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

        

    摘要：中国的权力战略的继续改进表现在五个方面：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继续秉持权力的对外防御功能并逐步扩大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

    关键词：权力资源,运用,中国外交,权力战略,中国外交论文
 

    学界对权力是资源还是资源运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也是权力概念的模糊性所在。对权力的重新分类可以依据资源与运用的双重角度进行，权力可分为软性软权力、硬性软权力、软性硬权力和硬性硬权力四大类。以此为框架，作者分析了中国的权力资源、权力运用方式以及权力运用目的。通过与美国和欧盟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美国的权力战略是全能－美国至上型，欧盟的权力战略是全能－后主权型，中国的权力战略则为吸引－防御型。在权力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权力战略重视吸引而少强制，重视防御而少塑造。中国的权力战略的继续改进表现在五个方面：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继续秉持权力的对外防御功能并逐步扩大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

    

    权力(power)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引发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自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后，关于权力(特别是软权力)的讨论和研究在国内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和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分析，在1990－2011年期间，在政治、军事与法律的类项下，题名中含有软权力、软实力和软力量的论文1022篇，而题名中含有硬权力、硬实力和硬力量的论文仅30篇，这显示中国的权力研究出现了严重偏向软权力的现象。中国学者李少军也指出，国内学界近年来探讨软权力的文章不少，但直接辨析权力概念的却几乎没有，因此有必要将权力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进行讨论。

    事实上，在国内学界争相研究软权力问题之际，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已经出现了权力研究的整体观转向。比如，欧盟和美国的外交领导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将软权力和硬权力有机结合起来的巧权力(smartpower)概念。与此同时，曾提出软权力概念的约瑟夫奈也在2011年出版了《权力的未来》一书，对权力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此外，在美欧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权势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快速上升，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将如何使用其与日递增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度期待，这就迫使中国学者必须站在整体权力观的角度提出更加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和有操作指导意义的权力观和权力战略。这种权力观和权力战略应该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权力资源包含哪些要素？其核心要素又是哪些？中国如何运用这些权力资源？与主要国际行为体相比，中国运用权力的方式有何特色？中国权力的运用服务于何种主要目的，是偏向对外防御还是偏向对外塑造？中国如何改进其未来的权力战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

    一权力的概念：资源与运用的双维视角

    关于权力的研究存在两种基本的取向，即把权力等同于权力资源或实力(capaci-ty)的资源视角和把权力视为通过资源的运用来达到预期目的的运用视角。从资源视角出发的权力概念认为，国家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实力的大小，即取决于可供利用资源的多少。这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尤为显著。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在其《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一书中明确地将国家权力的要素归结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和政府的素质这九个方面。新现实主义基于其结构主义以及实力分布决定国际结构形态的基本观点将资源即权力的观点发展到极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单元能力的分配。国家在自助系统中运用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

    不过，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具有丰富实力禀赋的国家，并不总能得到它想要的结果。美国携超级大国的强势却不能在越南战争中取胜便是一个典型事例。因此，权力研究的运用视角或关系视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Kaplan)在1950年出版的《权力与社会》(PowerandSociety)一书标志着权力研究从权力即资源(power－as－resources)路径到关系权力(relationalpower)路径的转向。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的权力概念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可，他认为，A对B有权力即意味着A能让B做它本不愿意做的事。这一界定是从关系或运用的视角来认识权力的。在其他一些学者看来，权力是一种相对性的实力(capabili-ty)，它通过提供或撤回资源(resources)，或者实施惩罚的方式改变其他行为体。在此影响下，国际关系的学者试图将权力的资源和运用整合起来，既把权力视为国家实力和禀赋的集合，又把权力作为发挥影响力的一个过程。甚至也有学者专门从运用视角来看待权力，而淡化其资源属性。如李明江关于软权力的看法便是如此。他认为，软权力不是指权力资源的性质(nature)，而是指使用软性的方式(对国家间关系的)培育(nurture)。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后来做了修订的权力理论正是在结合了资源和运用这两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初，他认为，硬权力是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等有形资源相关的，基于威胁(threats)和诱导(inducements)的命令性权力(commandpower)。而软权力是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资源相关的，基于吸引(attrac-tion)和塑造他者偏好(establishpreferences)的同化性权力(co－optivepower)。不过，这种观点简单地认为无形资源会带来吸引性软权力，有形资源会带来命令性硬权力，从而忽视了权力资源和运用之间远为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约瑟夫奈将强制和诱导归为同一类命令式权力，淡化了两者间重要的差别。

    事实上，这一观点也给约瑟夫奈后来的著述带来了困惑。在2004年的《软权力》一书中，奈在讨论欧盟的软权力时，将欧盟的对外援助视为欧盟软权力的一大来源。无疑，对外援助是有形资源，而有形资源能带来吸引性软权力的观点显然与奈一贯的立场有悖。为了更系统地阐明其权力理论，在其最近的新著《权力的未来》一书中，奈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将权力资源与权力行为进行区分。在权力资源方面，他将军事和经济实力视为有形资源，而将文化、制度和外交政策视为无形资源。在权力行为方面，硬权力是推(push)，软权力是拉(pull)。虽然有形资源在总体上能产生命令式的硬权力行为，但有形资源在某些情况下的使用也可能带来软权力行为。例如，美国军队在2005年印度尼西亚遭遇海啸袭击后对其开展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这一行动显著提升了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民众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无形资源在总体上产生了吸引性的软权力行为，但也可能在少数情况下产生硬权力行为，他列举的事例是不涉及军事实力实际使用的军事威胁。

    约瑟夫奈将权力资源和权力行为加以区分的新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的概念，这也是其权力理论的一大发展。同时应指出的是，这种发展是不全面、不彻底的，它仍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约瑟夫奈仍然没有彻底地肯定以下两个观点：有形或物质性的权力资源也能在一般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例外地)产生基于吸引的影响力；无形或非物质性的资源也能在一般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例外地)产生基于强制的影响力。美军的人道主义救援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受灾国(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救援方面的物质性利益，如救灾物资的运送以及伤员的救助和治疗。正是因为急人所需的可见利益的提供才使得美国争取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好感，成为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影响力的一个吸引性来源。通过扩展这一逻辑，我们认为，对一国提供所需的各种军事和经济援助、安全保证、投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等都可以产生类似的基于物质利益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行为。

    如此，我们就可以将诱导和强制加以区分，把诱导从约瑟夫奈的命令式硬权力行为中分离出来，而把它视为物质性资源的吸引力来源。奈把诱导和强制统统视为命令式硬权力，中国学者对此定义并不以为然。例如，李少军认为，硬权力是运用强制或暴力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领导的行为，例如采取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手段，或两种手段相结合。诱导虽然旨在改变另一国在某一议题领域的立场，但它要发挥效果，通常情况下必须给予该诱导对象国在其他议题领域相当的或更多的物质性利益来实现利益置换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要求改变政策的国家在其他领域受到可能获得相当或更大的利益的吸引的情况下，决定改变它在特定议题上的立场。归根结底，这还是基于物质利益的吸引力使然。也就是说，物质性资源可产生吸引力，非物质性资源也可产生吸引力，尽管这些吸引力的生成机制有所不同，前者基于利益的考虑，是为了获得一项更有价值的利益而接受他国在另一个议题上的主张；后者基于对他国文化、制度和政策的认同而自愿支持他国的主张。

    约瑟夫奈开始意识到无形资源可产生强制性的硬权力行为，但他举出的事例却不很恰当。军事威胁不涉及军事力量的实际使用，但军事威胁的有效性完全仰赖威胁国具有可信的军事能力。因此，军事威胁仍然是一国物质性军事力量的一种强制性使用方式，它与战争行为的区别在于军事威胁尚未涉及军事力量的暴力使用。事实上，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实行与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而言，我们很容易找到非物质性资源被强制性使用的事例。西方国家依靠其在国际舆论中占据的话语权优势，通过政治家的言论和媒体的报道，旨在营造一个国家的负面舆论，将国际竞争对手的形象妖魔化，使之处于道德上的不义的境地，进而对该国施加压力，逼迫其改变内外政策，产生一种软打击的效应。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中国遭遇的这种以非物质资源进行强制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

    上述对约瑟夫奈的权力理论进行的评析，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一个能够更好地说明中国的权力战略现状和特色的分析视角和框架。在下文中，我们将对奈的理论框架加以发展，以资源和运用二维视角对权力进行分析和分类。

    从资源的维度出发，笔者认为，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它可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物质性权力包括军事、经济力量；非物质性的权力包括外交、制度、文化。学界在将物质性力量分为军事和经济两大类的问题上有较大共识，对非物质性力量的来源分类却不统一。奈在其早期的著作中认为，软权力的来源有三种：文化(culture)、意识形态(ideology)、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奈在2004年出版的《软权力》一书中重新将软权力的来源归纳为三个方面：文化(culture)、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values)和外交政策(foreignpolicies)。中国学者门洪华在谈到中国软实力建设时提出，软实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核心要素：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综合以上对软权力来源的不同观点，笔者根据权力资源的非物质性程度，由低到高将无形资源分为外交、制度、文化。外交资源包括了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外交政策。制度是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各种制度资源，例如国内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和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力。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我们使用较为狭义的定义，特指一国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精神财富。

    从运用的维度出发，笔者将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分为强制和吸引两大类。强制性的方式包括制裁和敌对。在这里，制裁旨在通过剥夺其他国际行为体的部分物质与非物质利益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立场；敌对则试图剥夺对方全部的利益，推翻妨碍本国利益和政策目标实现的他国政府。另外，我们也可将威慑视为最低程度的强制方式，它以制裁或敌对的威胁使用来迫使其他国际行为体不做不利于本方的事情。吸引性的方式包括互惠和予惠。其中，互惠是指一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发展出互利的合作关系。由于互利关系的存在，如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形成，互惠当事方由于共同利益的吸引而趋向维护相互间的合作关系，并对另一方损害本方利益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在予惠的情形下，一国由于给对方带来了额外的利益(如提供各种援助)，形成了他方对本国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依赖。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外交、制度和文化能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意图和行为产生塑造性的影响。

    图1将权力的资源放在横轴上，将权力的运用方式放在纵轴上，它的四个象限可以代表四种不同的权力模式。从右上象限开始，逆时针方向分别为软性软权力、软性硬权力、硬性硬权力、硬性软权力。

    其一，软性软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右上象限的权力称做软性软权力，或软实力的软使用，这也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软权力。这一类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非物质性资源、运用吸引性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在互惠的层面，在文化交流中以文化为媒介，通过交流来促进相互理解，实现本国与他国的沟通。而在予惠的层面，权力的实施方一般会单方面给予对方好处，以此来达到其更高层次的吸引力(如提供外交支持、培育主流制度和主流文化等)。一国的外交政策如果能考虑到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诉求，向其提供支持，则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必然带来更大的国际吸引力。发展主流制度和主流文化则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使用的一种权力方式。它需要一国的文化和制度具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即使不通过对外宣传，其优越性也将自动显示，其吸引力也会自动产生。

    其二，软性硬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左上象限的权力称做软性硬权力，或硬实力的软使用。这一类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物质性的资源，运用吸引性的方式发挥影响。硬实力不只产生强制力，它也可以产生吸引力，例如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经贸合作、军工合作等。军事和经济力量只是权力的物质来源，并不必然产生强制性或吸引性的作用。经济实力既可以转化为硬权力也可以转化为软权力，既可以用制裁来强制他国，也可以用财富来使他国软化。同样，在灾难救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强大的军事行动能力也可以提升一国的国际形象。硬实力的软使用已被中国学者所关注。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硬实力的作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硬实力由硬使用转向软使用。作为权力运用的大局规划和策略，硬、软实力正朝着软使用方向发展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方式。

    其三，硬性硬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左下象限的权力称做硬性硬权力，或硬实力的硬使用。这种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物质性资源，并且运用强制性的方式施加影响。这其中包括了战争(暴力的最高形式)和全面经济战，也包括了低烈度的军事制裁、有限经济制裁等形式。

    其四，硬性软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右下象限的权力称做硬性软权力，或软实力的硬使用。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力使用方式，它一般使用非物质性、软性的资源，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外交强制表现为外交制裁、外交围堵等。制度强制包括推动政权更迭，如通过扶植反对派来瓦解现有政权的颜色革命。文化强制表现为宣传战，通过抹黑或妖魔化一个国际行为体来达到破坏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合法性的目标。

    二中国特色的权力资源与运用

    根据以上对权力进行的分类，本文将中国、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权力战略进行定性比较，旨在展示中国权力战略的特色。国际行为体的权力战略是指该行为体依托特定的权力资源组合(有形的/无形的资源)，采取特定的资源运用方式(吸引/强制的方式)来追求特定的目的(对外防御/向外塑造)。

    参照图1，我们仍然将物质性资源分为军事的和经济的资源，将非物质性资源分为外交政策、制度、文化。在物质性资源方面，美国与欧盟的经济实力相当，分列世界前二位，中国居第三。在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遥遥领先。从2009年的国防预算来看，美国的国防预算是6610亿美元，欧盟是3860亿美元，中国是1000亿美元。综合来看，美国的有形资源最多，欧盟次之，中国再次之。相比硬权力资源，软权力资源更难被衡量和测定，因为后者是非物质性的、抽象的、无形的。约瑟夫奈也试图对主要大国的软权力资源进行衡量和比较，但终究由于其难以被准确测量，他也只给出了一些定性的判断。在提到欧盟的软权力资源时，他认为，在软权力资源方面，欧洲是与美国实力最接近的竞争者。当谈到中国的软权力时，奈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与美国和欧洲的软权力相比，中国还难以企及。中国学者张国祚在《2009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态势分析》一文中指出，与硬实力相比，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存在比较大的落差。比如美国的文化产业占世界43%，欧盟占34%，日本占了10%，澳大利亚占5%，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只占4%。无疑，在无形资源的占有方面，中国的比例最少。至于美国和欧盟的强弱高下，由于无形资源难以量化，采取不同的衡量指标便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只好假定美国和欧盟在软实力资源方面旗鼓相当。

    表1列出了我们对三方在权力资源运用效果方面的定性评估。首先，在军事吸引力方面，美国具有高度的吸引力。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对其盟国提供的安全保证、军事援助、军事技术转让和高科技武器出口。中国的军事吸引力只是居于中等水平。中国基于不结盟原则，几乎不对外国提供安全保证，对外仅提供少量的军事援助，转让的军事技术还不够高端，军售的规模和质量也有待提高。欧盟居于中高水平的位置，虽然弱于美国，但明显强于中国。在经济吸引力方面，欧盟具有与美国相当的进口市场，并提供了世界数额最大的对外发展援助，其经济吸引力高。中国的进口市场虽不及美国，但进口增长快速。虽然中国的对外援助绝对数额还有限，但由于不附带政治条件，因而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加上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本文将中国的经济吸引力调至接近高的水平。美国有巨大的进口市场，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加上美国滥用其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显示明显的经济私利倾向，故将其经济吸引力定为中高。

    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在总体上强调多边主义；而中国主张和谐世界理念，尊重各国主权，我们将双方的外交吸引力都定为高。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布什政府时候的单边主义政策，外交转向多边协调和发展多伙伴世界，国际形象有明显提升。不过，由于美国依然在世界上维持着独家领导地位，且过于依赖军事力量的强制性使用，我们将其外交吸引力设为中高。在制度吸引力方面，美国和欧洲都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对象。在国际上，美国和欧洲主导了主要国际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在议程设定方面具有高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具有独特的国内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现有国际制度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度的创制者。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30多年来的成功发展经验也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让中国对安理会的决策具有重大的发言权。考虑到这些方面，我们将中国的制度吸引力定为中等。在文化吸引力方面，美国和欧洲都有非常发达的现代文化，文化吸引力高。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有较大的影响，但在现代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吸引力的培育上还处在发展阶段，文化吸引力处于中等水平。

    其次，从强制性方面来看，三方的对比情况如下：美国在各种资源的强制性使用中均位居最高。欧盟同样也在广泛和高强度地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但由于军事实力的制约，其军事强制性不及美国。中国一方面由于实力、资源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和平外交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理念，中国的强制性最弱，军事、制度、文化的强制性均为低，经济和外交的强制为趋向中等。

    图2展现了三方权力资源与运用的概况及比较效果。其中，横轴表示三方占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的总量，纵轴表示三方强制性权力和吸引性权力的不同水平。每个多边形与纵轴的对应值表示为其权力使用方式的强弱。三个多边形与横轴的交点表示其占有资源的对比状况。三个多边形与横轴左半边的交点即为三方拥有物质性资源的对比情况，从大到小依次为美国、欧盟、中国。三个多边形与横轴右半边的交点即为三方拥有非物质性资源的对比情况，从大到小依次为欧盟/美国、中国。

    从图2可以看出，代表美国的多边形几乎占满了整个图，只是在上方存在一定的缺口。从横向来看，美国的权力资源十分丰富，物质性资源在三方中占据绝对优势，非物质性资源明显超出中国，欧美大体相当。从纵向来看，美国各种资源的强制力都处在最高的水平，但在吸引力方面与欧盟相比并不占优势：美国的军事吸引力强于欧盟，但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吸引力不及欧盟。

    从整体来看，代表欧盟的多边形的面积同样很大，表明其拥有的权力资源比较丰富，权力使用方式也很多样。从图2可以看出，表示欧盟权力的多边形在左上角和左下角分别有个缺口，这表示欧盟军事力量的强制力和吸引力存在不足。这主要受制于欧盟相对有限的军事力量。从总体上看，欧盟的吸引力与美国不相上下或略高，强制力方面则不及美国。

    从整体来看，不管从权力资源的多少，还是从权力使用方式的多样性方面，中国与美国和欧盟都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对吸引性方式的使用明显多于强制性方式，这与美欧吸引性和强制性两种方式的高强度运用形成对比。此外，中国在强制性使用方式上明显少于美欧，这表明从中国的外交传统和当前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不支持且自身也很少使用强制方式。相对其他权力资源而言，中国对经济和外交政策资源的运用较为多样，其吸引力和强制力都相对较高，而军事、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和强制力相对较低。

    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用与目的

    一个国际行为体的权力战略除了权力资源和运用方式的选择外，还涉及权力的目的问题。权力是影响其他行为体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能力。根据性质不同，我们可以将权力的目的区分为塑造和防御两个大类。塑造指的是一个行为体运用权力资源来改变其他行为体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并试图建立反映本方诉求的国际秩序和其他行为体的国内秩序，是一种向外塑造。防御则主要是一个行为体通过权力资源的运用来防止其他行为体采取损害本方利益的对外行为，是一种对外防御，不涉及改变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国内行为以及不损害本方利益的其他对外行为。防御和塑造的差别揭示了一个国际行为体在权力运用方面的内向性和外向性之分、防守性和进攻性之别。

    权力的使用方式分为吸引和强制。在全部权力资源的吸引力方面，美国和欧盟不相上下或欧盟略高，中国总体居后。为了更明晰地表现三方在吸引力方面的差异，我们选用了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在这个调查中，英国广播公司询问了27个国家的28619名受访者，调查他们对有关国家和国家集团国际影响力的看法。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欧盟、美国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积极评价分别为57%、49%和44%。由此，我们设定欧盟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最强，美国次之，中国居后。

    在强制力方面，美国具有全方位的强制力，欧盟在军事强制力方面相对有所欠缺，但整体也大大强于中国。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所做的主要国家对美国领导的反恐运动支持度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三方在强制方式使用上的偏好指标。对美国主导的反恐运动的支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国对诸如武力打击等强制方式的支持度。对反恐运动的支持度越高，该地民众越倾向于支持使用强制手段；反之，支持度越低，则表示越不倾向于使用强制手段。由于没有直接对欧盟整体的调查数据，我们以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的平均值来代表欧盟。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美国有80%的民众对其领导的世界反恐持积极态度；欧盟次之，有65．7%的民众支持；中国则只有23%的民众支持。

    关于向外塑造的考察，本文选取了各方在联合国和非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中的参与程度作为考察指标。一国参与这些行动的军事人员越多，从一个角度代表其塑造外部世界的意愿和能力越强，反之则弱。根据《联合国和平行动年鉴2009》的数据，在2009年，中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在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行动中派出的武装部队人数分别为1892人、12人和7299人。《全球和平行动年鉴2010》提供了2009年为非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行动提供部队的排名前二十位国家的数据。其中，欧盟国家的部队人数为37133人，但没有中国的数据。在2009年，仅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军事任务的军队人数分别为123769人和66000人。综合上述情况，美国、欧盟国家和中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人数在2009年分别为189781人、44432人和1892人。这些数据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显示：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塑造能力最强、其塑造意图最显著，欧盟国家居中，中国的塑造能力最弱。

    关于对外防御的考察，本文选取了美国、欧盟和中国三方对侵蚀国家主权的有关国际公约的批准数量来说明它们对保护本国主权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本文认为，一方批准的侵蚀国家主权的国际条约越多，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来表明其越可以接受对本方主权的制约，其防御性越弱。反之，则证明其对主权的完整性较为敏感，防御性强。伊恩曼纳斯(IanManners)选取了8个国际劳工权利公约、10个人权公约、7个人道主义公约和6个环境公约，并统计了有关国家的批准情况。根据他的统计结果，在三方中，欧盟国家批准的条约最多，平均为30个；中国次之(18个)；美国最少(11个)。由此可见，欧盟的对外防御程度最低；美国对主权的保护性最强，防御性程度最高；中国居中。

    根据前文的数据指标，图3将整合吸引、强制、塑造、防御这四个方面，来进一步展示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权力战略特色。

    其一，美国的全能－美国至上型权力战略。从图3可以看出，在美国的权力战略中，吸引和强制两种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其强制力在三方中居首，其吸引力略微不及欧盟。美国在塑造和防御两个方面也是齐头并进，它的全球塑造能力最强，同时对自身主权完整性的保护也最强。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话语权塑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另一方面，它却有强烈的主权意识，当国际规则与其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它会寻求摆脱这些国际规则的束缚。可以说，美国的权力使用方式是全向和多样的，塑造和防御并驾齐驱。吸引和强制、塑造和防御看似相互矛盾，似应此消彼长，但是美国权力战略的最大特点恰恰是它在矛盾的两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表现。美国权力战略的这一特点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强的地位以及它追求美国至上的全球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唯一超强地位允许并促使美国运用强制和吸引的两种方式去发挥其所有权力资源的国际影响力；美国至上的战略目标推动美国去全力塑造外部世界，但要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其二，欧盟的全能－后主权型权力战略。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权力战略中，吸引和强制两种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同样得到了全面的发挥，其吸引力在三方中居首，其强制力不及美国，但远高于中国。与美国相同，欧盟也有着强烈的塑造外部世界的愿望，试图按照欧洲的规范和制度模式来建构国际秩序，影响其他国家内部的发展进程。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最愿意接受外部国际机制对国家主权的约束，愿意让渡众多领域的国家主权，其防御性在三方中最低。欧盟的这一权力战略体现了欧盟作为后主权强权的特性。尽管遭受了欧债危机的重创，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仍然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权，仍有众多的资源来发挥其强制力和吸引力以及塑造外部世界的欲望。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后现代行为体，正在试图以主权让渡来建立欧洲和世界秩序。总体来看，欧盟对权力的吸引和强制两种方式都有较为充分的运用，塑造性较为明显，防御性最弱。

    其三，中国的吸引－防御型权力战略。中国的权力战略重吸引而少强制，重防御而少塑造。从与欧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吸引力方面虽不如美欧，但其差距不是很大。在强制性手段的使用方面，中国明显少于欧美国家。中国的防御性较强，大于欧盟，但小于美国。中国的塑造性在三方中最弱。中国对权力的使用方式倾向于吸引而不是强制，这是中国和平外交传统的使然。中国在权力战略方面倾向于防御说明了中国对国际机制、国际条约有一定的参与，但是仍然很重视主权的完整性。另外，中国外交缺乏塑造性的特点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较弱，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仍然不高。国内学者方长平在谈到中国软实力的目标时认为，中国希望通过软实力达到的最主要的因果性目标是在周边和全球层次上缓解中国威胁论，取得国际社会理解，使其接受并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扩展到世界，内化并改变他国的身份。

    四中国权力战略的改进

    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主要依靠经济硬权力资源和各种软权力资源(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吸引性运用，其对外防御强于向外塑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介入日益深入，中国有必要在以下方面改进中国的权力战略：

    第一，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具体而言，中国应更为有效地发挥中国迅速扩大的市场、对外投资与援助的吸引力。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年均进口约7500亿美元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以上。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商机。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已经为世界的主要原材料、农产品、高端制成品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兴市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促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形成对中国日益上升的依赖程度，并且推动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谋求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也在高速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688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172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中国在世界178个国家(地区)拥有1．3万家境外企业。随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4750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即将进入大规模拓展周期。在对外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年底的31811．5亿美元，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

    投资在美国和欧盟国债的中国外汇储备资产虽然蒙受着美欧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贬值风险，但也让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国的金融依赖，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此外，中国的外汇资产也允许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捐资份额，提升中国在这些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也提升了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塑造国际秩序方面的能力。

    在对外援助方面，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为1062亿元人民币，进入21世纪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在未来时期，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但需要科学地调整对外援助国别布局，将援助重点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倾斜；完善援助项目结构，增加受援国急需、当地人欢迎、受惠面广的医院、学校、生活供水等民生项目以及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太阳能、沼气、小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积极推进援外方式创新，实现成套项目等硬援助与人力资源开发等软援助协调发展。

    第二，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基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很多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具有核心影响力的来源之一。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曾表示，中国在国际上说公道话，办公道事，不搞霸权主义，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实践以及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实践表明，中国主张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正在遭遇重要的挑战，中国外交需要与时俱进，在继承外交传统的同时发展出有新意的外交思想，从而继续占据外交的道义制高点和话语主导权，维护和加强中国外交的软性软权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逐步接受了多边主义的外交观念，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在国际制度软权力方面还须继续改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06年的统计(CIAWorldFace－book2006)，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共有66个，法国有92个，美国和英国同为77个，俄罗斯有71个，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分别占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的71．7%、85．5%、85．5%、92．9%。近年来，中国也主导创设了少数几个国际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对国际组织的主导力更加有待提升。为此，中国需要在国际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西方仍然主导的国际制度中要扩大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争取更大的决策权，推动制度改革，以便更好地反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在中国参与创建的国际制度中，要不断推动制度的深化和完善，吸纳更多国家的参与，从而扩大这些国际制度的国际影响力。

    在文化吸引力方面，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在2011年，全年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29万人，较2010年增长27521名，同比增长10．38%。截至2010年10月，中国在世界各国已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另外，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国与法国、俄罗斯、意大利互办文化年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从总体来看，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强。根据斯科尔科沃－安永研究所(Skolkovo－E＆YInsti-tute)推出的2010年各国软实力排名榜，美国以87分高居软实力榜首，法国以及德国则紧随其后，中国则以30．7分排在软实力榜的第8位，与美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得益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受瞩目度、不断发展的旅游业以及大学的迅速扩张与排名的提升。而在其他的指标方面，如吸收移民、传媒出口、明星影响力、政治自由、法制、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等方面，排名则较低。为此，中国应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强化有关的弱项，在未来几年中积极加强文化软权力的建设。

    第三，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2012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为6503亿元，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年度国防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的国家。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中国应致力于发展相应的军事硬实力资源，特别是远程力量投放能力，强化国际维和和人道救援能力，提升国际军工合作水平，增加军事对外援助。

    在国际维和行动方面，从1990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2010年12月，中国共参加了19项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7390人次。在201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有1955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此外，中国政府于2008年年底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联合国授权的护航行动。截至2010年12月，中国海军已派出7批18艘次舰艇、16架直升机、490名特战队员执行护航任务，先后为3139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其中解救被海盗袭击船舶29艘、接护船舶9艘。今后，中国还应继续加强参与联合国领导下的国际维和，并更多参与联合国授权的国际维和行动，并可考虑扩大战斗部队在国际维和中的参与力度。

    在军工合作方面，中国应按照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进一步强化与友好国家的防务技术合作关系，鼓励和支持军工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一些国家采取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合作培养人才的方式开展军工技术合作，如与巴基斯坦联合建造枭龙战斗机。随着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提升，中国未来开展国际军工合作的前景极其广阔。此外，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在为友好国家提供军事装备、人员培训、转让有关军工技术等方面也大有可为。

    第四，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考虑到当前世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强化防范和制衡的态势，这也迫使中国有必要适度发展权力资源的强制性运用能力，对强权政治和制衡行为进行有效的反制。这涉及发展有效的军事威慑、经济与外交反制、制度制衡与舆论反击能力。

    在军事上，中国要在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下，发展可信和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建设现代化的常规军事力量，以打消任何国家对中国发动全面或局部战争的幻想，有效地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在经济上，中国要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规则的前提下发展中国的经济反制能力，对那些对中国实行歧视性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国家，应发展限制或禁止这些国家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系统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度反制，其目的是保证中国的经济伙伴遵循有关的国际规则，保障中国正当的经济利益。同时，这些经济反制手段也应在必要时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外交反制方面，为了维护国家的各项核心利益，新中国历史上不乏运用断交、降低外交关系层级、冻结高层交往等外交反制措施的事例，今后应继续拓展反制手段的形式，提高外交反制的有效性。在制度制衡方面，中国应在国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提高制度的活力，有效抵御外部势力在中国实现制度更迭的图谋。在国际制度方面，中国应采取制度内制衡和制度外制衡的双重策略，即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内通过有效的参与，运用中国在制度内的现有地位(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和该地位的逐步提升(如在国际货币基金中投票权的增加)来阻止有关国家构建不公正国际秩序以及损害中国利益的努力。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之外，中国同时也要发展建立具有替代性潜力的国际制度(如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以牵制现有国际制度的不良发展趋势。在舆论反击能力的建设方面，中国应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有关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进行有效的揭露和舆论回击。

    第五，继续秉持权力的对外防御功能，逐步扩大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中国权力资源的拓展和运用，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例如，中国的国防战略就明确宣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坚定不移地秉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主张用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因此，对外防御，抵御外部世界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企图，保证中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稳定外部环境，这仍然是中国权力战略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期待以及中国利益的全球性扩展，中国的权力战略也要服务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对外塑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