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是对近代以来国人这种最普遍诉求、最重要愿景的话语表达与理论提炼。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早在清季与民国期间即已发酵并广为流衍。近代史上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与演变，与民族危机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息息相关，与由民族危机激发起的民族觉醒尤其是民族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密不可分。考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雏形、定型与高涨，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史上的1894、1915、1931、1937、1945年这几个关键年度成了重要的时间节点①。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是对民族危机在观念层面的应急反应，而日本帝国主义是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主要国家之一，日本侵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生成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

    关键词：近代中日关系,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中国国际关系论文
 

    一

    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现代国家观念形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生，是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开始的。

    “民族复兴”观念，在对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上，包含了承认中华民族暂时落伍与重新赶超西方列强两个向度。这两种思想元素在甲午中日战争前都已形成，前者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不仅船坚炮利不如夷”，而且“人无遗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后者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通过“师夷长技”赶上西方，“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但由于甲午战争前现代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观念尚未形成，自然也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那时谈到复兴，还不过是与以往王朝衰而复振意义上的“中兴”，如所谓“同光中兴”即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同时，国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衰弱、落后，或觉得仅仅在技术上有些落伍于西方，或觉得还有以天朝大国傲视岛夷日本的资格，自然就不会太操心振衰起弱。

    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与标志①。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陈独秀在1904年发表的《说国家》一文中回忆：“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②吴玉章在回忆甲午战争时说：“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

    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③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打击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不如夷”，但朝野上下依然酣睡于天朝旧梦，大有雨过忘雷之意。被东方“岛夷”日本打败所导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面临“国无日不可以亡”的空前险境，彻底打破了中央王国、天朝上国的千年旧梦——“天朝梦”，也击碎了洋务派“中体西用”、“师夷长技”的“富强梦”；危机同时又是转机，正是在“天朝梦”彤塌、“富强梦”破灭的废墟上，催生了建设中华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世纪新梦——“中国梦”。

    在甲午惨败的刺激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开始酝酿。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率先号召“振兴中华”。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成立宣言明确指出设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该口号成了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振兴中华”的提出，与甲午战争的刺激有直接的关系，“时方清日开战，国人渐有国家思想，而居留外国之华侨，时受压迫，多悟国威不振，实基于祖国政权操诸异族之手，是以总理甫提议设立反清复国之兴中会。”④此后，孙中山在奔走革命的过程中，多次阐释了实现民族复兴、赶超西方列强的思想。他在1905年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⑤他在1906年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①。

    1898年4月12日，维新派的重要政治组织——保国会在北京成立，由康有为拟定的《保国会章程》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命运与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双重关怀，体现了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期盼。“保国”、“保种”、“保教”不只是维新派的口号，正如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所说：“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如在此之前，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把“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联系在一起，认为“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②。维新派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在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898年的《东籍月旦》在中文文献中较早使用了“民族”一词；在1899年发表的《爱国论》一文中首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爱国”一词；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2年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最早使用了“国粹”、“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奠定了重要基础。值得重视的是，首提“中华民族”一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还曾使用了“古学复兴”“复兴时代”等词，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已呼之欲出。

    近代语境中的民族复兴，包括以民族建国为契机恢复民族独立，以赶超列强为目标恢复民族地位，也包括以“少年中国”相号召恢复民族活力。梁启超在1900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痛陈“老大帝国”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国”的重振，坚信坚信“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他寄希望于少年，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③。

    近代语境中的“民族复兴”还包括以“保存国粹”为旗帜守护民族文化等内容。较早揭起民族文化复兴旗帜并对系统阐发文化复兴思想的是清季的国粹派。《国粹学报》发刊词把该报宗旨概括为“保种、爱国、存学”，与保国会“保国”、“保种”、“保教”的提法相通，但通过“存学”以保种保国、以民族文化复兴为民族复兴的路径更加明确，且“存学”内涵相比“保教”要更为宽阔，它不只是“儒学复兴”，而是包括了儒学、子学、国史等更广泛内容的“民族文化复兴”。1905年10月，邓实在《国粹学报》发表《古学复兴论》，预言“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其所谓“亚洲古学复兴”重点即在先秦时期中华元典文化的复兴。在国粹派看来，古学能否复兴攸关民族能否复兴，国粹能否保存攸关国家能否不亡。他们指出：“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④“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①。可见，他们提出“保存国粹”、“古学复兴”，正是为了民族复兴。

    清季出现的近似于民族复兴的词汇除了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振兴中国”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外，还有如欧榘甲1902年在《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今日将死而复生，散而复聚，静而复动，灭而复兴之大机会也”②，《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所使用的“复兴中国”“振兴民族”，华兴会1904年提出过的“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冯自由17岁提诗中使用的“中国中兴”，邓实在《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等文中提到的“神州再造”、“中国复兴”等。此时，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虽未定型，但该观念所包含的义项已颇为全面而清晰。

    二

    民国成立不久，内有复辟逆流、军阀混战，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抢夺德国在山东的侵华权益，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民族复兴”一词也正式亮相。

    “五四一代”思想精英对当时进行的中日交涉非常关心，对日本侵华导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痛心疾首。1915年初，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4、5期发表《费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③一文，介绍到了30年代对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起到重要作用的、费希特著名讲演《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希望国人学习费希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抗议“二十一条”的斗争，被推举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在《国民之薪胆》一文中提到了中日关系史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德冲突等三件深仇大辱的大事：“甲午之役，丧师割地，东亚霸权，拱手以让诸日本。甲辰之役，日本与俄争我满洲，而以我国为战场，我反作壁上观，其结果致敌势益见披昌。甲寅之役，日、德构衅，以吾国山东为战场，一如日俄故事，后幅文章，竟欲演亡韩之惨剧于吾中国。此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④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一直关注着中日交涉，他在1915年3月的《致母亲》的信中提到：“中日交涉消息颇恶。儿前此颇持乐观主义，以为大隈伯非糊涂人，岂不明中日唇齿之关系？不图日人贪得之念，遂深入膏盲如此。今日吾国必不能战，无权无勇，安可言战？……儿远去祖国，坐对此风云，爱莫能助，只能以镇静处之。”⑤他还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致留美学界公开信》，反对“对日作战”的言论，主张“保持冷静”，“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⑥。

    有感于中华民国因缺乏作为现代国家基础的新国民而成为空招牌，“五四”思想家更注重从“文化复兴”的视角，讨论民族复兴问题。不过，具体依靠何种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当时的不同思想流派有着不同的思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通过文化更新促进民族更生再造，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反叛传统文化，尤其是要“打倒孔家店”，引入外国文明，构建新文化、新文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向往西方文明，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定位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从1917年6月回国途中开始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此后，他在中英文讲演中频频使用这一名词，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来特指新文化运动，或从广义上指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胡适被五四时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的学生社团——新潮社聘为指导员，该社团创办的《新潮》杂志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艺复兴）。蔡元培1923年10月发表了《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说，他说：“照我个人推想，再加四十年的功夫，则欧洲自16世纪至17世纪所得的进步当可实现于中国。那时候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①。

    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实现民族复兴不能靠东方文化，也不能靠西方文化，而要靠“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这就在探寻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作出了全新的探索。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共党史上最早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驱者。李大钊是中共党史上最早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驱者②。他当年使用的说法是“中华民族之复活”、“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青春中华”、“中华再生”等。他在1916年8月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中提出了“青春中华”的说法，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要求青年“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次月发表的《青春》提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提出，少年的责任“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呼吁中华少年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同年4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③；1918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提出“犹忆三十年前，加潘特(EdwardCar—penter)曾为文以论《文明之起源及其救济》，甚有趣味，文中指陈曾经极盛时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

    径路，谓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预兆时期，浸假而达于炎热最高之度，浸假而贻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运焉。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924年5月13日发表的《人种问题》中提到“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问，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到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④。

    作为新文化运动论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危机，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认为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关乎民族国家的存续和发展，主张要实现民族复兴就要保存、弘扬中国固有文化。杜亚泉在《新旧思想之折中》一文认为，中国固有文化“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未来文明之指导者”。已回归传统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谈到了其心路历程：“我们自欧战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到美国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我们。’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着实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人心理的一斑了。”①他号召中国青年以“孔老墨三大圣”和“东方文化”去拯救西方：“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登场的梁漱溟，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由其开启的新儒学成为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别。国粹派、杜亚泉、梁启超提倡“古学复兴”、“东方文化复兴”，包括了佛学复兴、子学复兴等内容。新儒学则凸显与强调了儒学复兴在民族文化复兴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儒学复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形成了这样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逻辑：要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的复兴，就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的复兴”③。在其话语体系中，某种程度上是以儒学复兴论等同于民族复兴论，或者说是以儒学复兴论置换、替代了民族复兴论。

    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概念，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过时，印度化还早，“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化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④，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儒家文化的复兴。他指出：“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人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清学有什么中国人生态度复兴的可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⑤

    孙中山晚年继续关注民族复兴问题，在其《民族主义第六讲》的演说中提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号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強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強”，强调民族复兴就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恢复到头一个地位”，而要恢复民族地位，就要恢复民族精神、恢复固有道德、恢复民族主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极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來，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到了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在讲演中还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⑥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灾难的深渊，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短短的四个多月中，128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父老成为亡国奴。巨大的国耻再度强烈地刺激着频临厄运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思潮蓬勃兴起，正如时人所言，“九一八”事变后，“海内外贤士大夫，奔走呼号，复兴民族之声，嚣然四起”①。当时的一些文章就谈到了“九一八”事变的刺激对民族复兴思潮兴起所起的作用，如《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刊载《复兴之基点》一文中这样说：“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②。

    “九一八”事变直接促成了“民族复兴”话语的流行，而德意志民族复兴则被作为国人的重要样板。“民族复兴”话语定型与流行的关键推手张君劢谈到：“东北四省失陷后，各人对于中国前途，表示无限的失望，无限的悲观，好像中国便由此一蹶不振了。其实，我们不必失望，更不用悲观，只要能够在大失败大挫折之后，肯努力的振作，一定可以有复兴的希望。这种情形，历史上不乏先例，看他当时在历史上所处的环境以及其复兴之途径。”③

    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从1931年10月21日起分7期连载刚结束欧美求学生涯回到祖国的贺麟撰写的长文《德意志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1934年结集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三大伟人”改称“三大哲人”），高度评价歌德、黑格尔、费希特在普法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言行，以鼓舞国民抗战士气。向贺麟约写此稿的编者吴宓，特加按语：“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百年前之德国，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其时文士哲人，莫不痛愤警策。惟以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费希特、黑格尔之行事，壮烈诚挚，尤足发聋震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故特约请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贺麟君撰述此篇。”④该文提到费希特1806年在国难之际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的演讲》，号召国民接受“熊熊的爱国主义烈火”的考验。这一演讲于1932年初由“九一八”事变前一日回国的张君劢节译并从7月20日起在《再生》连续刊载，次年初由再生社出版单行本，译文反复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张君劢认为，费希特在该演讲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民族大受惩创之日，必须痛自检讨过失；第二，民族复兴，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第三，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他在“序”中谈到了中日关系：“切以为中日之所以有今日，不应责日本，而应责吾国，概中日战争，吾国所受日本之打击，有日俄之战，有二十一条之要求，有青岛之战，吾国人与外人之一再打击，安之若素，不以为意，虽年年有国耻纪念，而从不思所以永绝国耻之法，此待有于精神麻木，虽感意识之痛苦，不以事后却负遗忘已。”他后来提及自己翻译此书之用意：“‘九一八’国难之后，我尝译菲希特《对德意志国民演讲》节本，欲籍菲氏所以警告其国人者以为吾国人之鉴戒。”⑤张君劢于1932年5月在北平创办了《再生》杂志，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其“创办启事”称：该刊定名为“再生（TheNationalRenaissanci）”，“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张君劢在其创办的《再生》杂志与其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我们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论文，并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第三振作时期”的说法：“今后是中华民族的第三期复兴：第一期是周秦，第二期是汉唐，第三期是二十世纪之中国了。”“中华民族在周末为第一全盛期，五胡乱华后，乃大衰落，至唐有第三全盛期。依我看来，世界民族立国最久而迄今未亡的，惟吾中国，此后一定还有第三全盛期。”⑥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的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还有同年9月创办于上海的《复兴月刊》等。

    《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开辟了“民族复兴专栏”。《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也纷纷以“民族复兴”为话题刊文。此后，“民族复兴”一说广为流行。《复兴月刊》所刊发的文章有赵正平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第1卷第4期），谢耀霆的《怎样复兴中华民族》（第1第6期）、《复兴民族须先恢复自信力》（第1第8期），吴钊的《复兴之基点》、张素民的《中国复兴之惟一前提》、章渊若的《复兴运动之基点》（第2卷第1期），郑宏述的《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第2卷第4期），解炳如的民族复兴与民族性的改造》（第2卷第12期）等；《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民族复兴问题”专栏刊发表的文章有潘光旦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吴泽霖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赵正平的《短期间内中华族复兴之可能性》等。其他文章还有：蒋廷黻的《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国闻周报》第11卷第28期），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国闻周报》第13卷第39期），希声的《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独立评论》第65号），朱国庆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独立评论》第218号）等。他们谈到，“民族复兴”是从目前的落后、衰落状态中走出，恢复世界强国的民族地位，恢复文化古国的灿烂辉煌；中华民族完全有复兴的可能，但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当时还出版了一些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的书籍，如吴庚恕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张君劢于1935年出版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王之平于1935年刊行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其他学者、文化名流也纷纷宣传“民族复兴”。梁漱溟指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之不振，是文化上的失败；文化上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能适应世界大交通后的新环境。因此，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的重新建造。就此而言，“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建造问题”，而所谓的文化建造，亦就是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①

    在１９３４年７月的《精神陶炼要旨》的演讲中，提出：“中国问题虽大，因其精神合于思维，亦足以通过现在的难关而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他相信，中华民族完全有“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的可能。②

    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则极力把“民族复兴”纳入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蒋介石在1934年发表了《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如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7月8日的通电中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民族复兴思潮持续发展并不断深化、不断高涨，成为支持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潮与抗日救亡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在复兴途径上，强调抗击日寇、抵御外侮是争取实现民族复兴的当务之急，认为坚决抗战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与基础，并把探索实现抗战胜利的道路作为探求民族复兴之路的焦点、重点。《新华日报》发刊词指出：“我们深信，当前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自卫抗战实为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必经途径及其起点。为我们民族的光辉的前途计，不仅需要在今天全国同胞精诚团结共同救国，而且需要在抗战胜利后和衷共济共同建国。”在民族复兴内涵方面，突出强调了恢复民族自信心，并把民族自信心落脚在坚定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上，表达了抗战必胜、复兴必成的信念。《新华日报》发刊词提到：“我们坚信在伟大的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力量更广泛的动员，更严密的组织，更亲切的团结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是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战胜日寇，维护我们珍贵的民族生命的。”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人虽然很少直接使用“民族复兴”一词，但对民族复兴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深刻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暂时落伍的原因，宣誓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决心，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与实现途径。他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要改变中华民族落伍挨打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首先完成“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两大历史任务，“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③。他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充满信心，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④。他指出，民族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

    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⑤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很多场合继续直接使用“民族复兴”一词，阐释其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如他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反复谈到了“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一词在全书中出现了12次。如在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指出：“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限，亦从没有向外伸张其国家武力的时候。如有外来侵略的武力，击破我们国家的防线，占据我们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则我们中华民族，迫不得已，激于他所受的耻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图恢复，达成其复兴的目的。”近百年来，国势陵夷，外敌入侵使“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与心理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若非由我国父倡导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则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命脉，必已在日寇蚕食鲸吞之下，为朝鲜之续。

    幸赖我先知先觉的国父鹰扬其大仁大智凝结而成的武勇，以中国的自由平等为目的，唤起民众，奋斗至四十年之久，乃纳全国国民一致的要求于正轨……于是民族复兴之机，国家再生之望，摆在我们全国国民的面前。”⑥第四章《从北伐到抗战》中指出：“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⑦

    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蒋介石在该书中所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党”及把三民主义说成是“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等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更为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继续关注、思考与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七七”事变发生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民族复兴思潮也更加高涨起来。据对30种刊物的不完全统计，仅1938至1940年间，就有100多人发表近300篇讨论民族复兴问题的文章①。哲学家贺麟强调学术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上的危机，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是“学术建国”，“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②。他一面继续介绍费希特哲学等西学中有利于宣传民族复兴的思想，一面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儒学的复兴。他于1942年发表了《费希特哲学简述》③一文，介绍费希特有关思想。他在《文化与人生》中称费希特“是德国继承康德的学说，奠定德意志民族复兴精神基础的哲学家”，认为“费希特以自由观念为其全部哲学的中心思想，他的告德意志国民演讲，为被压迫的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的自由复兴，奠定精神的基础”④。他又发表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文，倡导民族文化复兴、儒学复兴。

    他指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由独立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的本质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⑤贺麟提出“儒家文化的复兴”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比较早明确提出新儒学、儒学复兴概念的新儒家学者。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怀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认定中华民族必然会重新崛起，相信抗日战争时期会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契机。他乐观地预言：“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近代处境最危的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已经在二十年前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他还意味深长地将抗战期间所写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论著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他借用《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之意，把当时的国家形势称作“贞下起元”，意指冬去春来；另所谓“贞元”，也即指唐朝的贞观、开元时期，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年代。他解释：“抗战时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⑥1938年，胡秋原发表《中国文化复兴论》，认为抗日战争既“是我们为复兴民族而奋斗之日，也是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之时。我们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客观上也是在复兴文化之过程中”。他号召人们“立志做中国文化花园一个辛勤培植之园丁，用心血来灌溉未来中国文化之根苗。同时用自己赤诚与热血，贡献于国民精神之铸造”，表示相信“我们的文化将随我民族复兴的战争和建设而复兴”⑦

    五

    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向下沉沦到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当时，人们就高度评价了抗日战争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①。贺麟也曾指出：“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最伟大也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时期内，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启后；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受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②

    如前所论，民族复兴的内涵包括恢复中华民族的领土主权、恢复中华民族的大国地位、恢复中华民族的朝气活力、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与民族精神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取得了显著的、实质性的提升和进展。

    恢复领土主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结束了近代以来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恢复了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失去的领土得以收回。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开罗宣言》，声明：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盟国将《开罗宣言》的条款加入当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版图。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被废除。1942年10月9日，美、英通知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于1943年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此后，从1943年19月到1945年5月间，中国先后与加拿大、挪威、比利时、瑞典、荷兰等其他国家取消在华治法权及其他特权的条约。

    恢复大国地位。1942年元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该宣言由26国共同签字，由美、英、苏、中四大国领衔，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与美、英、苏并列于签字之首，中国首次以“四强”的名义出现在国际文件上。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在莫斯科签订《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建议在战后应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1944年8月至9月，中苏美英建议该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1945年4月25日至6月25日，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中国代表团首先在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和参与国、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确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华民族付出巨大民族牺牲，长期坚持了抗战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恢复朝气活力。民族复兴，不是复古、复旧，而是要重振中华民族的朝气活力，建立延续民族文化根脉而有富有现代气象的新中国。冯友兰曾多次引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他最早提及“旧邦新命”为抗战胜利之际为西南联大所撰写的纪念碑，其中写道：“我国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烈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①

    从甲午战争失败那时起，“旧邦新造”、“旧邦新命”，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就成为先进中国人的一个梦想。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青春中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中国”，都体现了这种理想。宴阳初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②

    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势提出了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毛泽东指出，民族复兴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③

    通过抗日战争，社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民主力量得到成长，社会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革。抗日战争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恢复民族自信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态实现了从下挫到上升、从忧危到必胜、从涣散到凝聚的根本性转折，“抗战必胜，复兴必成”，“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些说法就是民族自信心的生动体现。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得到了守护与“开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提出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都昭示了民族文化在现代中国复兴、“开新”的方向。在抗日战争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全面的提振与弘扬，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④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方面，抗日战争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普遍的、广泛的认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表述，如“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起点”、“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等。如果着眼于从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近代历史转变的角度，抗战胜利完成了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是“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⑤；或者说“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走向危机的极点，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契机”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雪洗了中国在甲午惨败中所遭受的巨大国耻，瓦解了甲午惨败引发瓜分狂潮后确立的、羁绊中国走向复兴的殖民体系，恢复了中国在甲午惨败后失去的国土和近代以来丧失的主权，使中国在先败于西方列强、再败于“岛夷”后一落千丈的国际地位得以根本改观，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由百年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