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二里头研究】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

发布时间：2016-12-21 16:15

  本文关键词：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许宏：二里头研究】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
　　

　　2008年7月，参加“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郑州），发言的题目是《夏文化命题的学术史检讨》。主办方约稿，建议此题就别展开了，正合吾意。

　　但如契合会议主题，如我这类不肯言“夏”者，更不知早期夏文化为何物。于是就有了这篇只论考古且超出“早夏”的东西，放在这本专题性极强的文集中似乎颇不协调。一晃儿已是近4年前的稿子了，有的数据、提法已小有订正，如所谓“新砦文化”，恐怕还是模糊地称为“新砦类遗存”更合适些吧，如此种种。但既已刊出，就不改了。

　　还是给大家贴个电子本吧，方便切磋批判。

　　二里头文化是古代中国乃至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在中国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演进过程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对二里头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是究明其社会结构的重要一环。

　　但依现有的考古学材料，尚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把握二里头文化期的聚落间关系。在已发现的400余处二里头文化遗址[1]中，经过发掘的仅数十处。用仅经地面踏查的遗址材料去复原当时的聚落状况是危险的。遗址并不等于实际存在过的聚落，面积较大的遗址也不等于中心性聚落。这是聚落形态研究中必须加以充分重视的[2]。

　　由于材料的限制，本文将讨论范围限于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的聚落间关系相关的若干问题。

　　一、二里头文化的时空界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约当公元前1900～1500年，前后延续约400年”的认识深入人心，成为学界的共识。“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报告给出的年代（公元前1880～1520年）也与此大体相近[3]。但据最新的系列碳素测年结果，一般认为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30～1680年[4]；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1530年，存在时间仅200余年[5]。所谓“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初期阶段在时间上有一定的交叉；与以前的测年结论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整体偏晚、跨度缩短。这些新的测年结果，在多年来执着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之争的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其程度甚至可以用震动来形容。无论认可与否，每一位研究早期文明的学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结论。

　　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最主要的地方类型是东下冯类型[6]。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7]。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显然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8]。

　　“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概念提出之初，它也被称为“东下冯型夏文化”[9]。从该用语的字面意义，可以窥见这一文化界定的研究史背景。对考古学文化归属的判定与对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推断似有一定的关联。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二里头文化的空间分布，即大体上以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为中心，向西达于陕西关中东部，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至豫东开封地区，北抵沁河与中条山以南的垣曲盆地一带（图1）。这一范围大致相当于邹衡划定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10]。后来一些学者划分的其他地方类型，一般仅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共性下，显现出若干当地土著文化传统或同期相邻文化因素的影响，且出土材料尚少，不足以窥其全貌。鉴于此，这里暂不做类型的划分。
　　

　　图1　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据西江清高文[11]附图1改绘，图中编号与表1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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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统计约250处（资料截止至2000年）；1998～2000年洛阳盆地东南缘的调查收录二里头文化遗址46处；2001～2003年洛阳盆地调查收录的125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有101处属新发现。以下所列为近年收录遗址较多的论著和报告，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颍河文明——颍河上游考古调查试掘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8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4] 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7] 张忠培、杨晶：《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8]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张忠培、杨晶：《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9]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西江清高：《地域间关系からみた中原王朝の成り立ち》，《国家形成の比较研究》，学生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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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成康之治 时间：2012-06-27 02:58:00

　　二、二里头文化期聚落间关系及其演变

　　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中，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1]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大的历史时期。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2]。我们注意到，这一“断裂”现象在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虽也存在但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的。这一演进过程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但其中的许多细节我们仍未能全面地把握。

　　从判定考古学文化最重要的指标陶器上看，具有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陶器群形成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3]。作为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在文化因素上取大范围吸收、大规模辐射之势的二里头文化，也是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图2）[4]。

　　在这一区域，早于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其前身之一的一种先行文化，我们称之为“新砦文化”[5]。这类遗存包括以前所谓的“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一期”遗存，二者在年代上应有一段时间共存，分布中心分别为嵩山东南麓的郑州地区和嵩山以北的洛阳盆地。尽管其内部在时空两个方面可能还有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但继续承袭当地龙山文化的传统，文化交流以吸纳大量的东方（含东北方）文化因素为主，构成了“新砦文化”的主体特征。这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由于西方（含西北方）文化因素的大量渗入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真正融合而形成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的面貌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6]。这一时期的聚落群的分布地域基本上限于嵩山周围，且在区域聚落分布上尚看不出一体化的态势。

　　属于新砦期的大型聚落如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铜容器、玉璋及器物上的龙纹图案等[7]为探索二里头铜玉礼器及装饰主题的来源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但它们与二里头文化同类遗存之间还有尚待填补的时间空白。因地制宜的环壕聚落、浅穴式大型建筑[8]，也与后来二里头都邑布局的规划性和高台式的建筑风格有异。因此，从“新砦文化”到二里头二期以后的典型二里头文化，其社会形态应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一般认为，王朝的诞生应当是对这一现象最合理的解释。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前的时期，或可称为王朝形成的过渡期或摇篮期[9]。

　　二里头文化一期时，洛阳盆地东部的二里头已出现超大型聚落或聚落群（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因遗迹遭破坏严重，对这一时期具体的聚落状况还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已显现出不同于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遗存中已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器、白陶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和刻划符号发现[10]。这里似乎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从聚落时空演变的角度看，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二里头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具有突发性，而没有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11]。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12]。

　　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阶段。遗址总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成为宫殿区。这种繁荣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最末期即第四期末。目前，我们已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遗址兴盛期的布局和总体结构。整个遗址由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组成（图3）[13]。

　　遗址中心区位于东南部至中部的微高地上，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的大道，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这是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展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新发现的宫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平面略呈纵长方形，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10余座，分别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的各个时期。已确认第三、四期的多座单体宫室建筑纵向排列，形成明确的中轴线。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出有铜玉礼器的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带有围墙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它遗迹，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图4、5、6）。
　　一般居住活动区位于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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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 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2期。
　　[3] 德留大辅：《二里头文化二里头型の地域间交流——初期王朝形成过程の诸问题から——》，《中国考古学》第四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04年。
　　[4] 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2期。许宏：《嵩山南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管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许宏：《“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6] 许宏：《嵩山南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管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7]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考古》2006第1期。
　　[9] 西江清高：《先史时代から初期王朝时代》，《中国史1——先史～后汉——》，山川出版社（东京），2003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1] 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2期。
　　[12]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14] 大贯静夫：《＜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を读む——嵩山をめぐる遗迹群の动态》，《住の考古学》，同成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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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成康之治 时间：2012-06-27 03:05:00

　　随着二里头大型都邑的出现，在其所处的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1]。我们近年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洛阳盆地进行系统区域调查的结果，也可见这样的趋势（图7）[2]。其中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之所在，除了作为次级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3]。

　　再向外，出有铜、陶酒（礼）器的20多处遗址（面积多在10～30万平方米）主要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洛、颍汝区至三门峡一带，都是所在小流域或盆地内的大中型聚落，应属中原王朝畿内地域各区域的中心性聚落，它们的分布可能与以二里头王都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大致重合（图1）[4]。大师姑城址，则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或方国之都[5]。

　　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始，二里头文化向北越过黄河，向东、西方向也有所推进，而向南推进的力度最大。但上述区域少见出有陶礼器的聚落。外围的若干具有较多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聚落，可能是二里头王朝为获取青铜合金和盐等重要资源所设立的战略据点[6]。
　　

　　

　　其外围的晋南（应属东下冯文化）、豫北（应属下七垣文化等）、豫东（应属岳石文化）等地乃至更远的区域，也出有零星的陶礼器，但日用陶器群应已不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系统。以商州东龙山遗址为代表的陕东丹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面貌尚不甚清晰，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和发掘材料的系统发表。
　　如果说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诸考古学文化类型与该区域各地理单元的分布基本相符，呈现出自然分布的状态；那么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则已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而在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33]。二里头文化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大于此。（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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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贯静夫：《＜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を读む——嵩山をめぐる遗迹群の动态》，《住の考古学》，同成社，1997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3] 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4] 西江清高：《地域间关系からみた中原王朝の成り立ち》，《国家形成の比较研究》，学生社，2005年。
　　[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6]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9] 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10]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1]韩维周、丁伯泉、张永杰、孙宝德：《河南省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数据》1954年第6期。
　　[12] 洛阳地区文物处：《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3] 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14] 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年第1期。
　　[15]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1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1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新密曲梁遗址1988年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1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鹿寺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
　　[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2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2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穰东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2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
　　[2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12期。
　　[26] 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27]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数据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2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数据》1957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29]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博物馆：《垣曲商城（一）：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1] 新郑县文化馆：《河南新郑望京楼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81年第6期。
　　[32]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33]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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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成康之治 时间：2012-06-27 03:10:00

　　三、二里头文化末期的聚落动态

　　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的年代关系，我们倾向于认为二里头四期晚段与二里冈下层早段大体同时[1]。

　　进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郑洛地区的聚落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一阶段，二里头都邑持续繁荣。所有建于第三期的宫室建筑与宫城，绿松石器作坊、铸铜作坊及其外的围垣设施，以及四条垂直相交的大路都沿用至此期末，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此外，至少有3座新建筑得以兴建[2]。需要提及的是，著名的1号宫殿基址也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废弃于三期末，而是与其它重要遗存一样，在第四期一直存在[3]。此期，这里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期起，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开始铸造斝、鼎等以非二里头系统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这与前此以爵、盉等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铸造规制有显著的区别（图8）。有学者进而认为出现铜鼎和铜斝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应属于二里冈下层的最早期阶段”，此期铸铜技术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铸造铜容器的复合范由双范变为三范[4]。
　　

　　图8　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青铜容器的流变
　　（WT245M49属王城岗遗址，C8T166M6、C8M32、MGM2属郑州商城，其余属二里头遗址）

　　与此同时，郑州商城宫殿区一带出现了大型聚落 [仅据《郑州商城》报告[5]披露的地点统计，这一聚落（或聚落群）的面积即可达80万平方米]。这里发现了长100余米，宽约8米的大型夯土遗迹，发掘者认为其应为城墙的夯土墙基[6]。从其存在基槽这一特点看，与郑州商城城墙平地起建的建筑风格有异，因此不排除其为大型建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阶段，郑州一带新出现了存在大型夯土建筑工程的庞大聚落，这在区域聚落布局上是一个值得予以充分注意的迹象。在这一聚落内，还发现了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图9）[7]。此期偏晚阶段，开始兴建郑州商城的城墙；但铸铜作坊尚未投入使用[8]。

　　在二里头和郑州之间的郑洛区，聚落兴废的变化也令人瞩目。前述大师姑城址废毁于此期。偃师商城宫殿区和小城开始兴建。荥阳西史村、高村寺，新郑望京楼等遗址也发现了二里头风格的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组合中新器类的出现，以及青铜礼器从仅为二里头都邑内的贵族使用到见于二里头以外的聚落，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的陶器组合上，以二里头文化系统为主体，同时融进了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外来因素。这一出现于郑洛地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变体或可称为二里头文化“洛达庙类型”[9]，有学者称其为“伊洛·郑州系”[10]。它奠定了日后二里冈文化发展的基础。

　　作为早期王朝初期阶段的二里头时代与二里冈时代，统治者对青铜礼器铸造权保持着绝对的垄断。这种重要礼器生产上的排他性，可以作为判别核心都邑的决定性标志。随着下一阶段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由二里头迁至郑州南关外，二里头都邑沦为一般聚落，二里头时代也就正式为二里冈时代所取代。如果把视野下延至殷墟时代，可知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冈文化、二里冈文化向殷墟文化演进的契机，就是这一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王朝的主都由二里头、至郑州商城再向安阳殷墟的迁徙[11]。可以说，都邑的迁移是导致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演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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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2004～2006年田野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2期，2006年。
　　[3]　许宏：《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宫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2期。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2003年第4期。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9]　袁广阔：《先商文化新探》，《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10]　秦小丽：《二里头时代の土器动态とその背景——中国初期国家形成过程における地域间关系の分析》，《东方学》（京都）第106辑，2003年。
　　[11]　许宏：《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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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jjzh 时间：2012-06-29 14:12:00

　　许宏先生似乎有意忽略了距二里头仅6公里的偃师商城.

　　偃师商城年代上应早于二里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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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222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