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

    摘要：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制度观和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通过对截至2013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的1139家海外子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东道国政治风险中的政府管理质量、法规、腐败、社会经济状况对进入模式的选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国际化经验对法规和腐败程度的影响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最后，本文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
 

    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深刻转型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Luo和Tung，2007）。作为“金砖五国”之一的中国成为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中国企业由弱到强，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巨大转变的现实背景，使得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主题。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进入模式的选择，近年来快速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更是给企业进入模式决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跨国企业进入决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然而，影响企业进入决策的内外部因素十分复杂，这给企业管理者带来了困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处的外部环境呈现复杂多变性，Root（1994）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作为一种投资风险对跨国企业进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东道国政治风险的高度波动会给跨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带来影响，从而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风险最早起源于Root对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征收风险的研究。对于政治风险与进入模式的研究，主流研究指出为了避免高政治风险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跨国企业倾向以较低的资源承诺方式进入东道国。如Gat1gnon和Anderson（1982）认为跨国公司在面临高政治风险的制度环境时，为了保持战略灵活性，降低转换成本，会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以保证企业的应变能力和弹性。Hgorg（2010）认为企业选择合资进入模式是为了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虽然制约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桎梏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外部环境，但是中国企业自身的局限性更是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主要来源于母国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市场需求的增长等，然而这种优势一旦脱离母国将不复存在，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竞争中可谓是不堪一击。为了在国际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既定的外部条件下，势必会依靠学习来获取经验，从而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Mathews，2006）。从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现状来看，大型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积极响应改革开放政策，率先进入国际市场，拥有较多的国际化经验，近些年来大量中小企业也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Child和Rodrigues，2005），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参差不齐。

    Peng等（2009）提出了分析企业战略的三支柱框架，认为应当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资源能力层面来分析企业的战略和绩效，且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其中企业资源能力的重要来源就是国际化经验，东道国政治风险也是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框架为本文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和国际化经验的相关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如何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呢？具体而言，一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是如何结合企业资源与能力对跨国企业进入模式决策产生作用，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学者一直未从企业层面进行深入分析，这就使我国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各因素对中国跨国企业进入模式决策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本文试图探索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建议。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东道国政治风险与进入模式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围绕“政治风险”展开了研究，随后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政治风险进行定义。以Weston和Sorge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政府干预是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风险的产生多源于政治事件，主要包括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对企业的限制等。还有一部分学者强调了“不确定性”在政治风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无论上述学者如何定义，其本质都是基于政治维度对政治风险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风险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的政治风险定义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Fitzpatrick（1983）等人认为政治风险并不脱离社会和经济而独立存在，一国的政治风险是社会、政治、经济三方面共同作用形成的。因此仅仅研究东道国系统政治风险中的政治因素有失偏颇，东道国的社会经济风险也应当被纳入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考量范围之中。综上所述，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对政治风险的研究聚焦于东道国国家层面的宏观政治风险，并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国内外来自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政治力量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使外商投资遭遇损失的可能性。

    政治制度与进入模式的关系。随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学者们逐渐开始从制度视角来解释东道国的国内政治风险（North，1990）。Makino，Isobe和Chan（2004）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在对政治风险的分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企业跨国经营绩效和进入策略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近期，学者Ngobo和Fouda将“良好的治理”这一新概念引入制度研究领域，认为“良好的治理”是国家政府治理水平的代名词，相较于从其他方面研究政治制度，国家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更确切地反映东道国的系统政治风险，体现东道国政治环境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政治制度是社会运行中的减震器，为社会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法律法规（North，1990）。在东道国政府治理框架下，政府管理质量、法规、腐败、政府稳定性、民主是衡量东道国的制度水平的重要因素。

    政府管理质量体现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政府管理质量低下会造成官僚主义的发生，并为寻租空间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司法完善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较完善的司法体系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相反如果政府司法体系不完善则会导致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增加，跨国公司从降低交易成本和保持战略灵活性的角度出发，会倾向选择低控制进入模式（Kim和Hwang，1992）。相关研究表明一国的腐败程度与吸引外资的能力负相关，并且会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究其原因，腐败扭曲了一国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影响国家和企业的发展。这种权利寻租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还会对政治稳定性产生影响。政治稳定性，顾名思义，即政府在制定政策、对外政策等方面不易发生变化。一国的政府稳定性越高，则表明其政治风险越低，经营环境越稳定。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政府遵循法治，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充分享有自由，公民因此发动暴动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东道国的政府管理质量越差，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假设2a：东道国法规越不完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假设3a：东道国腐败程度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假设4a：东道国政治稳定性越低，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假设5a：东道国民主程度越低，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社会经济因素与进入模式的关系。政治制度涵盖了东道国政治风险中的政治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同样会造成东道国政局动荡（Miller，1992）。基于社会经济因素的政治风险涵盖了宗教冲突、民族冲突以及东道国经济状况三个方面。

    基于社会经济因素的政治风险主要由宗教冲突、民族冲突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的宗教与民族矛盾通常通过暴力事件、内战等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冲突往往会造成东道国政局动荡，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最终波及到跨国企业，从而使跨国企业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一国的经济环境也反映了其经营环境是否稳定。换言之，经济的波动会增加跨国企业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企业为了避免较高的交易成本，往往会选择合资等较为灵活的进入模式来降低运营风险。此外，较高经济水平的国家也意味着其拥有稳定的经济现状和较高的市场潜力，而这些能够确保东道国居民拥有良好的生活水平和较多的就业机会，政府也会获得较高的民主支持率，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6a：东道国宗教冲突越多，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假设7a：东道国民族冲突越多，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假设8a：东道国社会经济状况越不稳定，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

    （二）国际化经验的调节效应

    事实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于进入模式的选择会产生多少影响，取决于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各方面的了解程度。这不仅需要跨国企业不断地通过合资、并购、独资、绿地等形式进入当地市场，还需要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进行“干中学”，从而积累丰富的经验。丰富的国际化经验有利于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因为直接依靠经验，可以使投资者避免非结构性问题和信息超负荷带来的影响，不借助市场调查似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收集信息的方式（Davidson，1983）。Gatignon和Ander-son（1988）通过衡量母公司控制下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发现，母公司国际化经验越丰富越容易提升公司在合资企业中选择独资的倾向性。

    另外，国际化经验可以降低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因为长期的国际化经营可以丰富企业的经营阅历，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从而降低制定决策以及在实际企业运作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不仅如此，企业经验的不断累积，使得其在管理能力、生产能力、技术能力等诸多方面也随之提升，为了更好地保护企业取得的竞争优势，企业也会倾向选择独资进入模式。相反，如果企业拥有较少的国际化经验，则在制定决策时，企业都会选择和当地的企业合作的方式来逐渐了解、熟悉东道国市场，完成经验积累这个先期的过程。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经验缺乏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企业也会选择合资进入模式。

    由此，可以认为国际化经验反向调节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进入模式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在既定的东道国政府管理质量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假设2b：在既定的东道国法规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假设3b：在既定的东道国腐败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假设4b：在既定的东道国政治稳定性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假设5b：在既定的东道国民主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假设6b：在既定的东道国宗教冲突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假设7b：在既定的东道国民族冲突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假设8b：在既定的东道国社会经济状况下，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的中国企业越倾向选择独资。

    （一）变量选取及来源

    因变量：进入模式。OFDI进入模式采用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来衡量，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持股比例高于95%的为独资进入模式，用MODE=1表示；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持股比例大于5%且小于95%的为合资进入模式，用MODE=0表示。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提供的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自变量：政治风险。根据2013年政治风险服务机构PRS集团发布的《世界各国风险指南》，政府管理质量、法规、腐败、政府稳定性、民主、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和社会经济状况分别用BQ、LO、COR、GS、DA、RP、ET、SC表示。上述各因素分值越高，表明政治风险越小，反之表明政治风险越大。

    调节变量：国际化经验为调节变量，用EXPER来表示。笔者查阅已有文献发现，国际化经验常用海外子公司数量、海外子公司经营年限以及母公司投资海外国家的数量等来测量，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国际化经验用海外子公司的数量来测量。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文化距离和企业盈利水平。本文的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文化距离和企业盈利水平。企业规模采用母公司资产总计来衡量，用ASSETS表示，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文化距离用CD表示，测量标准参照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价值观评价体系。企业盈利水平用ROA来测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二项式Logit模型来检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检验国际化经验的调节作用。在二项式Logit模型下，投资者i选择模式j的可能性是：其中xij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矩阵，Bij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二项式Logit模型中的系数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具体的实证模型为：Y=MODE=f（BQ，LO，COR，GS，DA，RP，ET，SC，BQ×EXPER，LO×EXPER，COR×EXPER，GS×EXPER，DA×EXPER，RP×EXPER，ET×EXPER，SC×EXPER，ASSETS，CD，ROA）

    （三）计量结果

    变量相关系数表。由表1可见，政府管理质量、法规、腐败、政府稳定性、民主、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社会经济状况、国际化经验都与进入模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初步判断该数据支撑了上述假设。根据Hossain等（1995）的标准，本文各变量中民族冲突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62<0.80，不会对回归分析产生影响。

    方差分析。本文以“进入模式”为因变量，对模型中的其他变量（政府管理质量、法规、腐败、政府稳定性、民主、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社会经济状况、国际化经验、企业规模、文化距离、企业盈利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的分析结果可知：政府管理质量、法规、腐败、政府稳定性、民主、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和社会经济状况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示政府管理质量、法规、腐败、政府稳定性、民主、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和社会经济状况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模式的作用是显著的；国际化经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示国际化经验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模式的作用是显著的。

    回归分析与讨论。本文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表3回归结果发现，社会经济状况、腐败程度、法规和政府管理质量这四个政治风险因素对进入模式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具体阐述如下：

    中国企业在面临社会经济风险较高（如高失业率、低消费者信心指数、贫困程度较高）的国家时，会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以降低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腐败程度也十分敏感，当东道国腐败程度较高时，中国企业选择合资进入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较高腐败会导致经济的扭资料来源：作者利用SPSS分析结果整理。曲，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效率，增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因此为了降低腐败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倾向选择合资来降低风险。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经验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随着国际化经验的增加，在东道国腐败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倾向选择独资进入模式；东道国法规对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存在负向影响。东道国法律体系越完善，民众对其遵守程度越高，出台相应的投资保护法规条例对投资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就越能吸引中国企业采取合资的模式进入。根据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经验对二者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随着国际化经验的增加，在东道国法规较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倾向选择独资进入模式。

    官僚机构的强度和质量是当政府发生变更时最少化更改的减震器，当东道国政府管理质量较高时，中国企业倾向采取合资进入模式；企业规模和企业盈利水平的系数均为正。这说明规模较大和盈利水平较高的中国企业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其竞争力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企业更倾向选择独资进入模式，采取专业化的经营战略，这样可以避免技术泄露，从而维护在当地市场的技术竞争优势。同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拥有较大规模和（或）较高盈利水平的中国企业也会选择独资进入模式；文化距离系数为负。这说明当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较大时，企业会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及较高的知识壁垒，而这些会使企业的组织与管理成本增加，这时中国企业为了分摊成本，同时获得当地企业的知识和人脉，会倾向选择合资进入模式。

    对策建议

    （一）宏观层面

    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国际上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给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我国不仅需要拓宽宣传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改变沟通方式，以一种较为和平的手段来改变自身的形象，使我国的政策与战略能被外界理解。与此同时，还应稳步扎实地推进各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源上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

    构建政治风险信息服务平台。目前中国境外企业主要通过商务部、中信保和投资促进局发布的国别障碍报告系统、《国别风险报告》和《国别投资指南》来评估东道国政治风险。但这些信息仍不能满足对外投资企业的需求，基于此，我国政府应搭建政治风险信息服务平台，通过驻外机构、银行、中信保等各方力量搜集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政治信息，定期发布。

    （二）微观层面

    参加海外投资保险。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通过购买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保险来转移风险。中国为了进一步鼓励海外投资，也逐步建立起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鉴于此种情况，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不仅可以向中信保等机构投保，还可以在世界银行集团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世界著名的政治风险投保机构继续投保或分保，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实施多元化投资策略。企业应根据专业权威机构定期发布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等级，结合自身企业实力，实施多元化投资策略，从而降低投资风险。例如，把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放在国内，保持企业拥有新技术的垄断地位，控制产品的分销渠道和运输通道，这样可以有效地分散政治风险。

    遵守东道国的相关规范。中国企业除注重经济收益外，还应重视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区活动。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尊重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实现与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效对接与和谐共处，增进当地社会对企业的理解和认同，淡化中国“印记”，逐步成为地地道道的东道国企业。

    适时选择退出策略。以往认为投资退出仅是项目亏损甚至项目投资失败时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投资退出是避免政治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当企业面临东道国较高的政治风险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撤资，通过停止母公司的贷款支持、转移价格、利润汇回等方式，及时处理好资金的转移问题，将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从而减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