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的新着力点

    摘要：中等强国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在新一轮世界权势转移过程中，中等强国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影响深远，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性主导力量。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中国需将中等强国视作对外战略新的着力点，及时调整战略，明确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以求保持中国国际战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中等强国崛起,中国外交,新着力点,中国国际关系论文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关系进入结构重组、问题议程重置和价值观念重构的新阶段。包括新兴中等强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异军突起无疑是促成这一转变最为深刻和持久的动力。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中等强国在大致同一时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实现群体性崛起，并以具有自身特点的对外行为诠释着国家利益。它们不再是国际秩序中心的跟随者，而是国际舞台积极的参与者、修正者及制定者，是主导力量之一。①

    这一趋向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应当引起中国外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国际关系中的中等强国

    如何认定中等强国(MiddlePowers)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相当于中等强国身份的国家往往在某些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整体上又暴露出实力和影响力的局限性。众所周知，衡量一国是否是中等强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通过其国家地理大小、经济、政治与外交影响力、军事、科技、地缘等多种因素作评判。按照国家规模，国家可分为超级大国、中型国家、小型国家和微型国家；按照国家实力，国家可分为强国、中等强国、初等强国和弱国；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国家可分为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一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也可部分反映该国的国际地位。加拿大学者亚当·切普尼克(AdamChapnick)提供了有关中等强国的理论分析框架。他指出，中等强国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元，区别于政治实体或联盟，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他并提出认识中等强国有三种分析模式：第一种是功能型，即正确定位自身国家实力，能够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力；第二种是行为型，即按照自我认定的国家实力行事，以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第三种是等级制型，即确认自身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贴上国际身份的标签，如在联合国中所处的地位等。②

    汉斯·摩根索设计了国家实力的衡量因素：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据此，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Holbraad)把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口作为分析指标，把美苏放在超级大国位置。然而在划分中等强国和小国时，却遇到了困难，即该数据边界难以确定。罗伯特·考克斯(ＲobertW．Cox)指出，当今时代，中等强国角色与国际组织发展紧密结合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其位于世界国家物质性权力的中间位置，但同时处于国际冲突的风口浪尖，因而国际社会需要拥有中等及中等以上的国家力量来管控风险。中等强国通过对国际秩序和安全作出承诺、推动世界体系变革、与大国保持充分独立等方式来履行职责、践行使命。①

    在保罗·肯尼迪看来，中等强国又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英法德日是近代以来的大国，但在美苏面前又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的中等强国。他认为，考察一国实力，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条件下进行，国家内部社会凝聚力、资源动员能力、地缘政治地位和外交能力都是其影响因素。②

    同时，拥有一个较强控制力与良好国内治理能力的政府也往往成为获得中等强国身份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影响该国国家地位的形成。一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效率、公民技能、素质和创新精神均是中等强国实力的体现。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平(JonathanH．Ping)认为，治国方略既指国际层面的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又指国家的政治过程。③

    也就是说，外交是治国方略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国家总体实力不够，却拥有很强的对外影响力，也可视为中等强国。中等强国既表现为一国面积大小及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强弱，更体现于外交实力方面，即在某个特定的议题领域其所能投入的资源和知识。④

    无论从国家规模、国家实力，还是从国家发展水平以及其在国际组织中所处地位等角度看，中等强国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发挥着突出作用，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实施对外行为。因此，中等强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软实力乃至军事领域内，把国家目标确定在“中等水平”的战略性指标上，影响着中等力量的建构。

    中等强国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体。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是国际秩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关系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爱德华·卡尔强调：人类应该正视国际关系现实，政治就是权力政治。他并指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主要有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而军事力量是公认的价值标准，衡量大国的标准是其可用军力的质量和预设效率。⑤

    纵观历史上世界均势的变动，真正能够称得上“大国”或“超级大国”的国家只是少数，即通常是那些拥有显著军事优势、经济实力、占有较大领土，并拥有较多人口规模的国家。而中等强国在人口、经济实力、国土面积、军事力量等关键领域虽不及大国(或者超级大国)，但其战略位置或扼守要道、或位居地缘要津，其经济力、军事力以及软实力也仅次于大国，在国际力量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并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此外，中等强国是均势的关键平衡手，如19世纪著名的欧洲协调，其实就是一种均势状态和安排。当时欧洲一些中等强国认识到其任何一个均无法取得绝对的大国地位，只能通过彼此制衡，形成欧洲协调，从而相互保证安全和地位。在均势体系内，中等强国或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小国，都能对均势产生较大影响。

    中等强国本身具有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的强大意愿。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个寻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国际机制进行合作，并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使每个成员受益。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共同收益。”⑥

    而从自身所拥有的禀赋、国际行为能力和利益重点等看，中等强国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拥有较强的地区或全球影响力，迫切希望通过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争夺低端政治方面的话语权，最大限度谋求核心利益，发挥自身重要作用，因而能够成为影响国际议程设置和国际格局形成的重要国家行为体。具有这种思维的中等强国通常更可能采取外交手段和程序，包括对多边机制的偏好，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并通过合作增强与大国对话的实力，以及更多地运用经济影响力和战略手段，走“中等实力”路线，避免与美国、中国等大国“硬碰硬”。①

    它们通常认为，与大国直接对抗极可能带来消极后果。从历史发展脉络和现实表现看，中等强国这一国际社会的“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力量显著增强。二战后，美苏两极国际体系逐渐形成，加拿大国力虽与美、苏相去甚远，但与英、法等老牌大国的差距并不很大，然而为凸显自身存在，加还是决定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此后，中等强国界定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澳大利亚、挪威、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均将自己视为中等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其充分享受知识传播、技术变革以及经济格局变迁的巨大好处，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经济发展向好，成长为分量越来越重的新兴中等强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兴中等强国群体性崛起并不是一朝一夕现象，而是一直都在进行，此前之所以未被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新兴中等强国崛起的态势被掩盖在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光环之下。新兴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始于2005年7月于英国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即鹰谷)召开的八国集团(G8)峰会。该次会议正式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加入“G8+5”对话机制，新兴中等强国就此登上世界经济舞台。不过，与西方国家相比，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只是“对话国”，相对于G8成员国仍处于不平等地位。新兴中等强国真正被认可还是其参与二十国集团(G20)，这改变了世界经济由美日欧主导的局面，使中等强国获得与西方大国同样的成员国地位，并开始从国际秩序外围走进国际体系变革与治理的核心地带，从国际关系的“权势客体”华丽转身为“权势主体”。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新兴中等强国表现得很抢眼，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安排与对话协商的要角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5%，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4%。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艰难复苏，但新兴国家继续保持至少为发达国家2倍的增长速度。②

    世界力量消长变化明显朝着利于新兴国家倾斜，在气候变化、世界经济、能源和粮食安全、贸易、金融体系和消除贫困等当前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上，如果没有新兴中等强国的参与，要想突破的确很难。

    中等强国虽不像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那样，身居国际政治权力金字塔之巅，但在其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其地位却举足轻重。印度在南亚首屈一指，正从“印度象”变为“印度虎”，经济上保持高增长态势，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当发达，外交上也是左右逢源。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访印时甚至宣称：“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③

    新总理莫迪上台后，外界普遍认为他将带领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印度的活跃，将深刻改变南亚乃至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又比如，巴西是拉美最强国家，近年潜心发展经济，悄悄进行“二次崛起”，成功举办2014年足球世界杯赛、又争取到201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外交方面凸显“拉美人的拉美”，要“拉美人自己说了算”，发起拉美论坛和美洲国家论坛，请古巴新客、送美国和加拿大旧客；调解伊朗核问题，2010年5月与土耳其、伊朗签署核燃料交换协议。与此同时，身跨欧亚、战略位置独一无二的土耳其正在“向东看”，在地区显示强大领导决心，准备在伊斯兰世界发挥更大作用。亨廷顿1993年曾警告说，穆斯林人数非常多，但是就像一盘散沙，没有领导核心，如果土耳其真的重回穆斯林世界，那么穆斯林就有了领导核心，俄罗斯和欧洲就会受到威胁。此外，非洲大国南非也表示要在国际上发出更大声音，特别是在2010年成功举办世界杯后雄心勃发，在利比亚危机中更是积极斡旋。总的来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四个新兴中等强国俨然已经在各自所在区域扮演代言人角色，并成长为有重要影响力的支点国家。新兴中等强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成为大国不得不重视的新力量中心，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改革驱动。新兴中等强国表现出振兴国家的强烈欲望，其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早从20世纪90年代起，印度就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比如：放松产业和贸易管制，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加强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推进公共部门私有化，强化财政监管。新兴中等强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了高增长率，增强了经济实力，对外则实行市场开放政策，降低关税，接轨国际分工。此外，还进行治理改革，加强私有产权保护，确保私人企业融资及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诸如此类的市场化和开放化措施，极大地拓展了新兴中等国家的市场范围，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工业能力，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二，创新发展。新兴中等强国通过将外来知识与本土经验对接，促进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并进行重大的革命性创新，建立起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展示自己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的创新。这些新兴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加大对科技、研究事业的投入，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信息技术、航天、生物科技、低碳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和绿色环保技术等，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陆续进入以“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周期。比如，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软件开发在全球市场占据不小的份额。巴西航天航空、通讯、核电、半导体、软件及制药业取得跨越式进步，有的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三，外部机遇。新兴中等强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国际环境。全球化时代，知识扩散的内在逻辑促使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进一步广泛扩散，而不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所能长久独占，这为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提供了外在的客观条件。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兴起信息产业，率先进入以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周期，这种新经济形态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世界经济面貌呈现出“向上走”的积极趋势。国际投资者看到新兴国家的巨大市场和发展前景，乐于投资。事实证明，这些迅速崛起的新兴中等强国确实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以“比学赶超”的后发战略优势，争得更大份额的全球化红利。其四，先天条件。新兴国家国土面积普遍较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大，国内政治稳定，并培育了一大批购买力强的中产阶级，国力基础比较好。它们长期以来拥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也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抱负。

    二、新兴中等强国崛起的体系意义

    对外政策是一国内政的延伸，其首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利益，大国尤其如此，中小国家也不例外。冷战结束后，两极结构解体，一批新兴中等强国不再受美苏两大阵营的约束，它们在新的国际体系形成之际，开始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而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在国际问题上借助国际多边机制，日益采取对话、协商、妥协的办法来解决分歧或争执，着力避免同大国的直接冲突和对抗，积极充当道德行为体角色。总体上，新兴中等强国的外交特点是：倾向于合作而非对抗、倾向于客观而非武断；倾向于制度和规则而非强权和武力；倾向于凸显自身的国际存在感而非淹没于大国背后的人云亦云，尤其在乎大国对自己的重视程度。

    新兴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遵循如下行为逻辑。其一，更依靠外交力而非军事力。由于总体力量有限，中等强国只能集中精力于最有把握的方面，提出最有可能产生合乎需要的一些优先关注目标，提倡国际事务处理的新理念、新机制，尝试创设议题，以先动谋求主动，尤其注重外交工作以及有效的情报收集网络；在一些敏感性较弱的非政治性领域以及全球议题方面加深合作，着重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海盗、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寻求发出声音，如“中等强国倡议”，②呼吁和推动有核国家立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减少核威胁，通过国际谈判削减核武器。其二，充分展现协调能力。中等强国外交的精华在于强大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以动作迅速以及充满想法的外交创意弥补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中等强国谋求在国际体系内具有更高程度的外交独立性与灵活性。它们一方面在大国间积极协调，充分展现自身价值，希望能够引起大国的重视；另一方面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增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分量。此外，它们还经常通过扮演中间人角色，积极参与国际危机管理以及执行维和等活动，体现出日益增强的国际责任感。

    其三，加强功能性合作。基欧汉认为，中等强国本身个体行为能力有限，但在一个国家集团或者一个国际组织机构里却能发挥重大作用。①中等强国外交方面依赖国际机制，主动倡导并推动多边合作行动，与“志同道合”者在某些问题领域进行联合，在关键性的国际事务上谋求以整体姿态出现，并用同一种方式说话，如在G20内倡导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争取更大发言权，令发达国家不得不重视；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巴西、南非、印度等与中国结成“基础四国”，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共识，提出可行性方案，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会议取得积极进展。其四，重视行为的可信度。中等强国外交中的公民社会参与程度相当高。

    在一个经过协商、谈判获得的成果中，中等强国并非最大获利者，一方面因其需要对国际社会保证其所提倡议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又因其必须向国内民众说明其确实反映民意，从而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博取信任。历史上中等强国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过较大作用。随着新兴中等强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其地位和作用前所未有地突出，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和全球安全秩序的深刻变化。在经济方面，新兴中等强国崛起加速了全球经济支配权力的转移，增强了世界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剧烈变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新兴中等强国群体性追赶西方的进程。世界经济增长主导力量从西方到非西方历史性的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全球经济决策权的分配上，新兴中等强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参与数量趋于均等，影响效力也更加均衡。在全球经济议题上，新兴中等强国通过团结行动和临时性组合维护自身权益，主动倡议一些新的经济议题，其话语权明显增强。例如，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消除贫困差距、提倡贸易自由，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公平合理减排等诸多问题上，新兴中等强国保持更加紧密的协调，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均衡化、持久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战略方面，新兴中等强国崛起促进了国际政治民主化、多元化，推动了全球地缘结构重新布局。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的潮流不可逆转，美国已无力独立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而中等强国这一国际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已经导致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宣告大国“独裁”国际政治时代的结束，使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结构更加多元，有可能阻断西方人在外部靠“穷国支持富国”、在内部靠“透支未来”的财富享受模式，这无疑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多极化和民主化进程，使得大国主宰世界越来越难。大国必须与中等强国协商合作、应对危机，共同参与国际性问题的解决，进而实现世界资源相对公平的分配。此外，应该指出的是，与以往世界力量平衡发生变化时总是伴随战争不同，在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全球化时代，新兴中等强国对世界权力结构的影响过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通过谈判重构国际秩序将成为可能，世界有望进入新一轮稳定期。不过，一些身为区域大国的中等强国，往往会竭力谋求地区主导权，这势必引起其所在地区的局势紧张。对此，国际社会必须予以关注。

    三、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

    中国外交素来以稳健著称，但是当下全球形势扑朔迷离，“各国各忙各国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转型、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新兴中等强国的迅猛崛起尤其给中国对外关系增添了国际新变量。如何妥善处理好与这些“世界新秀”、“中坚力量”的关系，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新课题。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①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Shambaugh)曾评论：中国外交有着强烈的大国导向，精力主要集中在大国和大国集团上，如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在中国眼里，日本、印度都算不上大国。②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沈大伟的评论视为对中国外交偏重于大国关系的尖锐批评。在国际结构剧烈变动、中等强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调整大国外交“一头沉”的外交思路，大力加强与新兴中等强国的关系。

    由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存在差别，以及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市场取向、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加之定位不清、处置不当，中国与中等强国之间很容易产生诸多麻烦问题。一是利益摩擦增多。从发展进程角度看，中国与新兴中等强国因发展阶段的同期性、产品竞争的同质性，在经济贸易、市场争夺、产品竞争、知识安全、话语权争夺等方面都存在摩擦的风险和分歧点。例如，中国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的经贸关系，频频遭遇反倾销问题困扰。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21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共106起，同比增长37．7%。巴西、印度等中等强国的立案数量占到总案件数的66%，其中巴西已连续两年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③

    2010年4月，印度和巴西都公开表示附和西方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施压立场，呼吁大幅度提升人民币币值。巴西2014年3月宣布开启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铝基印版反倾销调查。在2014年1至3月中国遭受的14起反倾销调查中，仅巴西就占到5起。④

    二是战略关系复杂。比如在印度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公共舆论视中国为特别威胁，媒体也特别喜欢炒作“中国威胁论”。中澳关系虽然总体态势良好，但是近年跌宕起伏，澳《国防白皮书》直指“中国威胁”，“力拓案”、“疆独”分子热比娅窜访、接纳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等事件都说明中澳矛盾点多、面宽。近期的澳日潜艇技术合作也说明，由于澳传统上与美、日存在盟友关系，中澳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中日、中美竞争的制约。

    三是一些新兴中等强国对中国采取外交平衡策略，与区域内外大国联手制衡中国。它们既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也试图借助大国力量防止中国一家独大。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的“驾驶员”，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可谓不遗余力，但也积极吸纳美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企图以此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在与中国存在南海岛屿争端的诸国里，印尼较好地贯彻了“搁置争议”精神，然而它有时也会将岛屿争端作为政治筹码。在2014年印尼大选前期，印尼军方特别强调与中国的领海争议，并且在军演中展现自身的强硬姿态。⑤

    面对这些复杂情形，中国既要借重新兴中等强国，又要清醒认识到，新兴中等强国也可能是中国面临新矛盾的来源。如果不能从战略高度规划和布局，困扰中国与中等强国特别是新兴中等强国的问题就会不断出现。中国要对中国与中等强国的关系进行战略再认识，外交再布局，给予恰当的定位，并在具体工作中给予足够重视。比如，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阵营中的传统中等强国，要给予充分尊重，多倾听意见、多谈论合作；对新兴中等强国，要在扩大共识基础上协调相互立场，强调共同利益、功能合作、谋求双赢；在国际多边场合要加强与中等强国合作，对于目前无法达成共识的议题也要控制分歧。中国与世界中等强国的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且机遇大于挑战。一是中国的合作空间有了新扩展。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势头不减，群体性崛起的良好局面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性问题应对处理等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塑造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总体进入复苏轨道，势头不强、劲道不够，国际金融市场起伏不定，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不均衡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中等强国特别是新兴中等强国迫切需要加强沟通协作，共克时艰。二是中国的合作平台有了新发展。中国注重深化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尤其注重团结“金砖国家”、“发展中五国”和“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中等强国，提升与发达国家对话、谈判的能力和地位，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得到明显提升。三是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而中等强国有与中国相近的立场诉求，有意愿同中国合作，并将中国作为其外交重点，如加拿大近期公布的新的外交政策确认了十几个“优先国家”，中国是其中的重点。

    历史上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是：当大国权势接近均衡时，居中力量的制衡至关重要。英国数百年秉持均势传统政策，其与欧陆大国争霸中，低地国家作用明显；梅特涅建构以均势为基础的欧洲协调，因德国力量崛起，权势结构失衡而崩溃。当前，美国绝对力量相对下降，中国实力加速上升，其他大国各自竭力占据优势地位，谋求未来的“一极”席位，国际局势可谓风云际会、变幻莫测。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形成过程中，加强相互联合，在关键的国际事务领域谋求以整体性姿态出现，并用同一种方式说话，发出与大国不同的声音，其地位和角色非常重要，居中制衡更加明显，将日益发挥关键性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认为，随着亚洲崛起，未来世界极有可能形成美中欧三强(G3)鼎立格局，①三者中谁获得中等强国的支持，谁就会占据优势，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