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国家资本主义论”的理论误区

    摘要：认真剖析“国家资本主义论”基本观点背后的理论实质,可以发现“国家资本主义论”在理论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二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三是混淆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西方学者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论”的实质在于通过混淆概念,转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以达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的目的,进而掩盖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论,理论误区,简析
 

    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集中刊发了六篇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专栏文章。同月，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也组织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这些文章和辩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家在搞“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些国家借助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国家主权基金以及国家支持的私营公司等，积极并购外国企业，争夺资源，由此严重威胁到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些观点和言论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关注，引起不同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思想的混乱。但这些观点和言论不仅在实践上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而且在理论上混淆概念，自相矛盾。因此从理论上对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误区进行深刻分析，正本清源，帮助人们澄清模糊认识，认清其本质，避免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就成为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认真剖析“国家资本主义论”基本观点背后的逻辑，我们发现“国家资本主义论”在理论上存在三个错误认识：其一，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其二，混淆了两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三，混淆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西方学者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论”的实质在于通过混淆概念，来转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困境，以达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的目的，从而掩盖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

    理论误区之一：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

    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发展完全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并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这一观点的提出在理论上混淆了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概念。

    列宁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者。他将国家资本主义分为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种类型。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波洛克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来源于私人资本主义但又与之不同，它终止了自由市场和交换价值规律的支配，追求计划经济的合理化，并为政治目的而控制投资且限制消费品生产。“它是私人资本主义的继承人，国家替代了私人垄断资本的重要职能，利益在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1]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指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质是一种经济成分和经济运行方式，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不同。”[2]667“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相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627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采用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我国采取国家或国有企业与外国资本或本国私人资本合作经营这一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民族资本实行社主义改造，即通过在工业中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实行经销、代销的初级中级形式，并向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过渡，有效地达到了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目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转变。毛泽东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3]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我国采用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更为多样：包括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如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私有成分)，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如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中的外资成分等)。不可否认，由于适应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形式，公有制经济始终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由此表明，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和竞争力逐渐得到加强。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集中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将这一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英国作家威尔？赫顿在2004年5月9日英国的《卫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极具中国特色，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但又受到国家的指导，而国家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否则它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然而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西方学者忽略了这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仅仅从一些表面相似的现象入手，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从而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仅仅具有工具价值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等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理论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西方学者所犯的第二个理论错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理论误区之二：混淆了两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简单来说，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具有各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从根本上来看，有两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类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政治服务于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主张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作用，并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资本依托政治权力，进入市场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形成强有力的市场控制力，进而逐渐做强做大，成为垄断资本集团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一类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经济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主张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其典型形态，它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虽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

    但是，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西方学者却将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即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靠着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迅速壮大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在国内靠着资源的独占或垄断取得壮大的资本，另一方面在国外则靠着国有大集团或大资本进行海外收购，开拓市场发展空间。这种判断和认识与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况严重不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53？6%提高到2001年的62？32%。正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五个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因此，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国家在关键的市场领域和市场环节保持足够的控制力和调节能力，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平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也主张利用本国和外国的资本，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技术和手段，但它从来都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相反只是把它当作“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同时也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

    然而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西方学者缺乏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凭借某些西方媒体“镜头下”的中国而主观臆断地来解读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而简单地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混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大错特错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愿承认和面对的第三个理论上的错误认识：混淆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理论误区之三：混淆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和时代课题，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特殊国情选择适合各自不同特色的发展道路。就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在对抗封建社会的各种局限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一条可行的社会发展道路。其成效是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但是资本主义在一开始就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是资本的私有占有和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这一弊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中国既不能继续走封建主义的道路，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对外一直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国内的资产阶级主体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性，经济地位脆弱，政治上缺少力量，而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有各种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就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开通道路。因此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是适合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曾经给过明确答案。在谈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5]633那么，“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首先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要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7]275。“而两个阶段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5]685，“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7]1059。而事实也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9]。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基于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和时代而做出的必然选择，由于这条道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更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这条道路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且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的巨大优势。

    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两条道路的性质和基本矛盾上，也表现在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和趋势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决定，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依托政治不断扩张，国家服务于资本，最终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公有制性质决定，它不是国家为资本服务，而是国家有效调节资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同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来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在根本上是混淆了两条不同社会发展道路的性质。

    正是上述三个方面的错误认识，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西方学者不仅误读了中国，而且通过对事实的混淆，实现了国内矛盾的转移。既然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源于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则是源于非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即自由资本主义。这样，“国家资本主义论”就回避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回避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要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从而达到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