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体系演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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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探讨国际体系的变革时，提出三种类型的划分：体系的变革、系统性变革和互动变化。体系的变革是一种最根本的变革，是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单位性质和特征的变化；系统性变革包括国际上权力分配的变化，主要指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变迁，也即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互动变化是行为体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各种进程的变化，它不涉及物质力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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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的变化特点是，“一超走弱，多强易位”，然而国际体系的既有规则仍然是维持全球秩序稳定的支柱，虽然在议程设定和行动能力上国际体系显得力不从心，但其仍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和不断更新功能，“20国集团”的建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20国集团”的建立仅仅是国际力量变革的一个结点。一方面，说明美国的力量下降，不得不借重新兴大国的力量来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难题，奥巴马政府2010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霸权是有限的，其政治霸权受到制约，经济霸权受到重创，唯有军事霸权一枝独秀且被滥用，致使外交军事化，战略冒险几率增大，但在貌似攻势中尽显守势，力不从心，世界领导力遭到质疑，至今尚未从近十年的政治经济失败对其地位造成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同时却又感受到世界对它越来越大的冲击力，可供操控的战略空间减少，软硬实力走弱，从而滋生了一种战略焦虑或战略恐慌症。另一方面，美国深知一旦新兴大国到来不仅会造成利益目标多元和行动能力的下降，更将终结美国对世界资源和权力不成比例的占有。美国只能通过政治高调肯定新兴力量崛起的正面性，以换取新兴力量对美国的战略支持和责任分担，同时又对新兴力量的实际地位和权力视而不见。

　　当前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和平渐进的实力变动

　　纵观历史，解决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历史上每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都是战争之后达成的产物。以适应新的国际权力的分配，战争决定体系变革是以往体系的一大特点。但是，苏联解体，两极瓦解，冷战结束，是 20世纪 90年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国际事件。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都缩减了国防费用，加之全球化导致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相互核威慑使得大国间战争难以承受。北约在华约解体后也失去了“对手”，北约的存在也开始饱受诟病。当前国际体系仍处于冷战结束后的过渡期，新体系的形成必然为一漫长过程。依据霸权稳定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体系内的霸权国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时，这个体系会很稳定，因为霸权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实力差距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霸权国不需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当然，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也看到挑战霸权国获胜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体系很稳定。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使得国际体系演变在总体上呈现和平渐进的特征。

　　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体系中的各主要国家的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就观念而言，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有观念。观念不仅可以解释部分国家行为，更可以建构“物质基础”，而且随着行为体实践的变化，会带来观念的变迁，并通过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相互学习和模仿，促成集体认同演变，实现国际体系的转换。就国际制度观而言，世界各国尽管认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制度（包括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尚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完善的缺陷，也已经滞后于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现实，但均对其仍有相当的认同感，主张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实现有序的互动，并对其进行不断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重新打造。这就使得国际体系演变在总体上呈现和平渐进的特征。

　　全球化推动结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下，衡量一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标准，既不在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大小或对某种技术的垄断，也不在于资源上的自给自足，而是在于该国经济自我改造和对全球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能长时间持续，因为尽管市场力量的解放和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但是市场又是按其本身规律运作的。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是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全球化同时也造成知识和权力扩散，在信息快速流动、知识广泛共享的背景下，新兴国家有可能通过学习各种现代化知识，并将外来经验与本土实际相互对接，建立起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现代国家能力结构，进而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便威胁到西方国家通过数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实力和道德优势。这也就造成国际力量结构变动的深层原因。

　　由于全球化造成的这种权力的再分配，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保持国际体系的成本相对于它的支付能力来说增加了，同时，新兴国家改变体系的成本却下降了。有学者指出，力量结构的变动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也是国际体系变革本身的重要内容，但力量结构的变动并不能自动带来国际秩序的变迁。目前来看，新兴国家对突然到来的大国地位并没有做好准备，也不打算推翻现有国际体系，只是在国际现状中渐进寻求新的利益空间成为新兴大国的基本诉求。

　　国际体系演进过程漫长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为了摆脱危机影响，美国开始转向主张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例如，“G8”向“G20”机制的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的改革等等。目前，美国从绝对优势地位向相对优势地位转移，是一个逐渐下滑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未来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它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这源于它的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对于世界事务的操控能力，它和它所创设的国际体系比人们想象的更有韧性。另外，维护美国霸权的力量很多，日本根本不想改变目前的国际体系，而是在目前的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寻求修补。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等几乎都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非修正者。在美国内外支持以现存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力量的努力下，不是一种新的非霸权的、多极的世界秩序取代单极的秩序，而是单极世界的再一次地强化。

　　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之间的联合成果有限，虽然有别于历史上对抗性的政治集团，却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些国家之间不仅缺少真正的且能够不断增加的共同性,在规则重塑的大背景下它们都竞相争取资源和合法性支持，并希望按照自我诉求来设计未来的国际秩序。而差异、竞争、猜忌和冲突却一直存在。其结果是，各种主张之间往往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形式多样却效率低下，建构替代性的国际机制还需经过旷时费日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博弈。

　　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新兴大国的现状共同导致了国际体系的混沌状态和过渡演进的漫长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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