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openness_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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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没有给出答案。华盛顿共识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所提到的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当时还没像现在这样受到南北各国的广泛批评；我并不是指约翰·威廉姆森的较委婉精致的著作，尽管是他发明了“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①总之，无论其最初的内容和目标何在，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本文与约翰·威廉姆森在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对“华盛顿共识”这个词汇的理解大相径庭。他的论文是《华盛顿共识简史》，文中威廉姆森声称“当严肃的经济学家攻击华盛顿共识时，世界都会普遍解释说这位经济学家应该有其理论依据，以反对教条式的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利用,以及贸易自由化……”无论如何，这是我反对华盛顿共识的情形，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汇含义所在，这从本文可以看出。对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个观点，我的看法是华盛顿共识过于狭隘地着眼于价格稳定，而对政府对市场和贸易的干预的关注不够。 See for instance Williamson,J［2004］，“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paper presented at Foundation CIDOB conference held in Barcelona in September 2004,“From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而这种战略与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state）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See,for instance,Stiglitz,JE［1998］，“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Helsinki,January 1998,reprinted Chapter 1 in The Rebel Within,HaJoon Chang(ed),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2001,pp17~56本文是对该文讨论的一次扩展和更新。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种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与此类似，华盛顿还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视而不见，比如广泛采用的佃农合约。佃农的实际税率高达50%――有的场合甚至高达662%~663%，远远高出华盛顿共识所关注的许多其他税率。对佃农的激励这个大问题，却被那些大谈特谈“寻求合理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的国际金融机构忽略了。
批评者说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即市场可以自动导致经济效率，并且经济政策只应着眼效率，而分配问题应该在其他的政治过程加以解决――但是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中较温和的一派否认这一责难。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和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命名的争论一样，是言不及义的。国际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政策中，政府被赋予的角色要比绝大多数东亚国家政策体现的政府角色受到的限制大得多。前者即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后者被称之为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毋庸置疑，政府常常弄巧成拙。政府企图纠正市场失灵，但政府本身也有失灵；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政府失灵的一个回应。但是，它对政府的失灵矫枉过正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通常都“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是一无是处。这种假定导致了反对基于如下分析做政策建议：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合适的；为进行有效干预，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又何在？
那么，值得争论的就不仅仅是政府的规模，而更应是政府的角色――它应采取哪些行动――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后华盛顿共识承认市场有其作用；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者在何种程度上承认政府也有其作用，而不单纯是保障契约实施（enforcing contracts）和保护产权这些最基本的职责（minimal role）。
早在其教条被广泛接受之前，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石就已遭到颠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做出了严格解释，以说明市场自动实现效率的条件和意义；这要求没有外部性（没有空气或水污染的问题），没有公共物品，没有学习效应（no issues of learning），要有完全的资本市场――至少需要风险或跨期市场（intertemporal markets）没有缺失。如果这些条件都还不算严的话，格林瓦尔德（Greenwald）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进一步补充道，还必须没有信息不完全，信息结构不变，没有信息不对称等限制条件。Stiglitz,JEand BGreenwald ［2003］,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Monetary Policy,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这些问题在任何一个经济中都非常严重，但它们更是发展的关键。因此，没有理论足以让人相信，在发展的早期，市场可以自动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历史经验――甚至在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之前――也不能提供什么论据，证明市场可以自动实现效率。当人们对东亚国家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的特定角色展开激烈争论时，人们发现政策与成功的关系非常明显。See for instance Wade,R［2003］,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s)Washington,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1993中国的乡镇企业――归地方政府所有（publicly owned at the local level）――是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成功的关键。个体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土地并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施行――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很难相信韩国或台湾地区没有采取积极的工业政策就能成为当今世界上强大的工业竞争者。所有的东亚国家都拥有高储蓄率，政府刺激储蓄的政策可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企业抱怨资本匮乏时，东亚的政府却向出口企业，尤其对溢出效应很强的技术部门，提供了大量资本。诚然，东亚的成功可能事出偶然。甚至如某些批评者所言，若没有这些产业政策，东亚可能增长得更快。然而，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可能，毕竟历史证据的砝码偏向了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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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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