;检索方式:全字段查询;检索结果:373,000个记录;截止日期:2006年11月20日。)
[②]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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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吴长庚、宋晖:《发扬党内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事求是》,2004年第1期。相同观点亦可参见李权林:《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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