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间信任问题的理论初探
本文关键词：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间信任问题的理论初探——国家间信任的概念及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兼容性，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间信任问题的理论初探——国家间信任的概念及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兼容性》
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在于三个方面：1、对已发生的国际关系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2、为目前的国际关系外交实践提供指导性的建议。3、为即将发生的国际事件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国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构成了挑战。
本文在导言部分即通过三个国际关系实例讨论了国家间信任问题的存在，以及国家间信任在解释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作用。用国家间信任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凸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间信任研究的缺失。本文意图通过讨论国家间信任的概念及其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关系，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外交实践做出有益的探索。在导言部分，本文对于本研究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做出了交代，同时限定了两个研究条件，即时间上限定于现代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诞生和现代国家体系形成之后和不区分“国家间”是政府间还是交往国的民众之间的微观概念。“国家间”的含义主要用于限定信任问题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主要是限定研究层次，即单位层次中的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但是并没有区分是体系过程层次还是体系结构层次。
本文秉持的线索有两条：1、以广义信任的研究为发端，探讨广义信任研究能否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延展至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2、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发端，探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本文提出的国际间信任概念的兼容性问题。因为国际关系学对信任研究的匮乏，所以本文的主要研究从广义信任研究开始，主要尝试广义信任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国际关系中国家间信任研究成果的可能性。
论文的第一章是广义信任研究的一般状况疏理。通过广义信任研究的发展历程疏理，发现信任在水平方向，即研究领域的拓展是宽容的。信任问题的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都成为主要的研究场域，但是信任研究始终没有延展至国际关系的领域。分析原因大体有两个：1、即库恩所言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限制了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理论难以沟通。2、研究层次的限制，广义信任研究的概念主要在单位层次中进行，即使在单位层次中也没有涉及国家层次的研究，研究层次之间的差异限制了广义信任研究进入国际关系领域。而且在水平方向的发展限制主要受到垂直方向障碍的限制。
论文的第二章是研究广义信任研究突破原有研究层次的可能性并意图通过广义信任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相关性得出以广义信任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国际间信任概念。此章首先对层次分析法做了必要的回顾和总结，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回顾了广义信任的研究成果。对照广义信任研究的成果，对其与国际关系的相关性做出了归纳和判断，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国家间信任的概念：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意图和行为做出了正向估计，而采取了对客观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忽略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某国或某国际组织产生心理认同和归属的主观判断。并且对于现有的国际关系中关于国家间信任的话语与本文国家间信任的概念做了简要的区分。
论文的第三章主要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角度探讨与本文国家间信任概念的兼容性问题。因为这涉及本文尝试给出的国家间信任概念在理论构建和指导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问题。通过简要的疏理，对兼容程度做了一个难易程度的序列，由低到高分别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本章并没有对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兼容国家间信任概念做更多的讨论。
论文结尾是对本文的回顾，并对一些应该重视但是在本文中限于主要研究意图和篇幅未做更多解释的问题做了交代，实际上也是变相的指出国家间信任的研究方向问题。
如果存在有益的贡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于被忽视的重要概念——国家间信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且力图规范国家间信任的概念，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构建和指导外交实践可能是有所帮助的。
导论
一、国家间信任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不可回避的问题客观存在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时代大踏步的到来。与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的冲突、分歧、矛盾并存的是全球范围内大范围全领域的合作。怎么解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此深入和广泛的合作，怎么理解这样时代背景下深入广泛的合作如此频繁的进行，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一般的解释是“利益—合作”的模式，这种解释试图说明利益的广泛存在促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合作。新自由主义在解释世界的时候甚至将合作的成果——国际机制——作为理解世界的前提或视角来看待世界。可是“合作”这种策略为什么被如此频繁的选择难道不应该首先作为思考的本体吗？合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有利益存在就必然有合作吗？
历史并非如此！每一次冲突的产生并没有否认共有利益的存在。即使不是在“零和”的情况下，由于对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获得的不同关注，争夺与敌对也显然频繁的出现过。尤其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国际秩序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可靠的力量可以制约背叛（不合作或敌对）的策略。而当合作策略遭遇背叛（不合作或敌对）策略的时候，往往背叛（不合作或敌对）策略得利，这种逻辑下为什么没有导致国家次次选择背叛（不合作或敌对）的策略？社会学学者在理论中提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持续交往和频繁遭遇。在持续交往和频繁遭遇的情况下，每一次策略选择都会考虑下次遭遇和交往对方的选择，为了防范一种强烈的报复策略，因此在前一次选择的时候，往往选择合作。（当然这种探讨是有一个前提的，交往主体是实力大致平衡的）。似乎这个理论有一定的说服力，于是在这个话题底下出现了这样的解释模式：“利益－持续交往和频繁接触－合作”[i]。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在后一个环节是充分的吗？持续交往和频繁接触的情况就必然会有合作的产生吗？那么如何解释历史上出现的长期敌对情况呢？那么至少在这个环节中会出现另外一个分支，就是因为不可弥合的矛盾，诸如“零和”情形、领土等至关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敌对等等，持续的交往会以一种冲突的方式延续。即使忽略掉这种情况的讨论，“持续交往－合作”之间也丢失了一个因素：持续交往产生的信任。缺乏这个因素很难想象合作能够广泛深入的进行，即使有合作可能也仅仅存在表面毛皮的事件当中。这就引发了本文的主题——国家间信任问题的探讨。
同样在考察亚太周边的国际关系时，不可回避的要涉及中日信任问题以及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信任问题，实际上严重的互不信任已经影响了亚洲的国际关系和所谓的亚洲一体化。在中国民间已经发生了多起中日抵触情绪的事件，譬如对日本战争责任态度的不满，日本留学生西北大学表演引发的学生事件，中国各个主要网站讨论区充斥的对日本的谩骂与诅咒，以及近日在北京多个高校出现的抵制日货的宣传与行动等等。实际上这些行为都不同程度上是信任问题。在中日关系中，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两个国家的相互不信任。
某种程度上，信任作为一种心理判断会影响一个国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善意的或是恶意的理解。一定意义上，心理判断先于政策选择。国家间的信任体现在政府态度以及民间舆论，而且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关注中国与日本外交关系的时候不得不关注在两国关系背后的信任因素。如果两个国家不能首先解决相互信任的问题，那么很难期望两国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亚洲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能够密切的合作。
同样，当关注世界另一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欧盟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欧盟作为至今为止一体化最成功的典范，如何解释它的形成。已有的解释包括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些解释是全面的吗？欧洲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在有文字记载以来欧洲史就被各种规模、各种缘由的战争充斥着。[ii]较近的是两次大战和二战后没有硝烟的冷战。在历史近处，法国和德国似乎总是在矛盾的中心，历史是有记忆的。是什么可以让欧洲超越不愉快的历史记忆真正开展深度的合作？这不是经济利益可以简单解释的，也不仅仅是源于欧洲意识的觉醒，也恐怕不能用为争取世界秩序中的合理位置这样的理由就可以解释的。一体化这样的合作方式需要的不仅仅是动机，更需要的是条件——一种类似于信任的条件。为什么在亚洲历史的记忆那么不容易被忘记，为什么在亚洲国家之间充满谨慎和防范？而在欧洲似乎亚洲的问题并未阻挠他们一体化的步伐？信任的视角显然区别与文化的视角，在讨论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时，人们注意到信任或类似信任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同样在讨论欧洲一体化前景的时候，人们也会注意到政治一体化的止步不前可能也源自国家内心一种防范他国背叛的不信任心理。因此在理解欧洲问题上，信任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少相对于它发挥的作用来看，国家间信任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以上并没有从学理的角度回答本节标题的内容，只是从国际关系客观现实出发表达了国家间信任要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性和解释力。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家间信任问题被严重的忽视了[iii]，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么过分的重视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要素，要么过分的倚重国际机制的要素，建构主义也没有将国家间信任作为一个单独因素来探讨，但是在解释现有的国际关系问题上，象以上提及的三个问题信任都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类似的案例和关系还可以枚举许多。
二、本文试图要探讨和解答的几个问题
●国家间信任作为国际关系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建构，以及国家间信任如何被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忽视的。
本文关键词：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间信任问题的理论初探——国家间信任的概念及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兼容性，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2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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