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前美国对华关系_美国恐怖片_纠结、误读与临界点：美国对华战略的认识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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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其对华战略一直处于摸索之中，外在表现也像过山车，忽上忽下，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在2014年中美关系出现一个明显的V字形变化之后，，2015年的上半年，中美之间再度陷入激烈的对抗中。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继1995和2005年后，再度掀起一场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辩论，各种对中国外交走向和中美关系前景表示忧虑、鼓吹美国加强对华施压的言论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对美国政府是否以及应该如何调整对华战略的讨论也成为中美两国智库研讨激辩的热点。美国各界究竟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外交姿态和作为？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走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成为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外部环境中的核心议题，值得认真关注。

　　美国对华定位的纠结

　　进入2015年后，美国国内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辩论的高潮。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和很多高端智库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报告。美国外交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学者共同发布了题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将是美国最具挑战性的竞争者”，呼吁美国动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时使用的一些经济工具来对付中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史文提出了一项颇具争议的亚洲地缘政治协议的框架，试图将一些最危险的潜在引爆点防患于未然。华盛顿曼斯菲尔德基金会的季浩丰表示：“过去35年、五届政府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共识被如此严重地瓦解，以至于我们已经对美中政策的根本基础失去信心”。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现供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认为：“他们正在剥卷心菜，每次剥一片叶子”，“现在，对中国的发展轨迹有共识，但对应该怎么做没有共识”。曾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概念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中国对美国所领导体系的挑战程度有时被夸大了，但也承认“眼下是个不稳定的时期，而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在这些辩论的背后，是美国对于中国发展现状的焦虑。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都存在两个基本期待：一是通过支持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最终促成中国在政治领域也成为西方的好学生，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普世价值；二是通过帮助中国从现有秩序和规则中获益，促使其成为现有秩序和规则的接受者和维护者。但是，逐步崛起的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演变，在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之后，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对自己的选择愈发自信；在外交方面中国也变得更为积极，从单纯的被动接纳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对秩序和规则的塑造。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维、新主张，打破了他们一厢情愿的规划。美国原本一直是事端的发起者和掌控者，通过挑起对华冲突获得的收益也超过中国。但在当前美国优势依旧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主动摆脱旧有模式，积极塑造中美互动的新形态，两国间的不平等性出现了趋于平等的势头，中美之间的老冲突频发、新冲突迭现，美方对华的心理不适迅速加剧。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认识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13年初开始，美方对中国政府的典型印象有三，即雄心勃勃、经验不足、理性。雄心勃勃是指新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伟口号，决意带领中国人民重获历史上曾有的辉煌；经验不足是指有些重要涉美决策事先论证不够充分，导致草率出台后引发美方强烈对抗，局面尴尬；理性是指中国的决策层在出现冲突后没有像苏联那样选择正面对抗，而是对原有政策作出适当调整以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从2014年后期到2015年初，美方对华认识出现变化，“雄心勃勃”的判断依旧，但“草率”变成了“有意所为”，“理性”变成了“勇于冒险”。美方认为，中国已从“自信”变成了“咄咄逼人”，中美之间逐步从议题之争转向创设秩序和规则之争，因此，美国已基本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

　　不过，“竞争对手”一词在西方的语境下并不具有十足的贬义，也绝不必然成为敌人。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心和不满虽在增加，但却始终无法毅然决然地将中国归于苏联一类，因为中国始终没有给其机会。首先，从战略上说，对于中国真实的长远意图究竟是否是排他性的、争霸性的亦或是欺诈性的，美国内没有也难有统一认识。多数观点并不认同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中国没有建立反美军事同盟，拒绝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没有海外基地，没有动用武力吞并一个国家或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也从未与美国爆发千钧一发的军事危机，更没有针锋相对地在全球范围内处处与美国为敌，因此美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把中国划为敌人。其次，从双边关系上说，中美的合作已经遍地开花，在反恐、防扩散、国际维和等政治议题上，中美的实际合作不断加深，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气候变化、反海盗、国际救援等议题上，两国的合作更是走在了前面，即使在最为敏感的军事领域，接触和交流也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持续深化。再次，中美之间的社会和人文交往远远超过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水平且呈大幅增长之势，每年有几百万人员往来其间，美国是中国人首选的留学地和移民对象国，美国人来华留学的势头也迅猛增长，中美之间的这种互动情况显然跟敌人的定位沾不上边。因此，即使是最强硬的美国右派，也没有理由直接将现在的中国称为敌人。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给现在的中国定位？单纯的竞争对手，未来的挑战者，潜在的合作者，非敌非友，还是所有之和？美国习惯于把世界上的国家简单分为友好和不友好两类，中国不属于任何一类，从美方的视角来看，中国虽然比过去主动得多，但又一直没有完全越界，这就让美国很纠结，在相对国力下降、各类挑战多发、中国价值增大的现实下，这种纠结感愈发浓厚，并不断引发美国对华战略的辩论和反思。

　　中美关系已到临界点？

　　今年5月6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蓝普顿，在卡特中心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整体上正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性支持正在受到侵蚀。”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蓝普顿今年1月曾被北京外交学院评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知华派”学者，而且他以往的对华评价都是比较客观温和的，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也比较理性。因此从他的口中说出如此的警世危言，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无独有偶，其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也在附和蓝普顿的言论。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柯白表示：“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自称为中国“诤友”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表示：“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存在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如何理解“临界点”？所谓“临界点”，本是自然科学的专属用词，指由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前，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显而易见，这种状态的转变属于质变，放在蓝普顿的语境里，意即中美关系已经具备了发生质变的基本条件。蓝普顿的依据是，第一，中美相互的恐惧超过了对各自的期待；第二，稳定两国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受到侵蚀；第三，中美都倾向于将对方视为妨碍自身实现目标的威胁。

　　蓝普顿的这一判断颇具冲击力，但是否全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真实现状？现实中中美两国对于对方的疑虑确实在加深，但疑虑是否表现为恐惧且即将超过期待？这似乎很难去对比，至少从美方的角度来说，对华不信任感的增强并未主要表现为恐惧，而对华的高期待原本就属一厢情愿，回归到正常水平可以解释为理解的加深，并不必然与恐惧增加扯上关系。从两国关系的维稳压舱石——经贸合作来看，由于在华外企得到的优惠政策减少、中国用工成本提升等因素，美国工商界对华投资有下降趋势，这可能也会影响到其维护美中关系稳定的积极性，但一方面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并不必然反映出中美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对美投资和收购美企的活动大幅增加，中国对于帮助提升美国就业的贡献率也在上升，两国商贸关系出现逐步对等的势头，对中美经贸合作的长期作用反倒可能是积极的，并不必然会冲击两国关系，同时两国贸易量仍在较快增长；至于第三条判断，中美确实对对方的一些言行不满，民调也显示两国都有相当部分的民众将对方视为自身的主要威胁，但一方面这种威胁似乎是潜在的、预期中的，当前中美各自所面临的最强硬的对抗者都不是对方；另一方面，中美对于对方实际价值的认识并不悲观，反倒还在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每次战略与经济对话都会出现大量新的突破和扩展，相互的不满并没有妨碍各自对对方正面作用的认同，美国至少还是非常期待中国在阿富汗、朝鲜、伊朗、伊斯兰国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积极作用的，因此所谓“倾向于”并不能准确反映全部现实。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姿态一直没有实质变化，都是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而中国的对美姿态也未发生质变，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慎重冷静处理对美关系仍是国内主流思潮。美国虽然对华疑虑明显上升，但也只是担心中国可能会逐步蚕食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范围，而并非像苏联那样在全球与其争霸。美国的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目标是有限的，因而美国彻底转变对华政策似乎仍缺乏足够的推动力。中美关系被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客观上正面与负面互动相互渗透、交织，难以打破平衡，主观上两国均希望维护自身利益，又不愿意为此而与对方发生激烈冲突。这种胶着状态意味着两国关系发生突变并不容易。

　　美国历来担心其霸权地位被颠覆，因此时刻以警惕甚至挑剔的目光注视着追赶者，并常常会主动放大后者对自己的挑战和威胁能力，既为保持自我警醒，也为给对手施压。奥巴马政府对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的判断也如出一辙：第一，基本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强调有所作为，试图将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优势转化为政治和安全影响力，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参与到世界事务进程中，在一些议题上尝试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新的选择；第二，试图利用奥巴马政府外交的弱势、其他国际焦点事务的牵扯和美国国会的分裂，大胆迅速地将势力渗透到美国力所不及的区域和领域；第三，利用掌握巨额国有资金的优势，试图创建新的国际规则，并利用新创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来侵蚀和对抗美国已经建立的全球安全秩序，争取分享美国的权力；第四，表面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努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但内部把美国视为战略对手甚至敌人，通过建立准同盟机制与美对抗。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政府近两年来明显加强了对华压力，中美在南海争端、网络安全、前沿军事接触、经贸投资、亚投行等问题上的对抗也常常会占据国际媒体的主要版面，这一切也令美国知华派学者忧心忡忡。他们出于维护中美关系的考虑，希望双方能够提前应对，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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