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海峡两岸关于中美建交前美台关系研究述评

    一、关于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的研究

    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台政策，一直是两岸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两岸学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力图阐释美台关系的复杂性与互动性。刘红着重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历程，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十年间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历了“扶持、放弃、再扶持”的转变。从这一转变可以看出，台湾问题的出现及长期悬而未决，完全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

    关键词：近20年,海峡两岸,中美建交,美台关系,研究综述,中美关系论文
 

    台湾学者吴昆财认为，在1949年无论是文人体系的美国国务院，还是军人体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皆认为不必为了台湾的战略地位而出兵。其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必须放弃美台军事接触观念，以确保将来与中共接触的筹码。正是由于“美国认为台湾的赤化是在所难免，所以必须对台湾保持若即若离关系，以便将来可以从台湾脱身”。因此，1949年美国对台政策一直处于混沌状态。［2］

    刘丽华分析了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后，认为以朝鲜战争为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从明确支持台湾回归中国到公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从“不介入”台湾问题到武力侵占中国台湾海峡两大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逆转都是基于美国的利益需求。［3］

    台湾学者张淑雅依据多年来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主导美国决策者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厌恶与猜疑、对维持美国威望的关切以及不愿意为远东政策付出太高代价等“主观认知”，而非美国国内民意舆论、国际间的协定、其他盟邦的立场、甚至美国自己的政策声明等外在因素。在此前提下，她将50年代美国对台决策过程归纳为三个模式：首先是以保持弹性为最高指导原则，导致经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其次，美国往往在危机爆发后才被迫采取行动因应，随大陆定的调子起舞，失去主动性；再者，美国对台决策常打算以最小的代价，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其政策可行性随之降低。［4］

    在对此一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台关系的发展是两岸学者研究的兴趣点之一。沈志华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决策层在酝酿和制订对台政策时，国务院、军方、两党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都不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方式不让中共得到台湾，以此粗暴干涉中国内政。［5］

    孙艳红、付平认为，5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中，台湾是用来与大陆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无论有没有朝鲜战争，美国都需要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防御圈，朝鲜战争的爆发恰好给华盛顿的干涉提供了借口。［6］

    林晓光则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极力反对美国通过策划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停火案”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这使大陆认识到美蒋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可以利用它们的矛盾，寻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7］

    张淑雅认为，直到1951年春，即朝鲜战争局势开始对联合国军有利之后，美国决策者才开始认为台湾已从美国的政治负担变为政治资产，开始探讨积极保全台湾的可能性。［8］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是两岸学者研究的另一兴趣点。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决策者们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广泛利益，而非台湾当局一家利益。新中国政权的稳固运行，也促使美国变革对华政策，政府内部先后讨论过一些调整方案，例如迫使台湾当局从缅甸、泰国、老挝“金三角”地区撤军，试图诱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防，美台双方施压与抗压、牵制与反牵制的互动十分明显。但由于难以摆脱台湾当局的牵制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只能局限于“两个中国”之类的方案。［9］

    在此大环境下，当1962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实行大举“反攻”时，肯尼迪政府百般阻挠拖延台湾当局的“反攻”计划。牛大勇、唐小松认为，与当初人们的猜测不同，美国对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许大打，只准小闹。美国上层人士包括军方将领，几乎都是致力于“拴紧缰绳”、“限蒋出笼”，而不是“策动”蒋介石“反攻大陆”。［10］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先锋计划”，一方面掩护美国开始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另一方面在非洲提升台湾当局的声望，以维护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借此缓和因美国政府变革对台政策而招致的不满情绪。［11］

    约翰逊时期的对台政策，在总体上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思路。由于台湾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作用不断降低，约翰逊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开始了实质性的调整，结束了同台湾的“蜜月期”，不再直接卷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并继续反对台湾“反攻大陆”，希望以此保持台海相对稳定的局面。美国开始逐渐疏远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在“外交”上越来越被动。［12］

    总之，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台关系仍是一种非对称的战略同盟关系，是冷战时期美国构建亚太战略同盟体系的重要环节。作为非对称同盟之一，美台同盟的稳定性低于美韩与美日同盟，美台双方的互不信任和相互斗争多于后者，但是台湾当局通过这种非对称同盟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要大于韩国。这主要是因为台湾当局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是一种“怨妇心态”，而美国处理对台关系则是基于“皮格玛丽翁”效应。①

    二、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在有关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中，1961年和1971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年份。两岸学者经过研究，一致认为，1961年初掌美国政权的肯尼迪政府清楚地认识到，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自1951年始一直坚持的“延期审议”政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同时，美国的一些盟国也纷纷要求正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致使肯尼迪政府不得不策划通过让蒙古加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于台湾当局而言，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是一场重要的“外交战”，关系到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存亡。因此，美台在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的博弈中，蒋介石持强硬立场，坚持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投否决票。经美国的强力劝阻，双方几轮讨价还价，台湾当局在“顾及肯尼迪的威望和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的理由下让步”，以放弃否决“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换得美国对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13］

    当然，对于美台双方的博弈，两岸学者看法不一。台湾学者王正华认为，在此次美台博弈中，由于蒋介石在当时反共阵营中的地位，使得美国不得不对其妥协让步。［14］但是，放弃否决“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对蒋介石而言是愤慨的，此后台湾当局的“外交路线”不是趋向更弹性而是走上更保守的路线。［15］

    梁志认为，在这次美台博弈中，由于美国在美台联盟中相对较少的依赖性，能够以威胁和允诺的双重作用迫使台湾当局妥协；而台湾当局也绝非完全被动，它同样会在关键时刻制造出一个僵局，逼迫美国继续让步。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并非来自台湾当局本身的实力，而是源于美国人眼里台湾地位的“极端重要性”［16］。顾宁认为，1961年肯尼迪政府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在整体上还是继承了上届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推行的对华政策。［17］

    牛大勇则认为，表面上看美台关系的这场危机是以双方的妥协而结束，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台湾当局几乎满载而归，没有任何实际损失；而肯尼迪政府至少丧失了两项战略利益：调整对华关系的灵活性及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18］对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原因，大陆学者认为，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但由于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构成的决策核心在处理此问题的战略前提是与北京改善关系，根本不顾台湾当局对此事的反应，再加上两人对长期负责该事务的美国国务院系统毫不信任，从而造成美国政府严重的信息脱节，使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现一系列战术失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

    张绍铎认为，由于蒋介石一直秉持在联合国“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使得那些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实质上倾向于默认“双重代表权”的台湾高级“外交官”，难以向蒋介石进言，无法配合美国行动，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成为必然。［20］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与尼克松政府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身，即只要中国不发生内乱，只要北京不让步，恢复联合国席位是必然的结局。［21］

    针对台湾民众认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是蒋介石实行“汉贼不两立”政策所造成的“外交”失败这一普遍观念，王正华指出，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实与台湾当局各“邦交国”有密切关系。大陆利用建交要求对方承认其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要建交成功，台湾当局就不得不与之“断交”。蒋介石所谓的“汉贼不两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是蒋介石面对“外交”困境的情况下不得不强调意志的力量，以突破难关。［22］

    作为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密切相关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援助非洲农业技术问题也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陈长伟认为，60年代约翰逊政府为了在联合国维持“纳蒋排共”的局面，决定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研究委员会提案”。可台湾当局认为支持“研究委员会提案”就是对自己“合法”国际地位的挑战，因而坚决反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美台双方共同认识到要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就必须积极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因而美国同意根据参议院农林委员会制订的一项食物援助法案(PL480)第一款与台湾当局签订协定，为台湾当局对非洲农业技术进行“援助外交”提供财政资助，构成60年代中期美台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23］

    张绍铎则认为，虽然美台双方试图通过对非洲国家进行农业技术援助，以改变非洲国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投票取向，但非洲国家的投票取向受其自身政局演变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使美台的希望落空。［24］

    三、关于美台军事同盟问题的研究

    对于美台军事同盟问题，两岸学术界关注点不同。例如，有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贾国庆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是中美关系的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该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相反它只是以法律的形式重申了美国为了维护其战略利益执行分裂中国的扶蒋反共政策。［25］

    张淑雅认为，对美国而言，《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只是维护台海两岸现状的不完美方案，台湾当局希望由此获得较长期、较稳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希望以条约的形式在国际地位构架中取得美国“盟邦”的地位。同时该条约的签订也暗示美国承认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的“主权”，具有相互平等的形式。［26］

    台湾学者粟国成通过研究1957年“刘自然事件”①，检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台军事同盟关系。他认为“刘自然事件”并没有使美台关系破裂，但是此事件促使美台双方都开始正视美军人员在台的“治外法权”问题，从而直接促成了1965年8月《美在台地位协定》的签订，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27］

    台湾学者刘晓鹏通过整体考察50～60年代美台军事交往后认为，通常学者将50～60年代的台湾当局视为美国的附庸，可是台湾当局更像美国雇佣的保镖或者说低薪劳工。台湾当局只有努力地保卫美国利益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同时，由于美国大规模军援台湾，让台湾拥有了较为现代化的兵力，造成台湾当局对本身的认知与行为仍为“大国”，致使理想与现实出现偏差。［28］

    美国给予台湾大量的军事援助是美台军事同盟的一项重要活动。杜继东对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对台军援做了初步研究。他认为，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海、陆、空得到较好的改造，实现了现代化，拥有了与大陆隔海对峙的军事资本，但是台湾当局在接受美国军援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其约束，形成对美国的依赖局面。［29］

    温强则认为，美国自约翰逊政府时期已开始削减对台军援。基辛格访华前，美国从过去的无偿援助为主过渡到以军事销售为主。基辛格秘密访华公开后，美国军方、保守派、亲台势力向白宫发难，台湾也借机迫使美国补偿并强化了自己的空军。［30］

    四、关于台海危机与美台关系的研究

    1949年至中美建交前一共爆发三次台海危机，即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台湾方面称为“九三炮战”)，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台湾方面称为“八·二三炮战”)，1962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①

    台海危机一直是两岸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张淑雅通过考察艾森豪威尔政府前两年(1953～1954年)的对台政策，对一般认定美国有决心防卫“外岛”②的说法提出强烈质疑。她认为，“外岛”问题从浮出台面到变成主要冲突焦点，美国的“外岛”政策也历经从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前的逐渐加重协防责任到危机爆发后的不愿意武力协防，甚至希望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从“外岛”脱身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大陆在“外岛”问题上占有优势。［31］

    余子道认为，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形成对“外岛”的基本政策：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纳入美国在远东的防御体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台澎不落入中共手中；美国对防卫“外岛”不向台湾当局做任何承诺，除非中共军队在对“外岛”进攻的同时也对台澎发动攻击，或者对“外岛”的攻击是进攻台澎的前奏，否则，美军不介入保卫“外岛”的战争。同时美国又刻意保持“外岛”政策的灵活性与模糊性。台湾当局则着眼于“反攻复国”的基本政策，视“外岛”为生命线，竭力坚持以重兵保卫“外岛”，要求美国承诺协防任务，直接参与防卫“外岛”的军事行动。由于美台双方的立场不同，因此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台间的博弈无不贯穿着各自的政策意图，呈现出既互助协动又矛盾冲突的复杂关系。［32］

    郑永平详细分析了三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台的政策互动后指出：经过三次台海危机，现存的台海两岸相互对峙的战略格局基本定型。美中两国和台湾当局经过多次较量，对彼此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目标、立场、政策乃至具体策略逐步了解。其中，由于美台的目标相差较远，台湾当局在三次台海危机期间对美国的政策是既屈从又对抗，有时甚至态度强硬。［25］(pp.120～166)

    张淑雅在仔细分析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政策的态度后，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由于担心蒋介石趁机扩大冲突，美国要求台湾当局不可凭武力硬性“反攻”，而是要“待机反攻”；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将“待机反攻”的想法进一步推演，构思了让“反攻大陆”精神化的说辞，要台湾当局扮演中国文化的守卫者，以争取大陆民心，为日后重掌政权打下基础。实质上，美国从未打算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但为了牵制中共，一直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33］

    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曾想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火的方式解决这次危机。由于最终没有具体结果，两岸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并不深入。张淑雅通过解读英美双方的外交档案以及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馆”的档案，对“安理会停火案”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与分析后认为，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只希望通过“安理会停火案”维持台海现状，并不想费太大力气根本解决“外岛”问题，因此“安理会停火案”完全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而英国则认为该案偏离了自己的对华外交政策目标，而且最终连决议案都没能交议，美国想让安理会为美国政策背书的愿望也随之落空。［34］

    对于1962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余子道认为，此次台海危机之所以流产，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权衡战略全局，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政府动员军民，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同时在外交战线实行“以美制台”策略的结果。［35］

    赵学功和王栋则认为，由于中美两国都对华沙渠道给予重视，通过中美两国大使级华沙谈判代表的沟通，双方都认识到制止蒋介石冒险行动的重要性，这为化解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36］王栋还认为，1962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战略模糊”混合“双重威慑”的策略逐渐成形，该策略是构成冷战期间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37］

    五、关于美台关系中个人因素的研究

    在美国对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美国众多政治、军事、外交人物都起了重要作用。目前，两岸学者已经将美台关系的研究延伸到相关人物的研究。

    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帮”是两岸学者共同的研究焦点。贾妍、信强及台湾学者赵绮娜分别通过对美国国会“中国帮”议员推动美国加强对台湾当局的军事、经济援助，阻挠美国承认新中国等事例的考察，认为尽管他们数量不多，但是他们通过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台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38］

    赵绮娜还通过详细考察“中国帮”主要代表人物———新泽西州参议员史密斯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的言行，认为史密斯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主张保护台湾，主要是基于美国在冷战时期全球地缘政治的考虑，以及坚持美国外交的传统思想。［39］

    台湾学者林孝庭认为，1949～1951年间，蒋介石在军事、“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极度依赖以美国退休海军上将柯克为首的一群“非正式”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充分显示美国政府高层在此一时期的对台政策制定上存在严重矛盾、冲突与不协调；而台湾“国家”政策的这一“私人化”过程，对蒋介石政治生命的存亡与延续产生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也为此后美台军事关系发展起到铺路与传承的作用。［40］

    张淑雅通过探讨美国蓝钦(大陆学者翻译为“兰金”)“大使”执行美国对台政策的方法、态度及其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后认为，虽然蓝钦在美国对台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影响有限，但他却能够通过执行政策时的偏向，增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正是由于蓝钦强调“心战”在反共斗争中的重要性，将“反攻大陆”当做“心战”工具，无形中加强了台湾与大陆分离的倾向。［41］

    六、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回顾近20年海峡两岸关于中美建交前美台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研究问题不断增多，资料运用日益多样化，研究呈现多维展开、纵深发展的态势，但现有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比海峡两岸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两岸学者在使用美国档案资料方面存在差距。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在美台关系研究中除了使用已经在大陆出版的《艾奇逊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麦克阿瑟回忆录》等传统资料外，开始使用美国档案，主要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诸卷，其他美国档案的使用基本属于转引性质。2000年后大陆学者使用资料逐渐多样化。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个人档案、美国总统公共档案：约翰·肯尼迪(1961)、国会简报等资料被逐渐应用到研究中。

    由于台湾学者中很多人有在英美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使得他们对美方相关资料的运用已经由大量使用美国国家档案发展到挖掘个人档案阶段。例如，张淑雅在研究中除了运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各种相关档案外，还大量使用顾维钧档案、蒋介石日记、杜鲁门档案、艾森豪威尔档案、亚历山大·史密斯档案、兰德尔档案、卡尔·兰金档案等。林孝庭则大量使用了胡佛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查理·柯克档案、魏德迈档案、罗伯特·格里芬档案、周以德档案、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档案等。台湾学者对美国诸多个人档案的使用，使其研究可以深入到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运作，美国对台政策决策者在处理美台关系时的作用，以及诸多二线人物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等诸多问题中去，使台湾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研究趋势。纵观两岸学者对这一时期美台关系的研究，还可以看出，尽管两岸学者都搜集运用美方档案资料，但多数忽略了海峡对岸资料的运用。1979年以前的美台关系，并不仅仅是美台之间的问题，主要是中、美、台三方的博弈，任何一方资料的缺失，都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事实的厘清以及研究的客观性。从现有主要研究成果看，2000年以前两岸学者基本以美方档案为研究基础，对己方以及海峡对岸的资料甚少使用。2000年后，局面开始改变。就大陆学者而言，在研究中开始使用台湾出版的档案集、个人回忆录及中国外交部档案和福建省档案。对台湾学者而言，伴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化，台湾国民党时期的档案资料迅速对民众开放，台湾学者在研究中可以将诸多美国资料同台湾岛内“国史馆”、“外交部”、“国防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国民党党史会等单位所藏档案资料交互使用，互相印证。遗憾的是，尽管两岸学者在使用己方档案方面已有进步，但两岸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对方档案仍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或许与两岸学者获取对方资料的难易程度有关。

    综上所述，海峡两岸学者对中美建交前的美台关系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今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深化：首先，扩展研究领域，比如此一时期在美台关系中占重要地位、对台湾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对台军经援助，冷战背景下英国、苏联、中国等因素对美台关系的影响，美国国内其他因素如国防部、中情局、驻日盟军总部(也称为东京盟总)及美国亲台民间人士及组织(查理·柯克、陈纳德、百万人委员会①等)在美台关系中所起作用等；其次，创新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辅以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及理论，深入探究这一时期的美台关系。最后，注意搜集美国高校微缩胶片，及时关注国内外众多档案机关和研究机构的相关资料，使用新挖掘的史料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