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衣服——解读国际政治中的服饰话语

    摘要：服饰作为技术世界之外寥寥可数的即时讯息工具之一，不仅关系着政治家个人，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府乃至国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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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斯特·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亦是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服饰是人类创造和使用的一种符号。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服饰携带了特定的政治信息。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且在民族争端与宗教信仰冲突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表征符号。

    国家领导人的“穿衣术”

    现代传媒能够迅速地将政治人物的外在形象传遍千家万户，大众凭借现代传媒来认识政治人物。视觉形象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印象暗示性，使政治人物注重外在形象对民众的“视觉说服”，以赢得民众支持。服饰是外在形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政治家们的服饰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符号和政治工具。他们借此塑造自我形象乃至国家形象，并传达政治倾向，而观察家们和普通民众也借此了解国际动态。

    1979年中美建交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受美国卡特总统邀请赴美访问。在休斯敦西蒙顿小镇竞技场观看牛仔表演时，邓小平戴上牛仔帽并向牛仔们致意，其亲和的形象显示了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世界的新姿态。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在波音公司的演讲台上，他不但当场把波音员工赠送的棒球帽戴上，还大动作地给对方一个美式拥抱，赢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棒球是美国的国球，向来给人感觉老成持重的胡锦涛主席此次对于棒球帽的巧妙回应，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奥巴马这位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黑人总统也是时装界关注的焦点。2009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北京与胡锦涛主席会晤。他还是一身标准的商务西服套装，但是那条大红色的领带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较多时候他更喜欢玫瑰红或者酒红色的领带，而大红色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吉祥的颜色，可见奥巴马想借此赢得中国人的喜爱。

    不仅处于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男性会巧妙地运用服饰作为一种外交语言，许多优秀的女政治家也成功地将服饰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喜欢在出席外交活动时，在上衣靠近左肩处别上一枚胸针。这一独特习惯被媒体称为“胸针外交”。奥尔布赖特在《解读我的胸针》一书中写道，那些形状各异的胸针“的确行使了重要的外交使命”，作为标志性饰品，如果使用得当，它们可以“增加亲切感或者必要的锋芒”。

    在2009年9月美国举办的G20峰会上，第一夫人们以精心完美的外交穿衣术，辅助夫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现力量，传播话语。服饰和绘画、音乐、舞蹈等都是艺术外交的表现形式，不受语言、地域的限制而全世界通行，因而越来越受到各国政治家们的重视。

    民族服装显示政治冲突和融合

    民族表征是服饰最重要的文化表征之一，因此，在民族冲突与融合中，服饰是一个鲜明的符号。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民族冲突与融合中，苏格兰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符号。苏格兰短裙被称为“kilt”，这是地道的苏格兰语。当苏格兰还是一个独立王国时，男人们穿着传统的方格裙。“kilt”不仅是苏格兰人爱穿的民族服装，而且是苏格兰民族文化的标志。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kilt”作为苏格兰民族服装被保留下来，苏格兰人穿着这种裙服表示他们对英格兰人统治的反抗和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1745年，英国汉诺威王朝镇压了苏格兰人的武装起义后，下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禁裙令”。苏格兰人为此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斗争，最后于1782年迫使汉诺威王朝取消了“禁裙令”。

    宗教服饰背后的历史文化冲突

    服饰不仅具有民族表征，也具有宗教信仰表征，不同的宗教有着与其各自的教义和信仰相应的服饰形式、穿着方法和使用范围。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妇女遵照《古兰经》教义严格佩戴面纱。然而，近年来围绕着穆斯林头巾、罩袍产生了不少纠纷，是否应该戴头巾或穿罩袍竟然在国际政治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西方世界希望穆斯林女子去掉头巾、不穿罩袍。西方国家视穆斯林罩袍是一种“政治象征”和“潜在威胁”。许多欧洲国家开始讨论实施罩袍禁令，法国是一个典型代表。从世俗教育的原则和男女平等的原则出发，法国认为不应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让学生戴头巾进入校园。从2004年起，法国学生已不准在学校穿戴任何与宗教有关的服饰和标志，禁止穆斯林学生在学校穿着罩袍。2011年4月11日，法国穆斯林头巾禁令正式生效，法国有关穆斯林服饰的限制在欧洲多个国家引起了争议。

    另一方面，穆斯林宗教领袖警告说，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她们的传统长袍是对穆斯林的侮辱。不仅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伊斯兰国家还要求入于其境的非穆斯林妇女也戴上头巾。

    潜藏在穆斯林头巾和罩袍问题背后的是宗教冲突，是历史与文化的冲突。这在欧洲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立法禁止穿着穆斯林罩袍是否是对待文化冲突的最好方式。因为“异己”，就生发敌对之心，导致敌对行为，甚至战争。在这种对立的背后，缺乏的是尊重、对他人历史与文化的尊重。

    从APEC“全家福”上看国家风格

    服饰符号是一种视觉符号，因其可视性，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图像的共享意义中被认知。自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开始（除1995年、2010年会议外），与会的各国领导人都身着东道主国家的传统服装集体亮相。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当今世界，通过战争手段把本国的文化强加于别国已经很难实现，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利用国际交流的舞台，把本国民族文化向世界展示和推广，也是当今各国政治家的一个课题。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领导人穿什么样式的衣服照“全家福”合影，就成了各国新闻媒体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

    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这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在21世纪的首次聚会，也是自“9·11”事件后最大规模的世界首脑会议。作为东道主，中国为各国领导人准备了团花织锦缎中式对襟外套。中国唐装细致的手工滚边和古色古香的盘花纽扣，颇具东方韵味，浓缩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悠久文化。用金丝线绣成的牡丹花围绕着圆形的“APEC”字样，寄托了对APEC经济体大家庭团聚中国上海的美好祝愿。

    2010年11月，第18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在日本横滨举行。日本官员表示，本次峰会在拍摄大合影时，领导人可以选择不穿和服，“普通的正装就可以了”。这并不是日本第一次破例。1995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峰会也没有向与会领导人提供日本传统服装。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不愿“自取其辱”。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很多国家都曾在二战时遭受过日本的侵略，和服在这些国家民众的眼中，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服装，更是令人回忆起痛苦历史的文化符号。

    服饰的符号功能日益强大

    美国口语传播学者雷蒙德·罗斯认为，在人际传播中，人们获取的信息总量只有35%是由语言符号传播的，其余65%的信息是非语言符号传播的。事实上，服饰这种非语言符号在特定的传播情境中，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话语体系来传达信息。今天，服饰原始的御寒遮羞的功能已退居次位，而其被赋予的民族、宗教、政治、情感等意义与功能已成为人们穿着服饰的最主要动力。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服饰的符号功能越来越显得强大。服饰作为技术世界之外寥寥可数的即时讯息工具之一，不仅关系着政治家个人，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府乃至国家的形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服饰正是这样一种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符号，以不容忽视的话语传播着相应的信息。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