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哪里有鲜核桃吗_《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本文关键词：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考古学报》

《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 2014-05-09

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庞小霞（139）

百济佛教寺院遗址的相关问题研究…………………………………………………梁银景（169）

天津蓟县青池遗址试掘报告……………………天津博物馆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195）

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237）

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查晓英（271）

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

庞小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中国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主要出土于中原地区、海岱文化区、甘青宁地区、北方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等七大区域。绿松石器按照器物的形制特征可分成圆形、椭圆形和直线几何形三大类。其主要功能是装饰品，还有葬玉之功用。新石器时代绿松石的分布范围由早到晚不断扩大，最早仅见于中原与北方地区，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才扩至七大区域。总体来看，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是绿松石器较盛行的地区。数量上，中原与海岱地区呈现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到其末期由少到多而逐渐减少的变化，而黄河上游的甘青宁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都处于不断增加状态。器形上，新石器时代绿松石由简单逐渐变得复杂，由常见单个器体，逐渐变为作为镶嵌片或点缀物的附属体出现。制作工艺开始比较简单，但逐渐出现了雕刻工艺。绿松石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中，其出现之初，佩戴与身份地位或贫富差别无关，主要是用于人身体不同部位的佩饰，佩戴不分男女，不分老幼。而进入龙山时代个别地区绿松石常附属于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精美重器之上，开始一定程度上体现身份等级，尤以海岱地区最明显。关于绿松石的产地，是源于国外相邻地区，，还是集中源于国内某一地区，目前还难于断定，笔者倾向于就地取材并本地制作的看法。

百济佛教寺院遗址的相关问题研究

梁银景

（韩国釜山大学人文大学考古学科，釜山  609-735）

　　百济泗沘时期(538—660年)佛教寺院在都城内集中分布的状况与高句丽寺院在安鹤宫及其周边、长安城内外集中分布的特征是一致的，同时期中国北魏洛阳城内城与郭城内、南朝建康城罗城内、隋代大兴城内及唐长安城内也都集中分布有数百座寺院，情况也非常相似。 

　　百济伽蓝的布局盛行以塔与佛殿为中心的一塔一佛殿式，与同时期高句丽平壤地区伽蓝流行的一塔三佛殿式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自身特点，但同时期中国经发掘的北魏思远佛寺、永宁寺却是一塔一佛殿式的布局，被认为是初建于隋代的西安青龙寺内也发现了同样的布局结构。

　　中国北朝的木塔址有的现存夯土塔心体，这种结构尚未在百济木塔中发现，结合文献我们认为，百济泗沘时期木塔的构造与南朝木塔间的亲缘关系更为浓厚。 

　　陵山里佛寺是百济圣王后代为追思先王而在其陵旁修建的寺院。南朝宋代的惠开在其父墓旁修建的禅亭寺的性质与百济陵寺相似，但禅亭寺是否进行过求福活动却不明。与之相反，公元536年梁武帝在父亲文帝陵旁修建的皇基寺无论在初建时期还是性质上都与陵寺非常相似。 

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

天津博物馆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青池遗址位于蓟县五百户乡，泃河水系支流 河南岸，今于桥水库东南岸。遗存分布在丘陵高地马头山的坡下和山顶，1997年发现，因水库修建防浪护坡遭受破坏，于1997—1999年三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和西周早期燕国文化堆积。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分三期。第一、二期发现于马头山顶西南坡一条天然沟壑内，揭露沟壑长34.7、宽5—9、深1—2米，没入水下情况不明。第一期遗存由兴隆洼文化和北福地一期文化两种因素构成，兴隆洼文化因素以夹砂筒形罐为代表，纹饰多由弦纹、附加堆纹和网格划纹构成，作“三段式”或“二段式”布置，另有少量陶钵和石筒形罐；北福地一期文化因素以夹云母直腹盆为代表，纹饰多为划纹和压印纹，另有少量支脚残片。第二期两种文化因素结构不变但出现重大变化，筒形罐为厚唇，厚胎，纹饰为细密工整“之”字纹，同时流行圈足钵和豆，纹饰多由“S”形细密“之”字纹带绞结到一起构成的卷云纹；直腹盆口沿变成外侧起棱，纹饰为数周弦纹，支脚呈鸟首形。第三期发现于马头山顶，筒形罐胎壁变薄，纹饰为刮条纹，出土较多以“红顶”碗钵为代表的夹砂和泥质红陶。西周燕国文化遗存较丰富，面貌特征和琉璃河早期燕国文化同，但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因素较为突出。

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为配合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的委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7～2011年，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对河南淅川县马川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连续的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东周、两汉、晋、唐、宋、清等时期的墓葬460多座。其中两汉时期的墓葬将近200座，且多数未被盗扰，尤其是21座不同形制的积石积炭墓葬保存较完整，且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均为土坑竖穴墓，部分带斜坡墓道。墓坑方向南北、东西向均有。葬具、骨架多严重腐朽，能辨者为木质单棺、双棺或三棺。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多寡不一，一般3—30件，主要为陶器，另有铁器、青铜小件和铜钱以及琉璃器、玛瑙器等，其中陶器组合较为完整，有鼎、盒、壶、釜甑，瓮、罐、仓、井、灶等。积石积炭墓也见于中原地区少数大型战国墓，但象这里西汉中小型墓普遍积石积炭的情形，是其他地区同时代墓中所少见的，它的发掘为深入研究南阳地区两汉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

查晓英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是一个老话题，但仍有讨论的空间。本文以李济为中心，从他所说的“历史法”与“比较法”着眼，分析他在人类学、民族学、尤其是考古学领域里提倡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可能受美国人类学文化历史学派的影响，并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在挖掘细节、讲究准确的过程中，李济提出分类、量化等办法。但这些努力却并未受到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欢迎。李济与张光直的讨论反映出两代考古学家追求的研究状态各有不同，前者执着地追求真实可靠，却未能给出一个清晰易行的理论指导；后者热衷于建立体系，但在层出不穷的新资料压力下，屡次修改。李济在方法论里尤其强调的“历史法”，正是中国考古学史学特征的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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