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五邑籍驻外使领官员考述

    自秦以来，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居，视邻国及其他国家为“藩属”、“蛮夷”，并以此作为与之交往的基础，由礼部、理藩院等机构处理对外事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大门，改变了其闭关自守的状况和传统的对外关系，清政府开始建立专职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吸收西方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的观念，清政府近代外交关系由此开端，而驻外使领馆制度的建立则是其逐步完善的重要标志。随着驻外使领馆的建立，清政府官员系统中产生了一批驻外的外交官员，其中以伍廷芳、张荫棠、黎荣耀等为代表的五邑籍官员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对五邑籍驻外外交官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伍廷芳、张荫棠的个体研究上①，黎荣耀、陈善言等其他个体的研究基本没有，更无将其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考察研究的成果。然而，五邑籍驻外外交官群体是晚清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晚清外交历史、政策、制度等均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文以这一群体为对象，对其产生背景、外交事迹、群体特性等进行分析，以求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晚清,五邑籍,驻外使领官员,考述,中国国际关系论文
 

    一、五邑籍外交官产生背景

    常设使领馆制度，是西方国际关系的产物，确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成为普遍推广的外交制度。1858年，英、法、美等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各国可以派使节驻华，中国亦有对等之权利，从而将使领馆制度引入中国。根据条约，清政府有权派设驻外使馆，而19世纪70年代前，政府却无视这一权利，“中国似乎认为派使到外国是恭顺，至少是平等的表示，我们对外国来华使臣即作如此解释，所以非至不得已，不肯遣使出国。”［1］

    然而随着同西方接触的愈发频繁，次次外交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及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积极推进，清政府逐渐了解到驻外使领馆的职能，外交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如果向国外派驻使臣，就可以在国际争端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且还可以遏制外国驻京外交官们的越权行为”［2］91。于是自光绪初年开始，晚清驻外使领馆依次建立：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郭嵩焘、许钤身为出使英国正、副使；同年12月，任命陈兰彬、容闳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的正、副使；其后数年内，驻日本、德国、荷兰、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比利时、墨西哥、葡萄牙、瑞典、丹麦、巴西、朝鲜等国使臣第次派驻(有的为兼设)；1877年8月，清政府任命当地商人胡选泽为驻新加坡领事，其后相继任命了横滨、旧金山、古巴、秘鲁、夏威夷等45个地区的总领事、领事②，清政府驻外使领馆制度逐步建立，并逐步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这些清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员，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为维护政府利益和海外华人权益，与西方列强交涉，努力履行职责，多数人受到政府、民众、海外华人的认可和敬重。考察晚清驻外使领官员，其多数籍贯为长三角、珠三角等清季与西方接触较多的沿海开放地区［3］。五邑地区历史悠久、经济文化繁荣，更是著名的侨乡，早在唐宋时期就与外界有密切接触，鸦片战争以后，更有大批华侨出洋，受西方思想浸染，风气大开，五邑籍外交家就是在此环境以及清政府逐步开展近代外交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五邑籍外交官外交事迹

    根据清政府规定，驻外使领官员大致可分为出使大臣、总领事、领事、参赞、书记官、商务委员、通译官等职位［4］。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对五邑籍驻外使领官员生平、外交活动进行考述。

    (一)出使大臣：主要有伍廷芳、张荫棠两人。

    伍廷芳(1842—1922)，本名叙，字文爵，又名才，号秩庸，笔名观渡庐，新会人，中国近代的法律思想家、外交家。其父亲为新加坡华商。伍廷芳自幼入读私塾，13岁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接受西方教育，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林肯法学院，毕业回香港担任律师，后受聘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82年入李鸿章幕府，期间参加了中法谈判、中日《天津条约》谈判、中日《马关条约》谈判等中外交涉事件，其外交才能得到展现。1897－1902年、1907－1909年两度出任清政府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1902年古巴独立，伍廷芳又被任命为兼出使古巴大臣，其外交胆略和才识得到清政府和西方舆论的赞许。他在担任出使大臣期间，处处维护国家尊严，保护在美华侨的权益；以法律为武器，抗议美国曲解条约、强行延期《排华法案》的行为；加强宣传中国，在高校演讲、在报纸发表文章，让世界了解中国、支持中国。伍廷芳任出使大臣另一重大外事活动即出访南美巴拿马、秘鲁、巴西等国，促成清政府与南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签订新条约，保护华人，维护清政府的利益。虽受困于国力衰弱的制约，但伍廷芳凭借个人才能，其外交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为清政府外交使臣中的佼佼者，“实为外交使臣中尤为出色之员”［2］281。

    1902年回国后，伍廷芳还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辛亥革命后，宣布赞成共和，与陈其美等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1917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等职。陈炯明叛变时，因惊愤成疾，逝世于广州。

    张荫棠(1864—1935)，字朝弼，号少卿，又号憩伯，新会双水豪山人，其父为浙江海防水师总兵张蓉光，叔叔为浙江海防水师提督张其光。1882年中举人，捐内阁中书，曾任职总理衙门司务厅办理英国事务。1897年随伍廷芳出洋，任为公使馆三等参赞官；1898－1899年，兼任旧金山总领事；1898年3月调任驻西班牙二等参赞官，代办使臣事务；1900年6月卸任回籍。1904－1908年，先后任参赞、副都统、驻藏帮办大臣等职，处理西藏事务［5］51－52，291－292，与英国、西藏分裂势力斗争，改善西藏政治、经济，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09年8月以外务部左丞身份任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大臣，1911年辞免回国。张荫棠出使期间，重点关注和保护华人利益，抵制美国排华新律及移民局对华人的凌辱迫害；同时他还致力于解决华侨社团内部矛盾，革除不良习气。张荫棠在美国的外交活动收效不大，但他在为“菜苑屠华惨案”③与墨西哥政府的交涉中据理力争，使墨方承认违背双方条约，并就华人所受损失鉴定《中墨赔款证明书》，成为晚清政府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11年，张荫棠在向清政府递交的辞呈中分析了世界局势和中国外交现状，对办好中国外交提出了建议，因自己不符合其建议中对外交官素质的要求而恳请政府简受贤能并被批准［2］347－350。

    1912年，张荫棠被任命为民国驻美外交代表，1913年6月，张荫棠从驻美公使任上卸职回国。1914年5月，袁世凯任张荫棠为参政院参政，张不愿出任，于6月辞职。1935年，病逝于北平寓所。

    (二)总领事、领事：主要有陈善言、黎荣耀、余瓗、杨西岩、张文蔚、易学灏、陈始昌、梅伯显、阮洽等。

    陈善言(1846－1905)，又名言，字蔼亭(一作霭庭、蔼廷)，新会潮连人，清末报业家、外交官。幼年赴港，就读圣保罗书院，结识伍廷芳，学成后被聘为《德臣西报》主笔，1872年创刊《香港华字日报》。1878年，因其精通西文，以至薄俸禄，随陈兰彬出使美国，并以参赞身份随出使大臣在白宫拜会总统并递交国书［6］318－319，他还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指出美国排华不仅伤害华人，也伤害了两国关系，并陈述了中国建立领事馆保护华人的必要性［6］355－356。1879－1886年，被任命为驻古巴马丹撒领事。1886－1889年，任驻古巴总领事，负责古巴华侨事务。在任期间，他废除华人纳金给领事的陋习，又为侨民“谋利益争苛例”，深得华侨拥戴。陈善言回国后，历任电报局、粤汉铁路、沪宁铁路督办，1905年卒于沪宁铁路督办任上。其长子焕文，经营报业［7］；十三子陈焕镛，为著名植物学家。

    黎荣耀(1858－？)，字藻泉，新会棠下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1889年，随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崔国因出使美国，任旧金山总领事署随员、驻美公使馆随员，后任使馆参赞随使秘鲁。1891－1896年，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期间1894年奉命赴墨西哥察看各埠情景。1896－1899年，调任驻古巴总领事；1899－1901年，调任驻菲律宾总领事，后回国补丁忧之制；1907－1910年，再任驻古巴总领事；1910－1911年，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2］74，84，87。按清政府规定出使大臣及以下各级官员3年为期，黎荣耀在3地先后任6任总领事，在清季驻外使领人员中是较为罕见的，亦可见其工作成绩显著。黎荣耀在旧金山任领事期间，努力推进华侨教育，在美国排华的不利背景下，“保卫工商、颇著成效”［8］；其任古巴领事期间更因为“古巴华民饿困，办困出力”［9］262受到政府嘉奖，并发起建立了古巴中华总商会；在菲律宾任职期间，倡组华侨善举公所，推进了华侨公益事业发展，抗议美国将排华法案推行到菲律宾。民国成立后，黎荣耀被聘为民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其后生平不详。

    余瓗(1834－1914)，字和介，号元眉，别号乾耀，台山荻海(今属开平市)人。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候补知府、盐运使。1877年以随员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至日本，1878－1884年，任驻长崎正领事(时称理事)。余瓗驻日期间，关注日、俄、朝鲜局势，提出劝诱朝鲜联美亲清，牵制俄国和日本的策略，并上书李鸿章，深得其认可［10］。李鸿章在1882年给余瓗的复信中称“执事久在长崎，措施得当，疏请留任，倚重甚殷”，同日给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函件中称“长崎理事余元眉，才识颇优，执事疏请暂缓引对，可资臂助”。［11］

    余元眉在任日本期间，还努力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他不仅与日本儒者硕水交往甚密，还介绍中林梧竹来华向书法家盘存拜学，使其成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书坛三泰斗之一［12］，推动了中华文化传播。余瓗回国后，因熟悉洋务，1886－1888年，被张之洞、张荫恒联名具奏，与王荣和两次前往南洋访查华民商务，使清政府加强了对南洋华侨情况的了解。后充任侍读、浙江玉环厅同知等衔。晚年回乡，曾干预新宁铁路修建。杨西岩(1868－1929)，字蔚彬，新会崖西仙洞乡人，少年习西学。后随伍廷芳进京，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97年，随伍廷芳赴美，任使馆参赞。1898－1902年，因其“朴实耐劳，留心时事，曾经游历该岛，情形熟悉”［13］，调任檀香山正领事。1900年，美国殖民当局以控制传染病为名封闭唐人街，并在焚烧一木屋时殃及全埠。杨西岩在与军警交涉无果后，率灾民冲锋而出，终使华侨无人被烧毙。其后又积极与美国当局交涉赔偿事宜，挽回部分华侨损失，杨西岩也因此受到当地华侨的称颂。1902年，杨西岩因被告贪污残暴、走私鸦片等罪，辞去领事职务。此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贡献颇多。1923年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929年逝世于广州［14］。

    张文蔚，新会人，生卒年不详，浙江海防水师总兵张蓉光之子，张荫棠之弟，举人。1909年作为使馆随员，随张荫棠赴美，1909－1910年，因“中外商情、尤能融洽”［9］426被任命为驻菲律宾总领事，后因水土不服，辞请开缺［9］400。后不详。易学灏(1839－？)，鹤山人，由监生报捐通判。光绪元年(1875)因解决山东河工饷银问题，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保举为知州。1885年随张荫恒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886－1890年，任清政府驻纽约总领事，期满保为知府加盐运使衔［5］51，后不详。

    陈始昌，新会梅江人，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1903－1907年任清政府驻秘鲁加劳领事。1908－1909年任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15］84，88，后不详。

    梅伯显(1848－1935)，台山人，美国华侨巨富。1906—1911任清政府驻俄勒冈州波特兰名誉领事［15］85，为人忠厚，热心侨务，后因家庭变故破产。1933年任中国驻波特兰代理领事［16］683。

    阮洽(1863－1933)，台山人，美国华侨富商。1908年任清政府驻西雅图代办领事，创办侨民学堂。1931年任中国驻西雅图副领事，曾任西雅图商会、商业俱乐部会员［16］336。

    (三)参赞及其他职位：主要有容揆、赵宗坛、伍朝惠等。

    容揆(1860－1943)，字赞虞，新会人。1873年出洋留学。188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历任驻美使馆翻译官、商务随员、参赞官，驻美国、墨西哥使馆参赞、学生监督、秘书官等。民国成立后，任驻美使馆参事、一等秘书等职［17］。1943年逝世于驻美使馆任上。

    赵宗坛(1862－1938)，字思宣，台山斗山人。光绪年间举人。伍廷芳出使美国时任使馆三等书记官，1909年任张荫棠驻美公使馆商务委员［18］。民国初年任驻加拿大温哥华副总领事。

    伍朝惠(？－1900)，新会人，1897年任驻古巴总领事随员，1899年任菲律宾总领事随员，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丧葬费用由清政府开支［9］91。

    邝其照(1843－1912)，号蓉阶，祖籍台山，生于广州，早年赴美留学，曾任派驻新加坡商务领事、驻美商务参赞等职［19］。

    刘光福(1893－1983)，祖籍台山，澳大利亚华侨，1911年任清政府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秘书。后为著名侨领，为中澳友好交流贡献颇多［16］312。根据《宣统三年冬季职官表》④资料，五邑籍驻外使领官员还有：

    劳毓庆，字泊善，鹤山人，时任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一等书记官。陈同羣，新会人，曾随张文蔚任职菲律宾领事馆二等书记官［9］426，时任清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馆二等书记官。

    伍常，字性初，台山人，时任清驻美、墨、秘、古公使馆一等书记官。谭耀芬，新会人，时任清驻美、墨、秘、古公使馆二等书记官。

    谭学徐，新会人，时任驻金山总领事馆二等书记官。

    容嘉言，新会人，时任菲律宾总领事馆三等书记官。

    三、五邑籍外交官群体特点

    晚清时期，五邑地区驻外使领外交人才辈出，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五邑籍外交官主要出使地为美国、西班牙、秘鲁、古巴及其所属地

    根据清政府驻外使领制度，驻美使臣兼驻西班牙、秘鲁、古巴等地，因此，上述地区可视为一个整体，五邑籍外交官主要分布在该地区且在其使领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五邑籍驻外公使2人，均为驻美公使，而晚清共9任驻美公使，其中五邑籍公使3任(伍廷芳2任)，占1/3；如表1所示，五邑籍9位驻外领事除1人驻日本长崎外，其余均驻美国(西、秘、古)所属地区；并在许多地方占据重要地位，如表2所示，五邑籍领事人数占旧金山领事人数的1/4，且为广东籍领事的43%，西雅图、波特兰等地更是只有五邑籍领事。考其原因，主要是该地区五邑籍华侨众多，华工问题突出。

    护侨是晚清遣领的重要原因，海外华侨在外生活艰苦，浓厚的乡土观念促使其多以地缘、血缘关系组成社团，相互保护。清政府所派驻使领人员的籍贯、语言与侨民相符合，有利于沟通感情，开展公务，这也成了晚清政府向外派驻使领人员的重要原则：以广东籍华侨为主的美国地区有8位公使，其中7位为广东人。而五邑籍华侨又占该地区华侨的绝大多数，据1876年李圭在其《东行日记》中记载，加州共有华侨约14万人，其中属南海、番禺、顺德的三邑会馆的约11000人，属新会、鹤山、四会的冈州会馆的约15000人，属新宁的宁阳会馆约75000人，属新宁余姓、开平、恩平的合和会馆约35000人，五邑籍华侨合占加州华侨的约90%。因此，五邑籍驻外外交官多被派往该地区。(二)五邑籍外交官以新会人为主，台山人次之考前文所列五邑籍外交官：出使大臣2人，皆为新会人；领事10人，新会6人，台山3人，鹤山1人；其他职位11人，新会6人，台山4人，鹤山1人。可见，新会人占五邑籍外交官的主体。其次为台山人。考其原因：首先，五邑地区以新会最为历史悠久、文教昌盛。明代大儒陈白沙创立岭南学派，新会地区更是儒学繁荣，历代科举建功者不胜枚举。而清代科举取士是官员的最主要来源，晚清政府为保证出使人员的素质，选派官员往往具有科举功名，因此，新会籍外交官在五邑地区得以独领风骚，领事黎荣耀、张荫棠、张文蔚、陈始昌均为举人出身。其次，晚清出使大臣的随员多由其自行选定，知照总理衙门即可，所选之人多为出使大臣信任或性情相合者，因此故交、乡谊等等人际关系成为影响领事人选的重要因素，而新会有两位共3任出使大臣，新会籍外交随员人数较多就不足为奇了：陈善言、杨西岩、张荫棠等均为伍廷芳旧识，后随其出使美国；张荫棠出使美国的随员有谭骏谋、容揆、赵宗坛、张文蔚、刘田海、钟文邦、谭耀芬等7人，其中新会人有3人，张文蔚更是其弟弟。

    (三)五邑籍外交官很多具有海外背景

    考五邑籍驻外外交官员，很多人具有海外背景，他们或在海外出生，或曾留学海外，亦或为海外富商、侨领，本文统计五邑籍外交官22人，有海外背景者8人，占36%：伍廷芳、刘光福均出生在海外，容揆、邝其照、陈善言、杨西岩均曾求学于香港或海外，梅伯显、阮洽则为当地富商、侨领。如前文所述，清政府向不重视外交，故外交人才极度缺乏，而海外侨领、商人、留学生等熟悉所在地华侨情况及所在国政府的政策法规，且多熟谙外语，与外国交涉便利，因此从中挑选部分杰出人士担任外交官员，其成为清政府驻外外交官员的重要来源。支持海外设领的晚清重臣左宗棠在谈及外交人才时，就将沿海地区士商外出且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视为重要资源［2］67：清政府首任驻海外领事———驻新加坡领事胡亚基为当地富商，檀香山首任领事陈国芬也是当地华商。五邑地区海外华侨众多且注重文教，可谓人才辈出，故许多杰出人才被纳入清政府外交官员体系，或留任国内、或派驻国外，具海外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大亦成为五邑籍驻外外交官员的显著特点。

    (四)五邑籍外交官外交成绩显著

    晚清时期，政府积弱，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备受欺压，晚清的外交官们，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运用西方建立的各种世界规则保护祖国和侨民的利益，努力履行职责，五邑籍外交官以其显著的外交成绩受到所驻地侨民、政府以及本国政府的肯定：伍廷芳第一任使美期满，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均联名电奏“伍廷芳驻美多年，深谙西国法律，故遇事与商，甚为美廷器重。……务求俯准伍廷芳暂留使任”［20］。而后，伍廷芳又二度出使美国，成为使美任期最长的出使大臣。张荫棠在短暂的使美期间，处理屠华惨案，与墨西哥政府签订《中墨赔款证明书》，是晚清政府外交史上鲜有的亮点。黎荣耀先后在3地出任6任总领事，长达16年之久，这在晚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并因驻外工作受到清政府明令嘉奖，亦可见黎荣耀外交工作成绩突出。其他五邑籍的外交官，也均在其外交工作中，为保护华侨和中国的利益，克服困难，鞠躬尽瘁。

    四、结语

    晚清时期，古老的中华帝国备受欺辱，被迫走向世界，在一次次外交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晚清当局终于在天朝至尊的美梦中惊醒，在国内一批洋务人士的推动下，开始派驻驻外使领人员，以弱国身份与西方列强在国际舞台上过招，而作为冲锋在一线的晚清驻外外交官们，在国困民艰之际，奋力抗争，竭力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并积极推动国内社会的进步，成为活跃在晚清社会的一直重要力量。五邑籍驻外外交官，既有晚清外交人员群体的通性又有自身群体的特点，对于研究晚清外交史、社会史等均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