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周幽王_清华简与西周开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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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77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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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10094
学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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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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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h事
硕士学位论文
(学历硕士)
清华简与西周开国史研究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the Research for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Westem Zhou
Dynasty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论文开题日期:
强晨 白国红教授 中国古代史 先秦史 2012年11月30日
||IIII I III I Ill Ill II I I
Y25641 69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清华简与西周开国史研究》,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 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 他个人或集体己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
体,均己在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强.殳
'以忤6月1日
指导教师确认(签名):白固红
烈孵年莎月/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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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的学位论文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论文作者(签名):锄是
矽f中年#月f日
指导教师(签名):白目纽
劲侔年‘月/日
11
摘要
清华简是收藏于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包含众多古书的清华简对历史学、古文字学 与文献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周开国史是指从文王受命称王到周公结束东征推行封 建制的这段历史。已整理的清华简中与西周开国史相关的内容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一)》中的《保训》《程寤》《耆夜》《金滕》《皇门》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
《系年》中的第l章、第3章和第4章。 清华简《程寤》“隹王元祀”的记载证明先秦时期就存在周文王受命改元的说法。
从《程寤》中体现的周文王、周武王共同受命的观念与象征释梦法的运用来看,清华简 《程寤》篇主干的形成时间不早于西周晚期,不具有研究文王受命问题的参考价值。文 王受命的真相是借断虞芮之讼之机广泛宣传周文王的盛德,制造受命之说。
《保训》保存了周文王对周武王的遗言,文王遗言中的“舜”和“上甲微”两个故
事均与“中”密切相关。周文王通过这两个故事把他的翦商谋略告诉了周武王,并让武
王继续执行这一策略。
《耆夜》所记录的武王戡耆与《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戡黎并非一事,周文王
周武王分别戡定过不同的黎国,周文王戡定的黎国位于今陕西临潼,戡黎后,周人控制 了整个关中平原,对商王朝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才引起了祖伊的惊惧。周武王戡定的 黎国位于山西长治。
《系年》中“寰子耿”与金文中出现的“录子那”为同一人,是名为“耳口”的录 国国君,与武庚禄父无涉,录国就是传世文献中的六国。因“录子耳日”与秦人同祖,《系 年》才以他叛周的史事来引出秦人西迁。
《金滕》中记载的周公居东指的是周公东征,并非周公待罪于东。清华简《金滕》 “宅东三年”的记载并不足以证明传世本《金滕》“居东二年”为错,两者可能只是纪 年方式的不同。
关键词:清华简西周开国史文王受命周公东征
lII
Abstract
Tsinghua Bamboo slips is the bamboo slip of the Tsinghua University.Tsinghua
Warring
a
States Time which collected in
an
Bamboo
Slips contains
lot of ancient books.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history、palaeography and philological.111e founding
history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means that the history from King Wen that accepts the
command of
god to Duke of Chou ended the crusade
and
started the feudal system.There
are
something related to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western zhou which has been collated.It contains Bamboo in Tsinghua
dynasty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Baoxun,Chengwu,Qiye、Jinteng
and Huangmen in
university(the firsO as
well as chapterl、chapter3 and chapter4 of
X/'nian in Bamboo
in Tsinghua
university(the second).
yuan si’’in Chengwu of Tsinghua
The way of annals
named‘‘Wei wang
Bamboo
Slips
proved that there exists the way of annals by King pre-chin period.Chengwu shows the idea of accept their fates
Wen
accepting the of Zhou
command
of god during of Zhou that
King Wen
and King Wu
together.We Can
see
from the ide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ay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by Symbol that the time of the main formation of Tsinghua chengwu is not earlier
Bamboo
Slips
than
the late
Westem
Zhou Dynasty,SO it does not have the reference
value of the study of King accepts the Yu
Wen
that accepts the
command of
god.rnle truth of King
Wen
That
command
of god is that taking the
chance
of subsiding two states
which called
and
Rui complaint to advertise the great grace of
King Wen
of Zhou and make the
statement of accepting the Zhou to
command
of god.Baoxun keeps the last words of King Wren of
King Wu
of Zhou.Tlle
two
stories
of“Shun”and‘"Shangfiawui”in the last
of Zhou told King
words of
King Wen
both are related
to“Zhong”.King Wen
Wu
of Zhou about the strategy.
strategy of annihilating the Suppress
Shang Dynasty and made King厮,continue this
that recorded in
Qi(耆)state of emperor King Wu
Qiye
is different from xibo of Zhou
suppress Li in xibo kan Li in the book had
ever
of history.硒ng Wen
of Zhou
and King Wu
suppressed different State Li respectively.The State Li that be suppressed by King
Wen
of Zhou located in today’S Lintong Shanxi province,people in State Zhou controlled the
whole Guanzhong plain
and
formed a potential threaten to the Shang
Wu
Dynasty.This caused the
frightened of Zuyi.The State Li that suppressed by King
of Zhou located in Changzhi
TV
county Shanxi province.
“Luzigeng’’in Xi'nian and‘‘Luzisheng”shows in bronze script is the king of State
are
the
SalTle
person.He and him.
named“Lu(录)”.There Lu(六)state in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WuGenglufu
Lu(录)State
people of
is the
the classical documentation.It is because Luzisheng and
Qin
he betrayed Zhou Dynasy have the same ancestor,“Xi’nian”use the truth that
State to lead to the people of
Qin moving
to the west.
Duke of Chou located in east which Was recorded in Jinteng pointed to the crusade of Duke of Chou instead of waiting for punishment in the east.“Living in the east for three in the east” years”that recorded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Jinteng can’t prove the“Located that recorded in classical Jinteng is wrong.It is possible that they annals.
are
different in the way of
Key words:Tsinghua Bamboo Slips
King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westem zhou dynasty The crusade of Duke of Chou
Wen
that accepts the
command of god
V
目
录
摘要…………………………………………………………………………………………IⅡ
Abstract………………………………………………………………………………………Ⅳ
目录…………………………………………………………………………………………Ⅵ 绪论…………………………………………………………………………………………1 一、选题意义……………………………………………………………………………1
二、清华简中西周开国史史料概述……………………………………………………2
(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周开国史史料概述……………………2 (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周开国史史料概述……………………3 第一章‘程寤》与文王受命………………………………………………………………6
第一节释“隹王元祀”…………………………………………………………………6
第二节文王受命真相……………………………………………………………………9
一、《程寤》文王受命说辨非…………………………………………………………9
二、断虞芮之讼与文王受命…………………………………………………………14 第二章<保训》与文王翦商谋略…………………………………………………………17 第三章‘耆夜》与西伯戡黎………………………………………………………………23
第一节从《西伯戡黎》文本看西伯所指………………………………………………23 第二节文王、武王各自戡黎说…………………………………………………………24 第三节两个黎的地望……………………………………………………………………26
第四章‘系年》与录子日口叛周……………………………………………………………30 第一节“录子马口”非武庚禄父辨………………………………………………………30
第二节“录子马口”称名结构小议………………………………………………………35 第三节“录子耶”考……………………………………………………………………38
第五章‘金滕》与周公东征………………………………………………………………43
第一节周公是东征的主帅………………………………………………………………43 一、从周公摄政论周公是东征的主帅………………………………………………43 二、从周公推行分封制论周公是东征的主帅………………………………………46 第二节《金滕》所载“周公居东”就是周公东征……………………………………47
Vl
结语…………………………………………………………………………………………51 参考文献……………………………………………………………………………………54
后记…………………………………………………………………………………………61
VlI
绪论
一、选题意义
清华简是指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2388枚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清华简的性质是
书籍,内容多与历史有关,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目前学
者对清华简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问题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造成这种局面 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者研究这些清华简的时日尚短,很多问题还没有经过详细的讨 论。另一方面由于近20年来有大量出土材料公布,使学者应接不暇,这在一定程度上 分散了学者的注意力,难以有效地将研究向更深的领域推进。所以在清华简的研究领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年,最长久。”从宋代蒙学读物《三字经》对周代的评价 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了八百年的王业,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 象。但周代的特殊历史地位并不在于周是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权,而在于周是中国文 化上的奠基者。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
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 些基本特色。”∞ 西周的建立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其建立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周文王、
武王、周公、成王三代人的艰苦奋斗才最终完成的。辉煌的西周开国史从文王受命称王 始,到周公结束东征推行封建制才告结束。研究这段历史对了解我国文化系统的形成有
着重要价值。 虽然研究西周开国史非常重要,但由于材料有限,学者对西周开国史中很多重大问 题尚未取得共识。现有的传世文献材料还存在着很多相互矛盾的叙事,令人十分困惑。
北宋的苏轼在《东坡书传》中就曾谈到:“自《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 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读《泰誓》 《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罾商周金文虽然 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手材料,但由于青铜器的保存、出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目前所见 商周金文中与西周开国史有关的材料仍十分有限。与周人有关的甲骨文材料不仅数量极
①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圆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二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少,而且文辞也极为简练,利用起来难度很大。 清华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西周开国史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更好
地推动西周开国史的研究。本文试图利用清华简对西周开国史中的文王受命、录子jj口叛 周等五个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在局部推进对西周开国史的深入研究。
二、清华简中西周开国史史料概述
截止到2013年8月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已出版了三辑,其中第三辑并无与 西周开国史有关的内容,笔者在下文仅对前两辑进行介绍。
(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周开国史史料概述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共收录竹简九篇。前八篇为《尚书》、《逸周书》及
体裁类似的文献,最末一篇《楚居》详细叙述了楚国起源传说及历世都居的处所。在这 九篇中与西周开国史有关的有《程寤》《保训》《耆夜》《金滕》《皇门》五篇。这五篇文
献在形式上与档案相似。 从体裁上看,这五篇文献与《尚书》相近,较之于诸子只言片语的记载,《尚书》
类的文献有较大的可信性,但由于屡经后世传抄整理,也存在很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记
载。
《程寤》篇名见于传世本《逸周书》,内容早已亡佚,仅存一些片段保存在《太平 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之中。尽管残缺不全,但由于传世本《程寤》记载了周人艳
称的文王受命一事,故仍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清华简《程寤》则较为完整,通过比较 可知,传世片段仅保存了约六分之一的内容。新发现的部分有文王命人对太姒之梦进行 占卜、文王与太子发并拜受命与文王对太子发进行训诫三个部分。
《保训》内容是记周文王五十年文王对太子发的遗训,这篇文献是第一次被发现。 《保训》中反复提及了“中”,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中”进行了探讨。
《耆夜》也是一篇首次被发现的文献,记录了传世文献未曾记载的武王戡黎之后, 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礼的史实。
《金滕》保存于传世的《今文尚书》之中,这次发现的简本《金滕》与传世本基本
相同,只有个别字句的差异,但由于有些差异涉及关键问题,所以简本《金滕》也有不
同于传世本的特殊价值。 《皇门》保存于传世的《逸周书》之中,记载了周公在皇门对大臣的训诫。传世本
2
《皇门》脱讹严重,难于通读,简本的出现澄清了传世本的很多问题。
(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周开国史史料概述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只著录竹简一篇,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史书,原简没 有篇题,整理者认为其史事多有纪年,拟题为《系年》。
因《系年》发布时间未久,学界对其性质尚无较为一致的结论。已刊时贤论著,笔
者以为皆有可商榷之处,但限于本文所论主题为清华简与西周开国史,对《系年》的性
质、编纂不宜过多展开。此处仅略陈孔见,以博方家一哂。
《系年》共23章,可分为三个部分,1~4章内容主要是西周史事,也有部分内容 延续到了春秋初年。5~19章叙述春秋史事,以晋楚争霸为中心。20~23章叙述战国史
事。 《系年》是一种纪事本末体史书,时代远早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具有重要
的意义。《系年》的编纂相对来说还是略显粗糙,存在叙事不连贯的现象。如第10章记 随会去秦国迎立公子雍,因晋国出尔反尔,“随会不敢归”。第14章起首便是“晋景公 八年,随会率师,会诸侯于断道。”随会何时因何事归晋没有交代,若无《左传》记载,
仅依《系年》,我们根本无从知晓随会返晋的来龙去脉。从《系年》叙事存在不连贯的 现象,我们可以得出《系年》的编纂参考了其他史书的结论。 从《系年》第1l章我们也可以看出《系年》的编纂参考了其他史书。《系年》第1l 章全文为“楚穆王立八年,王会诸侯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右师华孙元欲劳楚师,乃行,
穆王乃使驱孟渚之麇,徙之徒丽。宋公为左盂,郑伯为右盂。申公叔侯知之,宋公之车
暮驾,用扶宋公之御。穆王即世,庄王即位,使申伯无畏聘于齐,假路于宋,宋人是故 杀申伯无畏,夺其玉帛。庄王率师围宋九月,宋人焉为成,以女子与兵车百乘,以华孙
元为质。”楚庄王围宋之役亦见于《左传》宣公十四年,其文称“楚子使申舟聘于齐, 日:‘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渚之役恶于宋,日:‘郑 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日:‘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
华元日:‘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 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我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 市。秋九月,楚子围宋。”∞《左传》中的申舟也就是《系年》中的申伯无畏,他所言的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86页。
“孟渚之役”见于《左传》文公十年,鲁文公十年当楚穆王九年,其事为“陈侯、郑伯
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日:‘楚欲弱我也。先为之 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孟诸。宋公 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
宋公违命,无畏扶其仆以徇。”①此段文字中的文之无畏与申伯无畏、申舟为同一人。对 比《系年》与《左传》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笔者想要特别指出的是《系 年》中所记的是申公叔侯参与孟诸之役,导致了后来申伯无畏被杀,《左传》中所记的
是申伯无畏自己在孟诸之役中慢待宋公,以致日后被杀。《系年》整理者已指出,根据 郑樵《通志?氏族略》的记载,申公叔侯与申伯无畏并非同族,这样也就排除了申伯无 畏因与申公叔侯同族,受连累而被杀的可能性,申公叔侯乃是申伯无畏的讹误。申公叔
侯在《系年》中仅此一见,只有《系年》参考了记事丰富的其他史书,才可能出现这种 讹误。 《系年》第18章记载“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许人乱,许公旎出奔晋,晋人罹,
城汝阳,居许公舵于容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闼方城。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
晋师大疫且饥,食人。楚昭王侵伊、洛以复方城之师。晋人且有范氏与中行氏之祸,七
岁不解甲。诸侯同盟于咸泉以反晋,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系年》记事终 于战国初年,此时晋国早已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殆尽,齐国的统治权也转移到了陈氏手中,
“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的“至今”二字毫无着落。细审此段引文,“齐人以不服于晋, 晋公以弱”必为春秋末年史事,“至今”二字表明《系年》编纂中参考了一些原始记录,
并非某一史书的节本。 《系年》的编写不仅取材多样,还有一定的“书法义例”。如《系年》一般记晋事 则标以晋年,记楚事则标以楚年。第18章因所记弭兵之会兼涉晋楚,故晋国纪年与楚 国纪年两者并标。此章标年虽先晋而后楚,但所记内容则以楚国为主,此点颇耐人寻味。
第22章记晋事却标楚年,似有违通例。此年所记之事为韩赵魏攻入齐长城,标以楚年 似纯为便于记事。因此时晋国早已名存实亡,若仍标以晋年则名不副实,而三晋又未被
周王正式承认为诸侯,不若径标楚年。 《系年》篇幅并不太长,过度讨论其“书法义例”难免有胡乱附会之嫌,故笔者不
拟在本文对这点展开讨论,仅以其纪年为例,略说明《系年》并非资料杂抄,而是经过
一定程度上的精心编排,望读者明鉴。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48页。
4
将《系年》与几乎同时代的《竹书纪年》相比,《系年》虽然篇幅远小于《竹书纪 年》,记事不多。但是从两者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上来看,《系年》要比《竹书纪年》更为 进步。
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竹书纪年》有突出的记异倾向。①如《山海经?海外东经》 注引《纪年》日:“柏(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太平御览》卷八三
皇王部引《纪年》日:“太丁三年,洹水一日而三绝。”卷九。七兽部引《纪年》日:“昭 王十九年,天大噎,雉兔皆震。”卷九五。虫豸部引《纪年》日:“晋献公二年春,周惠 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为蜮射人。”卷八。九珍宝部引《纪年》日:“惠
成王七年,雨碧于郢。”从这些《纪年》佚文来看,《竹书纪年》的记异倾向贯穿始终。 《春秋》中虽然记异远少于《竹书纪年》,但也有像僖公十六年“王正月戊申朔,陨石
于宋五。是月,六鹚退飞过宋都”的记载。《左传》中占b预言多有所记,为读者熟知, 兹不赘举其例。通观《系年》,全书虽然篇幅短小,但全书无一处记异,这一点值得研 究者注意。
《系年》中关于西周开国史的记载并不太多,仅三章内容与西周开国史有关。第l 章叙述武王设立千亩祭祀上帝的史事,第3章记录了秦人被周征伐强迫西迁的过程,第
4章记述了成王、周公封建卫康叔的史实。
。参见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收入氏著《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第一章《程寤》与文王受命
文王受命称王是西周开国的标志,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金文都反复提及此事,
但周文王是以何种形式接受了天命,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取得共识。很多学者支
持《程寤》篇所记载的太姒告梦受命说∞,学者对《程寤》记载的肯定使《程寤》成为 《逸周书》中的重要篇章。由于《程寤》早己残缺不全,只有个别佚文,难以得到全面
研究,清华简《程寤》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全面审查《程寤》所载文王受命的史事。
先录清华简《程寤》全文于下:
隹王元J祀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廷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 械柞。寤惊,告王。
王弗敢占,诏太子发,俾荧名凶,被。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J祓太子发。币
告宗J访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蒸.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 商命于皇上帝。
兴,日:“发,汝敬听吉梦。朋棘鼓梓松.梓松柏副,械覆柞,柞化为膛。呜呼,
何警非朋.何借非商.何用非树,树因欲,不违才。如天降疾,旨味既用.不可药。时 不远。惟商感在周.周感在商。欲惟柏梦.徒庶言述,矧又勿亡秋明武威.如槭柞亡根。 呜呼,敬哉。朕闻周长不贰,务择用周,果拜不忍。绥用多福。惟梓敝不义.芄于商, 俾行量亡乏,明明在向,惟容纳棘,傅亡母用,不忌,使卑柔和顺,生民不灾,怀允。
呜呼,何监非时,何务非和,何裹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人谋强.不 可以藏.后戒,后戒,人用汝谋,爱日不足。”
《程寤》一文可分为三个部分:太姒告梦于文王,文王占梦受命,文王训诫太子发 (武王)。太姒告梦文王虽然所占篇幅最短,但由于此梦内容与文王受命关系最大,笔
者将以此部分为主要分析对象。
第一节释“隹王元祀"
“隹王元祀”也就是周文王元年,是清华简《程寤》提供的非常重要的年代,但对
①李学勤、晁福林、刘国忠均持此观点,分别见于《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天命与彝伦》,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页:《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6
于这个年代的理解却存在着两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隹王元祀”是文王受命称王的元 年④,刘国忠先生认为“隹王元祀”是文王即位的元年@。笔者以为,仍当以传统观点为 是。
将“隹王元祀”理解为周文王即位元年的第一个限制因素是周武王的年寿。周文王 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尚书-无逸》、清华简《保训》、《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均支持
此说。g根据《史记》的记载武王即位后四年克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
周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如果周武王在文王元年出生,则以上三个数值相加所得的五十 八岁即为武王年寿。但武王的年寿还不止如此,一个冲龄的孩童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 文王那段深刻的讲话的。武王的年寿还要进一步提高才能满足接受文王教导的条件,武 王年寿必然远大于六十岁。《逸周书?度邑》中的有关记载与此矛盾,《度邑》记载周武
王克商后讲话中提到“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呦。从武王尚未出生@ 到完成克商经过了六十年,则武王克商时年龄必不足六十。如按照上面的分析,武王克
商时很可能年岁己超过六十,两者相矛盾。基于这种矛盾,从周武王年寿的角度来分析
“隹王元祀”只能理解为文王受命元年。 将“隹王元祀”理解为周文王即位元年的第二个限制因素是文王嫡长子伯邑考的存
在。《史记?管蔡列传》记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日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日
伯邑考,次日武王发。”@文王嫡长子伯邑考先于文王去世,但他具体的死亡时问,文献
中并无记载。《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克商后“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箭人九终。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⑦《世俘》中的“邑
考”即“伯邑考”,他虽然生前没能即位,死后依然被武王列入祀典。武王此次祭祀是
①《程寤》佚文见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之中,各书所存佚文主体内容一致,仅细节略有 不同,此盖因古人引书但求达意,不重细节,无需细致分析。《太平御览》卷三九七人事部所录《程寤》佚文为“文 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乎阙间,梓化为松柏械柞。寤惊,以告文王。 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程寤》佚文中并没有出现“隹王元祀”的纪时语,但较之简本《程 寤》多了“文王去商在程”一句话。虽然《程寤》佚文没有明确的纪年,但“文王去商在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 时间信息。《太平御览》卷八四皇王部引《帝王世纪》日:“文王昌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晏朝不食,以 延四方之士。文王合六州之诸侯以朝纣,纣以崇侯之谗而怒,诸侯请送文王,弃于程。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 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柞械。觉而惊,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发, 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后占之于明堂。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此段引文虽有荒诞不经之处,但《程寤》 所记史事的发生时间并非文王即位之初却仍可成立,故依据传统看法,简本《程寤》中的“隹王元祀”应理解为文 王受命称王的元年。 圆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叭1年,第114页。 @《吕氏春秋?制乐》“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的记载虽然与《尚书》等文献的记载不同,三占从二,笔者仍采五 十年说。 o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8页。 ⑤刘国忠将“发之未生”中的“生”理解为继承君位,依据是《公羊传》何休注中“父死子继日生,兄死弟继日及”。 何休的解释适合史家笔法,不适合第一人称的叙述表达,故笔者仍将生解释为出生。 o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3页。 ⑦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3、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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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殷后为向祖先汇报胜利所举行的重大祭祀,规格极高。太王、太伯、王季、虞仲、文 王都是对周邦兴起有着巨大贡献的杰出“领导”,伯邑考得与太王等人同享祭祀,必非 年少早天。文王在位五十年,若将“隹王元祀”理解为周文王即位元年,此时,伯邑考 与武王发必定年龄都不大。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是未来的君主,历朝历代选立太子都是 一个非常慎重的过程。伯邑考与武王发都是太姒的儿子,都有可能继承大统,在两个幼 子中早早地确定次子武王发为太子不合情理。从这个角度分析“隹王元祀”只能理解为
文王受命元年。
将“隹王元祀”理解为周文王即位元年的第三个限制因素是文王曾在即位之初大举 伐商。古本《竹书纪年》曾记“文丁杀季历”,又记“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叫季
历为文王之父,曾被商王武乙任命为殷牧师②,可能由于周势力的迅速壮大让商王产生 了不安,也可能由于季历的一些举动触怒了商王,总之,商王文丁在其晚年将季历杀死。 周文王为报杀父之仇,即位不久便大举伐商,此时商王文丁已去世,文丁之子帝乙成为
商王。对于周人这次伐商的结果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周的这次军事冒险应该
是以失败告终的,因为如果周人取得了胜利,以后也便不会有文王服事殷的事情发生了。 面对战争的失败,周文王迅速改变了他的外交方针,全面放弃同商的对抗,并与商王室 进行联姻。《诗经?大雅-大明》云:“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涣。文 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传统观点认为《大明》记录了文王与太姒的婚礼,但顾颉刚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大明》 中记载的文王婚礼与《周易》所载“帝乙归妹”为同一事@,周文王所迎娶的并非太姒 而是商王帝乙之妹。“文王初载”指文王即位的初年,在伐商失败之前,周文王不会有 联姻之举,这次联姻必定发生在周人伐商失败后。周文王用联姻的手段成功缓和了周与
商的矛盾,使周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回到对《程寤》“隹王元祀”的探讨, 周文王在即位之初急于报仇,以致对时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险些把周国推向灭亡的边
缘。此时的文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出《程寤》中那段深刻的训诫来的。因此,“隹 王元祀”只能理解为文王受命元年。 如果把“隹王元祀”理解为文王受命元年,则一切史料都得以疏通。根据古本《竹
①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8、39页。 圆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6页。武乙任命季历为殷牧师 之说为《文选》注所引,除此以外还有文丁说、帝乙说,笔者暂采武乙说。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507页。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该文收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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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纪年》的记载武王寿五十四∞,减去克商后的四年与《史记》记载文王受命到克商之间
的十一年,则文王受命时武王已三十九岁,完全能够理解文王深刻的训诫。称武王为“小 子发”是站在太姒的角度上来讲的,并非指武王此时年龄尚幼。《尚书?康诰》周公称 卫康叔为“小子封”,此时康叔受封于卫,在原殷商统治的核心地带,“小子封”的年龄 不可能小,且政治能力还很强。文王受命元年,伯邑考已死,故次子武王发递补为太子。 需要说明的是太姒成为文王正妃的问题,上文已述文王即位初期便与商进行了政治联 姻,帝乙之妹是文王正妃名正言顺。文王卑身事商不可能慢待商女,废商女而立太姒更
绝无可能。笔者推测帝乙之妹可能尚未生育就早早病逝,故而太姒成为了文王的正妃。
总之,根据《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武王年寿、武王有同母兄长伯邑考与文王在即位 之初曾大举伐商这三方面因素考虑,“隹王元祀”只能理解为文王受命称王的元年,即
文王即位后的第四十四年。
第二节文王受命的真相
一、<程寤》文王受命说辨非
上文已考证出《程寤》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文王即位后的第四十四年,我们下面 就来讨论一下太姒之梦是否与文王后期的史事相合。
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精神活动,由于古人不了解自身的生理构造, 不能很好地解释梦的出现,就把梦境当作鬼神对做梦者祸福吉凶的示兆,因此产生了对
于梦兆的迷信,进而发展成了数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占梦术。《汉书?艺文志》在
杂占类之首著录了《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和《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并言“众占非 一,而梦为大”②。占梦对古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史书中经常记载一些统治者的梦,这些梦往往给统治者以重要启示,笔者择要录三
例于下:
《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日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 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日是也。
得而导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⑦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2、1773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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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 扁鹊日:“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导子 舆日:‘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 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
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觳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君主之疾粤之同, 不出三日疾必间,问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日:“我之帝所甚乐,粤百
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厶。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
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日:‘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 七世而亡,赢姓将大败周人干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令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 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④ 《汉书-外戚传》:男(笔者按:男指王夫人腹中之子,即后来的汉武帝)方在身时. 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笔者按:太子为刘后,即后来的汉景帝),太子日:“此 贵征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曾
以上三例包含有四个梦:武丁之梦、秦穆公之梦、赵简子之梦、王夫人之梦。我们 不必相信这些梦的真实性,这多半只是统治者的政治宣传,无需深究。对比这四个梦,
我们可以发现前三个梦的主角都是做梦者本人,同时做梦者本人也是直接承接上天意志
的人,而王夫人的梦则侧重神化她的孩子,借以抬高自己。太姒之梦的主体也是她的孩 子武王发,与常见的上天赐福不同,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太姒梦境显示的是武王完成了克商大业,丝毫没有文王的影子。在占b之后文王、 武王拜受命,文王也处于陪衬的地位。文王的训诫更是勉励武王,而丝毫没有提及自身。
在整个《程寤》篇中,虽然主体是太姒告梦与文王训诫,没有武王的任何语言记录,但 武王才是全篇受命的核心。如此说来《程寤》中的文王受命也就成了武王受命或文武同 时受命。 是否有可能是文王预见到自己不可能完成翦商大业,而武王能够克商,所以编造了 这个故事昵?答案是不可能。《逸周书?寤敬》载:“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日: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口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786、1787页。 圆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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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其深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武王并没有必定克商的自信,所以才小心翼翼地密谋反
商。尽管精心谋划,武王还是梦见周人的伐商计划已经泄漏,十分紧张地召见周公旦商 量对策。商王朝在武王时仍有强大的实力,所以才使武王受噩梦困扰难以安眠。周能够 在牧野之战一举灭商有着一定的偶然性。牧野之战时周联合了庸、蜀、羌、鬃、微、卢、 彭、濮等少数部族,才打败纣王。虽然商都在一天之内就被武王攻占,但商的根本仍在,
元气未损。《逸周书?度邑》记载武王在克商后时时感到忧虑,以致夜不能寐。武王死
后,商邑大叛,还联合了东夷的势力,组成了浩大的反周同盟,如果不是周公应对得当,
周人能否立足中原还很难说。周公东征再次克商后,仍以小国自居,②对殷遗民多施怀
柔之策。从这些史事来看,连武王、周公都没有预料到克商一事的发展轨迹,在他们之 前的文王就更不能预见到武王克商。既然文王不可能预见到武王必定克商,为什么要把
受命宣传落实到武王身上,来为武王克商张本?如果武王没能完成翦商大业,周人在舆 论上岂不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由于周文王在位时间已经很长,文王的仁政也得到了普遍
的认可,受命一事应在文王身上是最为稳妥的,不必非要用太姒之梦搞个连带受命。 《逸周书?祭公》有“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固的说法, 是否可以说文王受命与武王受命为同一事?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虽然金文中不乏文武受
命的例子,但这些例子都是西周晚期的金文。如訇簋(《集成》04321)铭云:“王若日: 訇,丕显文、武受命”,师克盈(《集成》04467)铭云:“王若日:师克,丕显文、武,
膺受大命,匍有四方”,毛公鼎(《集成》02841)铭、师訇簋(《集成》04342)铭也都 提及“文武受命”,这种泛指的“文武受命”与《程寤》中所记载的文武同时受命说比 较相近。不过《诗经》、《尚书》与何尊、大盂鼎等早期金文中还都只单称文王受命,并
没有关于文武同时受命的记载。固由此可见文王受命是得到西周贵族普遍认可的事。泛 称“文武受命”的史料多出现于西周中后期并非偶然。晁福林先生曾提到:“在周人的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3页。 @《尚书?多士》云:“非我小国敢弋殷命”。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3l页。清华简《祭公》与此相近,唯“克” 作“败”。 ④陈颖飞先生曾依据《尚书?洛诰》中“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周公拜手稽首日:‘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记载,提出“文武受命”的说法在西周早期便已出现(参见陈颖飞:《清 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但《洛诰》中的“文武受命”不能 够理解为文武同时受命。《洛诰》中前云“文武受民”,后言“文武受命”.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对“文武受命”的 理解应参照“文武受民”。王国维《洛诰解》云:“受民谓所受于天之民”。商代末年,中国虽然仍处于邦国林立的时 期,但在一个邦国内部仍只有一个统治权威。周文王在位时,他便是周邦唯一的统治权威。周文王在位期间,接受 天所授予的人民(即文王时期主动归附或通过征伐得到的人民)的人只能是周文王,而不能包括时任太子的周武王。 同理,周武王在位期间,接受天所授予的人民(即周武王时期主动归附或通过征伐得到的人民)的人只能是周武王, 而不能包括已经去世的周文王。“文武受民”所表示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先后接受天所授予的人民。以此为参照“文 武受命”表示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先后接受天命。《洛诰》中的“文武受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件,而是文王受 命与武王受命两件事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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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里面,周受天命盖有三,一是文王受天命而兴周室,二是武王受天命而‘克殷’, 三是成王受天命治理天下。”∞以上三种观念在周代文献中都能找到一定的依据。文王生 前便已宣扬受命之说,他对受命的宣传是含混不清的,并没有着意强调他受命的重点在 兴邦。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即位后,仍沿用了文王使用的受命纪年,并
没有强调再次受命,《毛诗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②的说法属后人臆测,不
足为信。由于武王最终实现了克商,殷命已革,武王自然的成为了受命之君③,但文王 早已宣称受命,为了弥合两种受命,便出现了文、武受命侧重不同的说法。武王在位四 年而崩,无暇顾及广大土地的管理,成王时实现了大规模分封,最终完成了周王朝的构
建,这样便出现了成王受命管理天下的说法。西周中期距武王克商已有五十余年,周王 朝的统治已十分稳固,管理成为程式化的事务,不需要受命的支撑。此时的周王朝只需 要宣传上天受命给周邦即可,无需强分文武先后受命,故泛称“文武受命”的说法大量 出现。
由于我们探讨的文王生前便广泛宣传的受命一事,不能用武王受命来代替文王受
命。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程寤》中记载的文王受命说并不可信。 上文笔者主要从武王为《程寤》主体的角度来论证《程寤》中记载的文王受命之说 不可信,从释梦方式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宋镇豪先生在《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一文中指出“殷人释梦通常采用比较简明的 直解法,与后来周人采用的象征法释梦,正体现了时代观念之间的代变”。④具体来说,
商人主要是直接根据梦的内容来联系人事,无需经过引申联想。上文所引武丁之梦正是 直解的典型,武丁梦到了贤人说的形象;就照着梦境中的形象找到了傅说,任用之后, 果然殷国大治。甲骨文中也有商人直解释梦的例证,宋先生文中已举多例,兹不赘述。
象征法释梦是指解梦时需将梦的内容加以引申联想,将梦中之物的象征意向与人事 相联系。《诗经?小雅?斯干》中记载“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
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
祥。”⑤熊、罴本是猛兽,占梦人却说这是生男孩子的祥瑞;虺、蛇人多恐惧,占梦人却
说这是生女孩子的吉兆。周人梦中显示之物多与人事不存在直接的关联。赵简子之梦与 王夫人之梦均需用象征法才得解。
。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史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2页注④。 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506页。 @《中庸》云:“武王末受命”,称武王末年受命,则周人以克商为武王受命的标志殆无疑也。 @该文收入江林昌等人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ll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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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赵世家》在记赵简子梦后还记有解梦之事,云:“他日,简子出,有人当
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日:‘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 日:‘禧,吾有所见子哳也。’当道者日:‘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日:‘主 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日:‘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日:‘帝令主 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日:‘是,且何也?’当道者日:‘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 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日:‘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
日:‘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日:‘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 日“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几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日:‘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
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此 段记载正是以象征法释梦,虽然有关胡服骑射的部分极可能为后世所杜撰,但以象征法
解梦则由西周延续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无疑。 王夫人之梦中的日是阳之精,是至高权力的象征,梦日入怀的神话是来兆示汉武帝
出身的高贵的,三国孙权、十六国刘聪的出生也有类似的神话。象征法释梦一直到今天
还是最为普遍的释梦法。 由于秦穆公之梦是赵简子之梦的附属,不见于其他记载,叙述此梦的扁鹊又是一个 神话色彩极浓重的人物,所以这个梦的内容可信程度极低,故笔者不加讨论。
《程寤》所载太姒之梦显然也运用了象征的手法,《太平御览》引《梦书》日:“松 为人君,梦见松者,见人君之征也”,②故松柏为帝王的象征。刘国忠先生指出,械、柞 二树在《诗经》中往往与周文王有联系。③从这些象征手法的应用来看,《程寤》篇的出
现不可能早至商末,《程寤》篇记载的文王受命只能是后世虚构而非实录。《吕氏春秋?诚
廉》记载伯夷、叔齐曾批评周武王“扬梦以说众”④,武王在克商之前也曾宣称“朕梦 协朕b,袭于休祥,戎商必克”。⑤由是可知武王曾以占梦广造舆论,这种舆论就是《程
寤》最主要的写作背景。
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象征法解梦的史料来自《诗经?小雅》,这些篇章都是西周中晚
期的作品⑨,《程寤》的出现不会早于西周中期。《程寤》中所宣扬的文武受命说也始见 于西周中后期的金文,这也同样证明《程寤》的出现不早于西周中期。这是笔者对《程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788页。 @《太平御览》卷九五三,四部丛刊本。 。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回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268页。 @《国语?周语下》所引《大誓》,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9l页。 o夏传才:《诗经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寤》写成年代的初步判断,进一步确定其写作的年代还要依赖对文中所记占梦过程与文 王话语所反映思想的细致研究,由于这些已经超出了《程寤》与文王受命的讨论范畴, 笔者于此文中不再进行分析。李学勤先生根据《程寤》的语言特色认为《程寤》的成篇 不会太晚∞,虽然《程寤》记载的文王受命内容不可靠,但“隹王元祀”这一纪年未必
不可靠。周文王受命是否改元的问题到目前都还没有解决,《程寤》“隹王元祀”的记载
为文王受命改元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总而言之,《程寤》中所反映的文王、武王同时受命的观念与解梦运用象征法释梦 都出现在西周中期以后,《程寤》有关文王受命的记载并非出于实录,而是出于后世杜
撰。
二、断虞芮之讼与文王受命
除了《程寤》所载的太姒告梦受命说外,文王受命还有商王册封受命说圆,赤鸟衔
丹书受命说,断虞芮之讼受命说,笔者以为当以断虞芮之讼受命说为是。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商王册封受命说。周文王得到商王朝册命一事,得到了周原甲骨的证 实④,但我们并不能将商王册命与文王受命等同起来。文王受命是指受天命终有天下,
商王册命则是让文王有一定程度上的征伐之权,两者差别显著,不容混淆。春秋晚期的 叔尸镩(《集成》④00285)铭云“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虽然甲骨文中有
很多关于“帝”的记载,但没有一条记载了“帝”授予商汤天命,成汤受天命伐夏的说 法很可能后人是根据文王受天命伐商而编造的。成汤所受天命来自于上帝,文王受命绝 非是受到商王的册封。
赤鸟衔丹书受命说虽然荒诞不经,但这种说法除谶纬之书多有谈及外,还广泛见于 先秦古籍中。《吕氏春秋?应同》云:“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 日:‘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墨子?非攻下》云“赤鸟衔琏,
降周之岐社,日:‘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很多都是在石圭上书 以朱字,赤鸟衔畦也就是赤鸟衔丹书。《吕氏春秋》的记载带有浓重的五德终始说的色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祝中熹:《文王受命说新探》,《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 。参见周原甲骨H11:84与H11:112,对于周原甲骨的族属专家们的讨论已十分热烈。王玉哲、王宇信等先生认为周 原甲骨是商人的占b,是商h奔周时(或武王克商后)携带到周原的。徐中舒、李学勤等先生认为周原甲骨是周人 的遗物。鉴于总量达1.7万余片的周原甲骨出土于两个窖藏之中,以及周原甲骨特殊的字体,笔者以为当以后者为优。 o《殷周会文集成》的省称,下同。 ⑤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 8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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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当是受邹衍影响而作,或是直接取材于邹衍的著作。“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是
从“赤鸟衔琏”发展而来,痕迹明显,盖无可疑。顺着“赤鸟衔硅”的说法往上搜寻, 我们可以找到“凤鸣岐山”的说法。《国语?周语上》云:“周之兴也,鬻篱鸣于岐山。” ①髯篱是凤凰的别称,凤凰是“火之精”圆,故可称为赤鸟。故谓“赤鸟衔畦”本之于“凤 鸣岐山”不为无据。“凤鸣岐山”的说法又本之于“风皇鸣矣,于彼高岗”。凤皇即凤凰,
后者只说凤鸣于高岗,《国语》将高岗落实到了岐山。“凤皇鸣矣,于彼高岗”出自《诗 经?大雅?卷阿》,此诗后半部分写凤凰,其文为“凤皇于飞,翔翔其羽,亦集爰止。
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风皇于飞,翔翔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 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莘摹萋萋,鲑雏喈
喈。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此诗为周王
出游卷阿,诗人陈诗答王的歌,诗里歌颂了周王礼贤求士,写了君臣同游,群臣献诗的
盛况。凤凰在此诗中出现只是诗人用到了起兴的手法,与周族的兴起没有任何关系。从
《诗经》《国语》《墨子》一路发展到《吕氏春秋》,我们可以看出赤鸟(凤凰)的故事 越说越具体,越说越离奇,这正印证了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至此,赤鸟衔丹书受命说之不可信明矣。 断虞芮之讼受命说最为可靠。《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
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 见西伯,皆惭,相谓日:‘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
诸侯闻之,日‘西伯盖受命之君’。”④《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断虞
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日文王。”@《史记》中这两处一日诸侯闻之,一日诗人闻之,
略有不同。笔者以为“诸侯闻之”是司马迁在叙述史事,“诗人闻之”是司马迁在告诉
我们他如此叙述的史料来源为《诗经》。司马迁的依据很有可能是《诗经?大雅?绵》 中的“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笔者认为断虞芮之讼说最为可信主要因为此说最 具操作性,虞、芮两国都与周有着密切的联系。虞国的建立者是公直父的长子泰伯和次
子虞仲,旧说他们逃奔到了长江流域,断发文身建立了吴国,根据现代学者研究他们所 奔之地在今陕西宝鸡一带o。西周时期,未见虞国国君在周王室担任要职的记载,但从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9页。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5页。 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546、547页。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17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9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512页。 o参见沈长云:《<俎侯天簋>铭文与相关历史问题的重新考察》,《人文杂志》1993年第4期,收入氏著《上古史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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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侯夭簋铭文可知,虞侯夭改封到俎地赏赐甚丰,足见虞国与周王非一般的关系。芮国
亦为姬姓国,其始封君不明。学者多认为文王时的芮国为旧有之国,武王灭之改封同姓。 ①支持这种观点的史料出现不早于战国,早期史料中没有关于商末芮国族姓的记载,我 们没有材料来证明西周时的芮国并非虞芮争田的芮国。虞国与周关系密切,若芮国与周
关系不近,芮国怎会同意让周文王来调停争田事件?芮国很有可能同虞国一样同为周的
封国。芮国国君自成王时期便在王室担任要职,厉王时期的芮良夫最为著名。文王断虞
芮之讼只不过是三国合演的一出大戏,目的是为了宣传文王的盛德,把文王为受命之君 的说法传播出去。文王在晚年宣传受命之说是经过缜密策划的。根据古本《竹书纪年》 记载季历在位时曾多次征伐戎狄,而文王受命前则未见有征伐他国的记载,两者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在受命之后,文王也开始了大举征伐,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邗、 伐崇侯虎,连年用兵。这一系列征伐都发生在文王受命之后绝非偶然,当是文王经过多
年经营,已积攒了足够的实力,受命表演是为大举征伐奠定舆论基础。 综上所述,有关文王受命比较常见的太姒感梦受命说、商王册命说及赤乌衔丹书受
命说都不可信。文王小心事商多年,晚年审时度势,自觉羽翼渐丰,借断虞芮之讼宣传 受命之说,开始了大规模武力扩张,才是文王受命的真相。
本章小结:《程寤》篇首的纪时语“隹王元祀”受到周武王年寿、周武王有同母兄 长伯邑考与周文王在即位之初曾大举伐商这三方面因素的限制,只能理解为文王受命改
元的元年,而不能理解为文王即位的元年。文王、武王同时接受天命的观念与象征法释 梦都出现于西周中期之后,而这两点在《程寤》中均有体现,故《程寤》并非出于文王
受命的实录,而是出于后世的杜撰。商王册命与文王受命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赤 鸟衔丹书文王受命说是后人在《诗经?大雅?卷阿》的基础上层累地编造的。文王受命 的真相是周文王表演断虞芮之讼,借此展现盛德,宣扬受命。
中华书局,2002年。 o芮国的基本信息皆采自陈粜:《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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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保训》与文王翦商谋略
《保训》记录的是周文王的遗言,虽然其文辞不类商周金文那般古奥,但多数学者 仍认为其必有所本,可作研究商周之际历史的重要参考。《保训》全文如下:
隹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酲水。已丑昧[爽]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王]若日:“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嗣。
令朕疾允病.恐弗堪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於历丘.恐求 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 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隹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 嘉之,用授厥绪。呜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
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服不解,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
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令汝祗服母解,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母淫!
日不足,隹宿不详。
在第一章,笔者已详细分析了各种文王受命说,否定了文王能有预见武王成功克商 受命的可能性。《保训》结尾处有周文王“不及尔身受大命”的感慨,与第一章笔者所
进行的分析矛盾。因此《保训》同《程寤》一样,并不是文王时期的实录。与《程寤》
完全出于后世虚构不同,《保训》所载文王遗言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李学勤先生曾指出
《保训》中所记文王遗命的仪节与《尚书?顾命》中所记成王将崩时的遗命相类似,且
《顾命》也曾提到文王遗言。①由此来看,《保训》对于研究西周开国史仍有一定价值, 在找到确切的证据以证明《保训》所载内容全为虚构之前,笔者选择相信《保训》的记
载。 在《保训》中周文王为了告诉武王上古宝训,讲述了两个故事,主角分别是上古贤 人帝舜和殷商先公上甲微,他们都因为有了“中”而最终得到了天下。“中”是《保训》 的核心思想。对于什么是“中”,学者有多种说法。李学勤先生认为“中”或称“中道”,
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李均明先生认为“中”为“中刑”,即刑
罚适度。李零先生认为“中”与古代的“表”有关,是一根可以“立民之极”的标杆,
是权力的象征。艾兰先生认为“中”具有地理上与宇宙中的双重内涵,周文王希望通过
。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收入氏著《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第1l页。
占领地理上的中心区域来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形成战略力量。邢文先生认为“中”就是数、 命数,也就是孔子所记的“天之历数”的数……∞ 以上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几种对于“中”字的解释,学者大都把“中”看作是一种形
而上的思想,但以此来解释《保训》不能全通,有硬性阐释之嫌。让我们回到《保训》
文本来看一下其中与“中”有关的文句。“中”字在《保训》里一共出现四次,分别是
舜“恐求中”、“既得中”,上甲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除了这四处明确提到“中”
字之外,上甲微“志弗忘,传贻子孙”的也是“中”。由此而观,周文王心目里的“中”
可求可得,可假可归,可志可传。如果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中”为中庸之道,是一种
思想,那么上甲微从河伯之处借得“中”固然可以志之并贻其子孙,但思想一旦被别人 掌握又如何能归还呢?李均明先生所言,“中”即刑罚适度也有问题,传统文献中一直 称“皋陶作刑”,刑罚虽不可能由皋陶一人所作,但其折射的史影是虞舜时期,我国已 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夜,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已开始着手将部落联盟组织转化 为对整个社会下层进行统治的国家机构。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刑法也在这时适
时地产生。@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文献中“皋陶作刑”的记载,舜以前便不可能会有“中
刑”的思想,舜也不可能“恐求中”。李零先生、艾兰先生和邢文先生的解释对可假可 归之“中”也多不合适。这种猜谜般的解释方法无助于我们了解《保训》里“中”的真 实内涵。笔者以为应该从商周鼎革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文武灭商谋略的实施来解释《保
训》里“中”字的含义。 笔者认为《保训》篇中虽然四个“中”字字形完全相同,但其内涵却不一致。周文 王所讲的两个故事侧重点并不相同,舜的故事侧重于内治的修整,微的故事侧重于对外 的征伐,应该把两种“中”分开来进行分析。
先来看一下舜的故事。舜是五帝之一,在我国文明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是后世 儒家推崇的圣王的典范。但由于舜的时代过于渺远,目前所见的最早涉及帝舜的史料也 是春秋时期的文献了,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帝舜时代的具体情形。《保训》里讲舜出身于
民间,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舜去求取“中”,能够内省自我,不违背百姓的愿求,他内
外远近施政,总是能够从正反两方面仔细斟酌,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之后,做 事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帝尧的赞赏,帝尧就确定舜为自己的君位 的继承人。周文王讲述这个故事的中心在于告诉武王舜是如何积极治理内政而得天下
①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90、191页。 @白国红师:《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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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舜治理内政所依靠的便是“中”。 笔者囿于学力所限难以准确解释故事里“中”的内涵,但“中”当与中庸思想无涉。
很多学者都将“中”与伪《古文尚书》中的“十六字心传”相联系。朱熹在给《中庸》 作章句的序言中写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 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 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比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熹所设
计的这套道统论是为理学张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依照朱熹所言,自尧舜禹汤文 武而流传的道统自孟子之后便千载断绝,直至韩愈才接续这种道统。若这种道统真的曾
经长期存在,为什么只有极少数至圣之人才能体道?道统难得而易失靠什么保证其流传
正确?“中庸”这种思想有很强的辩证因素,辩证思想基于人们对历史的总结而产生。
商人事鬼,连真正意义上的“史”都未出现,更不用说以此为基础产生的中庸思想了。
文王不可能讲中庸,舜更不可能讲中庸。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甲微的故事。上甲微是商部族著名的先公,陈梦家在《殷虚卜辞 综述》中指出:“商代上甲以前的先公,文字记载流传极少,又因为高祖往往和神祗并
立,所以分辨甚难。学者之间用对音的方法比附,总嫌勉强。”@上甲微的名字也与众不 同,他是商代第一位以日为名的先公。我们大体可以说商部族是从上甲微时起才进入了
有史时代,上甲微统治时期对商部族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周文王临终前以上甲微 的故事来告诫周武王可谓用心良苦。 《保训》篇记载的上甲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的故事,在古本《竹书纪年》中 也有类似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日: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 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③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魏襄王时期的魏国史书,清华简是近年来发现的战国楚简, 两书都形成于战国中期,虽然与上甲微的时代相隔已久,但两个相隔遥远的国家都有类
似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这种记载有上甲微时代遗留下来的材料的支持。通过对比
这两种记载,我们发现其相同部分是上甲微向河伯借物消灭有易氏。不同部分是在古本
《竹书纪年》中上甲微所借为“师”,在《保训》中上甲微所借为“中”。古本《竹书纪
年》还记载了灭有易氏原因是为了给殷王子亥报仇,《保训》篇还记载了上甲微后历代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②陈梦家:《殷虚h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45页。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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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先公持“中”、传“中”,直至汤卒受大命。由此观之,《保训》上甲微故事里的“中”
应该与“师”即军队有关。 许慎《说文解字》里说:“中,内也,从口I,下上通也。”①许慎以为“中”字的
本意是内、里,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了“中间”的意思。“中”是如何与军队联系在一起
的呢?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曾指出,“中本旃旗之类也”,“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 地,先建中焉。群众见中而趋附,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列众为阵,建 中之酋长或贵族,恒居中央,而群众左之右之见中央之所在,即知为中央矣。然则中本 徽帜,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意,因而引申为一切之中。后人既习
用中央等引申之义,而中之本义晦。徽帜之称,仍假常以称之”。②甲骨文中也多有“立 中”、“作中”的记事,赵光贤先生在《殷代兵制述略》一文里对本意为旗帜之“中”与 军事行动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周礼》中也有“王建大常、诸侯建旗”的记
载。由此可见“中”字的本意是旃旗,许慎的解释有误。竖旗致众,进行祭祀征伐是先
秦时期的重要活动。《保训》里与上甲微有关的“中”均应是旗帜的意思。上甲微在河 伯处借得“中”,以此召集军队也就是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讲的“假师”。 如果把上甲微故事里的“中”解释为旗帜固然可假可归,但归还“中”后上甲微如 何能够“持弗忘,传贻子孙”呢?笔者以为这里上甲微所持所传的并不是实体的“中”,
而是连结诸侯积极征伐的政策。之所以也称之为“中”,是因为大国通过“立中”召集 小邦助其征伐,故这种连结诸侯积极征伐的政策也可以“中”代称。 让我们根据上甲微至汤的商史来看看上甲微是如何持“中”弗忘,传贻子孙的。上 甲微通过与河伯部族结成军事联盟伐灭有易,灭有易一方面报了上甲的杀父之仇,另一
方面也开始了商部族连结异邦通过征伐谋求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消灭有易氏之后商部族
又灭皮氏(“殷灭皮氏”的记载见于今本《竹书纪年》,虽然今本《纪年》有后人作伪的 成分,但参之以《逸周书?史记》中的“皮氏以亡”,今本《竹书纪年》此条记载或有
所本)。皮氏之亡由于史料的不足我们不能详知其具体情形,但商部族征伐扩张的性质 还是可以体现的。最能够体现商部族执行“中”这种政策的人物就是商汤了,他在灭夏 过程中把“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商汤灭夏使用了积极团结诸侯与对外征伐异己两方面 手段。《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日:‘白天下四方皆入吾网。’ 汤日:‘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日:‘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
国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o唐兰:《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第52至54页。 @参见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2至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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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闻之,日:‘汤德至矣,及禽兽。”’∞汤通过种种手段团结了大量诸侯,但夏王朝毕
竟是立国数百年的大国,俗语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很多诸侯还是夏王朝的忠实 拥护者。对付这些方国,汤采取了积极征伐的手段。《孟子?滕文公下》言:“汤始征, 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日:‘奚为后
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百姓渴望汤的征伐如同大旱中渴求甘霖这完全是
出于孟子的想象,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真实地反映了汤灭夏的史实。《诗经?商
颂?长发》中“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也记录了汤灭夏战争的经过。由此观之,由上甲
微至汤都是通过连结诸侯对外征伐来壮大商部族的,商部族的发展是与商先公持“中”
不忘有着紧密联系的。 通过以上论述,周文王在临终前对周武王讲述上甲微的故事的用意便十分明了了。 文王是在告诉武王,灭商的过程也要广结诸侯对外征伐,武王要接续太王、王季、文王
的翦商谋略,直至“用受大命”。公直父时周部族为了实现翦商大业便派太伯、虞仲经 营南方方国。王季时一方面“修古公遗道,笃行仁义”使“诸侯顺之”⑨,另一方面“伐 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伐燕京之戎”、伐余无之戎、“伐始呼之戎”、“伐翳徒之戎” ④。文王时通过断虞芮之讼以团结诸侯,通过“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邗”、
“伐崇侯虎”@对外扩张。文王当国的五十年中,除了继位之初为报杀父之仇不适当的
“伐商”@,基本都坚持了“中”的策略,为周武王最终灭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 没有辜负文王的期望,继续坚持“中”的策略征伐黎国⑦,盟会诸侯,最终在牧野之战 中一战而胜,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
《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佚文“丕显哉,文之谟!丕承哉,武之烈!”@对周 文王的谋略与周武王的功绩进行了热烈的赞扬。《保i)il》这篇重要的文献为我们展现了
周文王的治内服外的翦商策略,让我们对于殷周之际的巨大变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正与《孟子》所引《尚书》佚文相互印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章小结:《保训》虽然不是西周时期的一手材料,但所记文王遗言目前尚无确切 证据证伪,因此仍然可以用《保训》研究西周开国史。文王遗言里的“中”在帝舜和上
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95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2页。 ⑧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116页。 ④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页至37页。 ⑥司马迁:《史记?闰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页。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o见清华简《耆夜》,笔者将在第三章详细论述。 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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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微两个故事中都有出现,虽然字体写法相同,但内涵却并不一致。帝舜的故事侧重内
治的修整,上甲微的故事侧重于对外的征伐。周文王通过这两个故事在临终前将他广结 诸侯对外征伐的翦商策略告诉了周武王。武王没有辜负文王的期望,继续坚持了文王的
策略,最终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
第三章《耆夜》与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是传世本《尚书》中的重要篇章,它记载了西伯戡定黎国引发商纣大 臣祖伊恐慌的重要史事。但由于文中未指明“西伯”具体是谁,引起很多学者的猜测,
或以西伯为周文王,或以西伯为周武王,聚讼纷纭。清华简《耆夜》发现后,更多学者 倾向于西伯为武王说。笔者以为清华简《耆夜》并不能作为西伯为武王说的坚实依据,
西伯戡黎一事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节从《西伯戡黎》文本看西伯所指
先录《西伯戡黎》全文于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日:“关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
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令我民罔弗欲丧.日:‘天易不
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日:“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日:“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
干尔邦!”
从上引《西伯戡黎》我们无法判断祖伊与纣王对话发生的时间,也就无从判定文中 的西伯是指周文王还是周武王,必须寻找间接证据来确定西伯究竟是谁。 首先,在周原甲骨中对文王为商的方伯有明确的记载,而周武王称西伯缺乏直接史
料的支撑。周原甲骨(H11:84)记“贞王其求又大甲,皙周方伯”,虽然学者们对“皙
周方伯”的解释还有很大的分歧,但周方伯指周文王则是学者们一致认可的。西伯就是 西部的方伯,故称周文王为西伯真实可信。 其次,《西伯戡黎》从语言上到思想上都与商末不符,它显然写成于周代,不是原
始文件。虽然周武王在灭商之前似乎也可以被称为西伯,但进入周代后,仍以商的册命 称号称武王为西伯,似有不敬之嫌。《西伯戡黎》文中充满了自怨自艾,没有丝毫对周
人的怨恨之情,完全在责骂自己,可以说是彻底站在周人一边。《西伯戡黎》作者思想
倾向偏袒周人,又何故在称谓上贬损周武王呢?周文王虽然在生前很可能已经私下称王 了,但没有公开这件事,他公开的身份就是殷商的西伯,称文王为西伯,不存在不敬的
问题,故“西伯”文王说的可能性更大。 再次,《史记》云:“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 言足以饰非。”①由此可见,纣王具有超出常人的智力与勇力,他虽是亡国之君,但并非
昏庸无能之人。《西伯戡黎》所表现的核心人物是祖伊,西伯戡黎是祖伊议论的背景, 纣王的言论反衬了祖伊的智慧。周武王孟津观兵,周的势力已迫近商朝的王畿,若西伯 戡黎指的是孟津之会后的武王戡黎,常人也能知道周对商已经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聪明
绝顶的纣王却发出“我生不有命在天”的疑问不合情理,祖伊精妙的议论也变成常人之 言了。如果把西伯理解为文王则更容易疏通各种史料:周文王韬光养晦,在商方伯的旗
帜下征伐周围小国;祖伊洞察到了周的兴起与商的颓势,预见到了商王朝巨大的危险,
企图劝告纣王改过自新;由于周尚未对商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聪明的纣王并没有觉察到
危险,依旧感觉天命在身。祖伊的劝谏与箕子的象箸之忧都表现了卓越政治家出色的预
见性,是古代常见的一类叙事结构。故西伯“文王说”更加合理。 又次,《尚书大传》、《史记》等汉代文献均认为西伯为周文王。《尚书序》“殷始咎
周,周人乘黎”②虽然没有明言西伯为文王,但“始”字表明书序的作者认为西伯戡黎 发生的时间较早,商人不会晚至周武王时才“始咎周”,所以,《尚书序》也持西伯文王
说。汉代去先秦未远,当时的学者所见到的材料比后世丰富,我们应该重视汉代学者的 结论,不宜轻易推翻。 总之,从《西伯戡黎》的思想特征与叙事模式来分析,西伯指周文王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节文王、武王各自戡黎说
清华简《耆夜》@首句言:“武王八年,征伐郾,大戡之”。“郾’’与“耆’’古音相
通,而西伯所戡之“黎’’在文献中又有“耆”、“饥”的写法。是故“部”、“耆”、“黎”、 “饥”四国均可视为“黎”国。这是很多学者认定“西伯戡黎”即为武王戡黎的逻辑轨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05页。 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76页。 @《耆夜》文本亦非周初实录,从纪时语与引诗用韵,都不似西周风格,很多学者已指出此点,武王戡鄙(黎)一 事会不会也是后世杜撰的呢?笔者以为不是,武王戡黎仅作为《耆夜》的叙事背景出现,把戡黎换成任何一次胜利 的战争,都不会影响举行饮至礼和周公作诗的可信性,武王戡黎一事对表现整篇文字主旨也不见有促进作用,战国 时期百家争鸣,学者们争辩激烈,伪造这样一条可能被揭穿又作用不大的材料实在是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因此,笔 者认为历史上实有武王戡黎一事。
24
迹。我们认为《耆夜》作为西伯武王说的直接证据并不坚实,还有可商榷之处。
异国同名的情况在先秦时代十分普遍,不能根据两篇文献记载的国名相同,就认定
两篇文献记载的就是同一国家。《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有名为“蜀”的同盟国,
《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克商后命令新荒征讨“蜀”。根据《世俘》所记历日,武王 伐“蜀”距在牧野发表誓辞仅36天①,《牧誓》与《世俘》中的“蜀”必非一国。《左传》
中既有姬姓燕国,也有姑姓燕国。《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国曾灭黄国,此黄国为台骀 之后。《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楚国也灭黄国,此黄国为陆终之后。传世文献中异国同 名屡见不鲜,异地同名的现象更加普遍。因此,虽然西伯征伐过“黎”国,武王也征伐 过“黎”国,但我们在没有证据证明两“黎”是一非二的情况下,不能把西伯与武王
直接对应起来。就算是西伯与武王征伐的是同一国家,也不能排除由于某种原因文王攻 克的“黎”地出现了反复,武王再次戡定的可能。
结合上一节的论述,笔者更倾向于将武王戡黎与西伯戡黎作为不同的两件史事来看 待。其实,在传世文献中,今本《竹书纪年》便有两次戡黎的记载。但由于从晚清以来 多数学人认为今本《纪年》为伪书,故今本《纪年》的记载未受重视。美国学者夏含夷
虽然力辨今本《纪年》并非完全伪造,但他也认为两次戡黎的记载并非实录圆。笔者认 为虽然今本《竹书纪年》从纪年方式上与古本《竹书纪年》有着很大的不同,记载了很 多显然不是古本《纪年》中的内容,还抄录《宋书?符瑞志》改为沈约注,但它还是辑
录了很多古本《纪年》的内容,只不过这种辑录很不严谨。由于今本《纪年》可能南宋 时便已成书@,它收录的古本《纪年》内容很可能比现代学者搜集的佚文要多,所以今
本《纪年》的史料价值不能轻易全盘否定。
下面笔者具体来分析一下今本《纪年》中关于伐耆(黎)的记载。帝辛三十四年“周
师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为第一次戡黎,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为第二次
戡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文王薨于帝辛四十一年,则第一次戡黎为文王所为,第 二次戡黎为武王所为。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认为第一条来源于《尚书大传》与 《史记》,第二条源于《尚书?西伯戡黎》④。《尚书大传》早已散逸,其详细内容不易 探知,我们来看看《史记》的记载。《殷本纪》云:“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 之而咎周,恐,奔告纣”⑤。《周本纪》云:“(周文王)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
@李学勤:《古文献从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圆参见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84、385页。 。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8、239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07页。
告帝纣”①。两段记载虽然所伐之国有异(一为饥国,一为耆国),但在文王伐后都有祖 伊奔告与纣的记载,皆与《西伯戡黎》一致,因此可以确定司马迁这段记载的史料来源 正是《西伯戡黎》。如果今本《纪年》“西伯发伐黎”的记载是后世摘录《西伯戡黎》伪
造的结果,那么同一“伪造者”在伪造文王“取耆”的记载时,取材之处必不为《史记》。 因为今本《纪年》的“伪造者”很容易就能看出《史记》中戡黎的记载仍是本于《西伯
戡黎》。今本《纪年》有关两次伐黎(耆)的记载应该自有其出处,并非出于后世伪造。 当然,今本《纪年》中两次伐黎(耆)的记载虽有出处,但并不意味着今本《纪年》所
记时问也确凿可信。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的纪年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可信性不高。我们仍当依《史记?周本纪》,将文王伐黎一事系于受命四年。有学者指 出《耆夜》中的“武王八年”实为受命八年@,故应当将武王伐黎一事系于受命八年, 即周武王即位的元年。
根据笔者在上一节对《西伯戡黎》的分析,结合清华简《耆夜》中武王戡黎的记录, 参考今本《纪年》的记载,笔者所持文王、武王各自戡黎说不为无据。文王、武王各自
戡黎说并非笔者首创,早有学者进行阐释@,笔者然赞同此说,但论证方法与诸家稍异,
故仍略陈己见于此,欲抛己之顽石,引博学硕儒之美玉,非欲攘夺他人之美,望读者明
鉴。
结合文王卑身事纣与武王迅速灭商两方面的史实来考量,商、周反复争夺某一地区 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笔者认为文王、武王所戡之黎并非一地。
综上,《耆夜》首句中“征伐郾,大戡之”中的“郾”与“耆”、“黎”、“饥”四
国均可视为“黎”国。结合《西伯戡黎》与《耆夜》,可以得出文王、武王各自戡黎的 结论,这一结论也可以在今本《竹书纪年》中找到支持。文王、武王所戡之黎并非一地。
第三节两个黎的地望
文王所戡之黎国旧说位于西汉上党郡④(今山西长治市),与岐周相距悬远,度以文 王时的周国实力,恐不能及。杨筠如先生在《尚书核诂》提出黎位于西汉京兆新丰(今 西安市临潼区),屈万里先生《尚书今注今译》中采纳了这种观点,笔者以为此说可从。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页。 圆参见沈建华:《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郾”刍议》,《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如王鹏程:《清华简武千所戡之“黎”应为“黎阳”》,《史林》,2009年第4期;刘成群:《清华简<乐诗>与“西伯 戡黎”再探讨》,《史林》,2009年第4期;朱彦民:《清华简“武王戡黎”考辨》,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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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筠如先生的主要论据有三点:l、《尚书大传》《史记》中记载的文王征伐国家均位于
陕西附近,黎地不致远在山西东南;2、骊山之骊旧音为“黎”,《史记》引《尚书?禹 贡》便将“黎”改作“骊”,黎、骊可相通转;3、文王在伐崇之后兴建丰邑,骊山西与
丰相接壤o。杨先生的论证基本合理,但在第一部分讨论文王征伐诸国的地望的时候略 有不足,笔者将重新探讨各国的地望,申论己说。 《尚书大传》云:“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纣乃 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又云“六年伐崇”③。《史记》的记载与《尚
书大传》的记载略有不同,在文王断虞芮之讼后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
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丰”∞。《尚书大
传》中的畎夷也就是《史记》记载的犬戎,两书所记录的被征伐国家完全相同,其区别
只是在征伐顺序上。上博简《荣成氏》云:“受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己为於。其政治
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邡、罄、于、鹿、耆、崇、 密须氏。文王闻之,日:‘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
可反?’受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日:‘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日:‘可。’ 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 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日:‘吾所知也尽。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阜?’丰、镐之民闻之,
乃降文王。”⑤《荣成氏》“文王服九邦”的故事与《尚书大传》《史记》的有关记载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荣成氏》存在着对周文王征伐的过度美化,绝非史
实。但九邦几乎同时为文王所服的记载也透漏出九邦相距并不太远,很难想象相距悬远
的几个国家能够不约而同的起兵叛乱并同时服于文王。
让我们逐一分析文王所伐之国的地望。犬戎是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没有固定的居 邑,总而言之犬戎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岐周的西北部。密须的地望依汉人所说,位于今甘
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亦位于岐周西北,学者对此并无异议。邗国旧说在今河南省沁阳市, 虽然学者对此也无异议,但考虑到沁阳一带已是商王的狩猎区,文王卑身事纣,征伐难 以至此。对于邗国的地望笔者认为目前还难以判断。崇国的地望学者争议颇多,唐代张
守节根据《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的记载认为崇在丰镐之间, 杨筠如先生也主张此说。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文王有声》只能证明文王都丰一事发生
①参见杨筠如:《尚书核诂》,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21、122页。 圆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0页。 @同上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页。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3~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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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伐崇之后,并不能推导出丰邑筑在崇地。杨宽先生依据嵩山古称崇高山等记载,考证 崇国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崇县。这种观点也不正确,河南嵩山先秦时代仅称太室山或方
外山,汉代才始有嵩山之称①。《左传》宣公元年载“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日:‘我侵崇。 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由此可见春秋中期时,
秦晋之问还有地名日崇,文王所伐之崇当即此地。文王所伐诸国目前可明确地理范围的 犬戎、密须、崇都位于今陕西省周围不远处,文王所戡之黎国也必然位于陕西附近。综 合以上分析,杨筠如先生所提出的黎国位于临潼之说可能性最大。
明确了文王征伐诸国的地望可以看出,犬戎、密须位于岐周以西,黎、崇位于岐周 以东,邗国虽然具体地望有待考证,但考虑到周主要从西向东扩张,定邗国于岐周以东
当无太大的问题。由此可见,《尚书大传》所载的征伐顺序东西交错,《史记》所载的征 伐顺序先西后东。文王这些征伐都发生在受命之后,受命又是文王苦心营造的舆论,文 王的征伐也应当是经过了精心谋划的,并非毫无章法地向四周扩张,《史记》的记载更
加接近文王扩张的真实过程。文王先向西征伐,达到稳定后方的目的,解除向东征伐的 后顾之忧。文王戡定黎国后,就基本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在《禹贡》九州中 属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③,利于耕作。周人占据关中平原为进一步的扩张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祖伊在得知文王戡黎的消息后才非常恐慌,奔告于纣。由于关 中平原距离商的核心区还有相当距离,并未对商构成实质性威胁,文王戡黎一事也就未
能引起商王纣的重视。
武王所戡之黎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是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但学者们的
观点仍有细小的区别:应劭、杜预认为黎国位于今长治壶关县,张守节认为黎国位于今
长治黎城县,清末学者王先谦则弥合两说,提出黎国原本位于今壶关县,春秋时才迁徙
到今黎城县固。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黎城县西关村发掘了一处西周墓葬群,根据
学者的研究,该墓葬群就是属于西周黎侯的墓葬。有黎侯墓葬的存在,西周时期的黎国
就在今黎城县无疑。虽然壶关县与黎城县相距并不太远,但考虑到西周诸侯国的规模都
不是很大,没有证据表明两地同属于西周黎国。西周黎国的明确能帮助我们寻找有关殷 商黎国的线索,但两者并不一定就在同一地点,要确定商代黎国的所在地还有待于黎国 城址的发现来明确相关地层关系,若有商周连续使用的城址存在,将商代黎国确定在黎
∞参见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66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50页。 。参见李学勤:U,k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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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才是稳妥的。笔者以为目前将武王所戡之黎定于长治市范围即可,现在还没有条件
作出更加准精确的判断。
武王戡定黎国之后,占据了由太行山通往商王畿的交通重道,可居高临下攻击商国, 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但武王最终没有选择经由黎国穿太行山白北向南的进军路线, 而是选择了在盟津渡过黄河自南向北的进军路线,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估计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方面在武王戡黎之后,纣王做出了应对之举,派遣大臣飞廉联络北方方国,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①,重新确立了商在北方的优势地位。另~方面周国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大, 武王没有把握仅以一己之力单独灭商,周国还需要南方方国军事力量的协助。基于这两
方面因素,武王最终选择了自南向北的进军路线,这样便于与南方友军汇合,减少商同 盟国对灭商的阻碍。
综上,文王所戡之黎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戡黎是文王控制关中平原的重要步骤; 武王所戡之黎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戡黎是武王为伐商作的准备工作。
本章小结:周文王与周武王曾分别戡定了不同的黎国。《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指周
文王,此黎国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戡黎后周国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引起了祖伊的恐慌,
但由于周还未对商产生实质威胁,纣王对此事未产生足够的重视。《耆夜》中武王所戡
之黎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武王戡黎取得了通往商王畿的交通要道,引起了纣王的警觉, 纣王派遣飞廉出使北方方国,联络盟友,缓解了武王戡黎带来的威胁。
。参见白国红师:《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33页。《史记?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并杀 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史记》仅记载武王伐商时飞廉仍在北方活动,并未记载飞廉何时出使北方。 商都被克发生在武王元年(以文王受命纪年则为受命十二年),飞廉出使不能晚至于此时,因为出使时间太短则不能 建立商与北方方国紧密的关系。飞廉出使也不会太早开始,如果武王克商时飞廉已经活动了很长时间,他完全可以 回到商都,不会至商亡时还滞留北方。武王戡黎发生在受命八年,与克商相隔时间为四年,从时间上看飞廉于武王 戡黎后出使北方是合适的。黎国是殷商北部的重要方国,黎国被灭之前,周人未对殷商北部造成严重威胁,飞廉于 武王戡黎后出使北方在情势上也是需要的。因此笔者认为飞廉使北方是纣王针对武王戡黎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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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系年》与录子耶叛周
在清华简《系年》第3章中见有名为‘‘崇子耿’’的人物,他在周初“三监”之乱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寨子耿’’有着重要的历史作为,而传世文献又没有关于他 的任何记载,很多学者对“寮子耿”的身份进行了推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但仍
有一些疑问有待解决,对“嶷子耿’’的身份以及有关史事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系年》第3章全文为: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襄子耿。成王屎伐 商邑,杀寰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迂商盖之民于邾虐,以 御奴叔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届。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
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虽然传世文献不见有关“寮子耿’’的记载,但可以与大保簋中的“录子耳口”相对应 起来。李学勤先生指出“期’可通读为‘圣’,古音书母耕部,‘耿’为见母耕部字, 可相通转。,,①故‘‘寮子耿,’也就是“录子驷”。由于大保簋的年代更早,下文一律使用
‘‘录子耳目,,这一写法。
第一节“录子驷"非武庚禄父辨
“录子耳u”的身份在清华简《系年》被发现以前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推测。比较主
要的有四种观点:
一、“录子习_日”是“录伯裁”的祖先,录国在南方。郭沫若先生即持此观点,录为
国名,子为爵名,即为私名。录国在今日安徽省六安市。@杨树达基本同意郭沫若的观 点,但他的的断句与本文不同,他以“王伐录子”为句,认为“耳u”是“听”字的初文,
“王伐录子,耳日”就是说王伐录子,录子听命。@杨宽也认为“录子和”是“录伯钱” 的祖先,录国位于南方淮水流域。④陈梦家虽未确指“录子耳玎”与“录伯钱”有关,但
①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 1年第3期,收入氏著《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 1 年。 罾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第142页,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 年。 @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5、136页。 @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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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录子耳Ⅱ”是周代南土的一位君长,录地离楚地不远,①与前三家观点有相似之 处,故亦归入此类。 二、“录子耳珏”就是武庚禄父。日本学者白川静最早提出这种观点。@许倬云赞同白
川静的看法,也认为“录子耳口”就是武庚禄父,他还从大保簋出土地点方面加以分析, 补充了白川静的论证。@
三、唐兰认为“录子日口”是商王宗族,“录子”之国在今河北平乡县一带,其国位 于此处可能与王子禄父北奔有关。王伐“录子耳口’’时武庚禄父应该己死,“录子马口’’在 商王族中有着极高的地位。④
四、杜正胜对郭沫若与白川静的观点都有所吸收,他-i,AYg“录子耳日”是“录伯钱”
的祖先,而且“录子耶’’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禄父,虽然“录子珥口”也是商王族的成员, 但与纣子武庚并非一人。@ 清华简《系年》被发现后,李学勤先生同意白川静关于“录子写口”就是传世文献中 的武庚禄父的观点,先后撰写《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 簋》两文进行阐释。路懿菡也撰文响应李先生的观点。“录子马口”就是武庚禄父的观点
成为了目前最为主流的观点。对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可以商榷。
《系年》第3章中除了记录“录子马日”的活动,还提到了设“三监”,“三监”与“录 子耳日”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清华简被发现以前,有关“三监”一词最早的记录是《尚书 大传》,清华简将“三监”一词出现的时间提早到战国中期。但文中“杀三监”着实令
人费解。“三监”具体人员组成学界未有定论,主要有管叔、蔡叔、霍叔和武庚、管叔、 蔡叔两种观点。不论采取哪种观点,从传世文献来看,这些人都是在周公东征以后才被
处罚的,没有人在武王去世后,周公东征前被杀。“杀”字除了有“诛死”之义外还有 别义为“流放”,不过即使解为流放,此句仍不可通,“三监”在周公东征前也无人被流 放。李学勤先生推测被杀的不是三监,而是参与监管的周人官吏军士。⑧《系年》文本
仅提到“杀三监”,李先生的解释有“增字解经”之嫌。一般而言,“增字解经”是训诂 中的一大忌讳,是违背文本原意的。但如果依照字面直解,便会出现《系年》与所有传
世文献均相矛盾的局面,这显然不是一个通达的解释。故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李学
。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7页。 窖参见白川静:《金文通释》,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线装书局,2005年,第44册,第17页。 8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35、136页。 。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81页。 。参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529、530页。 。参见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收入氏著《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年。
3】
勤先生的解释还是理解《系年》文本的重要参考:“三监”是利用武王去世的时机,杀 死了参与监管的周人官吏军士,拥立“录子斟日”,与周王朝相对抗。
从上引《系年》可以看出,“录子耳口”是在武王死后商邑反叛时被拥立的,在成王 东征时被杀,他被拥立的时问晚于武王设立三监,被杀的时间早于飞廉之卒。这与文献
中有关武庚禄父的记载有很大出入。
一般认为武庚与禄父是同一人,但也有认为他们是两个人的看法,这种观点最早见 于《尚书大传》①。《论衡?恢国》中有“立武庚之义,继禄父之恩”罾的语句,黄晖先 生认为此句与《尚书大传》说法相同。把武庚禄父一分为二的说法并不可靠,王玉哲先
生已指出《尚书大传》久已亡佚,各书所引,多有歧异。《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七刑 法部引文为“武王杀纣而继公子禄父”,无“立武庚”三字,只有《毛诗谱正义》所引 《尚书大传》有此三字。“立武庚”三字很可能是后人给“继公子禄父”所作的注解,
后窜入正文。⑨尽管《太平御览》引文多有改动原文字句的情况,但参照《逸周书》《史 记》的记载,有关武庚禄父的文字还是《太平御览》引文更优。《论衡》中的语句也可
以理解为是互文的修辞手法,不能据此证明武庚、禄父是两个人。由于能证明武庚、禄 父是两个人的材料都有一定的问题,故笔者仍采取一般观点:以武庚禄父为一人。武庚 是日名无疑,@禄父是名是字尚有不同看法,鉴于有关商人是否有字学界尚有争议@,笔
者倾向于禄父是名而非字。
从传世文献来看,最早记录武庚禄父的文献是《逸周书》。《克殷》云:“立王子武 庚,命管叔相。”固《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 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⑦两条记载相互对应,王子武庚与王子禄父当为一人无
疑。 《史记》里的记录比《逸周书》更加详细,《殷本纪》《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 蔡世家》《卫康叔世家》和《宋微子世家》都有记载。《史记》各篇中对武庚禄父的记载
虽有细微差别,但总体史事明确。这里将记载详细的《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和《卫
①《毛诗?邶廊卫谱》孔颖达疏引《尚书大传》云“武王杀纣,立武庚,继公子禄父,使管叔、蔡叔监禄父,禄父 及三监叛。”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295页。 ②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34页。 @参见王玉哲《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第246页,注①。 @王玉哲先生认为武庚为谥,禄父为名。王说见上注。以禄父为名,笔者毫无异议,以武庚为谥,恐有不妥。学界 目前对于谥法出现的时间有较大分歧,周初是否有谥号难以骤断。笔者以为武庚之“庚”为天干之一,商朝后期又 有武丁、武乙、文丁、文武帝乙等王名,与武庚的组成结构一致,定武庚为日名更加贴切。 固此点笔者将在下文详述。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56页。 o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0、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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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叔世家》列之于下:
《周本纪》: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 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闻。命南宫括散 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
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
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 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干杞。于是封功臣谋土,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 丘,日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封召公爽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 各以次受封。④ 《鲁周公世家》: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 续殷祀。逦封功臣同姓戚者。② 《卫康叔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 ;ii巳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
③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周武王虽将作为天下共主的商国推翻,但他并未把殷民赶尽杀 绝,而是保留了商国,使其在周王朝统辖之下继续存在。周武王尚未离开殷都就让武庚 率领殷民,以奉商祀,他怕武庚仍有反心,便派遣管叔鲜、蔡叔度以辅佐的名义进行监 视。既然管蔡名义上任辅助之职,那么商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就是武庚。 立武庚禄父的是周武王,时间在周武王卒前,其目的是为了安抚殷民,巩固周人的 统治。立“录子爿【_|”的是商邑的反周势力,时间在周武王卒后,其目的是为了有人能够 挑起反周的旗号,团结更多的反周力量。武庚禄父在武王卒前已经是商遗民的首领,何 须再次由人拥立?立武庚禄父与立“录子马日”显系两事,将武庚禄父与“录子即”定为 一人缺乏文献的依据。 在清华简发现之前,学者认定“录子日口”是武庚禄父的主要依据来自金文材料。与 “录子乓u”有联系的青铜器共有三件,时代均为殷末周初,分别为天子耳口觚(《集成》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26、127页。 圆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515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589页。
7296,铭“王子耳目作父丁觚’’)、王子驷觥(《集成》9282,铭“王子驷")和王子期鼎(《流 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54,铭“王子驷,’)。(见图一)
天子鹫程觚
王子壤弱觥 图一
王子ll封鼎
白川静最早将7X-P耳H觚和“录子耳日”联系起来,他认为“天子驷,’与‘‘录子邬,’同
名为“耳日”,应为同一人。‘‘即,’敢于自称‘‘天子”,应是商朝灭亡后商王室的成员,再 结合大保簋与传世文献对周初历史的相关记载,“耳口”无疑就是武庚禄父。①许倬云、杜 正胜等学者基本同意白川静的观点都是由于这一证据。但白川静的释文略有问题,很多
学者已指出天子耳口觚中的首字“文”上为两横笔,与常见“天”字不类,释为“天”字 恐有不妥。结合王子耳口觥与王子耳目鼎的铭文,“=I【’’字有可能是锈蚀或缺笔的“王’’字。
根据金文中的材料来证明武庚禄父与“录子耳Ⅱ"为同一人,笔者认为也是站不住脚 的,不仅证明“录子耳口”与武庚为同一人证据不足,就是证明‘‘录子耳口,’为商王子孙或 其后裔也很是牵强。 1924年王国维先生作《散氏盘考释》一文,在讨论“矢王”问题时,通过大量金文
材料,提出西周中期边裔大国往往称王的观点。②之后,他在《古诸侯称王说》③一文中
进一步提出古代诸侯在其国内可以称王的观点。虽然王国维的观点不无可商榷之处,但 西周中期除了周王之外,很多诸侯国也自称为王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国家也不尽是边
远荒蛮之地,鞭长莫及之土,宗周王畿之内的天国、豳国、散国也均称王。以天国为例,
西周时期的夭国与周王室同为姬姓,位于今陕西省千河流域,早期生活在千河上游的陇 县,晚期生活在千河下游的宝鸡、凤翔。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天伯”铜器出现在殷末, 而“天王”铜器出现在周初,由此可证“夭伯”之称在先而天王之称在后。这种现象很
①参见自川静:《金文通释》,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线装书局,2005年,第44册,第17页。
@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00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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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没有周王的默许天国不敢如此僭越。① 齐文心先生指出,甲骨刻辞中有王的称谓和国族名号相连属,结构为“王某”或“某
王”,如“涎王”、“听王”等,总数在14个以上。“他们与殷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有的可能是子姓宗室贵族被封为王,有的则属于异姓的封国君长。”② 因此,不能因为铭文中称“耳口”为“王子”,就认定“录子耳口”为殷王后裔,更不
能与文献中的武庚禄父等同起来。 天(王)子耳日觚的作器者称其父为父丁,“父丁”给主张“录子耳日”就是武庚禄父
的学者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武庚的父亲纣日名为辛,这显然存在着矛盾。针对这点,一 般的解释是“父丁”不是指禄父的生父帝辛,而是指帝辛的某位兄弟,即武庚的叔父。
其实商周金文中绝大部分的父某还是指生父的,能够确指专为叔父所做之器者很少。如 果文献有“录子耳Ⅱ”与武庚禄父为同一人的证据,这种假说还算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可 由目前的材料来看,不支持“录子耳口”与武庚禄父为同一人的证据更多,这种推测的意
义也就不大了。
白川静等学者将天(王)子耳口觚与武庚禄父联系起来的原因不仅是铭文中的“天子 (王子)”,恐怕也是考虑了其铭文中的日名的缘故,商人甲骨、青铜器中多用日名。一 般认为商人以日为庙号,而周人基本不用日名,其实夷人、周人使用日名的情况也屡见 不鲜。传世铜器中有无孜簋(《集成》3664),其铭为“无孜乍(作)父乙宝尊彝”,根
据学者罗琨的研究,无孜有可能是夷方的首领。@西周早中期,燕国、俎国(即俎侯夭 之国)、齐国的国君均曾使用日名。齐国姜姓,与周人并非一源,但燕国、俎国都是姬
姓无疑。综合以上证据,可以得出日名与殷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详细比对“录子耳日”与传世文献中武庚禄父的相关史事,可以看出 立“录子期”与立武庚禄父显系两事,“录子耳Ⅱ”与武庚禄父并非一人。商代很多方国
称王,不能因为“录子耳日”称王子就认定他是商王后裔。
第二节“录子耳Ⅱ刀称名结构小议
先秦时期的人名结构与秦汉以降的人名结构有较大不同,一个人在文献中可以有很
多种称呼。如《左传》中对晋国名臣士会的称呼便多达九种。基于这种情况,辨明“录
①关于西周天国的历史参见曹定云《两周矢国考》,《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之“天国”之“天”,在曹文中全作“矢”。 o齐文一11,:《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⑤参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iti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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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u”的称名方式是我们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研究者对于“录子耳u”称名方式大致有三种看法: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名(录) +字(子日口)的结构①;郭沫若、唐兰、路懿菡认为是地名(录)+族长身份(子)+私名 (耳Ⅱ)的结构②;毛天哲等认为是父名(录)+亲属称谓(子)+子名(耳口)的结构固。以 上三说初看起来似乎都能说通,但经过仔细分析,只有郭沫若等人的解释接近事实。 “录子耳Ⅱ”是金文中的称呼,对其准确的理解也要通过同时代的铭文材料。“录子耳日” 最早见于大保簋(《集成》4140),其铭文为:“王伐录子耳口,叔早(厥)反,王降征令(命) 于大保,大保克苟(敬),亡莓(遣),王化(侃),大保易(锡)休余(集)土,用兹 彝对令(命)。”眇大保簋的作器者大保就是赫赫有名的召公爽,结合清华简可知,铭文 中的王为周成王,“录子耳Ll”为周成王征伐的对象。 这类有关征伐的周初金文还有很多,笔者择要列之如下:
小臣单觯(《集成》6512):王后叔(返)克商……
漓司土遽簋(《集成》4059):王束(来)伐商邑…… 俎侯天簋(《集成》4320):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鄙…… 塑方鼎(《集成27399):唯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公、尊(薄)古(姑)咸凌…… 小臣醚簋(《集成》4239):叔东尸(夷)大反(叛),伯懋父以殷八昌征东尸(夷)…… 囊鼎(《集成》2731):王令越捷东反(叛)尸(夷)……
塞鼎(《集成》2740):唯王伐东尸(夷)……
旅鼎(《集成》2728):唯公大(太)保来伐反(叛)尸(夷)年……
明公簋(《集成》4029):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圜)…… 班簋(《集成》4341):……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或人伐东或(固)瘸 戎……
禽簋(《集成》4041):王伐奖(盖)侯…… 犏韧尊(《集成》5977):王征婪(盖)……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收入氏著《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年。 圆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第142页,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 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8l页;路懿菡:《从清华简<系年>看“武庚之乱”》,齐鲁 学刊,2013年第5期。 @参见毛天哲:《“录子圣”是武庚之子》,http://blog.cntv.cn/10067796.3994278.hlml:网友老闷:《<作雒解>和“三监 之乱”再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8b3660100qwwq.html。 。李学勤:《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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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册夭令簋(《集成》4300):唯王于伐楚伯……
从以上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周王征伐的对象出现的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地名:商、东圜、盖。
(二)族名:东夷(东叛夷)、薄姑、东圆瘸戎。
(三)部族首领:丰公、盖侯、楚伯。
以个人身份出现的被征伐对象只有部族首领,其称名结构为地名+爵称。在这类有
关征伐的铭文中多数不见那些部族首领的私名,但也有例外,如鄂侯驭方①。这种称名 结构不仅在金文中非常普遍,在传世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如箕子、鬼侯、鄂侯、微子启、
崇侯虎等。所以“录子耳口”的称名结构是地名+爵称+私名的可能性很大。 李学勤先生所持名、字联称的观点在先秦文献中罕见其例,把这种称名结构套用在 “录子邬”身上似有不妥。“录子马口”是殷周之际的历史人物,他应该遵从商代的习俗,
但商代之人是否有字,学术界尚无定论。《礼记?檀弓上》记载:“幼名,冠字,五十以 ‘伯、仲’,死谥,周道也”②。由此可知,在冠礼时取字很可能是周代独有的制度,与
商无涉。退一步讲,即使商代也有冠礼取字的制度,也不能认为“录子月口”是名、字联
称。因为《仪礼?士冠礼》中记载“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可见加冠后为冠者取字 是为了尊名,尊重冠者父母所取之名,所以对他人以字相称是一种尊敬。“录子耳口”是
周王征伐的对象,召公爽不可能对其有尊敬之称,故“录子片口”不宜理解为是名、字联
称的称名结构。
毛天哲等人的观点更加新奇,但也更加无据。从清华简《系年》的记载看,“录” 之子“马口”的解释很牵强。笔者在绪论中谈到《系年》是经过较为认真地编排而整理成 书的,并非资料杂抄。在《系年》前两章,并未提到名为“录”的人,后文也没有名叫
“录”的人物出现,没有前后文依据就把第三章出现的“录子耳Ⅱ”解释为“录”之子“马口” 略显草率,难以服众。再者金文中的例证也不支持这种解释。金文中表示某人的儿子某 多用“某之子某”的结构,而非“某子某”。“某之子某”这样的例子也只见于自作用器,
或祭祀祖先,或纪念册命。“录子耳日”是作为被征伐的对象在大保簋中出现的,与“某 之子某”出现的情况显然不同。在楚系铜器中表示某人的儿子某还有“某之某”的结构,
o见于禹鼎(《集成》2833),因为禹鼎年代为西周晚期,己非周初,故笔者未将其列入例子中。 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6页。《札记》成书年代偏晚,很多记载并不符 合三代史实,虽然“五十以‘伯、仲”’并非西周时的制度,但“死谥”确是西周才有的制度,由此来看“幼名、冠 字”的制度也可能是西周特有的制度。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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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某子某’,不同。结合《系年》文本与金文两方面的证据,把t?录子耳日’’解释为“录’,
之子“耳口”的说法不成立。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金文中被周王征伐的对象的称名结构,“录子耳口,’的称名结构
应该是地名+爵称+私名。
第三节“录子耳Ⅱ”考
“录子胃口”与武庚禄父并非一人,传世文献中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记载,与之有关
的金文也没有提供太多的历史信息,要想探求他的身份,最为重要的史料还是清华简《系
年》。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录子耳Ⅱ”并非商王族的成员。上文已经得出结论,“录子耳Ⅱ”
与武庚禄父并非一人。“录子耳日”在武庚禄父仍在世时被拥立,若“录子耳口”也是商王
族的成员,就会出现商族同时有两个首领的情况,这有悖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①的 古代社会状况。因此“录子qu”并非商王族的成员。 “录子耳口”既然不是商族成员,要探求“录子耳妇”的身份就只能从商族的反周同盟
中寻找线索,参与反周叛乱的除了殷商遗民,最主要的是东夷部族的国家。《后汉书?东
夷传》记载“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这些参与叛乱的国家
总称为东夷,具体有多少个国家无法详考。《逸周书?作雒》记周公“凡所征熊盈(赢) 族十有七国”。@《吕氏春秋?察微》记周初有“东夷八国不听之谋”。④《孟子》记“周
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 之,天下大悦”。@三书一日十七国,一日八国,一日五十国@,说法不一,那些国家的
数目不一定是实有所指,只是说有很多东夷国家参与到了反周联盟中。在这些国家中, 实力最强的可能就是商奄。《史记?秦本纪》称其为“运奄族”⑦,金文中称其为“盖”, 上文已引用多例,兹不赘。这些东夷的国家多为赢姓,“录子耳口”可能是这些赢姓国家
中某个国家的首领。 从《系年》文本来看,第3章所记载的周初叛乱一般被称为“三监”叛乱或武庚叛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392页。 o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08页。 o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8页。 固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418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4页。 @五十国非全为东夷国家,应包括周武王克商时所灭之国,但东夷国家数目也定然不少。 ⑦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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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称为“三监”叛乱是因为叛乱的主谋是“三监”Ⅲ,称为武庚之乱主要是“为亲者 讳”,不在明面上彰显管叔和蔡叔的罪恶。《左传》定公四年云:“管、蔡启商,基间王 室。”杜预注日:“基,毒也。管叔、蔡叔开道纣子禄父,以毒乱王室。”罾由此可见,武
庚的叛乱是出于管叔和蔡叔的诱导,管叔、蔡叔的罪恶要大于武庚。周初反叛的主要谋 划者是“三监”,但在《系年》第三章的叙述中,“录子耳u”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对“三 监”则连反叛的结局也没有交代,这样的叙述耐人寻味。通观《系年》第三章,此章专 述秦人简史,从周武王克商始,一直到周平王东迁为止。叙述“三监”叛乱只不过是为 叙述秦人的历史做个引子,明晓了这一点,《系年》不交代“三监”结局也就合情合理 了。“录子耳日,’较之于“三监,,与秦人有着更紧密的联系,这应该是《系年》把“录子耳Ⅱ” 作为叛乱核心的主要原因。秦人赢姓,“录子耳口”为东夷部族赢姓某国首领的可能性很
大。 笔者上文已阐明“录子耳口”的称名结构应该是地名+爵称+私名,故“录子耳口”是名
为耳口的录国国君。录国仅见于金文,传世文献中无载,郭沫若认为录国可能是春秋时被 楚国所灭的六国。@《左传》文公五年云:“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日:‘皋陶、庭坚不祀, 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④《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封皋陶之后于英、
六”@,故六国为皋陶后代之国。《帝王世纪》记六国爵位为子爵@,“录子耳口”爵称也是
子,两者正相合。录、六有可能是同一国家。但《帝王世纪》为西晋时代的皇甫谧所作, 时代过晚,恐不足尽信。皋陶不仅是六国的祖先,他更是秦人见于史载的第一位男性祖 先,六国与秦人有着同样的祖先。文献中记载六国与皋陶同为偃姓,而秦人却是赢姓, 两者似有不同。其实“偃”、“赢”古音同,两字可相通转,二者实为一姓。⑦六、秦同 为赢姓,正和前文就《系年》文本讨论“录子非”时所得结论相一致,“录子耶”的录 国与六国是同一国家的可能性较大。《路史?后纪》卷七小昊云:“(皋陶次子)仲甄事
夏,封六,其后分英,具为楚并。有甄氏、六氏、皋、咎繇、罩、英、黥之氏。”@罗苹 注日:“英、六、贰、轸古皆皋地,并详《国名纪》,文五年,楚灭之。《通典》、《寰宇》:
‘六,皋陶封。’《世本》:‘六为姬姓’,非也。或以英、六、蓼尤妄商,有咎,单乃音
o“三监”为哪三个人学界说法1i一,笔者以为“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 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5页。 @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第142页,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 年。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43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83页。 @转引自陈檠:《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78页。 ⑦以上关于皋陶的论证参见白国红师:《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20页。 @罗泌:《路史》,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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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恐非。”①《路史》一书以征引广博著称,其中虽多有谶纬之书,但也不乏有 价值的材料,不可尽以芜杂讥之。罗苹提到他见到有材料认为英、六、蓼得名音“旧” 是因为三国“尤妄商,有咎”。“尤妄商”三字不易解,笔者以为“商”即可理解为商朝 或商邑,“妄”字古义为“乱”@,在这里是形容词作动词使用,是使之乱的意思,“尤” 是程度副词,义为甚、很。英、六、蓼三国“尤妄商”就是说三国使商朝或商邑扰乱、
叛乱。通观《史记?殷本纪》,商朝虽屡兴屡衰,但并无任何国家扰乱商朝的情况,故 三国“尤妄商”应理解为三国协助周初的商邑叛乱。六国曾参与商邑叛乱正印证了清华
简中“录子日口”参与“三监”叛乱的记载,两者若合符契。“录子日口”的录国与传世文 献所记载的六国很可能是同一国家,郭老的观点确有见地。但“录子耳u”是否为“录伯
娥”的祖先尚难骤断。从罗苹的注文可知,《世本》有“六为姬姓”的记载,在偃(赢)
姓六国之外别有一姬姓六国也未可知,在史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宜做过多的联系。
由于材料匮乏,学者对商代六国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2010年出版的《商代地理与 方国》是目前研究商代方国最系统、最新的著作,该书第七章商代方国考订列举方国158 个,但其中未有六国,学界对商代六国研究的贫乏由此可见。据笔者所知,只有齐文心 先生的论文《“六”为商之封国说》@与李修松先生《先秦史探研》一书中的部分内容④对
商代六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两位先生都认为商代六国位于今安徽六安@。春秋时六国
位于今安徽六安之说出自杜预,此说提出后,学者未有异议,但商代六国是否也位于此 处则值得斟酌。传世文献中并无有关商代六国地理方位的记载,齐、李二人所引甲骨刻 辞@也没有直接证明六国地理位置的材料,二人均以刻辞所记六国贡龟作为商代六国位 于淮河流域的证据。虽然龟类多产于江淮流域,但“商代的生态环境与今日相比不太相
同,商代的气温高,降水多,湖泊沼泽多,河水流量大,植被覆盖率高,野生动物资源 丰富,动植物种类多样”⑦,仅根据六国贡龟便推断六国位于淮河流域并不稳妥。钱穆
①罗泌:《路史》,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97页。 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23页。 @齐文心:《“六”为商之封国说》,收入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④李修松:《先秦史探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3、344页。 @齐文开头就明确说一六’是位于江淮之间的一个古国,当今安徽六安县北。秦汉以前始终是这个地区重要的政治 中心之一。”李修松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商代六国的地理位置,但从其书引用咸丰《六安州志》来看,他也认为商 代六国位于今安徽六安。 画甲骨文中六国之“六”写作为“六”,并不作“录”,这一点似乎对笔者所持录国即六国的说法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据笔者所知,虽然国家名号一般有某一固定的写法,但同一国名在出土文献中写法不一也有其例。如,春秋时代吴 国的国名,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工敷”(者避钟)与“攻吴”(攻吴王夫差鉴)两种不同的写法,两者皆为“勾吴” 之异文。者彗钟为吴国王子所作器,根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八《攻吴王大差鉴跋》中的考证,此器作于春 秋初年。攻吴王夫差鉴为春秋末年著名霸主吴王夫差的自作用器。两器均为吴国王室所作,而国名所用文字不同。 因此,虽然甲骨文中六国国名作“六”,与大保簋和《系年》中所记录(襄)国并不相同,但不能据此证明六国与录 国并非一国。 o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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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言“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①周
革商命,很多部族都因受到周人的压迫被迫迁徙,本节所讨论的清华简《系年》第3章 就记载了秦人被迫西迁的史实。六国春秋时期位于淮河流域很可能是六国在受到周人压 迫以后迁徙的结果,而非自立国之初就一直位于今安徽六安一带。
“录子耳日”称王既见于《系年》记载,又有青铜铭文为证,当属史实无疑。可是 拥立他的人是谁,却没有任何史料来指明。从当时的时局状况来分析,“三监”拥立“录
子耳口”的可能最大。因为“三监”是整个反周活动的组织者、计划者,在平叛过程中“三 监”始终是周王朝主要的打击对象,得不到“三监”的认可,没有人能够拥立“录子且u”。 需要强调的是,“三监’’拥立“录子耳口”并不是确立“录子马口”王的身份,使“录
子耳日,,获得商邑的最高统治权。而只是对“录子耳口”称王事实的认可。由王子耳口觥等青
铜器可知,“录子耳口”的家族早已称王,“驷”最初只是王子。 从《系年》文本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录子耳玎”是在商邑中被杀死的,而商邑中原本 就有武庚禄父作为最高统治者,再承认一位东夷方国的君主为王,并将他迎至商邑似乎
不妥。笔者以为出现这种古怪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三监”审时度势,结盟叛周。殷商末 年,东夷与商王朝之间有过长期的战争,这在晚商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长期
的战争似乎耗尽了商王朝的财力与人力,所以西方的姬周才有机可乘,取代殷商成为中 原地区新的主人。”罾依照常理,东夷诸国应该对给他们带来巨大伤害的商王朝恨之入骨, 周武王推翻商朝,东夷诸国也算是受益方。令人匪夷所思的却是周武王去世不久,东夷
就与殷遗一起叛周。对上述两件史实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三监”在筹划叛周时 自忖实力不足,需要再联合其他的势力才能起事。强大的东夷与商王朝有悠久而又密切 的联系,是“三监”理想的团结对象。但由于商末长期的战争己使东夷与商王朝产生了
巨大的矛盾,只有在多方面对东夷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诱使东夷参加反周同盟。“三 监”承认“录子马口”王的身份,并将他迎至商都结盟叛周,正是在政治方面对东夷的一 个巨大的让步。 通过以上考证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一)耳日所在的录国很可能就是文献中的六国,其族姓为偃(赢)姓,与秦人有着
密切的联系。
(二)在周武王死后,“录子耳Ⅱ”被“三监”拥立为王,在“三监”之乱中有一定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6册《古史地理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页。 。陈絮:《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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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为,但并非作乱的核心,在周公平叛①的过程中被杀。
本章小结:见于《系年》第3章中的“寮子耿”与大保簋中的“录子耳口”为同一人, “录子l{口”并非武庚禄父,也非商王后裔。“录子耳口”应是偃姓六国的君主。通过考察
相关金文,可以确定“录子月口”的称名方式为地名+爵称+私名。在周武王死后,“三监” 为了扩大反周同盟,承认了“录子邬”王的身份,并将他迎至商都,虽然“录子耶”在 “三监”之乱中有一定的作为,但并非作乱的核心,故传世文献多未载其事。“录子耳口” 在周公平叛的过程中被杀。
①《系年》所记为“成王屎伐商邑,杀寨子耿”,并非周公东征商邑,杀死“篇E子耿”,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进行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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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金媵》与周公东征
清华简中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其内容与《尚书?金滕》大致 相同,整理者认为此篇为《金滕》的战国写本,为行文方便,本文称该篇为简本《金滕》,
以与传世本相区分。 简本《金滕》在内容与文句上与传世本虽然有一些差距,但基本内容并无太大不同, 两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是纪年的不同。传世本作“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简本作 “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周公居东”古来理解有二,一种观点认为是周公东征,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周公避居于东,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清华简的发现没有消弭这种分歧, 学者们对“周公居东”的解释仍存在上述两种看法。支持周公东征说者以李学勤、刘国 忠为代表①,支持周公避居说者以杨振红、彭裕商为代表②。李学勤、刘国忠之文先出,
其立论依据主要是居东三年与周公东征三年正相合,论证相对简单。杨振红、彭裕商之
文后出,从尚书流传、文本演变、东征的原因及主帅、成王的即位年龄等多个角度对避 居说进行了论证。由于对“周公居东”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周公是否摄政一事,笔者认为
此事不可不辨,结合东征后的分封诸侯,将“周公居东”理解为周公东征更加合理。
第一节周公是东征的主帅
一、从周公摄政论周公是东征的主帅
周公摄政是指周公在周武王死后,为了巩固建立不久的姬周政权,在实质上取代周
成王行使最高权力的历史事件。周公摄政与周公东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摄政是周公主持 东征的前提。一些学者把周公摄政与周公摄政称王混为一谈,在论证周公没有称王之后, 就推论出周公在西周没有掌握过最高权力,得出周公没有摄政的结论。@周公是否称王
是周公研究中的一大疑案,笔者学识浅陋,无力解答这个问题。但笔者需要强调,周公 摄政有可能是采取称王的方式,也有可能不用称王的方式,即使周公并未称王也不能得
出周公没有摄政的结论。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05 页。 圆杨振红:《从清华简<金滕>看<尚书>的传流及周公历史记载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彭裕商《< 尚书?金滕>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如孙斌来《“周公称王”之说不可信》,《松辽学刊》,1988年第4期。孙先生此文前部分还谈论周公摄政中的称王 问题,结论就成了“周公相辅成王时,没有践祚称王之举”,全然忽视了周公摄政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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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摄政之说常见于《尚书大传》、《史记》等汉代文献,此为学者所熟知,兹不赘 言。先秦文献中关于周公摄政掌握最高权力的记载虽然不如汉代文献多,但也存在。《苟
子?儒效》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 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①《苟子》中“成王幼”的说法不一定
可靠,周公“及”(即“兄终弟及”)武王也不一定是史实,但博学的苟子举例论证中总
会有些史影,不会全然杜撰。若苟子之前无人承认周公曾掌握最高权力,苟子一个人撒
下弥天大谎,时人必难以信服。周公摄政就是苟子举例中的史影。《尸子》云:“昔周公
反政,孔子非之日:‘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周公既然曾经反政,
则在此之前必有摄政之举。 彭裕商先生不认同周公主持东征时谈到了周成王年龄的问题,认为成王即位时已经 成年,不需要周公摄政。这里彭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生理上的成年与政治上的成熟 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历史上不乏年少有为的君主,但他们都是不世出的政治天才,并不
是每一个青年君主刚刚即位就具备处理复杂的政事的能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日:‘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日:‘可。’起
日:‘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日:‘不如子。’起日:‘治百 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日:‘不如子。’起日:‘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 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日:‘不如子。’起日:‘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
在吾上,何也?’文日:‘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 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日:‘属之子矣。”’与之相似的记载还见于《吕氏春秋?执 一》,此条史料真实性较高。吴起与田文这段对话的背景是魏武侯即位立田文为相。魏 武侯魏击是魏文侯之子,根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早在文侯十三年,魏击已成为太 子,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之久,魏击被立为太子至少有三十七 年,即便以《史记》记载的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来参考,魏击被立为太子也至少有二十 五年。根据《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楚国太子所接 受的教育是十分全面、系统的@。若没有证据证明战国时期对太子的教育较之于春秋时
。王先慎:《苟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14页。 。《尸子》早已佚失,此条见于《长短经?惧诫》所引。杨振红先生也引《尸子》此条作为避居说的例证,笔者以 为是不正确的。《尸子》中还有“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祀明堂,假为天子七年。”(见《艺 文类聚》六、《文选?百辟劝进今上笺》注)此条佚文正与周公摄政说相合,并不支持避居说。 。叔时日:“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 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 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 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85、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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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现了大幅度的退步,则我们应当承认作为太子的魏击必然接受了长时间的政治训 练。这样久经训练的魏击在田文口中却仍是“主少”,吴起的回答也承认了这一点,由
此可见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非常不容易培养的。周成王即位之初西周王朝建立不久,国 情不稳,即便成王此时已经成年,但缺乏政治经验的他要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还是极其 困难的。反观周公,他在武王时便处于统治集团的核心,这一点《尚书》、《逸周书》中
的很多篇章可以证明,《逸周书?寤儆》篇还记载周公参与武王最机密的伐商大计,武 王去世后由周公摄政主持大局在情势上是需要的,在能力上是胜任的。
周公参与东征的记载广泛见于各种先秦史料中,但能够确指是周公主持东征的史料 却很少,特别是在出土文献中就没有周公主持东征的记载,有学者据此便认为周公只是 辅助成王东征而没有主持东征,笔者认为这一点还很有待探讨。先秦时代距离今天已十 分遥远,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其保存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每一件重
要的事情都有详细的史料流传至今,我们不能因为记录某一事件的同时代史料稀少而后 代史料很多便说此事必为后世杜撰。
下面笔者将用彭裕商先生的一个失误来说明这个问题。彭先生在附识中抄录了清华 简《系年》第3章的内容。他认为此章只见成王东征,不见周公东征,正与其考证相合。 《系年》相关文字为“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寰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寮子 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虐。”∞在《系年》中 杀死飞廉的是成王,而《孟子》中却记载着“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 廉于海隅而戮之。”②清华简出现以前,《孟子》中的这条材料是唯一记载飞廉被杀的材 料,在第一篇关于《系年》的论文《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中李学勤先生还用 《孟子》中的这条材料作为证明《系年》史料价值的重要证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二)》的注释中也引用了这条材料,想必彭先生对这条材料也不陌生。《孟子》中的记
载就证明了周公东征的存在,彭裕商先生的论断值得商榷。 《孟子》、《系年》中的有关记载从字面上看虽不一致,但仔细分析两者并不矛盾。 战国末期,秦国陆续消灭六国,没有一场战争是秦王政亲自指挥的,而我们却经常说“秦
王扫六合”。西汉时卫青、霍去病是出击匈奴的将领,而我们也说汉武帝给了匈奴沉重 的打击。周公是杀死飞廉的主帅,而成王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故同一事件可分系二
人名下,这点不难理解。我们不能因《系年》第三章未提到周公,就武断地认为周公不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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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征的主帅。《系年》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七雄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王
权空前强大。周公摄政在事实上行使了周王的权力,这种情况后世的统治者是不愿意看 到的,《系年》中对周公摄政、东征的隐讳是时代观念使然。《苟子?儒效》云:“(周公)
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近出的《何簋》记有“惟八月公夷殷年”与之 正相合,由此可见不仅践奄的是周公,再次克殷、平定三监叛乱的也是周公。金文材料 中少见周公东征,多见成王东征也与成王是周王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有关。虽然金文
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的原始文献,但不宜盲目排斥传世文献中的记载。 二、从周公推行分封制论周公是东征的主帅
直接支持周公是东征主帅的先秦史料虽然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东征后的大分封中看
出周公在东征中的非凡作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②清华简《系年》第4章记载:“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 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③《苟子?儒效》云:“(周公)兼制天 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④《尚书?康诰》也记录了周 公主持分封卫康叔的发言。这里需要辨明的问题是分封政策的制定者是周公还是成王,
笔者认为应该是周公。一方面周公分封有《左传》、《苟子》、《史记》等大量史料作支撑,
更重要的是周公家族在各小宗中是分封制下最大的受益者。 富辰在说完周公封建亲戚之后还列举了若干封国:“管、蔡、郧、霍、鲁、卫、毛、
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
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⑤前引《荀子》可知,周初封国不过七十余国,周 公子嗣所封之国便多达七个@,占姬姓封国的八分之一强。 在父系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一位男子的至亲之人莫过于他的父子兄弟,故由此 产生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两种王位继承制度。我们从传世文献中并未发现成王子嗣大 量得到封土的记载,武王子嗣的封国富辰也只列举了四个。虽然我们可以说成王当时年
龄不是很大,子嗣不多,武王也恰巧子嗣不繁,故封国较少,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周公 与其他周初大臣相比子嗣封国独多。召公也是周初重臣,在周武王时期,他与周公一样
∞王先慎:《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14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7页。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44页。 固王先慎:《苟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14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7页。 @富辰将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归入了“文之昭”中,但鲁国实际的始封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周公并未就封,周 公氏周而非鲁,故本文将鲁国与凡国、蒋国、邢国、茅国、胙国、祭国一同作为周公子嗣的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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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武王的左膀右臂。武王去世后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二人地位相近,相差无几。见 于史载的召公子嗣封国只有北燕一国,与周公子嗣封国众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陈絮
先生的研究,召公的直系子嗣至少有四人∞,召公子嗣封国远少于周公绝非因为子嗣不 繁。若果如彭裕商先生所述周公曾被成王怀疑,避居于东,平定三监后才辅助成王东征,
那么何以一直辅助成王、未被怀疑的召公所受封赏远不如被怀疑的周公?最高统治者为 了巩固权力经常采取制约平衡、异论相搅等办法,不让某一大臣或一派大臣势力独大,
周公子嗣分封独多的情况很不合理。若把周公作为分封诸侯的制定者则一切问题迎刃而 解。周公、文王子嗣正是周公的儿子、兄弟,他们是周公最为亲近的人,故这些人多有
封国。 东征是分封的前提,没有东征胜利也就没有可供分封的土地和人民。很难想象周成
王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东征的胜利,其胜利果实却由周公全权分配。
综上,周公摄政掌权是周公主持东征的前提,而周公东征又是周公主持分封的前提,
通过研究周公摄政与主持分封两件史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周公在整个东征的过程中均
为主帅。
第二节《金滕》所载“周公居东"就是周公东征
将“周公居东”理解为待罪避居不见于先秦文献,汉代始有此说。对于避居的具体
地点马融、郑玄以为是避居东都,王充以为是逃奔于楚。后来持避居说的学者能见到的 可靠材料不会比汉代学者更多,他们的说法都只是根据情理推测,而缺乏文献支持。此 时东都洛邑尚未营建,而楚地又不在周人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两种说法都不很可靠。周
公避居的原因是因为成王听信管蔡谗言,怀疑周公,周公避居的目的是为了让成王安心,
查明真相。周人从公直父开始,一直是从西向东发展。西周前中期,西方一直牢牢控制
在周人手中,而东方则屡屡出现问题。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的西周甲骨中“周公”
出现的频率最高,虽然由于周公爵位一直世袭,很多人可以被称为“周公”,所以不能 肯定此“周公”便是周公旦,但我们依然可以认定周公家族在西周早期生活在岐周(今
陕西岐山)。周公避居不在周人统治的腹地而跑到周人控制薄弱的东方,这有悖常理。 杨振红先生还引用了《墨子》作为避居说的例证。《墨子?柱耕》云:“墨子使管黔
敖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
。参见陈絮:《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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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见子墨子日:‘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
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日:‘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 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
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①文中的关叔即指管叔,杨先生解之为“周公
因管叔故,辞去三公之位,而东处于商盖(一般认为即商奄),当时人都认为周公狂”。
②杨振红先生指出“从墨子将高石子辞去卫卿事与周公‘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事相提并
论,可知周公‘东出处于商盖’不是东征,而是‘避居…。@笔者以为这样的推论略显
表面,并不扎实。首先,墨子举周公东处之例意在开导高石子,让他不必介意被世人视
为“狂”人,整段引文的核心也在一个“狂”字上。狂的意义有很多种,在先秦时以狂
衡量人,意义不尽相同。郑玄在注《尚书?洪范》时释狂为“倨慢”固,《韩非子-解老》
云:“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固;《论语?子路》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高石子受到卫君极高的礼遇却辞官而走,此处之“狂” 当作“倨慢”解。若周公受管、蔡谗言而被迫去职,正是周公审时度势所作出的选择,
这既谈不上进取也谈不上倨慢,如何能用“狂”来形容周公?商盖是三监叛乱的重要参 与者,若周公果是因受管叔谗言待罪于东,为何要避居于管、蔡的同盟国?其次,“辞 三公”不能理解为辞去三公之位,西周时代是否存在三公制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即便存
在三公制,周公也只能任三公之一,不能兼任三公。用“辞三公”来表达周公去职远不 如用“辞太师”⑦辞顺理直。笔者倾向于西周并没有形成三公制,三公是泛指多位执政
高官。周公“辞三公”指的是周公辞别多位执政高官。综合以上两点,对《墨子》引文 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周公面对管、蔡的流言不是自己去职让成王查明真相,而是继续摄政,
辞别三公,亲自东征商盖。周公这样的举动给世人留下了周公个性张扬的印象,故“人 皆谓之狂”。若此解释成立,则《墨子》中的这条记载正是将“周公居东”与“周公东 征”联系起来的明证。
彭裕商先生还从纪年上论证简本《金滕》“宅东三年”与东征无涉。传统上认为周公 东征长达三年的主要依据是《诗经?东山》,其全文为:“我徂东山:怊幅不归;我来自 东,零雨其潆。我东日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蜗蜗者蝎,燕在桑野;敦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432、433页。 @杨振红:《从清华简<金滕>看<尚书>的传流及周公历史记载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囝杨振红:《从清华简<金滕>看<尚书>的传流及周公历史记载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回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92页。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8页。 ⑦《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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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怊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漾。果赢之实,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蝾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怊怊不
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漾。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蒸 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漾。仓庚于飞,
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彭 先生认为此诗未提到周公东征,故不能将周公东征与三年联系起来,此说不妥。《东山》 是豳风中的一篇,前诗为《鸱鹗》、后诗为《破斧》,《金滕》中提到《鸱鹗》为周公东
征归来所作,《破斧》中有“周公东征”的明文。《东山》介于两者之间,故“三年”应 与周公东征密切相关。当然今本《诗经》的编次未必是春秋时期《诗经》的编次,不过
《东山》、《破斧》中所反映的那种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也只有平定“三监”叛乱、征
伐商奄的战争能与之相当,今本《诗经》的编次还是合情合理的。徐中舒先生在《豳风
说》一文中详细论证了豳风实为鲁国的歌曲圆,其说可从。但徐中舒先生认为《破斧》
中“周公东征”者非周公旦,是参加齐桓公葵丘之会的宰周公,而笔者对此不能认同。 春秋时期王室己衰,周王举行丧葬尚且需要诸侯的帮助,哪里有力量让“四国是皇”呢?
参加葵丘之会只能称之为东行,不可谓之东征,《破斧》中的周公还应该理解为是周公
旦。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豳风所记周公之事最为可信。前引《孟子》有周公“伐
奄三年讨其君”之句,此为泛指周公东征共有三年而非仅伐商奄便用三年。古人话语多
不严谨,但求表其大意,不求字斟句酌,我们理解切不可胶柱鼓瑟,不知变通。《孟子》
之文正与《东山》所记三年相合,也与汉代学者的理解相同。将“宅东三年”理解为周 公东征从时间上最为妥帖。 虽然“宅东三年”与周公东征相合,但由于汉语表述的不严谨性或四舍五入的计算 习惯的存在,“居东二年”的说法不一定就绝对错误。假设东征历时24个月(在不考虑
闰月的情况下是两整年,以下计算月份仅作示例,故也未考虑闰月),如果这24个月是
从成王的二年正月开始算起,则东征结束于成王三年,称东征两年无误,称东征三年有 误。若东征从成王元年八月开始,则东征结束时间便落到了成王三年八月,如此称东征 两年可,称东征三年亦可。假设东征历时25个月,我们既可根据四舍五入的原则仍称
两年东征,也可因已有一月时长进入第三年称三年东征。我们现在对西周纪年还不甚了 解,具体到记月记日更是茫然无稽,在这种材料不完整的情况下,不宜盲目在“宅东三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396、397页。 圆参见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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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居东二年”之间做出判断,仍需两说并存待考。不过东征三年的说法其他文献
也多有谈及,可能更接近周代的习惯表述。 综上所述,简本《金滕》周公“宅东三年”应理解为周公东征,传世本《金滕》中
“居东二年”与简本《金滕》“宅东三年”虽然纪年不同,但根据现有材料两者并无正
误之分,两者的区别可能是由计算时间的方式不同造成的,简本《金滕》在纪年上可能
更接近周代的习惯表述。
本章小结: 对于如何理解《尚书?金滕》中的“居东二年”,自汉代以来就有东征说与避居说 两种观点,简本《金滕》中此句作“宅东三年”,简本《金滕》的出现并没有消除学者
的分歧。通过研究周公摄政与主持分封两件史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周公在整个东征的 过程中均为主帅。明确了周公东征实有其事,为确认“居东”为东征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结合《墨子》的有关记载与《诗经》相关篇章,可以明确周公“居东”即周公东征。传
世本《金滕》与简本《金滕》所记东征时间不同可能是与两者计算时间的方式不同有关, 不一定必有一误。
结语
《程寤》中“隹王元祀”并非指文王即位之年而是受命改元之年。因为《程寤》所
载文王受命实质上是文武同时受命,这种观念产生于西周后期,《程寤》里体现的象征 法释梦也是西周后期产生的,所以《程寤》所载文王受命一事并不可信。商王册命与文
王受命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赤鸟衔丹书文王受命说是后人在《诗经?大雅?卷阿》 的基础上层累地编造的。文王受命的真相是周文王表演断虞芮之讼,借此展现盛德,宣
扬受命。
《保训》里周文王反复强调的“中”不关道德训诫,而是文王的翦商谋略。文王通
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告诉太子发要从治理内政和对外征伐两个方面增强周邦实力,最终 实现翦商大业。《保训》可能与《尚书》中“文王谟”的记载有关。
《耆夜》中武王戡黎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指周武王,从《西 伯戡黎》的文本自身来分析,将“西伯”理解为周文王更加合适。综合《西伯戡黎》《耆 夜》与今本《竹书纪年》,文武各自戡黎说当可成立。文王所戡之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
市临潼区,戡黎后周国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引起了祖伊的恐慌,但由于周还未对商产生
实质威胁,纣王对此事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武王所戡之黎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武王戡
黎取得了通往商王畿的交通要道,引起了纣王的警觉,纣王派遣飞廉出使北方方国,联
络盟友,缓解了武王戡黎带来的威胁。 见于《系年》第3章中的“寮子耿”与大保簋中的“录子耳口”为同一人,通过详细
比对“录子耳口”与传世文献中武庚禄父的相关史事,可以看出“录子珥口”与武庚禄父并 非一人,也非商王后裔。通过参证相关金文,可以确定“录子目口”的称名方式为地名十
爵称+私名。录国应该就是传世文献中的偃姓六国。在周武王死后,“三监”为了扩大反 周INN,承认了“录子耳口”王的身份,并将他迎至商都,虽然“录子耳口”在“三监”之
乱中有一定的作为,但并非作乱的核心,故传世文献多未载其事。“录子耳口”在周公平 叛的过程中被杀。 清华简《金滕》与传世本《金滕》虽有个别字句不同,但区别不大。《尚书?金滕》
中的“居东二年”自汉代以来就有东征说与避居说两种观点,简本《金滕》中此句作“宅
东三年”,简本《金滕》的出现并没有消除学者的分歧。通过研究周公摄政与主持分封 两件史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周公在整个东征的过程中均为主帅。明确了周公东征实有
其事,为确认“居东”为东征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结合《墨子》的有关记载与《诗经》
相关篇章,可以明确周公“居东”即周公东征。传世本《金滕》与简本《金滕》所记东 征时间不同可能是与两者计算时间的方式不同有关,不一定必有一误。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起笔即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 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
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 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陈寅恪先生“预流”说正确与否姑 且不论,但他所提出的要重视新出材料的观点已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特别是在研
究资料匮乏的先秦史领域。古书是出土文献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种类,古书中所记载的古
史虽然算不得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古书较甲骨金文更为系统,它对我们研究 古史同样意义重大。笔者在对清华简与西周开国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如何 运用出土古书来研究古史逐渐产生了三点粗浅的认识,杂陈于此,还望诸师友不吝指正。 第一,不宜盲目认可出土古书的价值,对出土古书的记载也需要考辨。
出土文献虽然没有受到后世篡改的可能,但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我们没有 理由相信越是被歪曲的版本越能流传,越是精良的版本越是难以保存。古代的学者在传
授、保存书籍时也是有甄别选择的,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着自然的优胜劣汰。从某种 层面上讲,这些前所未见的出土古书多是古人淘汰的书籍,不可过分夸大出土古书的价
值。以文王受命一事为例,司马迁在《史记》中选择了断虞芮之讼受命说,并没有采纳 《程寤》所载的太姒感梦受命说。《程寤》的亡佚正是由于它本来就出于后世杜撰,不 能反映文王受命的真相。对出土古书的考辨与对传世文献的考辨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偏 废。
第二,考辨出土古书不宜以篇章为单位,应以句子为单位。 很多学者虽然认同对出土古书进行考辨,但他们的考辨大多是以篇章为单位进行
的,这种考辨结果并不完全稳妥。有些古书虽然出于后世委托,但这并不代表这部古书
中就没有可信的成分。仍以《程寤》为例,虽然太姒感梦受命之说并不可信,但“隹王
元祀”的纪时语并不一定就不可信,杜撰《程寤》之人完全可以把太姒感梦一事纳入正
确的文王纪年,以此取信于人。正如,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经常说假话就断定他每一句 话都不可信。我们也不能根据一本古书主体不可靠就认定它里面的每一句话都不可靠。
对出土古书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考而后信,只有以句子为单位对出土古书进行考辨,我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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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能充分挖掘出土古书的价值。 第三,解读出土古书应注意出土古书本身的叙事方式。 书籍是人们有意识地保存、传播知识的载体,古书的记载都是作者主观选择编排的 结果,只有充分注意古书的叙事方式,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书。以《系年》第3章
为例,此章出现“三监”叛乱却又不载“三监”结局,记载了传世文献从未出现的“嶷
子耿”称王一事,这些现象都与本章叙述的中心是秦人简史有关,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 点,是很难对上述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只有充分注意出土古书的叙述方式,才能更好 地理解古书作者的意图,在理解作者意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提取古书中的历 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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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清华简与西周开国史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6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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