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

  本文关键词：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刘碧寒，沈凡卜：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中国许多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大院的逐渐解体、人口及住宅的不断外迁、产业的转移和置换，都使得城市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生了转变。在以集聚经济为代表的集聚力和通勤成本为代表的分散力的作用下，城市呈现出单中心或多中心的复杂形态。作为城市功能的基本要素，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成为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居住平衡研究的热潮。

职住平衡的基本内涵是指在某一给定的区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数量和就业岗位数量大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通勤交通采用步行、自行车或其他非机动方式，有利于减少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10]。塞维罗（Cervero）认为，在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就业岗位的数量与家庭的数量之比在0.8—1.2之间即是平衡的，此为平衡度（Balance）的测量[11]；托马斯（Thomas）修正了塞维罗的单”，即职工家庭假设，采用“独立指数（IndependenceIndex）给定地域内居住并工作的人数与到外部工作的人数之比进行测量，被称为自足性（Self-containment）的测量[12]。虽然对职住平衡是否能够有效减少交通通勤流量的政策效果还存在争议[13-15]，但研究大城市内部是否出现了职住过度分离的现象，及其可能对城市交通造成何种影响还是非常有意义的。1.2国内就业—居住平衡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对居住空间布局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就业空间布局及就业—居住空间结构的研究则较少。居住空间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居住用地扩展[16]、居住空间分异[17]、住宅郊区化[18]、迁居及住房选择偏好[19]等。以此为基础，学者们开始探索城市内部的就业与居住平衡关系。周一星，吴国兵等人从郊区化的视角，认为就业和居住在市场作用下开始分离并向新的空间结构发展。许多大城市开始进入郊区化的发展阶段，人口与产业的郊区化现象成为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新特征[20,21]。郑思齐等基于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的城市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了城市发展中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匹配问题，并结合中国现状提出研究前景和方向[22]。宋金平等人认为产业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并不同步，职住分离造成了就业空间错位[23]。周素红、闫小培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24]。

国内学者研究就业—居住空间关系的难点在于就业数据的获取，通常采用的数据获取方法有两种：利用区县尺度的就业数据进行职住平衡分析，反映人口通勤的宏观流向趋势；发放调查问卷，进行微观个体研究，反映某一区域内就业居住的空间关系。区县尺度的就业数据虽可以反映城市宏观情况，但精度较差，很难突出职住平衡有特色的街道；调查问卷在反映城市整体的职住平衡关系上还有欠缺。本研究基于北京市2001年单位普查的数据，全面掌握北京12个区县242个街道的就业和居住空间数据，在甄别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的基础上研究职住平衡关系，在反映城市整体就业—居住平衡趋势的同时确保研究的精度，突出职住特色鲜明的街道和地区。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全面地了解北京都市区就业中心与居住中心的空间分布以及各个尺度上的就业和居住平衡状况，从而对北京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有一个比较准确地把握。

1就业—居住空间结构的研究回顾

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就从生态学的视角对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得出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和多中心模型三种城市空间结构类型，随后的行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对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大量不同视角的研究。1.1欧美就业—居住空间结构的研究历程

居住空间分布是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形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内部人口分布、居住空间的地价竞租、个体迁居行为、居住分异与社会公平等。具有代表性的有克拉克（Clark）的城市内部人口密度模型[1]；布隆梅尔（Brummell）的综合迁居行为模型[2]；阿隆索（Alonso）[3]、姆斯（RMuth）[4]和米尔斯（Mills）[5]的单中心城市假设下的居住空间决定模型（AMM模型）等。这些模型以不同的视角对城市内部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机制。

与反映夜间城市人口分布的居住空间不同，就业空间布局能更好地反映城市居民白天的工作活动状况，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就业单中心是许多中小城市的一般空间形态，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就业次中心（Employment”不断涌现，许多大城市朝着“多中心城市Subcenter）

（Polycentricity）”的空间形态演变。麦克米伦（McMillen）和麦克唐纳（McDonald）认为，城市就业中心的本质在于它是否是经济活动中各种要素流（特别是信息流）的节点，以及它是否对周边的就业、人口和住房（土地）价格有足够的主导能力[6]。麦克米伦（McMillen）和史密斯（Smith）认为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融合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优点，就业次中心不仅可以导致次中心当地的人口密度和房地产市场的增长，而且可以为集聚经济提供比CBD更低的薪水和地价[7]。从麦克唐纳（McDonald）[8]开始，学者们利用就业人口的空间数据，从就业密度和就业总量两方面对就业次中心进行判定，界定出亚特兰大、巴尔的摩—华盛顿、休斯敦、波士顿、印第安纳波利斯、洛杉矶[9]等美国许多大都市区的次级就业中心。

虽然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形态各自得到了大量经验和实证的研究，但二者的平衡关系却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才引起学者的注意。随着企业及其提供的就业机会在城市中心区不断集聚、人口及住宅不断外迁，职住过度分离、长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等现象在全球许多大城市内部出现。致力于建设紧凑城市、引导土地混合利用、减少私家车出行的“精明增长”规划理念倡导就业和居住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引发了就业—

2北京都市区的就业中心

本文研究的北京都市区范围为除平谷、怀柔、延庆、密云以外的12个区县，即通常意义上的最远可达通勤圈，总面积90,723km2。其中新东城、新西城（区划调整前的东城、

HUMANGEOGRAPHYVol.26.No.4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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