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对德意志形象构建的思考

    摘要：中国对德意志的形象构建异常复杂。通过梳理14世纪以来中国的德意志观，可以总结出影响德意志形象构建的三个重要因素：认知方式、知识场和主体状况。相对于中国对德意志形象的整体认知而言，每个人的个性化认知更值得重视。
 

    一

    1896年，已逾古稀的李鸿章取道俄罗斯访问德国。彼时的清政府刚刚经历甲午战败之屈辱。由于德国参与了干涉还辽，清政府对德国感恩戴德，生出了一种莫名的好感。这在李鸿章面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时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致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随后，“东方俾斯麦”与原型俾斯麦会见，成为此次外交访问的重头戏。李氏对俾斯麦敬重有加，就治国、练兵、外交等诸多事宜求教这位德意志帝国的有功之臣，换来了一句“德国向欲与中国订同心之雅”的口头承诺[1]71。就晚清的政治外交格局而言，李鸿章此次访德，一不存在割地赔款，二没有外交致歉，基本上算一次平等友好的宾主会晤。然而，尽管经历了这次对德意志的近距离观察，李鸿章自我构建起来的德意志形象依然存在偏差。他对德意志的好感实乃一厢情愿，虽然德国政府贴心的外事接待让访客无可挑剔，但如果仅仅因为受到了殷切款待而被裹挟着糖衣炮弹的外交辞令打败，只能反映作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幼稚。更加令人惋惜的是，李鸿章通过这次访问对德意志形成的整体观感，也流于表面，似乎并没有比此前外交使节的认知更加深刻。

    确实，李鸿章的德国之行，并非清政府第一次遣使访德。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斌椿受总理衙门的委派，率同文馆的青年学子游历欧洲，第一次与德意志发生了官方层面的交流，留下了中国人对德意志的第一手的经验。30年后李鸿章再度访德，他对德意志的形象并没有多大改观。李鸿章在刻画德意志形象时，仍然使用老生常谈的词汇，浅尝辄止地对德意志的异国风情津津乐道，比如认为德意志人喧闹、热情，并指出这种性格或许同德国人嗜酒如命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李鸿章作为响当当的政治人物，在德意志被称为“副国王”（Vizeknig，显然这种称谓源自德国人对清政府复杂官阶制度的误解），对德意志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层面，其实代表了晚清一代中国人对德意志一知半解的认知水准。

    中德之间的交流，本来源远流长。但从中国的角度看来，这种交流都长期停留在朦胧认知的层面。根据学者的叙述，在《元史·兀良合台》中，记载13世纪蒙古大将拔都率军西征欧洲，曾遭遇“孛烈儿、捏米思”部的联合抵抗，“捏米思”即德意志人，这大概是中国史籍中最早对德意志的记载[2]473。16

    世纪末，中德开始了商贸往来，18世纪晚期，往来普鲁士埃姆登与中国广州的商船十分繁忙。在传教运动的推动下，大量德籍传教士来到中国，肩负东西交通的使命，汤若望是其中的佼佼者。交流带来了两个国家频繁的文化互动，莱布尼茨、歌德等德意志的优秀学者都关注并研究过中国。进入19世纪中叶后，随着德意志国家的崛起与统一，也逐渐加入了殖民争夺的浪潮中，对中国开始了领土侵占以及不平等的经济诉求。这种不对等的外交关系，间或有德国军事专家对中国的援助，两国的军火贸易一直维持着高位运行。1911年后，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长期是一个重要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德国的在华产业才被视为敌产加以清理。但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特别是两个德国存在的国际事实，中国人对德意志的认知在这个时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主观臆断。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德关系才开始正常化，随着两德重新统一和冷战结束，中德之间交流合作更加全面与频繁。

    二

    几百年以来的中德交往沉淀下来，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非毫无根基。早在1752年，当第一艘商船“普鲁士国王”号抵达广州港时，船长就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早就听说过许多有关普鲁士人的事情，他们很高兴能认识这个国家”[3]4。尽管这可能是德意志方面一厢情愿的想象，但中国人对德意志的印象断然不会在此之后才出现。那么，德意志在中国语境当中的形象为何变幻多端，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对一种异质文化的描绘，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官方记忆与私人记忆之间不仅存在认知差别，在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也有认识的鸿沟。所以，要考察晚清以来中国人对德意志形象构建的变迁，首先需要对影响形象构建的因素做一番梳理，我们才能够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有所认同。简言之，中国对德意志形象的变化，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认知方式

    如前所述，中德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悠久而频繁。虽然在14世纪中国人制作的世界地图上就标绘了“阿拉曼尼”，对遥远的德意志已经有了依稀印象，但直到1866年斌椿率众访问普鲁士前，中国人对德意志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层面。关于德意志的信息经历了各种转述后，在与原初版本不知道有多大出入的情况下，在中国广泛流传和使用。这种信息传播与使用的过程，让德意志只能作为一种“传说”存在，也就难免被列为“异闻类聚”。在中外交通史籍上具有极高价值的《岛夷志略》就难以撇清这种气质。它是14世纪旅行家汪大渊多次附舶浮海后记录下来的“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内中有少量涉及德意志的内容，却都是“传说之事”，并非他“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

    当然，从1303年科隆的方济各会神甫阿尔诺德（BruderArnold）到元大都布道开始，中国人就通过络绎不绝的传教士对德意志人的具体形象有了观感。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德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SchallvonBell）。但是，传教士在中西交流中扮演了桥梁角色，他们在中国讲述欧洲故事，在欧洲讲述中国故事，能够贡献出来的，仍然是关于两种文化的二手材料。即使像汤若望这样敬业的传教士，受到了中国皇帝的礼遇，担任了中国朝廷官员，甚至被牵涉进复杂的宫廷斗争，最终客死中国，我们也很怀疑，他在中国人面前所树立的是单纯的德意志人形象，还是耶稣会士的形象，甚至仅仅是宽泛意义上的西方人形象。因为彼时中国并没有国族之概念，那时的德意志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以尽管德籍传教士兢兢业业，但透过他们让中国人构建对德意志的普遍形象并不现实，至多形成对西方人的宽泛认知。建筑在口述层面的形象描绘有很多缺陷。这从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就可以看出。回到欧洲的传教士给德意志学者带来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传说”，激发了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学者的浓厚兴趣，让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理想化的建构。这些严谨的学者当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完全基于道听途说的材料，也研读了传教士翻译过来的中文经典，但是他们隔着大漠远远注视着东方，其中的隔膜与曲解在所难免。欧洲大陆在18世纪洛可可风格时期掀起的“中国风潮”，不过是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异国想象。我们不相信中国人对德意志形象的描绘能够超越距离的鸿沟与文化的异质。

    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如果将中国人对德意志形象的建构上溯至14世纪，那么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整整500年时间。从时间上看似漫长，但由于大部分信息基于道听途说，因而中国人对德意志的认识仍然一团漆黑，更别说欧洲各国的状况了。因此，毫无疑问地，在清政府输掉了鸦片战争，饱尝了被挨打的心酸，才开始有林则徐的《四洲志》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重新开始了对德意志的补课工程。虽然这一群开眼看世界的人力图让关于德意志以及外部世界的信息，建立在科学和常识的叙述上，但仍然脱不了道听途说的嫌疑，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以大量篇章叙述的关于“耶马尼”以及“普鲁社”的信息，都是源自间接收集而来的素材。于是，魏氏编撰此书固然用心，但各种谬误在所难免，甚至一些对德意志的偏见被一再以讹传讹。

    好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对德意志的信息获取打破了满足于传闻的传统。斌椿的《乘槎笔记》，是中国人最早亲历德意志的叙述。实地考察从此成为获取关于德意志信息的主要手段。外交使节因其工作便利，获取了许多关于德意志的信息，刘锡鸿在其中算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使节。他于1877年作为驻德公使在柏林生活近一年，因其怀揣“用夏变夷”的宏愿，发表有诸多反洋务的言论，在其《日耳曼纪事》中大事渲染的是德意志负面的信息，比如女性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不仅有失体统，而且还会破坏家庭稳固。实地考察确实改变了先前通过传闻获取信息的单一渠道，但手段的提升与认知水平的提升并不一定对等。我们从大量外交使节的德意志游历日记中读到的，仍然是对异国风情的描摹：整洁的城市、绅士风度、盛大的舞会等①。

    可惜的是，“实地考察”并不当然地保证对德意志认知水平的品质。考察者本身的素质参差不齐，会影响信息获取的水准；同时，以外事访问为主要形式的“考察”，由于受既定行程与时间的局限，很难对德意志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与此相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留德学生，他们由于有充裕的时间融入德意志的日常生活，对德意志的观察显得更加充分。这个可以被称为“留德学人”的群体，一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又能够长期浸淫于德意志文化，他们的德意志形象构建是重要的素材来源②。季羡林《留德十年》回忆的是二战时期羁留德国的生活经历，时至今日还受到我们的追捧，得益于对德意志的直接感悟。总而言之，“留德学人”通过留学经历来传递有关德意志的资讯，是一种非常值得信赖的方式，在当前建构德意志形象的过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水平日新月异，交通更加便捷，普通中国人也有条件出访德国，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获取有关德意志资讯的渠道更加顺畅，能够直接阅读德语材料的人才越来越多，而不必再倚仗所谓权威的信息来源，德意志形象构建越来越成为私人的事情。书籍、电影、艺术品、互联网，德意志的形象存在各种媒介之中，每个人都能够依据自己的判断形成独有的德意志印象。在信息时代下要梳理中国人对德意志统一的形象认知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这是认知方式和手段的改变带给我们的最大挑战。

    （二）知识场

    认知手段发生改变的同时，对德意志了解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形成了对德意志的所谓“知识场”。“知识场”内容的改变也是造成德意志形象变化的重要因素。

    在德意志还处于传说时代的时候，关于德意志的“知识场”无非是一些捕风捉影的奇闻轶事，真实有效的信息并不多。当然，《海国图志》可能是一个例外，它已经达到了当时中国人认识欧美世界的最高境界。那些有机会游历欧洲的中国人通过实地考察带来大量关于德意志的一手资料后，“知识场”的内容逐渐丰满起来。诚然，这些由于机缘巧合而进入德意志的中国人，大多以走马观花的方式进入德意志，提供的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肤浅印象。尽管这些认知不完善、不成熟，或者如一些学者批评的那样，这些出使西洋的晚清中国人，缺乏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储备，因此不能洞达包括德意志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的特质与价值，但是他们带给彼时中国人的有效信息，确实让一个层次更加丰富的德意志形象树立起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关于德意志的知识场有明显的片面性。《海国图志》的出炉由于鸦片战争失败的背景，就奠定了“知识场”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有浓厚的“作敌我强弱长短之考察”的现实意义。因此，彼时的信息搜集，过分集中于德意志擅长的“奇技淫巧”，尤其以军事工业为最。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斌椿，他在八个多月游历欧洲之后带回国的薄薄一册笔记，虽然偏重于海程、宴会，无影响于国内，但是他异乎寻常地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参观克虏伯炮厂的经历，似乎奠定了此后中德交往中对军火贸易、军事技术交流的倚重。以至于到了1905~1906年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期，戴鸿慈和端方为首的代表团对德意志的考察，也将重点放在了教育、科技、产业等方面，对政治方面的调研反而很少。这种片面的德国观，在目前中国人的印象中依然有残留，德国汽车与机械制造，几乎成了德国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中国将德意志视为新兴强国加以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中，张德彝（同文馆首届学生，1866年年仅19岁时就随斌椿游历欧洲）是一个异类，他的《五述奇》正面揭露了德国社会的许多弊端，如认为德国贫穷，流浪儿童多，在政治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等。张德彝的这种德意志观，得益于他个人的“知识场”要远远比同时代中国人更加丰富，因为他很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又长期驻留德国，获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便利条件。知识场向来是开放的，在不同时代会被加入全新的内容。如果从斌椿开始，由于初出国门的新奇并且其遍访经历备受礼遇，对德意志还基本上以正面评价为主，那么随着时代变迁，特别是德意志与中国接触日益频繁，德意志的形象就不再是单纯的理想盟友了。中国人对德意志素来的好感，或许源自单方面对德意志的惺惺相惜，因为德意志长期在欧美世界是一个后发国家，但它能够励精图治后来居上，让中国想当然地将它视为效仿对象。王韬在《普法战纪》中对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分析，就流露出将德意志作为强国崇拜的心理，这也成为20世纪初宪政考察团对德意志印象的基调。但是，在德意志的殖民野心愈发暴露之后，特别是生活在德国殖民地区的中国人经历了殖民统治后，对德意志的态度就非常复杂了。

    当然，知识场从来就不可能实现不偏不倚的中立，它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比如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德意志形象构建的影响。首先，抗战时期中文作家笔下的德意志知识场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希特勒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套话”，代表了野蛮和残暴，德意志民众也被描绘成盲目、无知的帮凶。另外，我们读到了1954年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一篇从宣传画看民主德国的文章。这本应该是一篇普及型读物，但由于作者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视为水火不容的敌人，而对共产主义苏联和民主德国进行了奇妙的想象，现在读来非常有意思[4]。这些都表明，受意识形态因素主导的知识场，有时候并不能提供有营养的信息。最后，在当前资讯爆炸的时代，有关德意志的知识场不再是有无信息来源的问题，而变成如何取舍信息的问题了。互联网时代有关德意志的知识场体量更加庞大，具有“大数据”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呈现个性化的特征，这些事实都会影响我们对德意志形象的理解。

    （三）主体状况

    我们可以借用形象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人（“主体”）对德意志形象（“他者”）的构建过程。研究形象学的专家早已指出，对他者的描绘，本质上是对自我的一种投射。主体与他者具有依存关系，“我”在面对“非我”时才有意义，所以，主体的建构，对于“他者”形象的叙述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德意志形象，也是中国主体自我认识的直接投射。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就处在不断的动荡中，认识他者的过程，亦是认识自我的过程，主体意识变迁，会投射到对他者的认知上，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对他者形象的塑造。我们用更加诗意的话来说：“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5]15

    换句话说，中国的西方形象反映了中国自身，这就是艾略特所谓的“镜子”带给我们的启示[6]。他者是主体的镜像，如果这个结论值得信赖，那么中国人心目中的德意志形象的变迁，就跟中国自身的历史变迁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人讲诉德国（他者）故事的时候，也在讲诉自己的故事（主体），并在讲诉德国故事的过程中，渗透了中国情怀。

    基于这种分析，我们以主体的变迁为参照系，将会发现德意志形象构建与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节点紧密相关：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1897年爆发的胶澳事件；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及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简言之，描绘中国的德意志形象，就是在书写一部中国自身的近现代史。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跌宕起伏，也推动了德意志在华形象的跌宕起伏。关于德意志形象的具体细节我们在这里不便展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时好时坏、时而褒扬时而批判的德意志形象背后，都跟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反而是在1840年之前，尽管对德意志的认知还处在我们所谓“道听途说”的年代，由于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还没有被打破，对德意志的形象建构反而是最纯粹的。正如《海录》的口述者谢清高所做的那样，既不存在屈辱范式，也无深刻的实践目的[7]25，完全以一个旅行者的角度看待世界。但是，1840年之后，观察德意志的“主体”就不可能如此放松了。“师夷”与“制夷”的焦虑一直困扰着林则徐之后的中国人，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他们构建德意志形象的过程中挥之不去。

    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的德意志形象的飘忽不定就有了很好的解释。洋务运动时期出洋考察的大臣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德意志的整洁与优雅，那是因为晚清的中国缺失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强占胶澳之后，德意志形象急转直下，那是由于在“模范殖民地”中屈辱生活着的国人无法抵抗德国人的歧视统治。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尽管德意志形象有百变的描摹，但在各种脸谱化的叙述中，有一个形象似乎有持久生命力，那就是德意志被想象成军事强国。这个形象直接导致了晚清以来，一直到民国政府时期，中国政府在军事上“以德为师”的局面，而且德制武器在中国也成为一张通行无阻的“德国名片”。这种带有“乌托邦”化的形象建构，其实也是源自中国作为观察主体长期在军事上积贫积弱状况的外向投射，从而把德意志描绘成自己愿意发展成为的那种理想化身。这种信念非常执着，以至于被德意志的奸商利用：在繁荣的中德军火贸易中，德国军火商卖给中国的往往并非最精良的武器，甚至有一些假冒伪劣商品[8]69，但这些不良行为被中国人选择性失明了。辛亥革命之后，国家百废待兴，特别是孙中山本人的西学背景，对德意志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的建国方略有很多来自德意志的启发[9]。不过孙中山所理解的德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乌托邦”化了，而背后的原因，也是出自他对新生共和国的一种美好想象。同样的原因，前述《世界知识》中美化民主德国的例子，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德意志的情感投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刻画的德意志形象更加丰满和鲜活，既没了刻意的推崇，也没有毫无逻辑的贬斥，那也是基于崛起中的中国在拥有文化和经济自信的前提下，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勾画德意志。

    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历史上中国的德意志观，还是目前中国对德意志的形象塑造，都很难有统一的概括。这不仅因为德意志本身在发展变化①，中国自身也处于发展变化中。1973年，当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大陆在时隔近30年后再度迎来德意志访客的时候，激发了民众极大的好奇心。曾有一群德国客人打算去购物中心买纪念品，结果遭遇了热心中国人的强势围观，严重阻碍了商家的正常秩序，结果这群德国人落荒而逃，空手回到了宾馆。其实，晚清的首批使节访问德意志的时候，也遭到过类似的经历[8]73。显然，双方国家视彼此为异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中国关于德意志形象的构建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在提到所谓德意志性格的时候，歌德曾经说过，德国本身无足轻重，只是每个德国人才有意义。同样的道理，相对于德意志形象的整体认知而言，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德意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