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历史演变及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意识的演变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意识

    第一，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是马恩国际主义意识形成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蓬勃发展，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反面性也愈益彰显：一方面是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加剧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力量，一国的资产阶级不仅联合压迫本国的无产阶级，而且还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兄弟联盟”共同压迫各国无产阶级。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1］308为了反抗资产阶级形成的“兄弟联盟”，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国际联盟。

    第二，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相同处境和利益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过，“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现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1］310

    由于大机器的广泛使用，无产阶级的地位不是升高了，而是下降了，他们的相同处境和共同利益需求使得无产阶级的联合成为必然。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识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87

    因此，各国无产阶级要想求得生存和解放，就不仅要团结起来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2］697，如果“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3］14。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258和“工人没有祖国”［1］291的著名论断。

    第三，马恩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提供了基本策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怎样才能实现？马恩认为，国际联合要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中实现。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只有坚持国际主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为此，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联合的基本策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这一思想表明，各国的共产党人应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团结和争取同盟者，建立国际联盟，以对抗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呼吁，“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把实行国际主义作为各国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从马恩国际主义意识的形成及内容可以发现，他们把联合的行动预设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因而其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相互支援，其目标旨在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二)列宁的国际主义意识

    相较马恩而言，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此时的世界民族已简化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汇合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列宁的国际主义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无产阶级联盟成为必然。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联盟，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首先，他从阶级的观点分析了建立国际联合的必要性。他认为，“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4］12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破资产阶级联盟这个铁链，因而，“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已经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都大声宣布，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完全共同一致的。它们在一起开代表大会，向各国资本家阶级提出共同要求，给整个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规定国际性的节日(5月1日)，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成一支工人大军。”［5］13

    为此，他对国际主义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3］168

    并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6］219－220

    第二，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建立无产阶级联盟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为了实现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联合行动，列宁提出了以下基本准则：一是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要求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政治分离，“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信任和阶级团结都将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应当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二是“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特别维护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充分的无条件的统一。否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它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7］259。也就是说，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政党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三是把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工人联合起来应结合各国的具体实际。他指出，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怎样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是一个“特别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他以俄国为例，如果俄国无产阶级不能解决本国内的民族压迫，让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从俄罗斯分离的自由，它也就不能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民主革命，也就不能把革命推向下一个阶段，即“同欧洲的兄弟无产者一道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第三，创建了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为了同以“议会斗争”为主的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列宁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组织，“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党将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8］541－542

    在他的影响下，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应运而生。正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9］57；现在“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建立“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10］93。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中，列宁深刻阐明了创建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因，“由于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经常提出新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国际联盟’这一伪善旗帜下勾结起来，反对世界革命，使世界革命有被扼杀的危险；由于社会主义叛徒们的政党企图联合起来，并在相互‘大赦’之后，协助自己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再度欺骗工人阶级；最后，由于从革命中取得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和整个革命运动的国际化，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召开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一事，首先提上日程上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性质与宗旨得到了彰显，“共产国际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党”“是无产阶级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政党”［9］226；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也确定下来，成为“一个共同的战斗机构”，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永久协调和有系统的领导”，以使“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9］6。

    列宁国际主义意识概而言之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成为时代之必然，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工人阶级建立联盟应遵循相应的准则，通过创建共产国际来实现国际联盟。

    (三)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意识

    第一，对国际主义进行了界定。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侵略者，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对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1］520－521

    在他看来，为了反抗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上是相通的。1939年，他在《纪念白求恩》中对国际主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11］659

    第二，强调了建立国际联合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国际社会主义联合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11］658

    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在回顾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时谈到，国际联合对亚非拉广大被压迫、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至关重要，“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2］1472，“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1473－1474。关于国际援助的重要性，他在1964年《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三，建国后毛泽东国际主义意识的转向。建国后，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意识倾向于“一边倒”。面对建国初中国的百废待兴，他把争取苏联支援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同时努力把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并积极践履国际主义义务，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就是毛泽东国际主义精神的鲜明体现，到了60年代，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毛泽东的国际主义视野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把支援这些国家的革命视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具体体现。他在会见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时这样说：“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并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13］361－362。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国际主义思想的革命色彩开始减退，逐渐转向与现行世界秩序合作的路线。他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14］119可见，毛泽东已不把政党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前提。

    二国际主义意识的历史局限性分析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具体内容虽然表征不同，但其主题是通过推进世界革命来达成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这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策略和意识形态。在战争与革命年代，这种国际主义意识因其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从整个共运史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第一，国际主义在指导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以三大国际为例，第一国际没有解决好反无政府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好巴黎公社失败后如何坚持阵地、开展斗争和保持领导核心团结的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15］121。第二国际时期没有解决好反修正主义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好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利益关系的问题。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导人，为了同本国资产阶级实现“神圣同盟”，而放弃国际主义立场，诚如列宁所说，他们的行为是叛变，因而急需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第三国际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存在着急躁冒进(有时又退让迁就)，在组织上存在着集权主义、宗派主义和大党主义，这给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造成了重大损失，如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的路线的干扰。

    第二，共产国际带有很强的民族利已主义和大国主义倾向。列宁创建时的共产国际，“是为了把抱有下列目标的各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共同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16］164

    这个新的国际把“国际”的利益绝对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16］5作为基本准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着这种思想，并把这演化为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主义：其一，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苏联予以无条件的支持；其二，社会主义苏联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应给予援助。这两方面的内容契合斯大林时代的国际形势，但他对其进行了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理解和实践。斯大林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如是界定：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17］47

    在这里，斯大林把是否捍卫苏联作为判断是否国际主义的唯一标尺，表现出了一种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斯大林对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这样说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16］25

    在这里，斯大林赋予了苏联无产阶级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但在实践中却更多地把这项义务变成了推行大党大国主义的权利，干涉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解放运动，阻碍了民族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三，国际主义意识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会强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和围剿，从而不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从1871年普鲁士和法国这两个敌对国家联手绞杀巴黎公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互搏杀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十月革命后联合围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从来就没有解体过。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东方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高压、经济封锁、军事恫吓和意识形态攻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苏联在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几十年间耗费了巨大国力，并最终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攻略下走向失败。冷战结束后，中国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包围中，在此形势下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提革世界资本主义的命，无异于为处于弱势地位且国际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招来祸害。因此，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朝鲜、越南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相继在自己的党章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停止使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了。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力的此消彼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谋求生存发展空间的障碍了。

    第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倡导和践履，在主观和客观上造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隔膜。特别是斯大林“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提出，更是把社会主义国家捆绑在一起并使之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在此情形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浪潮，因其缺乏来自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体制、机制到资金、技术等各个层面的必要借鉴和支持而成效甚微。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一个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规则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中国共产党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起，不再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使用“国际主义”这个提法了，而《人民日报》从1990年开始，也几乎没有再专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社论，1992年的十四大党章则正式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条文。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意识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影响

    第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体，受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建国初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倾向于同苏联及兄弟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12］1472－1473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一边倒”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诚如毛泽东所说，“一边倒”能“使我们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至于处于孤立地位”，并且“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为此，他把1950年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看成是“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18］131。并提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所有兄弟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19］44

    这里的基本利益，不仅包括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建国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巩固，他在外交政策上有了变化，即把党和国家的切身利益作为外交关系的着眼点。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他把党的主要任务定位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2］350；在1956年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88

    第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邓小平着力调整和重新制定了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并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主义主张：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对话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1973年刚复出后不久，他就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反思过去的对外政策及时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20］40

    他还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应改变过去那种过分凸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外交，转而开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方位外交，并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的优先位置，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判问题和处理问题”［21］330。他同时强调，应改变过去那种过分强调“中心”“大家庭”的做法，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21］191的新外交策略，这使得我国的外交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树立新的安全观、发展伙伴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江泽民提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

    ［22］244他改变了过去那种强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尖锐对立的做法，这向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表达和传递出一种改善和密切国家关系的良好愿望。他明确提出两种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3］298，主张把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优劣、胜负交由历史和实践去作最终判决。同时，他又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新，才能顺利建设成功”［24］205，也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江泽民在外交策略上的改变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重新审视和认识，这是跨越传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集体，提出“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5］875，倡导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这一新的外交政策，突破了过去那种只注重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历史狭隘性，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6］47，并把“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26］36。他还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并极力主张要发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在利益上，他坚持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25］48。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他不再局限于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异同作为判断亲疏好坏和决定是否交往的标准，主张“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25］47，坚持以是否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作为国际行为的主要准则。

    第五，新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外交政策放在中国总体外交架构中进行考虑，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成熟。他的外交策略主要体现为既运筹好与大国的关系，如俄国斯、美国等，又要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等。在对外关系中，他强调要着眼于公平和共赢，公平就是要对小国给予照顾，共赢就是要提倡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规范：追求秩序和治理的平衡、平等和公平的平衡、反霸和共赢的平衡。习近平的这些新型外交策略为中国从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塑造国际体系打下了基础，也为实现“中国梦”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因为，“中国梦”的实现不但是要追求本国利益，同时也要兼顾他国利益，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政策上的改变，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意识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当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价值变化时，它们就引起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和行为的相应转变。”［27］3中国共产党由于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并及时提出相应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也极大地改善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生存处境，同时对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和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