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_首席战略师_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本文关键词：战略现实主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战略现实主义

——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

宋德星

　　内容摘要：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应积极顺应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贯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在知晓自己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的基础上，避免冒险政策。在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仍须把握安全、发展、和平和正义这几类核心价值，特别是坚持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规划好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即坚持一种战略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大战略观。战略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在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势下，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内向型关注，鼓励以健全的外交政策来支撑长远的国家利益。尽管战略现实主义遵循着自助的逻辑，以安全和强盛为根本价值追求，以谋划和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出发点，但它并不主张鲁莽地卷入国际权势大争斗，而是要求明智地使用权力，通过优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定地推进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从外交哲学意义出发，战略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在21世纪基本取向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具体政策的精确概括。

　　关键词：中国；大战略；战略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09-0004-14

　　20世纪是一个充满着现实主义基调、将国家间冲突和权力政治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世纪，它不仅见证了大国的兴衰，而且见证了伟大的思想交锋和制度的较量，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历史变革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后冷战这些大概念最直接也最生动地诠释了这个时代的生机与残酷：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只要它们能敏锐地把脉时代发展的逻辑，就有机会在国际权势等级阶梯中赢得一席之地，获得成功；反之，就将遭受严重的挫折，甚至是失败。从这个意义出发，一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或者用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话说，“公民的审慎”①就显得至关紧要，因为唯有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才能确保其不迷失方向，从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恰恰是在“公民的审慎”这一点上，国务家们无不为之深感焦虑，因为这需要消弭战略理性与大众舆论之间的分野，平衡利益与价值追求，兼顾长远和眼前的得失，因而一套成熟的治国理政方略就不可或缺。换言之，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深的战略，还需要将战略概念化，即将治国谋略演化成易为国民理解和认同，从而赢得其支持的一般性知识，如此才能夯实其赖以成功的国内基础。就当今中国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在历经了国际风云的磨砺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表现得越来越成熟、务实和审慎，而且日益强烈地认识到，在追求世纪强国的宏大抱负过程中，在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且其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之后，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概言之，在21世纪，中国的国家大战略需要一种可贵的情怀，它必须既符合当今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道路选择，又须符合新时代的战略心理特质，同时也反映中国的战略思想传统，并以中国的安全、繁荣和强大为根本价值取向。这就是战略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②它是在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的情势下，以国内事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心取向，按照既定的战略步骤和行动路线图，通过优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定地推进战略目标的实现。像所有的现实主义一样，战略现实主义遵循自助的逻辑，以安全和强盛为根本价值追求，以谋划和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出发点。不同于进攻性现实主义，③战略现实主义不主张鲁莽地卷入国际权势大争斗，而是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内向型关注，鼓励以健全的外交政策来支撑长远的国家利益，④其核心是关注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以使对手做自己所希望做的事。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它做自己担心的事。⑤为此，战略现实主义在承认冲突和危险的同时，也承认有共同利益的存在，“哪怕仅仅是对相互损害的避免以及一种把另一方对更为有利之结果的需要当成是本方也可以接受的意识”。⑥就当今中国而言，“战略现实主义”一词是外交哲学意义上的，是对新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的基本取向的一种强烈描述，而不是对具体政策的精确概括。当然，基于战略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中国的国家大战略除去需要高度关注目标与手段这类根本性问题外，当前尤其需要关注后冷战时代的时代风貌和战略心理特质、国际体系以及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发展大势中所蕴涵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制约因素；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问题，因为它直接关乎战略的效用。

　　一、“不确定性”与中国大战略的顺应逻辑

　　21世纪是一个传承与变革并行的时代，其间尽管国际事态纷繁复杂，但其总的国际政治图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所催生的。其中，发端于20世纪最后十年，又在21世纪延续着自身逻辑的“后冷战时代”，自然地成为了新世纪战略心理特质的演绎者。毫无疑问，对于时代问题的把握是一切战略缔造的根本出发点。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B.H.Liddell Hart)在探讨冷战时期的大战略问题时曾指出，氢弹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⑦同理，后冷战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战略时代”，一个需要努力去适应并认真加以应对的变化中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需要继续关注那些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之外，⑧最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和把握这一新的战略时代的特性，明辨其特有的战略意涵。这是因为，尽管大战略缔造的内在机理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实施的外在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与冷战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众所周知，冷战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确定性，即国际体系的高度结构化——两极化，结果是威胁的来源不仅具有确定性，且主要是单维度的，即来自理性行为体——国家——的军事威胁，因而也是比较容易预判的。而在今天，国务家们再也无法奢望可以像冷战时期那样将威胁主要置于政治-军事的单一范畴来考量。正如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威胁和安全挑战相互关联着，即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信息技术、金融资本的流通、武装冲突、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资源稀缺、难民问题等，所有这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系着”。⑨结果，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威胁不仅更加多样化，而且呈现跨国化、模糊化和不可预知的特征；随之而来的是，冷战后的主权国家，哪怕是最强大的主权国家，都显现出了新的脆弱性的一面，且这种脆弱性正在被冷战后新生的对手所利用，例如信息领域里屡见不鲜的网络攻击、跨国恐怖主义活动等。

　　正是这种全球性威胁的多面性和多方向性，使得“不确定性(uncertainty)”⑩几乎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在思考国家战略时的一个通用语。江泽民同志曾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正面临新的进步，但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是各国人民的关注点。”(11)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就职演说中发出了同样的感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真实实的。它们非常严峻，而且纷繁复杂。这些挑战难以轻易应对，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化解。”(12)毫无疑问，这种普遍存在着的不确定感和危机感，恰恰就是后冷战时代最好的心理写照。

　　正是着眼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本身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富裕、社会公正、国家发展、世界和平的基本目标。“这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大政方针，落实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广泛实践中。”(13)在21世纪，中国同时追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这几类根本价值，充分体现了出时代发展的要求，其隐含的逻辑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佳途径在于全面发展自己，使自己强大。显然，中国能否稳步地实现上述目标，除去国内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世界，亦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就积极顺应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压力，形成并加强了学习和自我改造的能力，抓住历史机遇奋发振兴。其中，尤其具有指导意义的是邓小平的战略思想。(14)及至21世纪，“很显然，中国战略思想上的优势足以让它自豪。因为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战略思考更显深入，注重通过优化外在环境，为和平、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创造有利条件”。(15)而美国大战略理论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认为，尽管中国可能是大国中战略地位最差的，但在大战略的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它比俄罗斯的、美国的和日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16)

　　尽管如此，美国战略理论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的下述论断对当今中国来说同样适用：“尽管遗憾，但事实是：战略中的那些意义深远的问题，即那些可能深刻影响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深远问题，准确地说，其本身是无法进行科学分析的，因为它们通常充满了价值判断。”(17)也就是说，在战略缔造和实施过程中，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方面的固有困难是难以克服的。所以，尽管当今中国在根本的国家道路选择上有着高度的一致和广泛的国内共识，但在战略事项的优先选择上，在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问题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世纪之交出现了有关“韬光养晦”的争鸣。(18)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做了如下解释：“韬光养晦，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19)实际上，对于“韬光养晦”战略方针，多数学者持赞同的立场，大家至少在下述这点上有着广泛的共识：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同美国为首的西方正面抗衡的主张是错误的。尽管学界普遍认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而应该坚持，但也有人指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与“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方针之间存有内在矛盾；(20)而更激进的观点则认为：“对今日中国外交来说，问题不在于强硬而在于软弱，不在于挑战世界秩序而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与尊严。”(21)

　　上述观念的分歧，恰恰说明了后冷战时代是一个“焦虑的时代”，(22)因为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是重要的和紧迫的，而且具有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鲜明特性，使得我们在治国谋略方面也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逻辑”。换言之，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包括物质和心理方面的特质，已经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中国的大战略也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并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为此，在思考中国的世纪大战略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一，中国大战略的力量源泉在于中国自身，即只有发展好自己才能改变世界。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统筹和优化好国内大局。换言之，中国大战略的国内维度优先于国际维度，这既是中国基本国情使然，也是大战略自身逻辑的结果。其二，在21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这一大战略目标的实现，(23)不仅有赖于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的大战略谋划。可见，中国的大战略缔造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历史性课题，因而格外需要政治远见、政治意志和政治决断。为此，要确保政治在大战略中的统帅和灵魂地位。其三，在根本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大战略目标已经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当前迫切需要在现实利益与价值追求上、在“不当头”与“负责任”之间、在战略理性与大众舆论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大战略应是一个动态发展以确保内在平衡的过程，唯有如此，才有希望做到既能优化外在战略环境，又可夯实其赖以成功的国内基础。总之，要立足于国内发展，，以强国为牵引，在动态平衡中自主地实现安全、发展、和平、正义这几类根本价值追求，这是21世纪中国大战略应顺应的逻辑。

　　二、中国世纪大战略的现实主义基调：拒绝冒险政策

　　21世纪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即中国要在新世纪的中叶取得世界强国地位。因为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是百年来中国诸多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其实现与否将关系到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以及中国人民与政府间的凝聚力，强国地位的实现有助于减小中国受到当今超级大国压制甚至欺侮的可能性，有助于减轻所有可能对中国心怀叵测的国家的实在或潜在威胁，也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大国)的合作和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地维护和追求中国应有的国家利益。(24)

　　首先，对世界强国地位的追求作为当今中国崛起的一大动力，它直接催生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战略信条。它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在于，通过哪怕不受欢迎甚或招致国际制裁的战略举措也要促使世界认识到作为大国的中国，它不仅仅是概念和言论意义上的，而且确实是一个按照基本的战略规划不断迈进的战略现实。换言之，中国决心通过发展自己来改变世界，正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自助战略思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就认识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负责任的最重要的体现。(25)当然，发展也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26)基于这样的治国理政思路，中国的国家大战略便自然地围绕着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展开。

　　尽管中国对根本的国家道路做了非常仔细的考虑，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和平的估算”，谋求的是和平崛起，(27)但毫无疑问，中国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和平崛起，将不得不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性的新的战略时代里实施。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当冷战结束时，原先两极体系“内在的秩序(inside order)”随之变成了“外衍的秩序(outside order)”。也就是说，内在秩序的逻辑向着更大的全球体系拓展了。当然，约翰·伊肯伯里(John G.Ikenberry)所谓的“内在秩序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际政治逻辑。(28)对于美国而言，其最大的国际政治逻辑是防范一个地区大国成长为足以挑战其世界领导者地位的体系强国。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随着“中国因素”的影响持续增大，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上升，对中国的戒备、防范和牵制也明显增多。用汉德尔·琼斯(Handel Jones)的话说就是：中国越是强大，其对美国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大。(29)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直白地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一旦它(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就坚定地应对之。”(30)

　　其次，中国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和平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好、优化好国内问题，通过发展自己来缩小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来迎接长期的挑战。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不仅需要努力缓解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安全两难情势，而且需要同时与五类国家打交道，以实现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诉求、经济利益诉求以及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国际威望。在五类国家中，第一类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它一再鼓吹“再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并借此谋求在亚洲的强势存在。第二类是日本和韩国，曾经的东亚经济奇迹的领跑者。第三类是与中国北部边界接壤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它们既是独联体国家，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第四类是印度和东盟各国，亚洲的新兴力量或力量中心。第五类是西方所谓的“弱国家”(如缅甸和巴基斯坦)，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定，但它们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上述国家不仅类型各异，它们的战略目标、战略能力和战略倾向也相去甚远，这无疑显著增大了中国地区外交的难度。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中国仍然是亚洲的一个战略上的“孤独者(strategic loner)”。(31)

　　最后，就国家层面而言，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决定了国家所关心、所描述的不仅是伟大与复兴，还有对生存、发展与前途的严重焦虑，对可能引发的战争危险与冲突的巨大担心。所以，一方面是国际危机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是国家在总体上还未做好应对危机事态的民族心理准备，在其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危机感和挫折感，进而带动民族主义思潮的上扬。相应地，作为大国应有的“公民的审慎”也就严重缺失了。在这方面，马来西亚前外长阿卜杜拉·巴达维(Datuk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的告诫或许值得铭记：“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如果我们不进行对话，不进行外交活动，可以想象的是，我们就会重返强权政治、对抗和紧张的时代。我们就会变得好战、好斗……我们就会重返过去那种敌对式的威胁与反威胁状态。我们就会建立和加强同盟，被对抗行为的非理性和激情所左右，直到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变得一片模糊。”(32)

　　在这样的体系秩序、地区环境和民族心理氛围中，中国大战略赖以成功的一项重要的内在保证，这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战略睿智、战略远见、战略耐心和战略勇气，特别应拒绝冒险政策，即避免给自己设定一种冒险的情势。如何做到，笔者认为：第一，绝不要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危险的窘境：要么前进则大冒风险；要么后退则丢失面子。(33)第二，要借鉴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W.Schroeder)的下述提醒：不要去做你的对手或敌人想做、但若没有你自己的帮助它永远也无法做成的事。(34)第三，即便是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今天，依然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自控能力，其中特别要注意避免运用单一力量手段来谋求战略突破，来破除国际体系的限制，来变更强权关系。历史上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统治下的德国，其失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为此，在21世纪里，中国一方面是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正常国家，另一方面还应是其中的一个创新型国家。正常国家意味着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既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自我利益，又遵循由国际社会的共识或主流意见所定义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在这两者发生抵触的场合时尽可能予以恰当的平衡。创新型国家包含着三层含义：其一，在非常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多项安全两难之中能成功地实现、并持久地维持和满足于其自身的基本安全。其二，在一个十多亿人口、有着种种内部困难的大国，它能成功地依靠和平的、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并维持基本富裕。其三，作为主角之一，它能促使自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强国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发生改变，将其转变成(并且是大体和平地转变成)西方同非西方新兴强国之间互相协调、持久共处的国际社会。(35)

　　总之，在21世纪，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将不会很快改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基本战略不能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除非打世界大战，否则我们横下心来发展自己的决定不能变。(36)需要恰当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避免冒险政策，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不把自己摆到与美国对抗的位置上；同时需要有所作为，在自助(即发展自己)的同时，应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制衡霸权国家的单极图谋，以不失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世界强国地位追求。

　　三、21世纪中国有关力量运用的艺术：适度与必需

　　大战略作为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可见，大战略除去目标这一根本要素之外，手段(即力量的运用)也同等重要。实际上，力量的强弱有时甚至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基本国际态度和外交政策方向。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对冷战后美国与欧盟的外交行为做了一番比较分析后指出：“它们各自不同的力量观，自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战略判断，不一样的威胁评估，不一样的应对之道，不一样的利益估算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价值与意义持不一样的看法。”(37)

　　有趣的是，“战略概念与经济学概念总是有着惊人的一致，两者关注的都是如何能最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以实现某种目标”。(38)鉴于一国的安全需求本质上是无止境的，而可用资源相对有限，故大战略自身的逻辑就是：在国际政治中，不仅要对战略目标有所限制，而且力量运用亦要有所限制，如此才能避免因国力的“过度伸张”而招致失败。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承担不起“野蛮地”使用力量的巨大代价。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之所以被美国战略界所诟病，其原因亦在于此。

　　除去大战略本身的逻辑要求外，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决定了力量运用的限度。在2010年，尽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00美元，世界排名在第104位左右，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还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没有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朝着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的发展目标决定了中国不会也无法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权势的大争斗之中，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对力量的运用在总体上能保持和平性质，即主要是和平地积累、发展和使用力量。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关切与反应。在21世纪，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西方国家总是线性地妄测中国必然会变得更富于挑战性，并据此推断出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在西方眼里，中国似乎成为了“一个正在建立可靠军事力量的经济强国”。(39)鉴于此，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除去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外，还应明确指出，尽管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中国不会充当“挑战者”。恰恰相反，“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40)

　　正是由于力量运用背后所蕴含着的权力政治逻辑，(41)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的中国，在战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拥有自己的关于力量运用的基本方略，以便统一认识，从而确保力量手段与大战略目标相一致。而上述的大战略的适度逻辑、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关于力量运用的基本方略是战略现实主义的，即不以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为根本导向。这方面，历史上大英帝国有关欧陆的“光辉孤立”思想、美国独立后有关不卷入欧洲“旧大陆”列强之间权力斗争的“孤立主义”思想，对我们而言均是有益的启示。为此，中国明确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力量运用原则。然而，西方国家对这一原则断章取义，妄称“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计谋，意在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显然，这些言论都是无端猜疑。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42)

　　毋庸讳言，随着国家利益的急剧拓展，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多元化，越来越严峻。相应地，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对各种力量手段的运用也将越来越频繁。在21世纪，尽管中国的力量规模日益增长，但在对外关系中进行力量运用时，(43)仍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这方面除了外在环境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同时意味着针对国家利益的外来威胁也日益扩散，进而也就意味着政府有责任对外来威胁做出必要的反应。具体到力量运用方面，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各种可供做出灵活反应的力量以及运用这种力量的能力，同时还需要一种灵活反应的哲学作底蕴。若暂不论灵活力量的建设这一议题，就后一方面而言，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其一，对国家利益做细致的厘清，即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同时还需要就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取得广泛的认同甚至是一致，以便防止抽象地使用国家利益概念，特别是要消除那种对国家利益做工具性解释、严重违背战略理性的倾向。其二，需要对安全威胁做细致的界定，即谁或什么构成了威胁，是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是军事威胁还是非军事威胁，是威胁到了国家还是国民，威胁是怎样实施的，是全球性质的威胁还是地区性质的威胁等诸如此类。同时。我们还要防止对安全威胁做宽泛化的解释，因为这会给人们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如果是这样，可能严重干扰力量建设的方向。其三，需要对力量运用的后果做细致的战略评估，其中特别是要把力量运用作为一个过程、一个长时期的博弈过程来加以审视。只有基于这一标准，才能真正做好力量准备，控制好力量运用的规模与力度。

　　第二，随着国际体系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国际关系领域中力量的运用给予了太多的关注；而“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益使人们对力量崇拜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国际政治的现实还是弱肉强食。结果，人们对国际问题和国际事态多多少少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判断，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倾向于相信甚至渴望用单一力量手段实现战略上的重大突破，而更为极端的看法则是鼓吹用单一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拓展。其二，倾向于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割裂开来，不能或者不愿意像国务家们那样，同时考量内部结构性困难与外部结构性困难，并以此作为如何进行力量运用的基础之一。其三，不能把国际关系中力量的运用视为一个长时间博弈的过程，而是渴望得到直接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这种心态下，往往是情绪化的因素主导着判断力，进而给政府的决策施加了更大的干扰和消极影响。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取胜之道，(44)力量本身尽管十分重要，但运用力量的能力和艺术尤为关键。当前，为化解力量运用时所面临着的外在困难和内部干扰，我们尤其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其一，发展、改进和整合各种力量手段，以确保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刻都能够自如地做出灵活反应以及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确保实现各力量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其二，确保主要力量与国家安全战略更有效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基于持久的、核心的国家利益，优先发展、谋划好那些用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战略力量和能力。其三，既要避免反应迟缓，又要避免反应过度，为此需要把安全决策机制从其他机制中剥离出来，并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予以调整优化。其四，力量运用既要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有助于反映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合理的主流舆论，以增强其合法性。换言之，我们既要重视力量的物质层面，又要重视力量的非物质层面，并加以巧妙地运用。其五，尽可能地确保力量的制度化运用。(45)鉴于中国的周边地区普遍存在着的安全两难情势和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区域范围内通过多边机制对力量进行制度化运作，不仅可以借助合力来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能赢得合法性、认可和追随，这也符合中国大力倡导的新安全观的精髓。从这个意义出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中国在21世纪力量运用的基本原则，既符合国际关系中力量运用的艺术——在必须与适度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46)又符合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外交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1世纪是一个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新计划和新安排的时代。国际社会已经从一个由美国和苏联主导下的高度结构化的两极世界，走向了一个新世界，其中许许多多的行为体影响着世界政治的结局。其结果是，“先前从未有过一个新世界秩序不得不基于如此众多的不同观念，或者如此普遍的全球规模；先前同样不曾有过任何秩序不得不将下面两者结合起来：一是历史上的均势体系属性，二是全球性的民主舆论和现今时代爆炸性的技术发展”。(47)在这种时代属性下，国家在进行大战略规划时，就不能太过于关注下一个月或下一个年头可能发生的某种单一趋势，而应去察觉可能发生的、基于长远时期要素之上的多种趋势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未来产生的影响。(48)为此，我们需要切实把握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并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趋势，在清晰知晓自己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的基础上，认真对待其他大国的关切和反应，并紧紧扭住安全、发展、和平和正义这几类核心价值，特别是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以此规划好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总之，尽管和平、发展与合作是世界大势，但随着“中国因素”的影响持续增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相互认知上的落差，彼此行为的摩擦、利益的碰撞和舆论的交锋将会趋于激烈。在这种态势下，认真思考和规划中国的21世纪大战略就显得至关重要。

　　注释：

　　①“公民的审慎”是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总结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政治的判断力，即一种正确判断具体情况的能力。参见C.R.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I)：文艺复兴(1493—15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②战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性的外交政策选择的逻辑与艺术，主要来自于托马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所做的理论阐释以及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给出的经典解析，相关论述可参见Tomas C.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概述参见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现实主义”，第82-132页。

　　③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当属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他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运作的国家总是按照自身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道理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从眼前利益还是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一朝受损，可能长时间难以恢复元气”。为此，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间战争和冲突不可避免，国家应做好准备积极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④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p.711.

　　⑤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100页。

　　⑥T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168.

　　⑦利德尔·哈特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略论》，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前言”，第3页。

　　⑧在《缔造战略》一书中，大战略研究者威廉森·默里列举了影响战略缔造的六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地理，历史，政权的性质，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因素，政府和军事体制组合方式等。冷战结束后，影响战略缔造的这些传统因素依然存在。参见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22页。

　　⑨Klaus Naumann, et al. , Towards a Grand Strategy for an Uncertain World: Renewing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Lunteren: Noaber Foundation, 2007, p. 42.

　　⑩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 Henry A. Kissinger, “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Daedalus, Vol. 124, No.3, 1995; Richard N. Haass, “Beyond Containment: Compet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octrines for the New Era,” in Eugene R. Wittkopf and Christopher M. Jones,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0

　　(1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

　　(12)President 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 whitehouse. gov/blog/inaugural-address.

　　(13)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钱其琛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是新时期我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参见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5)Gilbert Rozman, Chinese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p.2.

　　(16)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9页。

　　(17)Bem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388.

　　(18)这方面可参见赵晓春：《浅析有关“韬光养晦”战略的争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24-27页；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9页。

　　(19)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通知》，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04页。

　　(20)黄仁伟：《试论中国在世纪之交国际环境中的深层次矛盾》，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第7-13页。

　　(21)张睿壮：《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第65页。

　　(22)所谓“焦虑的时代”是西方学者们在描述某个特定时期的时代心理风貌和特征时所使用的一个专门概念，主要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美学、文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之中。就国际政治学而言，较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著名的新教神学哲学家保罗·第里奇(Paul Tillich)。他认为20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欧洲所关心、所描述的不是欧洲的伟大与复兴，而是焦虑欧洲的生存、文明与命运。此外，当代著名国际政治学家 K.J.霍尔斯蒂(K.J.Holsti)也认为，二战后的时代是一个“焦虑的时代”，该时代不仅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在治国谋略方面也呼唤不同于以往时代的一般性知识，而这方面知识的贫乏深刻地揭示了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严重不足。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Stever Kreis,“Lecture 8: The Age of Anxiety: Europe in 1920s”and “Lecture 9: The Age of Anxiety: Europe in the 1920s,” in Stever Kreis, Lectures o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www. historyguide, org/europe/lectureS, html; K. J. Holsti, “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7-46。

　　(23)按照中国制定并实施的“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4)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12页。

　　(25)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当中国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那也就意味着是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2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新华社北京2011年7月1日电，。

　　(27)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持这种观点，参见P.S.Suryanarayana，“China，India Seek Peaceful Rise.Not Hegemony，Says Lee,” Hindu，May 31，2008。中国政府于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系统阐释了和平、发展、合作之间的战略逻辑关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 ,2011年9月6日。

　　(28)随着东欧剧变、苏联的解体，苏东集团的内在秩序也随之消亡。唯有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国际秩序得以存续下来，参见John G.Ikenberry, Thomas J. Knoc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ony Smith,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

　　(29)Handel Jones, ChinAmerica: The Uneasy Partnership That Will Change the Worl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0, p. ii.

　　(30)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p.136.

　　(31)John Lee, “China's America Obsession: Why Osama Bin Laden's Death Is Making Chinese Leaders Nervous,” foreignpolicy, corn/articles/2011/05/06/china-s-america-obsession.

　　(32)Song Tan and Ralph A. Cossa, “Rescuing Realism from the Realists: A Theoretical Note on East Asia Security,” in Sheldon. W. Simon, ed., 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 p. 24.

　　(33)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22页。

　　(34)Paul W. Schroeder, “The Risks of Victory:An Historian's Provocation,” National Interest, No. 66,2001/2002, pp. 22-36.

　　(35)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16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62-249页。

　　(37)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Vintage Book, 2004, p. 11.

　　(38)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 361.

　　(39)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5页。

　　(40)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2010年版。

　　(41)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一国的权力来自于它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而它的威望则来自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实力以及该国运用其力量手段的能力和意愿的认识。参见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33。

　　(42)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2010年版。

　　(43)宋德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侧重于中国方面的分析》，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73、75页。

　　(44)Joseph S.Nye, Jr.,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

　　(45)在论及美国力量优势的原因时，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就特别强调了美国力量在国际体制框架内制度化运用的重要意义，参见John G.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特别参见第一章“The Problem of Order”的内容，pp. 3-20;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Realism, Structural Liberalism, and the Western Order,”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5-123。

　　(46)宋德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侧重于中国方面的分析》，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66-75页。

　　(47)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p. 27.

　　(48)John Lewis Gaddis, “A Strategic Checklis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Presentation to the 3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 Kongresshouse Zurich, Switzerland, October 19-21, 1998.

　　责任编辑：燕儿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本文关键词：战略现实主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