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了俄国。“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①这使得俄国和朝鲜成为了邻国。《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朝鲜东北部的居民开始越境至俄国南乌苏里地区。随着进入俄境朝鲜人数量的增多，朝、俄、中围绕遣返俄境朝鲜人进行了交涉。清政府的介入很值得关注，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1840年后朝贡体系的运行情况，对于认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俄关系的状况亦有帮助，遗憾的是未见有学者专文进行探讨。

    关键词：清政府,近代国际关系准则,适应,国际关系体系论文
 

    一

    19世纪下半叶，朝鲜社会极度动荡，下层居民生活困苦。大院君为了重修景福宫，征收各种名目的税，百姓不胜其苦。当时朝鲜自然灾害频发，以朝鲜北部为最。1860年咸境道发生大水灾，10余府受灾。1861和1863年接连发生了2次洪灾，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史料记载：“暴注急泻之际，江川合涨，溪壑浸滥，非但垣壑之颓败浍洫之溃决而已，产业之荡失，船盆之坏破，以至仓谷之漂没而极矣。其黎庶之惊惶图命，扶携号泣之状，不忍思不忍闻矣。”①资本主义列强觊觎朝鲜的市场和良港，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侵扰朝鲜，先后制造了“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内有严重的封建剥削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外有资本主义的入侵，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下层群众揭竿而起，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咸镜道居民纷纷潜逃中国和俄国寻找出路，毗邻庆兴府的俄国南乌苏里地区成为庆兴府难民外逃的首选。居民大量外逃，致使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无人承担徭役，赋税的缴纳也受很大影响。1850—1863年咸镜道有耕地49363结，人口57955户；到1870—

    1871年耕地变为46928结，人口53601户。朝鲜政府历来对民人外逃的防范和惩罚措施严厉，“沿江一百五十里，创建三十炮幕，密植木栅，通索悬铃，使之防守”。②越境者一经被抓获等待他们的就是极刑。1867年4月19日，越境者申益九被处死；1871年1月14日，潜逃中国10年之久的李东吉及家人被枭首江边。尽管风险高，但越境俄国者屡禁不止，且呈增长之势。

    1869年朝鲜北部发生了洪灾，之后又遭遇罕见的大霜冻，粮食几乎绝产，衣食无着的庆兴府居民大量潜逃俄国。鉴于无法禁止居民外逃，朝鲜转而和俄国交涉，请求俄国阻止朝鲜人入境，而俄国以各种理由搪塞，因为朝鲜人的到来可以部分缓解南乌苏里地区劳动力匮乏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介入了遣返朝鲜人的交涉。

    中国官方第一次发现朝鲜人潜逃俄国是1867年。受珲春协领管辖的查江恩骑尉额尔苏勒、查界云骑尉成贵报称：“正月初六日，巡至珲春河口地方，瞥见朝鲜国人男妇子女二百余名，坐车巡奔正东。赶向查询何往，内有微通汉语声言，现今俄罗斯招引我国人数千名，在吉心河地方开垦地亩。我国屡次挑兵，年景歉收，课税加倍，交纳无力，实难度日，无奈弃家逃出度命等语。”③1869年，吉林当局再次发现朝鲜人越境俄国。8月27日，珲春协领讷穆锦在会晤俄国滨海省边境官员后返回的途中遇见朝鲜人越境俄国：“朝鲜男妇子女四五十人，陆续越界，均由珠伦河地方前往海沿去讫。问其来历，混行指画，彼此话语不通，殊难知其究竟。因系俄界，未便拦阻，即于回城之日，拣派云骑尉吉尔洪阿等前往海沿一带秘查去后。旋呈朝鲜国男妇子女，现在海沿岩杵河棘心河等处，相聚千有余人。尔际仍有越界者，陆续不止，因与俄人互相交杂，难以查问等语呈报前来。”④

    清廷得知朝鲜人大量潜逃俄国后，一面指示礼部“行文”朝鲜，让其同俄国交涉，追还朝鲜人，“将逃赴俄界民人，饬令该国边界官悉数领回”；严防边境，不给边民外逃以机会，“并由该国王申明禁令，严敕该国沿边官弁，约束民人，毋许再有逃越，以重关防”。另外，指示吉林将军“会商俄国廓米萨尔，⑤务将朝鲜越界民人，悉行逐回，不得久留俄界，以致另生枝节等因”。⑥清政府介入了遣返俄境朝鲜人的交涉。从这时开始，在遣返俄境朝鲜人问题上清政府开始代替朝鲜进行交涉。得到朝廷的指令后，吉林将军令珲春协领赴俄和滨海移民官员交涉。从1869年起共交涉了两次。第一次的情况是：“珲春协领亲晤俄官，今将朝鲜越界人等悉数逐回。该俄官声称，该国所招朝鲜难人，奉东悉华尔(即东西伯利亚———引者注)总督札饬，载往绥芬等处耕作，扣抵所需糜费，及向讨要。该酋答说伊不能专主，并称已将此情形达知朝鲜国王，嗣后不关你们珲春至事等语。”①俄国移民官员以“不能专主”为由拒绝了珲春协领“悉数逐回”的要求。第一次交涉后不久珲春协领再次赴南乌苏里，又有了第二次和“廓米萨尔”就遣返朝鲜人问题的交涉。俄国官员仍以“供给多年，不包靡费，岂容徒自领回”为借口拒绝。有了第一次交涉经验，珲春协领以俄朝友好关系开导俄方官员：“即是接济多年，尤当笃义垂情，逐回本国，方为邦交矣。”俄国官员遂“怒行于色”，蛮横地回答：“官职卑末，实不能专主。且与中国无涉，何必多费唇舌，再要絮叨追索，不免有伤和气。”②珲春协领无功而返，遂前往朝鲜庆源府，要求庆源府使马行逸和他一同赴俄交涉，但被马行逸拒绝：“伊国如若领取，俄国尚且不准，再并非庆源府一处之人，又兼未奉该国王之旨，适际伊实系不敢承领等语。”③庆源府在“刷还”朝鲜人问题上态度消极是受到了朝鲜政府的影响。朝鲜政府在收到清朝礼部“悉数领回”越境朝鲜人敕令后复文如下：“盖此边民犯越之事，诚非一朝一夕之故，逃避徭役者有之，陷弱利诱者有之。乘间漏逸，驯致千百……特饬边臣会商俄官，越界民人之悉行逐回，小邦边官之悉数领回，并将恪遵圣旨，迅速奉行。海邦从此而无虞，边政从此而益严……谨当申饬北境一带边官，恭俟逐回民人，一一领取，再申边禁。”④朝鲜政府的态度很明确，无力约束国人越境俄国，至于遣返，将等待俄国将“越界民人之悉行逐回”，朝鲜再“悉数领回”，“再申边禁”。朝鲜既阻止不了穷苦百姓外逃，也无力追讨，寄希望于俄国主动逐回。

    鉴于朝鲜政府和地方当局在遣返远东朝鲜人的消极态度，吉林当局建议朝廷：“从严辑查，密为防范，如有朝鲜民人由中国地界逃入俄境者，立即拦阻，不令两国有借口。”⑤言外之意，只要是朝鲜人不经中国地界越境，中国就不要管。负责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也有相同看法，不要介入“刷还”朝鲜人交涉，让朝鲜自行办理。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清政府态度发生了变化：“自行设法招徕，使已逃者怀德复归，嗣后尤当严申禁令，不可复归前叛”，同时，令吉林当局“严饬边界各员弁，随时认真稽查，如有朝鲜民人由中国地界逃至俄国者，即行查禁，毋任乘间偷越”。⑥

    在清政府决定退出遣返朝鲜人的交涉时，俄国也决定就该事开展对华外交。俄国看到中国在“刷还”越境朝鲜人上态度比朝鲜积极，决定给中国一定的外交压力，让中国知难而退。俄国驻华公使А·Е·弗兰加利(Влангали)⑦照会奕，质问珲春协领代朝鲜交涉遣返朝鲜人是个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是否有京札饬或系该副都统之私见”。如果代表国家介入此事，则“别有意见”，如果是个人行为，则“无甚别意”。①奕的复照表示珲春协领是受政府指派而为的，然后解释中国介入“刷还”朝鲜人交涉的原因：朝鲜人越界俄国“与中国边务大有关系，则不能不严密防范，以杜事端”，承诺今后中国不再参与朝鲜人遣返交涉，让“朝鲜国王自行酌办”。②

    对于奕解释的清政府介入交涉的原因，俄国不接受，弗兰加利再次照会奕，申明俄国是依据国际法来处理朝鲜人越界和遣返的，中俄间的条约不涉及朝鲜人越界和遣返问题，“朝鲜人民逐回朝鲜之处，核与贵国所定和约本不可行”。俄国和朝鲜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本国与朝鲜并未立过和约”，朝鲜遣返无约可循。而且不无夸张地说，俄国对朝鲜一无所知，“我等于载籍之内，始知有朝鲜之国，至其为国及该国有无规矩政令，本国毫无措词”。③当时俄国和朝鲜确实没有建立官方联系，但俄国对朝鲜并非一无所知。早期使华的俄国外交人员，如斯帕法里(Спафарий)、郎克(Ланг)等就知道一些朝鲜的消息。到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朝鲜的了解加深。俄国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Бичурин)在其著作《中华帝国详志》(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описаниеКитайскойимперии)中专门对朝鲜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中朝关系等情况做过介绍。1854年，俄国海军中将普提雅廷(Путятин)率领舰队到达朝鲜，测量朝鲜海岸线。那时俄国对朝鲜是有一定了解的，弗兰加利如是说的最终目的是拒绝遣返朝鲜人。在复照的最后，弗兰加利恐吓说，“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时俄国实行了“和平”政策，“若前两次动兵，本国无庸帮助该两国，即许其征讨为是，则必致外洋大邦几于一同帮助也”。④弗兰加利的潜台词是，如果清政府和朝鲜坚持“刷还”朝鲜人，那么今后其他国家再侵略朝鲜时，俄国会给予支持。

    在遣返俄境朝鲜人问题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朝鲜方面态度消极，放弃追讨；俄国态度蛮横，拒不交人。之前清廷就有过动摇，此时又面对俄国的外交压力，于是清廷指示吉林地方不要干涉朝、俄关于遣返朝鲜人的交涉，守好边界即可：“如有朝鲜民人由中国境内逃入俄界者，即行拦阻，其本由朝鲜境内逃入俄界者，概置不问，以泯事端，而安边国。”⑤

    之后清政府再没有插手朝、俄遣返朝鲜人事宜。清政府退出交涉后朝鲜也没有再向俄国“索要”朝鲜人，直到1884年在缔结《俄朝修好通商条约》的谈判中，朝鲜才和俄国重新交涉。

    二

    清政府介入遣返在俄境朝鲜人的交涉，既有维护边境安全的原因，也和朝贡制度的历史“惯性”有一定关系。

    (一)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

    那时朝鲜人赴俄多数是经珲春地界，这给中国边境安全带来隐患。和朝鲜人偷越俄境同时发生的是，在中朝边境地区经常发生不明国籍人的掳掠事件。阿山镇事件①就是一例。清政府是出于维护边境安全考虑，介入了遣返朝鲜人的交涉。吉林省对朝鲜人潜逃俄国给中国边防带来的隐患有切实的感受，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朝鲜人潜逃俄国“致中国边界生事，中国尤不可不防”，“该国此项人民致与中国边务大有关系，则不能不严密防范，以杜事端”。②

    维护边境安全的另一表现是担心俄国利用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在接二连三失地于俄国的背景下，清政府上下对俄国的侵略性有切肤之痛。奕曾评价：“各夷以英国强悍，俄国为叵测”，“俄国攘地相连，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③“防俄”成为当时清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包括俄国在内的列强纷纷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浓厚的“防俄”的氛围中，大臣纷纷上书朝廷反对借俄“助剿”。“恐该夷所贪在利，借口协同剿贼，肆其狼贪豕突之心，则有害无利，所失尤多。”“从前俄夷侵占越界，并未明动干戈，至今已难驱逐。若借词带兵剿贼，而据南省地方，则南北两路分途蚕食，何堪设想！”④不仅反对借俄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且呼吁加强北部边防，增强防俄力量：“俄夷自历次侵占界限，吉林、黑龙江均与该夷相邻，边防尤矣紧要，未可稍涉大意。”⑤受“防俄”思潮的影响，在遣返朝鲜人问题上，吉林地方表达了“两国俱系外夷，其意叵测”、“难保两国不无勾结之处”的担心，并由此推测出朝鲜在“刷还”朝鲜人问题上态度消极的原因，“何以致之不问，任其潜往他邦，似此两国搀越，难免不无挑起衅端”，⑥由于担心俄国利用朝鲜人来蚕食中国东北边疆，所以积极同俄交涉遣返朝鲜人。

    (二)朝贡制度的“惯性”

    在古代东亚长期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它和兴起于欧洲的条约体系完全不同。朝贡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心向外围扩展的同心圆的国际体系，“称臣纳贡”和“册封赏赐”为其主要内容。美国学者费正清最初提出条约体系(TheTreatySystem，有时也译“条约制度”)概念。条约体系指的是不平等条约的总和，包括各种持续实施的常性特权，亦包括交割性的割地、赔款等权益。条约体系保障了列强在华特权的法律形式，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列强用条约体系把中国纳入它们的“统治范围”，确定了对华关系的真正的不平等。⑦从本质上看，条约体系仍属于殖民体系。欧美殖民国家通过和落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将后者的诸多权益转移到欧美国家手中。不平等条约把殖民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不平等关系转化为形式平等的“条约关系”。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具有和平主义性质，后者带有鲜明的扩张性。①但是，条约体系作为近代西方国际交往的一种模式，也不可避免具有后者的一些特点，如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俄在“刷还”其境内朝鲜人问题上就利用这些原则来阻止清政府介入。

    西势东渐后朝贡体系逐渐萎缩，最终为条约体系取代。中国近代外交史是中国对近代国际关系由最初抗拒到逐步接受并适应的过程，即中国被迫放弃朝贡制度并逐步接受西方外交制度的过程。②这种替代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费正清曾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用作朝贡时代与条约时代、中国主导时代与西方主导时代的分界。事实上，1840年仅仅是一个为期20年的进程的开端，是1860年以后中国以条约为基础向西方开放的准备期。中华帝国又花了20年才在外交上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③国内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如王铁崖先生在分析19世纪中叶中国人对国际法的看法时说：“对于中国，国际法是外来的，与中国‘体制’不合。如果采用它，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世界秩序和破坏朝贡制度。”④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对外关系中存在过传统朝贡关系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一度兼容与共存的过渡性阶段。最初清政府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然而随着欧美列强对东亚地区侵略程度的加深，朝贡体系难以维持，逐渐接受西方国际交往原则。这一特点在清政府对长期以来作为朝贡体系中最稳定的藩属国———“外藩之首”的朝鲜之政策中表现明显。

    1845年英国商船驶进朝鲜济州海域“量山测水”，并向朝鲜提出通商要求，清政府出于保护藩属国的义务和英国进行了交涉。交涉中清政府向英国申明了中朝藩属关系，“以明天朝绥柔藩封之意”，并要求英国不要再侵扰朝鲜，“不得复任兵船游弋该境，致滋惊扰”。⑤

    20年后清政府对待法国和美国侵扰朝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丙寅邪狱”后，法国以朝鲜为中国属国为由向清政府发难，就朝鲜屠杀法国传教士一事提出抗议，要利用中朝朝贡关系迫使清政府向朝鲜施压，对此清政府复照：“告以两国兵争，彼此俱有伤损，中国既知此事，自不能不从中排解，如果朝鲜有杀害教士等情，亦可先行据理查询，不必遂启兵端。”⑥可以看出，和1845年对待英国在朝鲜海岸“量山测水”的态度相比，此时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不再是以朝鲜宗主国身份为朝鲜排忧解难，而是以第三国身份对法、朝冲突进行调解，实际上放弃了对朝鲜的“保护”责任。当然这里有对朝鲜屠杀法国传教士理亏的原因，但在殖民势力冲击下朝贡原则让位于西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在其中起的作用更大些。

    “辛未洋扰”后，美国请求清政府斡旋和朝鲜通商事宜，总理衙门回复：“贵国之于中国友邦也，朝鲜之于中国属国也。今贵国与朝鲜各执一见，若以中国介乎其间，即与向来交际之情谊，或有所碍，未免令中国为难。何则贵国欲与朝鲜往来，而朝鲜不愿？在朝鲜自有一番议论，中国不必为贵国多述，以朝鲜所言贵国不愿闻也。贵大臣所言各节，中国亦不能为朝鲜尽述，缘贵国所言朝鲜不能从也。中国不能以贵国所不愿闻者，勉强贵国。中国亦不能以朝鲜所不能从者，勉强朝鲜。总之准情酌理。贵国既为中国之友邦，其于中国之属国，亦当听其自主，而不必以其国所不愿为之事，勉强之以必从，乃为克敦和睦之道。”①

    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待朝、美因“辛未洋扰”引发的冲突所持态度和之前对法国侵略朝鲜的态度相同，都是以劝解的方式来处理朝鲜和法、美冲突，不再坚持以往的保护藩属国的原则，这和退出“刷还”俄境朝鲜人交涉一样，是接受近代西方国际交往原则的反映。

    三

    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存在至少上千年，这样一种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际关系秩序，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另一种外来的国际关系秩序所完全取代。旧的传统体制不肯完全“让位”于新的外来体制的过渡性历史现象，正是其历史远远超过西方近代条约关系体制的东亚朝贡关系体制所特有的一种历史惯性。②

    早期的条约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准则。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未能完全从古代朝贡体系中走出来，试图维系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然而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清政府维持朝贡体制显得步履维艰，逐渐放弃了朝贡原则，接受西方近代条约体制确定的原则。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参与俄、朝关于遣返朝鲜人的交涉过程就反映了这一变化。最初由于朝贡制度的“惯性”，清政府积极介入遣返朝鲜人交涉，俄国鉴于朝鲜人入境带来的种种好处不愿意遣返，对清政府代朝鲜交涉不满意，以清政府违反国际法为由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最终退出了交涉，让朝鲜自己去交涉，只令吉林当局守好中国边界，阻止朝鲜人由中国边境逃入俄国。这种变化反映了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和接受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带有较明显的屈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