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宣战_中国美国开战2016_从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看中美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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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年初开始，美国战略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是否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战略的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逐渐失效，因此美国应该改变现有接触战略，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关系，努力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1]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中国尚无能力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如果因为一些利益冲突的存在对中国采取不必要的敌视政策，美国的利益也会被损害。[2]在辩论展开的同时，美国总统大选刚刚拉开帷幕，这些辩论使得中美关系再次成为候选人热炒的议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后，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

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辩论在中国也产生了相应的争论，即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再次出现了对华强硬的声音，但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即使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困难，中美关系还是会按照原有路径和规律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本文认为，在讨论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之前，有必要分析美国国内出现对华战略辩论的根源，原因在于这场辩论与以往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争论有所不同。在这之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争论，要么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要么认为政府应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而这次辩论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同，一是这次辩论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层面，涉及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华战略的重新思考；二是在这次辩论中，一些长期持理性客观态度的学者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担忧，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接近相互疑虑超过希望的临界点。[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能否说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背景

要客观地理解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辩论对中美关系的启示，首先要考察这次战略辩论的背景是什么，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

第一，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发生变化。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一些规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总统大选前后的中美关系起伏。在历次总统大选之前，攻击在任政府的对华政策经常成为候选人辩论的重要议题。但在大选之后，无论哪个党派的总统执政，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逐渐趋于缓和，中美关系得到改善。这已经成为历年来，中美关系最为稳定的规律之一。但正如上文提到，此次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主要问题与以往有根本区别，这说明中美关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中美实力对比和中美关系发展规律的变化是其中的最主要因素。

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是中美关系最明显的背景变化。2008年和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一时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大幅上升。伴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关于中国的讨论也开始发生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中国威胁论”不同，美国国内开始讨论中国的崛起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什么影响，中美能否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这个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开始发生变化。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在奥巴马执政前后，中美关系与以往不同，出现了高开低走的独特现象，他执政的前两年，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接见达赖经历了大幅波动。并且从总体来看，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波动频率超过了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4]这些现象说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关于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走向，有评论认为奥巴马倾向于合作的个人性格“提升了中美双方对彼此不切实际的期待值”，当中美都认识到合作难以成行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美关系下跌。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执政初期表现出先上升再大幅下跌的特点，但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波动频率会远远超过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

第二，中美关系的议题重点和性质发生变化。本文认为导致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频繁波动的原因在于中美关系的议题重点正在发生转移，新的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中美在这些新议题上的矛盾正是导致此次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辩论的直接原因。影响中美关系的传统议题主要是台湾、西藏、人权和贸易问题。台湾、西藏和人权问题一直被视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历届美国政府虽然应对措施有差异，但总体上都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防止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虽难以解决，但这个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并且影响仅限于经贸领域。总的来看，这些问题具有明显的单向特征，即美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对中国的内政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经贸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相互疑虑远远超过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希望在地区经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十分担心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会影响美国在这一地区盟国的战略选择，[5]虽然美国没有在口头上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并且表示欢迎中国通过谈判加入TPP，但从美国的行为和两个贸易安排的功能来看，中美在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方面将形成不可避免的竞争态势。美国在中国建立亚投行的过程中不断向其盟国施压，阻止他们加入亚投行，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过程中，奥巴马也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世界贸易规则，这也成为奥巴马在TPP谈判过程中凝聚其他国家共识的重要说辞。[6]

从中美在这些新问题领域的交锋来看，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内出现质疑现有对华战略的声音。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能够继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认为可以通过接触战略，将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并且希望继续对中国的国内事务和对外政策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希望在所有领域保持原有的战略优势。也就是说，美国没有根据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和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修正对华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考虑改变现有的对华战略。而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修正对华战略的目标，或者与中国在具体地区和领域实现新的力量平衡，[7]还是采取更加强硬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的政策互动也将影响美国的战略选择。

新背景下如何认识中美关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美关系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质，为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概念，并且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后，中方认为中美要继续努力推进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总体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中美关系的新背景，如何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将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中美关系的历史能够预示多少未来。基于中美关系起伏的周期规律，以及对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影响的认识，中美两国一些学者建议从历史角度看待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争论，认为中美关系一直在经历各种问题，但仍在逆境中发展，仅仅凭借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不足以唱衰中美关系。[8]这种对中美关系谨慎乐观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中美两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都会考虑到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众多积极因素的存在确实可以有效防止中美陷入全面对抗。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美两国正在面临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问题，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将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因此中美在应对一些传统问题时的方式有可能失效，中美必须共同寻找一种新的相处模式，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继续套用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规律性认识，就无法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做出客观的认识，即虽然中美不会发生战争，也不会回到美苏冷战模式，但面临新问题的中美关系将呈现哪些可能的形态。

第二，如何理解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在这方面，中美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中国认同在过去几十年中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中国的经济通过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得以快速发展。但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逐渐发生变化，现有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愈加与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脱节，例如在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一些传统西方大国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或者仅靠少数几个西方大国，不能有效解决各种全球治理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现了G20。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框架内调整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分配，联合国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份额再分配将是主要的改革途径。另外，在安全领域，美国一直坚持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和领土现状，但现状是中国的海洋领土主权在过去几十年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如果维持这个现状，就意味着中国继续在领土主权方面做出妥协。这些现状从长远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尽管中国领导人表示，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另起炉灶，但不意味着中国会继续接受现有体系下不公平的权利分配和在一些领域保持现状以牺牲中国的重要利益。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内，有必要讨论如何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更加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第三，中美如何做到相互尊重。根据外交部发布的习近平主席访美中方成果清单，中美双方同意继续推进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对大国关系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提出这一愿景说明中国不仅希望打破大国之间相互冲突对抗的逻辑，还试图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关系，这表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所怀有的远大目标和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问题是如何实现中美之间的相互尊重，需要哪些前提条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即什么是相互尊重，它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可以具体研究实现在不同方面相互尊重的条件是什么，这是实现相互尊重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将“相互尊重”与中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才能够使这个概念更具可操作性。现阶段，中美在相互尊重这条原则的定义上存在很大分歧，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对什么是相互尊重，要尊重什么没有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不敢接受“相互尊重”的说法。[9]要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问题无法回避。

第四，强调矛盾和竞争是否会导致中美关系倒退。根据上文的分析，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大，中美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有一种倾向认为，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因素会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因此应该多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认识“新型大国关系”表述中的“合作共赢”。事实上，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中美合作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合作；二是基于相互冲突或竞争型利益的消极合作。[10]在一些全球治理领域，例如气候合作，，核不扩散和反恐，在这些方面，中美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并且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提升；网络空间和经贸机制的构建等中美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领域，中美确实需要更加坦诚的沟通。例如，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制定能够兼顾双方利益的规则，以及如何在扩展经济影响力方面实现良性竞争。这些问题在新的中美关系背景下更加重要，直接面对这些矛盾和竞争有助于中美实现新的谅解和共识。相反，回避矛盾和潜在的竞争会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埋下隐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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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5.

[2] Jeffrey A. Bader, “Changing China Policy: 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Paper, No.1, 2015,

[3]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May 11, 2015,

[4] 波动频率的计算基于清华大学中国对外关系数据。

[5]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6] “Obama Warns TPP Failure Would Let China Write Trade Rules”, April 18, 2015, #.ViXmlLE7PnB.

[7] Michael D. Swaine, “Beyond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 Pacific : The Need for a Stable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 April 20, 2015,

[8] 陶文钊：《要以历史、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载《当代世界》， 2015年8月，

[9] Cheng Li and Lucy Xu, “Chinese Enthusiasm and American Cynicism Over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December 4, 2014,

[10]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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