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博弈中的武力展示-基于美韩同盟及上合组织军事演习的分析

    摘要：军事演习作为战争的演练与准备，是国家的一种重要战略手段。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与安全观的演化，军事演习成为冷战后突出的国际现象，日益超越传统的军事范畴而被赋予更多的涵义，并且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政治博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同样显现了巨大的价值。

    关键词：国际政治博弈,武力展示,美韩同盟,上合组织,军事演习,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军事演习是军队在预定计划下实施的近似实战的综合性训练，它既是检验军事理论、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国家展示军事实力、政治关系、以及战略意图的表征。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频繁举行以对方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与安全观的演化，军事演习被赋予更多的涵义，相当数量的军事演习已经超越了传统军事范畴，其目的、内容、范围和形式都在向更灵活、更多样的方向发展。在数目众多的军事演习中，由两个或多个国家联合举行的军事演习具有更为复杂和强烈的政治意义，参加国为了共同的公开目的或者隐性威慑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既能强化军队战备水平、增加军队间协同作战能力，又能提升国家间关系、表明政治立场、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基于此，联合军事演习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原则上，一国的军事演习属于其内政范围，是国家演练暴力机器和行使自卫权的手段之一，但是随着大量国际间有针对性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出现，军事演习已经突破了一个国家的范围，更多的体现为国家通过借助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军事力量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由于其跨国、跨地区性，使联合军事演习通过武力展示影响其他国家、地区，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传统意义上，军事演习是军队在没有实战的情况下，武装部队做好战争准备的手段。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1〕既然战争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继续，那么显然，作为战前训练与战争准备的军事演习同样具有政治价值。事实上，由于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突然性与隐蔽性，军事演习的作用更多的是对己方军事实力的展示而非战争意图的公布，因此，当代军事演习的主要逻辑是通过武力展示获取政治价值。本文以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为例，分析军事演习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价值

    一、韩美“协作精神”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政治博弈的影响

    （一）韩美“协作精神”联合军演的由来及演变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与韩国在1953年10月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确立了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韩国驻军，并在仁川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在首尔成立了“美韩联合司令部”，把韩国的安全与美国的军事保护捆绑在一起。除了直接军事保护外，美国大力武装韩国军队，通过人才培养，装备供应，后勤保障服务等方式提升韩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美韩双方还定期举行以朝鲜为假想敌的各类军事演习以提升韩国军队与驻韩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1975年，美韩双方在年度安全磋商会议上确定翌年起将几个小型的军事演习合并为一项综合性军事演习，并将该项联合军事演习的代号命名为“协作精神”，此即为“协作精神”联合演习的由来。1976年春季，第一次“协作精神”联合演习正式开始，此后依惯例每年春季举行。“协作精神”军事演习从1976年持续至1993年共举行了17次（其中1992年例行演习被取消），参演的兵力最多超过20万人，囊括陆海空及特殊军种，一度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演习。随着冷战后朝韩关系的改善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该演习于1993年起暂停并迄今没有恢复。（其中1994年至1996年之间，美军虽然制定了“协作精神”军事演习计划，但没有实际举行。）

    （二）朝核危机期间美国与朝鲜围绕“协作精神”军演的政治博弈

    美韩“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涵义与目的。政治层面上，韩国位于冷战最前沿，肩负着在远东地区抵御“共产主义”的重任，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导和韩国的盟友，美国通过此项联合军事演习，向韩国以及外界展示美韩牢固的军事同盟关系和保卫韩国的承诺。军事层面上，朝鲜战争停战后，朝鲜半岛仍然处于非和平状态，半岛局势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美韩双方需要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为军队提供实战训练机会，同时威慑朝鲜。此外，美国在韩国有重要的军事基地并大量驻军，美韩双方需要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不断协调驻韩美军与韩国军队联合指挥与作战的需要。虽然美国与韩国声称“协作精神”是防卫性质的演习，但“协作精神”联合军演规模庞大，并且该演习包含使

    用核武器训练〔2〕。例如在1977年的“协作精神演习”中，美军动用了能够携带核武器的B-52战略轰炸机；1978年“协作精神”演习中调用了“长矛”远程核导弹系统〔3〕。因此朝鲜方面始终对“协作精神”高度警惕并做出强烈反应。朝鲜历来认为“协作精神”军演是战争威胁与战争准备。对朝鲜而言，美韩一年一度的“协作精神”联合军演意味着美韩方面时刻准备侵略朝鲜，甚至可能对朝鲜进行核打击。基于对美韩意图的怀疑与警觉，朝鲜除了例行的外交抗议以外，还被迫以实际行动做出反应，每当美韩“协作精神”演习期间，朝鲜就动员军民进入战备状态，调动军队布防和征召后备役增强常备军；朝鲜民众还要构筑人防工事，参加反美集会、防空演习、宵禁和灯火管制等。长期以往，给朝鲜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朝鲜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冷战后期以来，随着朝鲜在国际上的日益孤立和遭受经济封锁，朝鲜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和耗费巨大的人财物力应付每年一次的敌对军事演习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将谋求美韩取消“协作精神“军演列为重要的政治诉求外交目标，为此，朝鲜多次以中断朝美、朝韩之间对话渠道以及采取其它手段，要求韩美取消演习。针对朝鲜强烈反对的态度和谋求取消“协作精神”联合军演的政治心理，美国与韩国对“协作精神”联合军演的价值重新评估。冷战后期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军事对比均势逐渐失衡，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朝鲜南北双方的军事对峙态势发生了转变。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韩国已从80年代以前的积极防御战略调整为进攻性防御战略，驻韩美军加上韩国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实力已经远远超过朝鲜。基于这种态势，“协作精神”联合军演的军事价值大为缩减，美国与韩国越来越注重“协作精神”联合军演的政治价值，以其作为与朝鲜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美韩的这一战略思想转变，特别体现在美韩与朝鲜在朝核问题的政治博弈过程中。

    自上世纪80年代朝鲜核问题形成以来，美国、韩国就与朝鲜进行激烈的政治与外交斗争。朝鲜虽然于1985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英文缩写NPT），但一直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为了推动朝鲜接受国际核查，美国于1991年6月11日宣布将不对朝鲜和其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使用核武器〔4〕。美国并进一步承诺如果朝鲜予以合作，将取消1992年度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作为“激励与回报”。在美国做出这些积极姿态后，朝鲜核问题取得进展。朝韩两国于1991年12月发布无核化宣言，双方同意将核技术仅用于和平用途，并同意对特定地点进行核查。1992年1月6日，美韩两国总统在首尔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如果朝鲜切实履行核查协议，将取消本年度的“协作精神”联合军演〔5〕。至此，美韩以取消1992年的“协作精神”联合军演等措施取得了朝鲜在核查问题上的配合。1992年5月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核设施进行了数次核查〔6〕。由于美国对核查过程和结果不满意，要求朝鲜接受更为严格的“特别检查”，并声称若朝鲜不接受“特别检查”，将进行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为了给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与韩国在10月宣布，将在明年恢复暂时停止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但同时宣布，如果年底前达成协议，将取消恢复演习的决定。鉴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93年初，“协作精神-93”军演照常举行。演习期间，美韩提出如果朝鲜撤销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将考虑永久取消该联合演习。经过朝鲜与美国的谈判，朝鲜于1993年6月宣布中止退出NPT。尽管美韩朝多次达成协议，但朝鲜核查并不顺利，在核查过程中，美韩依然以“协作精神”军事演习作为重要的施压和交换筹码，一旦核查遇阻，美韩即刻以恢复“协作精神”军演为武器向朝鲜施加压力，而朝鲜则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威胁。1994年1月31日韩国宣布，如果朝鲜不允许核查，美韩将继续进行“协作精神94”演习。朝鲜则再次以威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随后美韩开始为“协作精神”演习进行部署并宣布将于3月开始演习〔7〕。于是，南北双方通过紧急磋商并于2月25日达成妥协：如果美韩取消“协作精神94”演习，朝鲜将允许核查人员开展检查〔8〕。但在随后的检查中朝鲜拒绝核查人员进入“敏感地点”并命令他们在3月15日出境。美韩据此威胁将以与另外一个演习合并的方式恢复本年度的“协作精神“演习〔9〕，逼迫朝鲜再次回到谈判桌前。10月21日，美国和朝鲜在瑞士日内瓦签署朝核问题框架协议，朝鲜同意拆除其现有的核设施，遵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以此换取轻水核反应堆和其它经济援助。根据此项协议，美国取消了1994年的“协作精神”演习。1995年和1996年，美军虽然制定了年度“协作精神”演习计划，但没有实际举行。随着第一次朝核危机结束，“协作精神”逐渐失去了其政治价值，美韩不再举行该演习而替代以其他演习。

    由上所述，创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协作精神”演习，起初是驻韩美军与韩国军队提升协同作战能力的重要训练手段，后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下，逐渐成为美韩两国与朝鲜谈判中的一个有效工具，为推动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半岛的政治目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体现在第一次朝核危机过程中，美国以“协作精神”军事演习作为解决朝核危机的重要筹码，当朝鲜与美国合作时，美韩以取消演习为“胡萝卜”，鼓励朝鲜进一步与美韩合作；当朝鲜不予以配合时，美韩则挥舞继续军演的“大棒”来“惩罚”朝鲜，迫使朝鲜回到谈判桌上，并最终达成框架协议。美韩与朝鲜在朝核问题中的博弈充分体现出作为安全手段的事演习，如果善加运用，能够在政治斗争中收获特殊的功效。

    二、上合组织“和平使命”联合军演对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

    “和平使命”联合军演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联合军事演习，迄今已经举行了4次。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六国。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各项合作以及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特别突出的表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合组织成立时，正值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在全球泛滥，上合组织成员国或多或少面临这“三股势力”的滋扰，俄罗斯有车臣反政府武装为代表的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困扰，中国西北边境有疆独恐怖主义滋扰的安全隐患，中亚各国也存在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制造的不稳定事端。因此，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防务安全合作目标。六国国防部长通过定期会晤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确保军队在打击“三股势力”中的实质性协作。为了表明上合组织携手打击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立场与决心，增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协同作战能力并震慑“三股势力”，上合组织国家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中“和平使命”联合军演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举行次数最多、最成熟和机制化的联合演习。自2005年开始第一次“和平使命”联合军演后，迄今已经举行了四次，其中“和平使命－2005”与“和平使命－2009”是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俄两个成员国的双边联合军演，“和平使命－2007”与“和平使命－2010”是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所有成员国参加的多边联合军演。

    尽管“和平使命”联合军演的公开性质是“反恐”和“维稳”，但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意义绝非局限于此，每一次“和平使命”军演都是在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举行，具有各自特殊的战略意义与外交目标。例如“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的公开目的是加强中俄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演练两军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应对非传统危机的组织协同能力。但此次演习中俄双方参演兵力上万，包括陆海空军、空降兵与海军陆战队多兵种，俄罗斯甚至派出了图－95MS、图－22M3战略轰炸机参加演习。无论是演习规模、演习兵种和演习中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参演已经超出了反恐作战的需要，更具有大规模作战的意味。从演习地点看，无论是中国的山东半岛还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都远离困扰上合组织国家的“三股势力”的策源地，而直接面对日本海与朝鲜半岛。从演习时间上看，这次演习是在北约加紧东扩，日本军国主义意识日趋抬头，以及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之际，因此，“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宣示中俄共同应对美日战略挤压，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演练中俄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术意义。同样“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演兼具军事与政治意义，“和平使命－2007”是第一次上合组织全部六国集体参与的联合军演，演练了上合六国协同指挥与作战能力，表明上合组织六国的安全合作日益深入与密切。政治价值上，此次军演的真正意义在于中、美、俄在中亚，乃至世界领导舞台上的一场战略博弈〔10〕。以“和平使命－2007”军演为例，时值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和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选择在其境内靠近欧洲的车里雅宾斯克地区举行此次演习，具有依托上合组织牵制美国，减轻俄罗斯西部战略压力的用意。而中国选择在西北边疆的乌鲁木齐演习则旨在震慑民族分离势力，确保翌年的北京奥运会顺利举行。“和平使命－2010”和“和平使命－2012”联合军演是上合组织二次全体成员国参与的反恐演习，演习地点在中亚地区腹地，对“三股势力”产生强大的震慑效果，对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五次“和平使命”联合军演来看，该项演习由中俄主导逐步过渡到上合国家集体参与，以反对“三股势力”为基调，并根据国际形势兼顾其它利益目标的上合组织重要战略手段。由于上合组织成员国都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该领域内容易取得合作的共识，因此，上合组织联合军演始终坚持打击“三股势力”的基调。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上合组织“和平使命”联合军演出台的国际大背景是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挤压中俄的战略利益。在俄罗斯的西线，美国力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缓冲地“，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的战略便利，积极向俄罗斯和中国腹地及中亚地区渗透。在中国东线，美日、美韩强化军事同盟，朝鲜半岛形势波谲云诡。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均受到损害。中俄在上合组织框架年内举行联合军演，既有协作打击“三股势力”、稳定中亚地区与中俄边疆稳定的战术价值，更具有平衡美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意义。

    三、结语

    国际政治博弈中，国家不但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宣扬政治主张，也需要通过武力展示（阅兵、兵器展览、军事演习等）的军事途径来显示政治决心与政策取向，军事演习作为最有效的武力展示途径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在当今世界舞台上，联合军事演习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合作方式，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体现价值。一方面，世界安全局势复杂化和威胁跨境化在客观上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另一方面，世界强国或地区国家集团往往通过联合演习威慑和牵制潜在对手，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服务。但是，正如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之别，联合军事演习同样有这样的区别，前者是为了国际社会稳定、维护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进行的武力展示，比如联合反恐、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震慑跨国犯罪等等；而后者则是往往为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利益而打着和平正义的旗号，旨在通过武力展示迫使他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或者改变他国的政策而达到某种政治目标，此种武力展示更多的是以威胁谋私利，是违犯联合国宪章的霸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