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必要性与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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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必要性与可能路径

发布日期： 2013-11-15 发布：  

  2013年4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1篇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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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分立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需要以学科交叉为动力。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分别是政治科学下的两个二级学科。本世纪以来，这两个二级学科出现了进一步交叉的趋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近年来将研究方向之一确定为两学科的交叉研究，并在2012年8月18日组织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期主题文章则是这次研讨会的后续研究成果，共邀请了国内在两学科交叉研究方面较为深入的五名中青年学者，分别围绕“两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两学科互动的理念研究视角”、“交叉视角下的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在两学科之间的外交政策学”等主题展开讨论。希望该专题可以激发学界对两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关注。
　　摘要：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分工：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学科分工基本上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假设之上，而这一假设则在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今天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又使得两者的交叉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当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行为体时，以及当国际关系研究运用比较方法或关注国内政治时，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就会很明显。就推进交叉研究的理论创新而言，共有三条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化，第二种路径是关注国际因素的国内化，第三种路径则是力图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之下。整体来看，第三种路径对于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有着关键意义。
　　关键词：比较政治 国际关系 交叉研究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09-16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都是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多年来，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这两个学科出现了明显的分途化倾向。本文回顾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不同发展路径，并力图推动一种两学科的交叉研究。本文在对两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和重点问题领域进行探讨之后，重点对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不同学科发展路径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脱政治学化的过程。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国内结构因素在国际关系解释中的逐渐消退。在早期国际关系主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内结构因素的解释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国冢间政治》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突出强调了国家权力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意义。摩根索将国家权力的来源界定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政府的英明等九种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九种因素基本上都属于国内结构因素。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强调还体现在华尔兹早期的作品当中。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分别把人类行为、国家内部结构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解释国际冲突的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概念。华尔兹不是强调任何一种概念的优先解释地位，而是强调这三种概念的相互作用和综合影响。
　　然而，当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到结构现实主义阶段后，即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发表之后，这种脱政治学化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在这部著作中，华尔兹重点批判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se）的“系统的经验主义分析”、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由内及外”的分析模式等强调国内结构因素的“还原主义方法”。华尔兹认为，这种通过研究个人、国家官僚和国家机构等单元层次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的方法，其本质只是一种外交政策的理论，不能够充分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华尔兹看来，不同的国家可以产生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而类似的国家也可以造成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因此，华尔兹致力于构建一种关注政治系统中的集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的、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国际无政府结构，其要义由两部分组成：单元能力的大小和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通过对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强调，华尔兹把国内结构因素从国际政治的解释中排除出去。华尔兹把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排除看成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此之后出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本上都接受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假设。新自由制度主义通过强调体系理论特征而使其核心观点与结构现实主义非常接近，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观念建构也被看作是国际体系因素的结果。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的普遍接受，使得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科脱政治学化的完成。
　　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科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脱政治学化的特征。例如，在1979年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初，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的活动和学术会议，但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性的增强，国际关系学者参加政治学的会议越来越少。就目前而言，在国内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很难看到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学学者同场讨论的情况。
　　在国外，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内政治学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表现为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缺乏清晰的界定。界定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研究议题来界定。例如，一些经典研究都把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研究等同起来。然而，议题界定的困难在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内容与本国政治几乎没有区别。另一种界定则通过比较方法来进行。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更希望用这种界定办法。例如，利帕特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萨托利希望从比较方法这一点上去寻找比较政治学科的独特之处：“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这种界定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如许多研究者认为，比较是一种研究者会自然运用的科学方法（或者说，任何研究者在研究问题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广义的比较），这种观点则会消解比较方法的独特性。例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实际上很赞同这种广义的比较观点：“说到方法，比较政治学很难说是独特的，因为很多现有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去。” 　　由于存在显著的内政治学化特征，所以在比较政治的学科独立性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例如，梅尔就不太认同比较政治的独立地位：“由于比较政治学没有具体的、实质性的研究领域，对于将比较政治学看作一门单独的学科分支是否恰当，以及其价值所在，经常存在着争议。”比较政治的这种内政治学化特征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显著。国内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一些在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在国内还非常少。就学科发展而言，2010年中国才召开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学术会议。因此，与国外相比，国内比较政治学科的内政治学化特征应该说更为明显。
　　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导致其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是，由于脱政治学化，导致其对国际现象解释的根基不足。因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在分析中排除了对国内因素的考虑，所以其对具体国际现象的分析必然会产生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比较政治学的困难则是，由于内政治学化，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不足，从而使其学科发展的意义一直面临结构性的挑战。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使得其与母学科——政治学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于政治学，而国际关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政治学之外。
　　在研究实践中，这两组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分别与政治学的关系）也奠定了两个学科研究主题的不同。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当然，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差别。例如，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总结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其他差异：第一，比较政治研究更多是地缘性的（如比较学者通常认为自己是国别研究专家），而国际关系研究更多是主体性的（如国际冲突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在比较政治学中，对美国的研究是个例外（在美国语境下），而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则几乎是“标尺”；第三，从研究者的国籍来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更多的国家，而国际关系研究则被美国学者所主宰。
　　二、学科界限、国家主义与新挑战
　　上一部分讨论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各自的领域分工，即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这种领域分工的基础是国家主义，即把国家看成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比较几乎是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唯一内容。梅尔指出了比较政治学学科的三个重要组成要素：国别研究、国家之间的系统比较和比较方法。从这个要素的组成来看，在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比较单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更加强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将国家的单一主体地位作为其基本假设。根据基欧汉的总结，古典现实主义基于三个假定：国家中心主义假定（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理性假定（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和权力假定（国家追求其权力的最大化）。这其中的前两个假定明显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接受了前两个假定，而只是对权力假定进行了修正。这种国家主义的观点甚至影响到之后的建构主义。例如，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s）的研究中，国家被建构为真实的、单一的、人格化的行为体。
　　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实际上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这两次史无前例的战争中，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控制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二战后兴起的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无疑受到这种国家观念的影响。然而，这种强势国家的情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开始逐步受到挑战。在实践中，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双重浪潮。在学术研究中，这种挑战表现为“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神话”开始破灭。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一些不同于国家的新行为体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种挑战的表现是，比较的单元需要重新界定。具体而言，次国家比较和地区比较正在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内容。正如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所指出的，对次国家单位的分析在比较政治学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近来许多诸如伦理冲突、经济政策改革和民主化等主题的研究都依赖于对不同的次国家政治单位之间的比较。同时，地区比较也成为目前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安德鲁·艾斯林（AndrewAxline）主编的《地区合作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案例研究》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比较地区一体化（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研究热点。之后，菲利普·隆巴德（Philippe De Lombaerde）等学者又提出了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比较地区研究在给比较政治研究带来挑战的同时，似乎在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隆巴德等指出，传统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地区主义的已有研究缺乏系统的比较，在欧洲地区主义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主义之间缺乏互动和沟通。而且，已有的地区主义研究在概念、理论和方法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分裂。为此，隆巴德等学者建议在概念精确（concepmrigor）、理论折衷主义（theoretical eclecticism）和实证研究方法三者综合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地区主义的分析。
　　这种去国家主义的浪潮对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观也形成了挑战。在究竟何者为国际行为的单元这一问题上，传统的认识是国家，但现在人们更多将其界定为团体或个人。这里的团体可以是跨国性团体，如跨国公司、跨国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国内团体，如国内政党或利益集团。因为国外的影响会渗透进国内社会，一些并不是主动寻求国际影响的国内团体实际上也在参与国际交往，如某国内环保团体对外国企业在其境内环境污染的批评或诉讼。这里的个人可以是非常有影响的某国领导人，也可以是普通公民。例如，某国普通公民的跨国婚姻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可能会成为一个国际性事件。这种去国家主义的浪潮要求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必须关注国内政治或国内社会结构。 　　因此，当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行为体时，以及当国际关系研究关注国内政治时，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就会很明显。两学科交叉研究的意义在欧洲一体化和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一体化最初是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一些重要研究者如厄内斯特·哈斯（Ernst B.Haas）、霍夫曼和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等都是国际关系的学者。这一研究特征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发展特征是一致的，因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初性质更多是一种国家间关系。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共同体（欧盟）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政治实体。并且，一系列与民族国家类似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欧盟的民主赤字、合法性和后民族结构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范围，因此，这时的研究推进便非常需要比较政治研究者的介入。正如约瑟夫·卢派尔（Joseph Jupille）和詹姆斯·卡博拉索（James Caporaso）指出的，“虽然其生于国际外交和国际法，但是欧盟暗示和展示了一种以类似于国内政体方式运作的、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权威。关于欧盟的研究模糊地处在国际关系领域和比较政治领域之间。”
　　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亟需两学科交叉攻关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对外交流时时常发现，中国威胁论这个国际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来源于一个政治学的判断，即“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民主国家之间彼此不会发生战争”被认为是类似于公理或定律一样的知识，所以仅仅寄希望完全推翻民主和平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是，需要有力地证明并说服西方世界“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中国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一证明也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传统研究范围，而是比较政治学者的经典研究主题。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也有过类似的分析：“假如中美关系变成世界政治的支点，，假定中国（或美国）是单一的行为体，以及主要关注两者的军事力量平衡是不充分的。更大的共识需要来自对两国国内政治的分析。”因此，未来世界和平的重心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焦点是中美双方在国内政治制度上达成的理解共识，而这一点的实现则明显需要比较政治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合力攻关。
　　三、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
　　要推进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化。国际关系研究对这一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讨。较早运用这一路径进行分析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华尔兹。华尔兹在讨论战争根源的三种意象时，其中第二种意象便是国内政治体制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因此，这一路径也被概括为“第二种意象”（the secondimage）。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ion）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较早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路径上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防御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理论的发展上。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非常看重国内因素对国际政治结果的影响。前者的代表人物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将国家过度扩张的根源看成是国内政治的“错误代表”（misrepresentation），后者的代表人物法瑞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ria）则把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界定为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自由政府间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的一支。与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中对国家的单一和理性行为假设相区别，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对“高尔顿问题”（Galton’s Question）的讨论。相似案例比较是比较政治中最为重要的比较方法，然而在全球化情境下，相似案例比较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案例相似的前提下，又可以确保这些案例的相似是原生的结果，而非扩散的结果。例如，前英国殖民地都普遍采用威斯敏斯特体制，这一结果明显是强制扩散所导致的，而非殖民地自主选择或自发演变的结果。
　　第二种路径则是关注国际因素的国内化。两个交叉学科对这一问题都有一些理论尝试。例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尝试被描述为“颠倒的第二种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其主要表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作品不仅仅关注跨国关系和国际制度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且还分析这些跨国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作用的。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相关讨论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路径。亨廷顿在其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分析中，强调了欧盟、美国和苏联等国际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斯考切波则在其关于俄国、法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中，突出了国际因素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第三种路径则力图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之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 games）的发展，而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一路径则主要表现为多层治理理论（Multi-level Governance）的提出。当然，目前这些理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win-set），其含义为第二层次（levelⅡ）的选民对第一层次（level I）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这意味着，双层博弈理论的假设是，国内政治应该是选举政治。这一假设的存在使其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如何发展出能够整合选举政治和非选举政治（权威政治）模式的双层博弈理论，目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种路径更应该成为交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心。第一种路径和第二种路径实际上仍是单向度的，而第三种路径才真正从双向互动的意义上理解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而且，第三种路径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一些元概念在全球化时代下产生的变化。这里将以国家为例说明这一点。传统的国家理论是单向度的。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家是影响社会力量间互动的结构。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则是构成国际结构的单元。从这两个分立的领域而言，传统的国家理论是割裂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结构的国家理论和作为单元的国家理论同时受到了挑战。一方面，就国内政治而言，国家已很难说是唯一的结构，而国际结构成为更为宏观的、更有影响力的结构。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国家也已经不是唯一的单元，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跨国公民团体，甚至是一国内的公民组织、政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都变成了国际行为的单元。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建国家理论的必要性便体现出来。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更多成为一种制度通道，其功能更主要表现为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并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各种资源先在国内社会聚集，并逐渐形成公共资源。一部分公共资源直接通过国家进行再分配，而另一部分公共资源则通过国家传输给国际社会（也包括诸如欧盟这样的地区性社会）。这些资源从一国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公共资源，之后再对这些国际公共资源进行再分配。这些国际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也需要经过国家，才能进入国内社会。这样，国家便成为一种双向的制度通道。重建的国家理论，其本质含义是要实现国家的双向社会化。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国家要逐步实现地方社会化，即把公共资源向社会移交，这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含义。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要实现国际社会化，即国家也要把一些公共资源向国际社会移交，并推动国际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的生成。
　　上面以重建的国家理论为例对交叉理论研究第三种路径的意义进行了说明。因为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正在接近。有两本重要著作可以对这一现象提供证明。一本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的《设计社会调查：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另一本是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和马克·利希巴赫（Mark Lichbach）主编的《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理论与证据》一书。这两本书都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合作的产物。
　　结语
　　学科间的界限本来是不存在的。政治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对我们今天所界定的两学科交叉领域都有过讨论。例如，修昔底德就曾指出一个观点：雅典的直接民主鼓励和加速了一个缺乏充分考虑的战争决策的做出，同时，战争的失败又反过来削弱了直接民主制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也有许多“颠倒的第二种意象”的观点，如认为寡头政体与战争有密切的关联，并强调外部干预或战争胜败对政体变迁有着重要的作用。学科界限实际上是后人制造出来的。如果要硬性地坚持这些学科界限，那必定会使得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受到局限。米尔纳曾深刻地批评了国际关系研究脱政治学化后产生的有害结果；“这种分离限制了国际关系领域理解国际现象的能力，这种限制甚至表现在冷战期间，更不用说在冷战之后了”。
　　反观那些建立和巩固学科边界的顶尖学者，他们却习惯或乐于在学科之外借鉴知识。例如，华尔兹构建国际无政府结构这一奠定国际关系边界的概念时，运用了诸多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华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结构作用的许多分析都来自比较政治学。华尔兹的“相似结构导致相似的结果”这一经典观点的论证是在参照比较政治制度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在论证时，华尔兹还使用了比较方法中的求同法。华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内容构建也是类比国内结构的。在顶尖学者们的著述中，最重要的理论支撑部分往往来自学科之外。华尔兹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何为规律和理论，而温特则用一章的内容来讨论科学实在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他们来讲，并没有什么学科的界限去限制他们对外来知识的借鉴和汲取。这些顶尖学者运用跨学科知识的例子，对于我们理解目前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未来发展路径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两个学科已经变得非常精细和专业化，但精细和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对其它学科知识的排斥。正如文中所述，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发展将这两个学科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推动两学科的交叉问题研究，并从中提炼出描述两者特征的理论便显得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

  本文关键词：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必要性与可能路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