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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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

发布日期： 2012-09-05 发布：  

  2012年第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在先秦时期，古蜀和古印度之间就已经存在着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关系，两地间贸易关系的建立正是得益于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的存在。古蜀对外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有利于自身经贸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对外域各地区的经贸文化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试以对古蜀与古印度之间的贸易手段、方式及途径等方面进行阐述，去探寻古蜀对外关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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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南方丝绸之路；古蜀；古印度；对外关系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64-6
　　地处中国大西南的四川地区发现众多商周时期遗址，其中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王都，更是充分展现出了早在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就出现了极为辉煌的早期文明——三星堆古蜀文明。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不同类型的器物。除三星堆遗址外，在成都平原地区的其他相关遗址中也出土了类似的一些器物，这些器物中除了有很大一部分为本地所产外，还有众多器物并非出自于本地，如大量的海贝、象牙、琉璃珠等器物，这些器物多产于南亚印度地区。因此，去探研先秦古蜀与古印度的经贸关系，对研究中国早期对外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就此笔者将持己见展开相关的论述。
　　一、“蜀身毒道”析早期中印交通线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其又载：“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文字中所指的身毒即今印度地区，从这段记述中可知，在汉张骞通西域前，蜀地已经和当时的印度之间存在着经贸往来关系。另，众多外国学者也对这条早期交通线涉及的相关问题有自己的一些认识。英国学者G·E·哈维在其所著的《缅甸史》一书中指出：“上缅甸与中国为邻，且自纪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已以缅甸为商业通道。”缅甸史学家波巴信曾指出：“上缅甸约在一千七百年以前，由于它位于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中国互相往来的路上通衢之间，就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陆上枢纽。”而英国李约瑟更是明确的指出：“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从以上的相关记述我们能够明确的知道，在先秦时期，古蜀地区与古印度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经贸往来的交通路线，笔者据推测这有可能就是我们通常认识的“蜀——身毒道”也就是早期的“南方丝绸之路”。
　　据相关文献记载分析，这条由古蜀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把古蜀与印度之间紧紧地串在了一起。这条贸易路线是指从古蜀腹地的成都为起点向南迸发，经滇国(今云南)，越骠国(今缅甸)，通往身毒(今印度)、中亚，直至通达西亚及西欧的早期中国商道，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文化交通干线，我们通常把其分为国内段与国外段。国内段是以成都为起点通达云南的这一段，通常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川滇段一般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成都出发向南经新津、邛崃、名山、雅安、汉源、喜德、冕宁、西昌即“牦牛道”或“零关道”，在到达会理后折向西南行进，过金沙江经攀枝花入云南大姚最后通达云南大理。另一路从成都出发，顺岷江而下，经乐山至宜宾，再沿古“五尺道”一路向南经高县向西入横江河谷地区，经云南豆沙关、昭通、曲靖抵昆明，再由昆明出发到大理。在大理合二为一沿滇缅公路，经保山地区、腾冲，沿盈江南行，经千崖抵达中缅边境地区，这就是早期西南交通贸易线，其也将川滇地区紧紧的串联起来，形成了早期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部分。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即从千崖边境入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抵印度有两条途径，其一为水路从八莫顺伊洛瓦底江通达出海，经海路抵达印度港口，与印度沿海港口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另一路为陆路，从八莫出发，经过密支那，过亲敦江，越那加山抵达阿萨姆，再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可到印度平原地区。这两条以成都为出发点经云南过缅甸通达印度的交通线构成了早期中印交通线即“蜀身毒道”，此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南方丝绸之路。
　　笔者认为，“蜀身毒道”应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就已经开通，而这条通道是我国西南地区十分重要的对外国际交通线，这条线路也就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中西交通线，开通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助于我国与南亚、东南亚、中亚甚至于西亚及欧洲大陆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流。
　　二、古蜀与印度贸易间的媒介物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诞生了中国早期的古代文明，在这一区域中发现了众多商周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大多属于古蜀国早期遗址，其中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及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充分展示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非本土文化因素的器物，其中包含有大量印度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典型印度风格的器物获取方式应该是通过两地间贸易交往而获取的，因此通过对这些器物来源的比较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古蜀早期对外经贸关系的特点。
　　在近年来对先秦古蜀相关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海贝，它们分别出现于成都平原及周边的古遗址及墓葬中，而四川离海距离相当遥远，这么多的海贝能聚集于此就显得不合常理。因此，对这些海贝的产地及来源路线考证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对海贝产地、来源考证也能进一步的明晰古蜀对外关系的特点。四川盆地出现的海贝主要集中于几个古蜀早期商周遗址中，其中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的一号“祭祀坑”中发现有海贝62枚，另外在该遗址的二号“祭祀坑”中更是发现了多达约4600枚的海贝。除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海贝外，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内也有发现用玉仿海贝制成的玉海贝类装饰品。除了在四川盆地商周古蜀国中心遗址中发现有海贝外，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区域的墓葬中同样发现有海贝，如在地处川西地区的岷江上游茂县石棺葬内，亦出土海贝、蚌饰、料珠等众多海产物。在四川甘孜州九龙县乌拉溪乡小偏桥村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墓葬M1中出土了20枚海贝，在M2中出土有海贝5枚。另在地处川西南的凉山州西昌火葬墓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海贝。除此以外，在四川境内的岷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及大渡河流域的其他一些墓葬中，也发现有海贝的踪迹。古蜀地区深处亚欧版块的内陆地区，离海距离甚远，因此四川地区出现的海贝肯定不是出产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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