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国际关系学_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43

发布时间：2016-09-23 15:01

本文关键词：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美国的霸道行径感到不满，对美国模式（包括政治模式；混合体，具有相当的过渡性质和可变特征；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则不谈，单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了生动多样的景象，进入了真正多元而混沌的状态；上面的讨论已经多少提示了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虑的答案的，甚至很少有人追问它们；退出机制，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回顾与反思等方面的；三结束语；像笔者以前批评过的那样：第一，

美国的霸道行径感到不满，对美国模式（包括政治模式、发展模式和理论思维）在中国的充分适用性提出质疑，因而开始鼓励更年轻一代的学生运用中国的思想并站在中国的视角观察和写作。严格意义上讲，目前起主导作用的这批中生代学者，作为过渡性和起桥梁作用的一代人，其思想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倾向，表现为多种历史经历和多元理论逻辑的

混合体，具有相当的过渡性质和可变特征。

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则不谈，单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性质而论，后冷战时期最深刻的印记是深刻的认同危机及丰富多元的理论生长环境。与建国初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同，现在中国的多数研究人员和教师并没有深刻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信念；与20 世纪80 年代的激进改革思想家不同，今天的年轻学者又不那么“迷信”西方的学说，尤其是从美国模式那里表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和各种强权政治理论；自然，与中国老式的学问家不同，如今几乎没有人愿意钻故纸堆和“重振国学”，也极少见到应用传统儒家学说解释现实世界的成功事例。虽然上述3 种情形都能找到政治上的代言人，但保守而沉闷的说教与生动而实用的做法之间每每总是形成巨大的反差。“中”、“西”、“马”等重大思想观念和价值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光谱里各自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时却很难以一家之言来一统天下。其结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说、儒家思想宣扬的“和而不同”论以及新近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等，各家各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地盘内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赞同者和批评者。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国关学界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现在的学术气氛更加宽松，学术上的激烈争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再如，改革开放的现阶段，中国各个省区的自主性得到很大发展，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等事务的管理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资助本地教育和科研事业、推动对外学术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权利，这也使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大地方性得到扩展，类似“非中央外交”、“次区域对外战略”的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具有了更多不同的地方特色。以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为例，中国目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呈现3 个不同的次区域特点：西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挑战（所谓“三股恶势力”），东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核扩散与生态危机、经济停滞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西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毒品走私、油轮泄漏、艾滋病、海盗猖獗和其他海上犯罪等跨国性问题，它们各自所在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理所当然地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探讨对象。[12]与极“左”年代不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

现了生动多样的景象，进入了真正多元而混沌的状态。

上面的讨论已经多少提示了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缺失。如果不是与落后的时代对比，而是采用较高的尺度衡量，人们可以发现：首先，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乏主体意识。中国价值、思想和学问的根基何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人作为占有全球1/5 人口的人类部分，究竟应当怎样在国际舞台立足和发挥作用？“我们是谁？”亨廷顿的提问也不妨拿来用一下，好好反思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本体存在。在笔者看来，事实上这些问题是缺少深思熟

虑的答案的，甚至很少有人追问它们。其次，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乏哲学支持。现阶段的问题是，政治化、市场化的课题和任务太多，充满匠气和功利色彩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可能严肃地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批判与反问，没有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所激发、所启迪的创造性思想环境和语言环境。最后，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规范程度、逻辑严谨程度和学问人的自尊精神相对较弱。这不只是抨击行政上的不当干涉和市场逐利的贪婪勾引，同样是反省中国学人由于长期受抑制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不饱满、不振奋。自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身缺少科学理性探讨的传统，缺少量化分析和方法论研究的气氛，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科自身的

退出机制，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回顾与反思等方面的原因。

三结束语

像笔者以前批评过的那样：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分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包括方法论），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纳塞尔、甘地、尼赫鲁直至当代的阿明、卡多佐、桑多斯，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内容。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但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面，特别是对于国外近些年来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国内学术界注意得很不够。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10 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一种“智慧”之学的哲学的影响力。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他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他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

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

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13]

笔者要特别指出，从各种因素综合评估，中国国际关系学走出目前的阶段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克服上面提到的各种问题和缺点绝非易事，中国学问的主体性和在世界的影响力不会一

下达到较高的水平，对此要有清醒、足够的认识。

注释：

[1]此文是作者为《中国国际关系学：1995～2005》一书撰写的绪论。此书将由北京大学出

版社在近期出版。

[2] 石磊：《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概述》，载《外交学院学报》，1988 年第4 期，第9-18

页。

[3] 李石生：《深入钻研邓小平理论，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与建设》，载鲁毅等主编：《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6-27 页。

[4] 比如，仅就1949 年以前而言，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及其相关人员编辑的资料和已撰写的作品（包括外交年鉴、外交礼仪、法令、研究报告、条约、意见书等）就有10 余种，翻译过来的著作有50 多部，而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编辑的各种书籍读物（其中不乏题为《国际政治基础知识》、《外交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舆图》的作品）中有代表性的高达

140 多本。

[5] 李琮、刘国平、谭秀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 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12 期，第6 页。

[6] 该报告在国际问题研究的经费、图书资料建设、研究机构和组织领导等诸多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措施。

[7]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一段时间（1967-1969 年）大部分研究机构与教学机构都被迫解散或者停止其教学与日常工作，部分资料散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遭受重大打击。

[8] 比如有：（１）翻译作品，包括国外国际问题专著、国际问题论文。这是当时最主要的成果。其中丛书类作品以《国际问题译丛》、《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世界史资料丛刊》为代表。商务印书馆、三联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或公开发行的翻译作品。之所以不少翻译书籍均系内部发行，是因为国内将这些资料视为“敏感”资料，只适宜于供研究机构和一定层次的官员阅读。（2）编写各类书籍。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世界知识丛书》系列、列国志等。（3）研究报告。由于许多研究报告并未公开发表，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难以查找这些资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撰写的“所史”来看，各研究机构撰写了不少研究报告。然而，由于资料难找，我们仍然难以确认学界究竟撰写了哪些对国家决策起重大作用的研究报告。（4）论文类。这一时期，国内国际问题论文甚为稀缺，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学术刊物特别是公开发行的期刊很少，国际问题期刊就更少了。《国际问题研究》是1949 年后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国际问题研究类学术期刊。该刊于1959 年1 月出版第1 期（月刊），3 期过后便进行调整。1959 年5 月重新出版，并致发刊词（作为第1 期）。不久，“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该刊于1967-1980 年停刊。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公开期刊极少。同时，由于培养国际问题人才机构缺乏，“科班出身”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亦相当匮乏，多数研究人员是从其他专业中转过来的。至于专著或论文集则更是罕见（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开始好转）。从数量上看，专著类作品远远不及建国前的国际问题研究作品。参见王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期与最新发展趋势》，载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四十年》（待出版）。

[9] 参见王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期与最新发展趋势》。

[10]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于1989～1992 年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界探讨得很少。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相对沉闷，成果不多，也许仅有的亮点和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周纪荣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的出版。这套译丛收入了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伯顿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等当代西方名家的名著，出版发行后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形成有很大

影响。

[11]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从2005 年第6 期起刊登特约记者陆昕所做的一组系列访谈，以对话的方式与王缉思、秦亚青、阎学通、时殷弘、金灿荣、楚树龙、王正毅、叶自成、张文木和王逸舟等10 人分别探讨了各自受教育、做学问的心路历程。这批目前活跃在北京乃

至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12] 这种研究特色实际上一直存在，只是近些年得到更大的鼓励和发展。例如，西北地区的各个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和中亚动态；东北地区的高校及研究单位通晓俄文和日文的人员比较多，研究对象涉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及日本问题；而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一些重点高校（如云南大学），在设计“开辟

西南大通道”（与泰国、缅甸等国合作）或加强与东盟的次区域合作等课题上领先。

[13] 王逸舟：《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回顾与前瞻》，载《改革》，1999 年第1 期，

第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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