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倪世雄：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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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倪世雄：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详细信息      来源：爱思想  日期：2016-01-12    分类：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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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义桅 (进入专栏)   倪世雄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理论被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学者试图将其普适化、科学化，存在较 强的意识形态情结和阐释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同化非西方国际体系的用意，忽视了国 际关系作为艺术性一面的内涵及多种国际体系并存的事实。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区主义 的发展，当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时，经历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 面对话、并进而推动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实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等阶段，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就将得以确立。

　　 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

　　 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首先发掘其基本纬度。受康德哲学的启示，笔者曾认为，和其他领 域一样，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有 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注 ：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年第2期。)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与理念。“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 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 理(理性)可以籀绎的：(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 (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 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目的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最后被康德 统一于普遍的理性。统治这个理性的王国的原则是：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 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注：(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序。)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 论显然缺乏广阔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实际上，研究国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 、空间维度、“生命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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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1年第2期。

　　 相对这种“应然”要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然”若何?剖析其本体论—认识论—方 法论—价值论各方面表现与发展历程，笔者对其提出十大诘难，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虚 假前提、国际关系理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为什么 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国际关系理论是阐释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强者的逻辑、国 际关系理论何以往往冠名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盎格鲁—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 论是阶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二元论等。(注：参见拙文：“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 疑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待刊登)。)

　　 国际关系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方面内涵，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以科学手段涵盖 艺术层面，试图表明西方的就是世界的，美国的就是西方的，未包含国际社会(西方社 会)之外的行为体，故矛盾百出，悖论种种。其根本错误在于求同而不能存异，不能解 决原生性不平等的问题，不能说明国家源生性身份与利益从何而来。这正是其局限性。 这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其未来发展日益从不可通约到理论趋 同，综合化趋势明显——“三角和平论”即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注：“三角和平 论”是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言论，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及国 际组织是实现现今国家间和平的“三驾马车”。See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T riangulating Peace:Democracy,Interdependence,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

　　 然而，面对世界多样化的事实，这种同质性趋向只会造成更多的悖论。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各异，不同的 国家生活在不同的国际关系时空体系中，有的处于前主权时代(如处于领土争端、政府 失败、人口不固定的欠发达国家)、有的处于主权时代(比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的 处于后主权时代(如欧盟国家)……这就为着眼点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发挥作用留 下足够的空间。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主权现象及非民族国家和非主权现象都存在 、交互发展，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近代西方(主要是欧洲)国 际关系史演绎中吸取养料、提炼概念、产生观念而发展起来的，特别针对西方国际关系 体系。东方国际体系、未被表达的边缘国家、甚至前民族(主权)国家间关系(可能尚未 形成严格的国际体系)没有理论加以阐释，只好借助现实主义的无奈逻辑或批评理论的 极端抱怨而得以抚慰。而一旦这些后发达国家崛起，其意志必将在国际体系中得以表达 ，从而产生解构西方霸权式的国际体系的要求与可能，蕴涵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革命 ；而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过渡，便是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以反映多种国际关系体系 并存的事实。

　　 比较国际关系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流派纷呈、新论辈出，但其根本缺陷，可以追溯到奠定其理论 大厦根基的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中心、安全中心(军事中心)和冲突中心取向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或多或少地对其进行了修正，但相当程度上仍未能摆脱摩根索 的烙印，而难以避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以下根本错误：

　　 1、国内与国际政治的泾渭分明，抹杀国家个性而以无差别的国家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中 心，无政府状态的虚假前提；对以国内社会为轴心的国际社会重视不足。

　　 2、难以打破的权力—利益链。以对抗性和自我为视角定义权力，忽视受体反应与接受 程度及感受，且侧重物质权力内涵；这为中国的亲和型文化重新定义权力留下空间。与 此相适应的是，在国家的利己—利他行为或在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矛盾中徘徊，往往将 国际体系视为自助(self-help)的封闭体系，导致安全困境与循环论、零和博弈思维。

　　 3、忽视反作用与非对称性问题。形而上地看待国际关系，忽视国际关系的互动与非国 家行为体、非对称性作用。

　　 究其实质，以上错误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国际体系的要求，是西方思 维的产物；改变错误的前提，是确立多种国际体系的平等地位，推动一门全新的国际关 系学科——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区域主义的兴起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希望。

　　 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元性，也是非西方国家地位得以 平等体现的真正学理要求。它不仅局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流派比较(即所谓几次 “论战”)，还可以是学派比较(如英国学派与哥本哈根或可能的中国学派之间比较)， 区域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东西方国际体系比较等。比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必将打 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垄断地位，切实反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平等性要求，推动建立真 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必然带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真正革命，即中国学派的 诞生。

　　 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自摩根索奠定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根基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学科创建过程中 。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力图摈弃一切形而上 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这 一点也成为受攻击的源泉。国际关系理论有客观性、内在性特征，使得因果解释性、实 证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法。同时，国际关系理论还有其主观性，意识形态化 特征，使得观念、身份、认同等概念成为建构主义、历史主义描述国际关系的重要术语 。

　　 温特的建构主义动态化地将无政府状态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化层次，即霍布斯文化、洛 克文化及康德文化，是试图统一国际关系理论科学与艺术性的伟大尝试。“温特致力于 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条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所谓中 间道路，取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 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注：引自秦亚青教授为其所译《国际政治的社 会理论》(温特著)撰写的“译者前言”。)但仍未能摈弃国际关系理论的阶级性与西方 性。其所谓康德文化是对康德的误读，它以朋友—敌人、义务—互助(侵略)的逻辑，追 求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毋宁说是威尔逊文化的再现，远未达到所有共和体文化，更 不用说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文化(届时，国家已经消亡)。

　　 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无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有的只是方法论、认识论的变革； 但在八十余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还是经历了两次方法论变革，并蕴 涵着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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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英国学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开创性思维。比如， 布尔提出“国际社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超越马丁·怀特的“国家的体系”的 共同文化纽带观，代之以共同的利益观和归宿感纽带。(注：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温特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努力 ，是在华尔兹科学革命与可能的中国学派的艺术革命间的重要过渡。

　　 温特一方面肯定身份、利益建构的可能性；但是在既定西方观念霸权体系下，第三世 界被建构的结果是进一步被同化，正如以下国际体系文化发展线索所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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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本质上都是契约型文化，其所追求的西方式的中庸之道即便 成功也是有限的；中国的亲和型文化将重新定义“权力”，充分体现国际关系中意志律 的角色，完全可以取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冲突型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国际 关系理论革命将发生在东方国际体系对西方的解构上，，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统一于国际关系的中庸之道，产生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的建立一定要建立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读基础上吗?一种较典型的说法 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的透彻了解国外， 尤其是在了解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注：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 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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