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国家属性变化论

    摘要：乔格索伦森的国家属性变化论从国际—国内结构互动的角度重新考察了国家的变革并基于新的国家概念和国家类型分析了世界政治中合作与冲突的新样式。其主要论点兼具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修正、补充和挑战的意味。该理论产生于冷战后西方学界的有关论战，建立在既有理论和方法论的交汇地带，融批判、合成与原创为一体，是理论后发国度的学者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

    关键词：国际关系分析,新视角,国家属性,变化论,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国家属性变化论形成于２１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学者乔格·索伦森。他致力于以新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来解答一个经常被政治学和传统国际关系学所忽视的重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国内互动中同质性力量和异质性力量如何塑造国家属性以及国家属性的变化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欧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赢得了国际关系领域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索伦森是丹麦阿胡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担任过丹麦国际研究院（ＤＩＩＳ）的主席。他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也很有影响。其研究领域主要有民主与民主化、全球化与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等。国家属性变化论是他自冷战结束以来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国家属性变化：国际关系的变革》（２００１）和《国家的转型：超越衰退的神话》（２００４）等著述中。

    索伦森所属的北欧国际关系学者群是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内学者对这个群体（除哥本哈根学派以外）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国家属性变化论本身具有重要性、创新性，对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理论也具有挑战性。与北欧一样，中国也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家族的后来者，索伦森成功的理论建构对我们也有所启迪。基于此，本文考察国家属性变化论提出的学术背景、理论基础、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进而探讨索伦森的理论特点。

    一、学术背景：从“什么变了”的争论谈起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对世界各国乃至国际关系影响巨大的变局。那么，“什么变了”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国际关系学论战的优先议题。据索伦森讲，他对国家属性变化与国际关系变革的思考也始于冷战后。［１］

    不过，他认为，当时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理论范式可以指引他找到答案。［２］本文也以西方学界对国家和国际关系中“什么变了”的讨论开始，再经由“国际—国内互动”的争论来探讨作为参与者的索伦森是怎样从这样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中寻找论题头绪和解答方法的。

    （一）“变革性”与“连续性”之争

    要探讨国家和国际体系“什么变了”，必然会牵涉到学界对“变革性与连续性”孰重孰轻或者“保守派与激进派”的观点孰优孰劣的论争。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关涉历史和理论的前定观念，这个问题便无从回答。［３］（Ｐ１－１０）约翰·文森特曾经指出，若没有这样的观念，“写‘国际关系变革’与写‘国际关系延续’一样……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无论哪个项目都是无中心、无命题与无‘研究的课题’的”［４］（Ｐ６８）。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保守派的典型是强调现存国际体系连续性的新现实主义。其权威学者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迈出了从两极向多极变动的第一步，但国际体系的性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体系———并没有什么变化。［５］（Ｐ４４－７９）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指出，国际体系已经被无政府状态统治了１１００年，即便是体系中“极的转换”也是绝难一见的；当前的“极变”进程，也只是３００年来的第二次。［６］（Ｐ８２－９３）

    与新现实主义相反，自由主义中的激进派似乎满眼尽是变革。比如，奈斯彼就曾预言，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正在走向尽头或趋于解体。［７］（Ｐ１０）詹姆斯·罗西瑙认为，国际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一个崭新的“多中心世界已经出现，这个世界由各种‘不受主权约束’的集体构成，它们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中的那些‘受主权约束’的行为体分别存在并相互竞争着”［８］（Ｐ２８２）。

    保守派与激进派都有关于变化的前定观念，但无论采取哪种观念，似乎都不足以精确评估究竟“什么变了”。索伦森评论说：“看起来很明显……全心全意地支持哪一方都有难处：谁会严肃地申辩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已经‘终结’的世界？谁又会严肃地申辩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保持不变且所有与全球化有关的事物都只不过是神话的世界？于是，真实的事情是，作为多种因素作用之结果，国家已经改变了。全球化和日益增强的政治联系就是这些因素中的要因。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已经使主权国家有所增强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削弱。”［９］（Ｐ４１）

    显然，对“什么变了”的解答仍有赖于更为精细的变化观。于是，致力于此的索伦森采取了一种部分容纳两种变化观的立场：站在保守派一边，把主权国家当成是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并强调主权“宪制性规则”的继续存在；站在激进派一边，承认国家属性的实质性结构和主权的“调节性规则”的变革。①

    （二）“国内”与“国际”之争

    国家处于“国际－国内”资源和权力的传导中枢，因而一直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关注的对象。然而，这两个学科的彼此隔离却导致了政治学家压倒性地关注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学家压倒性地关注国际政治的局面。于是，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又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的问题，也就受到了这两个学科的冷落。

    实际上，学者们都知道要理解世界政治就需要研究国际—国内互动。但他们往往又不能就其中的哪个方面更为紧要达成共识，因而倾向于只关注其中的某个方面。此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探究这一互动的难度。肯尼思·沃尔兹曾因其结构现实主义忽略国内因素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广受诟病，他认为：“任何国际政治理论都需要一个国内政治理论，因为国家影响体系结构就如同体系影响国家结构一样。”［１０］（Ｐ３３１）

    但问题不在于互动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没有完整的“互动理论”。沃尔兹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坦言：“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任何人都尚未构想出如何建立一个足以容纳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的理论。”［１］（Ｐ６）索伦森则更具体地指出了既有研究的四大缺憾：第一，过于狭隘地聚焦于“由外而内”（“国际的”作用于“国内的”）或“由内而外”（“国内的”影响“国际的”）的其中之一，鲜有把这两个方面都囊括在内的分析；第二，单方面地关注“国际的”或“国内的”，鲜见将两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综合考察；第三，把“国际的”与“国内的”理解为政府精英在决策时面临的内外压力，从而贬低了国际与国内力量塑造彼此结构的广泛作用；第四，往往把“国际的”与“国内的”构想为一种静态的关系，其界线（主权边界）一经确定就是一成不变的。

    索伦森进而指出：“如果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要应对把国际—国内与国内—国际的关系都充分容纳在内的挑战，修正就是必需的。它们将不得不接受：国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安全、自由、秩序、财富与福利）每一个都包含着‘国际的’以及‘国内的’方面。这些价值中不论哪一个都不能被缩减为纯‘国际的’或纯‘国内的’问题。因此，纯体系的或纯国内的分析都必须予以避免；而国际—国内互动才应该被置于探索的中心。如果把国际—国内关系抛于脑后，那么就不能充分理解未来的世界秩序，即为世界事务确立场合的那种力量结构。”

    除了申明把“国际”与“国内”一并纳入其分析视野的雄心外，他还在方法和概念上做了实质性修正：第一，分别赋予“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的方法以新的含义，并将其用于分析国家属性变化与国际关系变革；

    第二，援引罗伯特·考克斯的历史结构概念，把“国际的”与“国内的”理解为一种由物质、制度和观念构成的历史结构而非一种纯物质的静态结构。可见，索伦森虽然也未建立一个如沃尔兹所言的国际—国内互动理论，但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由上述可知，“什么变了”以及相关的学术讨论催生了关于国家与国际关系的新论题和新思维，索伦森的国家属性变化论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学术背景。经由争鸣，他的论题———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导致了什么变化的发问开始到聚焦于国家属性的变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明确；他考察变化的重心———“国际—国内”互动和他的主导方法———融“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于一体，也越来越清晰。相应地，他的理论基础、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等也都具备了基本的线索。

    二、理论基础：建立于既有理论的中间地带

    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把国家推到了学术讨论的中心位置。政治学家茜达·斯科克波尔把这种现象称为学界对国家兴趣的“猛增”，并认为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研究潮流。

    作为这场大讨论的积极参与者，索伦森根据学者们看待“国家”和“权力”的方式将讨论中形成的观点划分为“国家中心论”、“国家衰退论”和“国家变革论”，并明确地把后者作为探讨国家属性变化的理论基础。

    “国家中心论”与政治科学和现实主义相关联。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是“整体性”和“凝聚性”的行为体；强国具有雄厚的实力资源，尤其是超过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政府虽然受制于国际体系，但这一制约并不足以左右强国。国家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是高度自主的，也即具有其他行为者难以匹敌的行动自由。因此，现实主义者坚信，国家并未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严峻挑战，市场和跨国公司等之所以发展是国家要它们那样。当经济窘境和暴力冲突迫近和再现之时，国家依然可以掌控局面。“国家衰退论”源于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是复杂的，从来就不是“整体性”和“凝聚性”的强大实体；国家首先是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守护者，而不只是“权力集装箱”，它高度受制于公民社会中的非国家行为体；近几十年来，跨国家与跨政府力量的强劲增长已经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削弱；与此同时，特定权力资源的可替代性也并不那么高，由此造成了权力在形形色色的行为者之间的复杂分布。因此，国家强大如故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国家变革论”建立在反思和批判“国家中心论”和“国家衰退论”的基础上，因而被索伦森称为“批判论”。变革论者把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以考察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认为国家能够在社会互动中进行适应性“变革”，既非现实主义所说之“赢家”，亦非自由主义所言之“输家”。①

    “国家变革论”主要来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它强调主权国家体系与全球经济的共存关系，特别在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利用经济和社会发展机遇的能力。就经济发展而言，国家既要依靠国家机构的自主性，也要依靠国家在其社会中的嵌入性。索伦森就此指出：“自主性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它国家就会成为社会力量的纯粹侍女；嵌入性是重要的，因为国家需要有‘透过’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１５］（Ｐ１８）。自主性与嵌入性的这种结合与迈克尔·曼所说的“基础性的结构权力”相似，即“中心国家……渗透到其所辖之领土并符合逻辑地实施决策的制度性能力”。［１６］（Ｐ５９）

    嵌入的自主性也可以像琳达·维斯那样用来说明国家的外部联合。她把具有外向嵌入自主性的国家说成是那些“通过在国家联盟、跨国机构与私人部门的团体中担当一个主角”从而“造成对其经济（实际上也包括安全）的更真实之控制”的国家。变革论的另一个聚焦点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采用的是匈牙利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的经济辩证法，即市场是由国家创建和调节的，但市场一经建立也就成了可以制约国家权力的资源。［１７］（Ｐ１９）

    索伦森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在凸显复杂现实的某些方面的同时又遮蔽了另一些方面：现实主义者聚焦于国家和暴力冲突的风险；自由主义者聚焦于公民社会的发展；批判论者强调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因此，他们的论战犹如不同的比赛，无所谓对错和输赢。但他们都关注国家与权力的关系，因此其较量又非完全不同的比赛。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作为分析国家的起点，但其价值得视分析目的而定。索伦森本人的研究聚焦于这些理论的交叉地带，旨在发现国家在如何变革以及变革的后果如何，因此需要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论观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尽管可以借鉴，但不能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出发点，因为它们都把国家的变化理解为一种“零和游戏”：国家权力不是“增强”了就是“削弱”了；国家相较于其他行为者不是“赢”了就是“输”了。要走出这种“非输即赢”的陷阱，理论上最合适的出发点就是“批判论”或“国家变革论”。它可以把“增强”和“削弱”的两种变化趋势都包括在内并依据具体的背景和问题来做出更精确的评估；可以从国内构成和国际关系两个方面判断国家相对于别的行为者究竟“输”在哪里又“赢”在何处。

    值得注意的是，索伦森在有关争论中所持的“中间”立场和所做的“中性”选择。这意味着他秉持的是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也即更具问题导向意味的“既是也是”的中间态度。换言之，他的国家属性变化论将建立在既有理论丛林的中间地带，他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方法论问题而是实质性问题，尤其是被既有理论忽视或因固守某种方法论立场而不好展开的重大问题。比如，关于“国家”的性质，国际关系学中的惯常见解内在地把“国际的”与“国内的”割裂开来并当成是不同的分析层次，而索伦森则试图从国际体系与国内结构的互动中重新认识国家，并基于对国家的新认识来考察世界政治中合作与冲突的新样式。一般而言，这样的理论创新是艰难的，因为理论的中间地带既是各种理论的薄弱之处又是交汇之处。在这里，如何做到既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又能保持理论本身的原创性和内在的连贯性，首先就是对理论家本人的严峻挑战，如果做到了，理论丛林中各门各派自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三、国家属性：“一个新的不同的”国家概念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索伦森“在一个新的不同的‘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引人入胜与精细入微的阐释”，但他并未言明索伦森的新国家概念是什么。索伦森本人虽然把“国家变革论”作为建立新理论的起点，但他同时指出：“作为一种开放的分析立场……它并未告诉我们关于国家所经历之变革可能是什么的任何答案和关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之作用和意义的任何结论。”

    我们认为，基欧汉所指应为索伦森的“国家属性”概念，因为这是他在分析国家变化和考察国际关系变革时用得最频繁的独特概念。

    “国家属性”，既不像习见的国际关系学概念，即主要把国家视为更大的国际体系构成部分的主权领土实体；也不像惯常的政治科学概念，即主要把国家视为政府的一套制度性机构以及这套机构与社会的关系。在索伦森看来，国家具有司法和经验的双重属性。“司法属性”是“从国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把它看成是一个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机构”，也就是说，国家是宪制上独立于所有外国的一个实体，它被大多数外国承认具有主权或独立地位，享有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并拥有种种的国际权利和责任；“经验属性”是“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实质上的政治－经济组织”，它与国家的发展程度有关，即国家（是否）已经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实质性的民族凝聚力。

    人们通常把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当成是现代主权国家的起点。索伦森也承认那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但他否认当时的西欧就已存在合格的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结构，现代国家是经由国际竞争、对内外反抗势力的征服以及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民主化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其典型是１９５０年前后的西欧和北美国家。

    索伦森强调说：“只有到这时，我们才能谈到强国，即具有法律、秩序、合法性与发展成熟之资源基础（以国民经济的形式）的国家；只有到这时，对具有‘权威、行政和法律’的民族王国的描述才具有充分的意义。”［２３］（Ｐ７４）

    从“经验属性”来看，现代国家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实体，其权力和权威集中于政府，并由政府负责为社会提供安全、秩序、自由、福利等价值；现代国家也是民族—国家，其所辖之领土上的“人民”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他们既享有特定国家的公民权，又共享着同属一个文化与历史实体的观念；现代国家立基于一个既全球化又当地化的现代国民经济，其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地变化着。［２４］索伦森的这一论述主要借鉴了罗伯特·考克斯作为“历史结构”的国家是由物质能力、观念和制度构成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考克斯所强调的是社会（阶级）结构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表现为国家、社会复合体之不同构造的国家形式的多样性”［２５］（Ｐ８６）；而索伦森则从两个方向对考克斯的概念进行了重构。在结构要素上，其“制度”层面聚焦于政府，其“观念”层面集中在民族属性（即指由一国公民所构成的共同体），其“物质能力”主要在于经济。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索伦森从国家变革论出发更多地强调了国家对于社会力量的自主性。从“司法属性”来看，现代国家是主权国家。关于主权，索伦森沿用了英国学派把主权视为制度的研究取向，并采纳了罗伯特·杰克逊的定义，即主权“是一种资格，一种法律地位，因而是一种参与和介入到关系之中并与其他国家形成协议的权利”。同时，他又把作为制度（即一套规则）的主权分解为宪制性规则和调节性规则。宪制性规则，规定主权的核心特征，即对于其他国家的宪制性独立。在阐释这一规则时，他借鉴了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的制度公式“在情景Ｃ中Ｘ算作Ｙ”和英国学派的相关论述。

    索伦森指出，Ｘ是指拥有领土、人口和政府的国家。Ｙ是指宪制性独立，即如艾伦·詹姆斯所说的“一种法律的、绝对的、唯一的地位”［３０］（Ｐ４６２）。其中，“法律地位”意味着主权是国际法上的一种司法安排，主权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一律平等；“绝对地位”意味着一国要么有主权要么无主权，不存在法律上的中间状态；“唯一地位”指国家是唯一的最高权威，不存在凌驾于它之上的国内外权威。情景Ｃ是指赫德利·布尔所言的“国际社会”，即国家“为了处理它们的关系经由对共同规则和制度的对话和同意以及对维持这些安排中的共同利益的认可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领域。

    至于调节性规则，索伦森依据塞尔“调节业已存在的活动”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主权的调节性规则调节业已存在的主权国家实体之间的互动。在战争与和平中国家将如何应对彼此，谁凭什么成为国家社会的一员，都是调节性规则范围内的例子。如果没有先前存在的接受调节的特定类型的选手，这样的调节性规则就会是无意义或不需要的。换言之，宪制性规则在先，调节性规则随后；若无前者，后者就会落空。”

    索伦森进而指出，国家属性或国家本身会在保持某种连续性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生适应性变革。在经验属性方面，其实质性结构，包括作为“制度”的政府，作为“观念”的民族属性和作为“物质能力”基础的国民经济，都会发生“同质性”和（或）“异质性”的变化。

    在司法属性方面，国家所拥有的宪制性独立是主权制度中的一个代表着连续性的稳定要素，自１７世纪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主权的历史就是一个体现着宪制性独立的政治组织原则辉煌扩张的历史。但是，主权的调节性规则（也称国家的主权游戏规则）却是主权制度中的动态要素，其中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变化。比如，接纳一国为主权国家的“承认标准”和作为主权黄金规则的“不干涉和互惠”原则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因此，如果把国家这个复杂的实体Ｘ分解为三个方面，即：（１）宪制性规则；（２）调节性规则；（３）经验国家属性，那么除第一个方面之外，什么都是不同的，什么都是变化的。

    国家属性变化论所聚焦的正是后两个方面所蕴含的重大变化。如果把索伦森的国家属性界定与其产生的学术背景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他的概念化体现了“批判”、“合成”与“修正”的混合特征。首先，他从国家转变论出发，否定了国家不是全球化的“赢家”（现实主义）就是“输家”（自由主义）的简单假定，但又沿用了现实主义关于主权国家依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实体和自由主义关于国家不具有脱离于社会的自主性的观点。其次，他的概念架构来自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但他又不同意后者关于国家高度受制于社会力量的看法；他的历史分析采纳了主流理论关于主权国家生成于西欧并扩展到全球的共识，但又认为２０世纪中期以前的国家算不上真正的现代国家。再次，在阐释国家属性的构成时，他压倒性地纳入了英国学派视主权为制度的见解，接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视经济为权力资源之基础的看法，并借鉴了建构主义关于民族—国家是人们依据特定的观念和文化建构起来的看法。但他又都有所保留，比如，尽管他不同意国家是纯物质结构或“权力集装箱”的极端现实主义看法，但他并不认为观念和制度在任何时候都与物质力量一样重要。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索伦森的国家概念内含着多种要素，但仍不失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描述性概念。正是凭借这个在既有的国家概念迷宫中建立的新概念，索伦森推演出了与众不同的国家类型学说。

    四、一个独特的国家类型说及其理论特点

    根据国家经验属性的特征，索伦森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现代国家”、“后殖民国家”和“后现代国家”。这些概念被索伦森反复使用并在多处进行了详细的阐释①，足见它们在其理论建构中的枢纽地位。

    其中，“现代国家”是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欧美国家，索伦森将其视为界定国家属性和划分国家类型的“基准模式”。“后殖民国家”是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以来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其典型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其现代化程度或经验属性的不足，这类国家又常常被西方学者称为“前现代国家”或“准国家”。

    “后现代国家”是指从２０世纪中后期发展至今的西欧、北美和东亚发达国家，其典型是欧盟成员国。但是，世界上还有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和东欧国家，包括日趋重要的“金砖国家”，都未能反映在索伦森的“三个世界”图景中。那么，这些在国家属性上介于“后殖民”和“后现代”之间又在某些方面不太符合索伦森“现代”标准（尤其民主化要求）的国家又是什么呢？索伦森在早期的研究中几乎从未提及，直到２００４年才在《国家的转型：超越衰退的神话》中给出了答案：它们是“现代化国家”，并以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为例辟专章展开了探讨。

    他指出：这一大群国家的经验属性混合着现代、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特性；它们正处于转变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和倒退。因此，索伦森尽管承认完整的国家属性讨论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外，但他并不倾向于把它们单列为一个国家类型。

    作为理论建构的内在要素，国家分类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并不少见，但分类依据则各不相同。比如，现实主义的标准是国家对权力资源的相对占有和它们在某个特定均势中是否参加联盟；自由主义的标准是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水平；新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英国学派的标准则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文明标准”。与这些习见的标准不同，索伦森依据的是国家的经验属性。由于采用的标准更为综合，他的分类比之传统分类为国家的差异性和变化性预留了更大的空间。比如，他的分类也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所有的国家都有固定的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但他同时指出：除此之外，国家都是不同的，他的分类要抓取的就是那些最为重要的质的差异。他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类型国家以独特且典型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

    再如，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他的理论化也以“现代国家”为不言而喻的起点，但他并不认同它们关于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主权国家以及国际体系是由“相同的单位”构成的观点。他指出：国际体系由三类不同的国家构成，“现代国家从未成为国家属性的普遍形式”；作为一种历史结构，国家仍在发展，国家属性仍在变化，“没有人知道它最终还会往哪个方向变化”。

    索伦森还引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来表示其分类。也就是说，他的分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分类，既非经验的对应物，也非经验均值的概括，而是韦伯所说的那种从选取的历史现实中抽象而成的“纯粹”形式，一种被认为“内在一致的”概念模式。

    索伦森在说明这一分类的理由时强调了两点：第一，展示国家的异质性是容易的，但也应注意其同质性发展。他认为：“如果只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就容纳不下我们对任何历史时期主权国家属性发展的一般性的概念处理。如果拘泥于历史的特殊性，就不容许我们专注于核心问题……的理论争鸣。而且，这样的概念排他性地贬低了同质性力量的作用……主权国家属性向着某种共同形式的趋同确实已经发生。这种趋同意味着主权国家属性的发展有着普遍的模式，纵然它们并不符合‘相同单位’这一单维度的观念。”

    第二，“理想类型”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必须服务于实质性问题的研究。他指出：“三个理想类型包含了我对国家属性如何发展至今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它们也回答了同质性和异质性力量如何影响国家属性的问题。”

    而且，他的国家类型在其分析框架中也居于一种承上启下的位置：它们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家属性的结果，又是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样式的原因。

    五、一个解释国际—国内互动的新模式

    索伦森指出：“主权国家是人类的发明物，它们每天都在发展和变化。从长期的宏观视角看，其中大量的变化是不引人注目的，但有些变化却会累积成更为重大的变化。重大变化可定义为结构性变化。结构，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是那种能够制约人类行为且反复出现的模式。”

    那么，这些结构性变化因何而起？又会对国际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基于对国际—国内互动的理解以及对国家属性和国家类型的界定，索伦森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式。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复杂但又格外清晰的因果分析模式。图的上半部显示了索伦森的论证思路或分析方法：从“国际的”如何影响“国内的”开始，到“国内的”如何影响“国际的”结束。下半部是索伦森对这一思路的细化：一是要“由外而内”地探讨国际力量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塑造国内结构，从而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国家；二是要“由内而外”地讨论与三种类型国家相关联的特定的安全困境和主权游戏。

    索伦森坚决反对把“国际的”与“国内的”隔绝开来的单维分析，力主把“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结合起来，并进而赋予这两种分析以一种更为精细的因果关系逻辑。在既有理论中，聚焦于“由外而内”的理论（如新现实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往往认为，在体系力量的作用下，国家会循着“同质性逻辑”变成“相同的单位”。聚焦于“由内而外”的，如共和自由主义，强调国内民主会导致国际和平。同时，也有人持与之相反的“异质性逻辑”，例如列宁、萨缪尔·阿明和托洛茨基等就以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作为论证逻辑。但在索伦森看来，这两种逻辑都在发挥作用，仅仅承认一种逻辑或发展方向的假设是不可取的。他指出：“体系的力量限定国家的国内结构；这样的限定可以包含同质性以及异质性要素；国际力量有助于创造国际体系中不同的主要国家类型。”

    相应地，“不同类型的国家（即不同的国内结构）以不同的方式限定‘国际的’结构……这些国家在不同的合作与冲突背景中存在于不同的无政府形态，每个主要国家类型各成一个典型”。对这一思路的细化体现在索伦森对国际和国内结构要素的说明上。他指出：“国际的或体系的力量”包括三个要素：（１）政治—军事力量，或称“国际结构中的现实主义要素”，即体现为控制政治机构和暴力手段的权力；（２）国际规范，或称“国际结构中的英国学派的或自由建构主义的要素”，即国际结构中的规范、原则与观念；（３）经济权力，或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素”，即经济产品的设计、创立、生产、融资和分配能力，其拥有者是那些能够在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世界上生产财富的力量。

    索伦森指出，这三个要素“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情景中才能确定它们的相对影响力”；而且，如同国家属性一样，这些国际要素也可以被视为考克斯意义上的“历史结构”。至于“国内的”，，索伦森将其视为在国家属性上有本质区别的三种类型的国家，或在政府、经济和“观念”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国家。

    在“国际的”与“国内的”何者为先的问题上，他采纳了巴里·布赞关于这二者是一种“相互创制的关系”的观点，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在分析上有先后但在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

    “由外而内”的分析要回答：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期间，在三种国际结构因素的作用下，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变得“相同”或变得“不同”了，或者说“同质性逻辑”和“异质性逻辑”哪一种相对强劲？索伦森结合案例和史实对三个体系性力量对国内结构的作用分别进行了经验考察。他认为，国际力量的确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属性的核心结构，但这些因素并未使所有的国家都成为“相同的单位”或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国际力量本身并不是单纯的同质性因素，而且其作用还得取决于一些异质性力量，如国家原本具备的条件、现代化的程度和采取的特殊战略等。因此，三种类型的国家是“同质性逻辑”和“异质性逻辑”共同造就的，究竟哪一种逻辑更起作用要视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如此，则既有理论中单方面强调某一种变化逻辑的理论，都通不过经验事实的严格验证。

    “由内而外”的分析要回答：国家属性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不同国家在国际行为模式上的差异。为此，索伦森把考察的重心放在安全和主权这两个关键领域。在安全领域，他发现三种类型的国家因国际国内条件的不同而面对着不同的安全困境。后殖民国家因受到国际规范和大国的保护而免于外部威胁，但其国家精英常常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他们为人民提供的与其说是安全，还不如说是不安全。后现代国家组成了协调一致的安全共同体，战争威胁已经大大消解，新的威胁是有效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因此，现实主义所言之国际无政府条件下的“经典安全困境”只适用于现代国家，把它视为与所有国家都相关实为误导。

    在主权领域，索伦森发现，三种类型的国家因其经验属性的不同而侧重于性质不同的主权游戏。现代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其主权游戏基于“国际”与“国内”的明确划分，可充分地运用“不干涉和互惠”等主权的调节性规则。后殖民国家是体系中的弱国，尽管其宪制性独立受国际规范保护，但由于经验国家属性的不足和对国际援助等的依赖，其主权游戏就具有“附加条件的自助”和“协商性的干预”的特点。后现代国家的经验属性彼此高度相关，其主权游戏受制于“多重治理”，因而表现出“管理性干预”和“合作性互惠”的特点。因此，激进自由主义的“主权终结论”和视所有国家为相同的主权国家的传统观点，皆有妄断的成分。

    索伦森对国际—国内互动的因果分析，如同其“国家转型论”和“国家属性”概念一样，也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色彩。他对国际—国内复杂关系的认识，纳入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洞见，但这种援引又都建立在反思和修正的基础之上。或如他自己所言：“我的论点与任何特定的理论或理论丛集都没有特别的关联。也就是说，它不能被轻而易举地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或‘英国学派’的论点。”

    他的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中，既有物质性要素又有观念性要素，这表明他在本体论上采取了介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立场。相应地，在认识论上，他也试图找到一条可以容纳“理解”和“解释”这两种要素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要“避免在‘纯粹的’解释或‘纯粹的’理解之间的僵硬选择”。具体到他的因果分析模式，就是要实现马克斯·韦伯所言之“对社会行动的诠释性理解”与“对其过程和影响的因果解释”的结合。

    这样的方法论选择，在经历了行为主义／实证主义革命之后的美国学界很难见到，而在深受传统主义熏陶的欧洲学界也并不多见，尽管像他那样行走在“中间道路”上的学者似乎在日渐增多。

    六、结语

    国家属性变化论解答了国际体系中国家属性如何变化及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国际关系这一被既有理论所忽视的重大问题。其要点可归结为：

    （１）国家是在国际—国内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种历史结构；（２）国际体系是由属性不同的“现代国家”、“后殖民国家”和“后现代国家”构成的；（３）国际力量并不单方面地导致国家的趋同，不同类型的国家是“同质性逻辑”和“异质性逻辑”共同造就的；（４）不同类型的国家因其经验属性的差异而面临着不同的安全困境并奉行不同的主权游戏规则；（５）随着国际—国内的持续互动，国家属性会不断出现新的变化，从而推动国际秩序的持续变革。这些观点，作为一个整体，不同于任何主流理论的论述，既是对它们的重要修正和补充，又是对它们的有力批判和挑战。

    索伦森的理论显示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第一，他的论题和论证思路来源于冷战结束后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国家与国际关系而展开的一系列学术论战，其所做的选择体现了把批判、反思、合成、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结合起来的理论建构旨趣；第二，他的理论基础、概念体系和主要论点形成于既有理论和方法论的中间地带，既做到了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又尽量保持了理论本身的原创性和内在的连贯性；第三，他把“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的两种方法以及“同质性”与“异质性”两种变化趋势都引入对国际—国内互动的因果分析之中，从而建立了一个既特别复杂又格外清晰的解释模式。这些特点使他的理论别具一格，既不同于美国学界常见的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解释理论，又有别于常见的欧式纯传统主义的理解理论。不过，这是否是一种北欧式样的理论创新，则有待进一步验证。

    国家属性变化论涉及国际关系学科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已具备发展成为更系统、更综合的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潜质，但从现状来看，它仍未完全超越专题导向之研究固有的某些局限，尚不足以与既有理论中关涉系统化题域的宏大理论相提并论。此外，这个理论中的一些论点和论证方式也不无可质疑之处。比如，索伦森的国家类型划分因为引入了西方的民主化标准而导致了对现代国家的虚拟化处理，给人以当下世界已无任何现代国家的印象；他在探讨后殖民国家之所以那么虚弱的根源时，一味地强调这类国家中统治精英的负面作用，忽略了殖民化过程所带来的深重后果。但是，瑕不掩瑜，国家属性变化论仍无愧于从中间地带成功崛起的一种分析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新理论视角，索伦森独到的理论化方式对理论后发国家的学者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