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造型研究
发布时间：2021-09-29 10:50
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展起来的一段漫长且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之一。红山文化出土大量的玉雕作品,可称为古玉的文明,其中勾云形玉器是红山文化重要的典型器之一。本文试图从勾云形玉器的诞生背景进行分析,把勾云形玉器归为四大类型,并从多个层面阐述勾云形玉器的功能探索及身份象征。
【文章来源】：美术研究.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复合形勾云玉器（见震旦艺术博物馆编《红山玉器》191页图135)
学术界通过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经过多年研究并郑重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郭大顺更是认为：“红山文化的时代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前期，红山文化是黄帝文化的直根系。”[4]也就是说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是能够对应的。那么，红山勾云形玉器也许就与黄帝文化的生活有关：1，历史典籍多处记载黄帝有龙文化的因素，《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黄帝“乘龙扆云”，意为黄帝乘龙骑云。《山海经·海外西经》还讲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骑龙”归天的整个典故，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的C形龙和玉雕龙和黄帝文化有关。2，《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黄帝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曾担任有熊氏的君长，黄帝的主要图腾为熊。并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5]打头阵的第一位就是“熊”。这些都说明红山的熊文化和黄帝的熊图腾是有关系的。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玉雕龙，实则证实为玉熊龙（郭大顺《红山文化》第146页）还发现有熊的下颌和熊掌，另有双熊首的三孔玉器等。最为神秘是A类云形的勾云形玉器，其竖置起来中间就是玉熊龙的造型，底下犹如两只手托起玉熊龙作祭拜之态（图1）。而历史上“熊”姓的图腾造型和红山文化A类勾云形玉器有很多共同之处（图6）。可见，红山文化在熊文化上与黄帝文化有密切的关系。3，黄帝族还可能与鸟图腾有关，《竹书纪年》说：“黄帝二十年，有凤凰集。”[6]《国语·晋语》云黄帝之子十二姓中，黄帝之后有“人面鸟身者”。黄帝长子玄嚣，《山海经》一书称他建立了“羲和之国”和“少昊之国”，[7]少昊氏，也被称为“凤鸟氏”。这些证明了鸟的元素与黄帝的直系文明有关，红山文化大量的鸟图腾与黄帝文化更是有直接关系。4，黄帝氏以云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说黄帝受命，以云来记事，百官师长也以云为名号。《周易》讲“云从龙，风从虎”，意为龙是由云变化而来。既然如此，那么今人命名的“勾云形玉器”就与云有关，与云有关就与龙有关，与玉雕龙也有关系。甲骨文中的“云”字（图7），和红山文化中“玉雕龙”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史料说明，上古黄帝族所崇拜的图腾里有龙，鸟（凤），熊，云等元素，勾云形玉器正好证明了黄帝崇拜的云图腾，其实是龙，鸟（凤），熊，云的结合体。这些勾云形玉器，可能是轩辕黄帝“有熊氏”的图腾，是“乘龙扆云”的生活写照，是“人面鸟身者”的权杖，是“以云纪事”的法器的集合体。它们既是黄帝族的重要礼器，也是红山先民最高神权的象征。图7 云字的甲骨文（见《书法大字典》）
D类勾云形玉器，可称为复合形勾云形玉器（图5，震旦艺术博物馆《红山玉器》第191页）。国家出土和征集到的数量不多，但世界各地博物馆及民间收藏均有出现，其形态差别比较大。有双勾形玉器，三勾形玉器，梳形玉器，蝙蝠形玉器，还有随意复合造型玉器。从图5来看，此器用兽面纹勾云形器的分解元素组合而成，以两个顺时针勾转和一个逆时针勾转构成全器的主体，周边插饰併牙和单尖弯勾等构件。器表上面的随形弯转的瓦沟纹则强化了回旋运转的动感，整体呈现出中间为主两边对称的端庄形态，在同期器物中是颇为特殊的造型。笔者同样发现，此类勾云形器在竖立起来观赏时，三个卷勾的造型仍然是玉雕龙的侧面形象：中间和上下各为一个玉雕龙，有龙头、龙身和龙尾，各往不同的方向旋转，这样既能保留单体的雕龙形象，又能维持整体的和谐与流畅，它实际上是以三个玉雕龙组合而成的勾云形玉器。这类勾云型玉器的丰富和多样性，不仅体现了红山文化漫长的制玉传承和宽广的用玉边界，也体现了草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观，同时也可能也见证了一人独尊向多种崇拜演变的原始宗教形态的形成过程。图2 玉太阳神正侧面（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见郭大顺主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207页图26)
本文编号：3413582
【文章来源】：美术研究.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复合形勾云玉器（见震旦艺术博物馆编《红山玉器》191页图135)
学术界通过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经过多年研究并郑重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郭大顺更是认为：“红山文化的时代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前期，红山文化是黄帝文化的直根系。”[4]也就是说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是能够对应的。那么，红山勾云形玉器也许就与黄帝文化的生活有关：1，历史典籍多处记载黄帝有龙文化的因素，《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黄帝“乘龙扆云”，意为黄帝乘龙骑云。《山海经·海外西经》还讲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骑龙”归天的整个典故，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的C形龙和玉雕龙和黄帝文化有关。2，《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黄帝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曾担任有熊氏的君长，黄帝的主要图腾为熊。并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5]打头阵的第一位就是“熊”。这些都说明红山的熊文化和黄帝的熊图腾是有关系的。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玉雕龙，实则证实为玉熊龙（郭大顺《红山文化》第146页）还发现有熊的下颌和熊掌，另有双熊首的三孔玉器等。最为神秘是A类云形的勾云形玉器，其竖置起来中间就是玉熊龙的造型，底下犹如两只手托起玉熊龙作祭拜之态（图1）。而历史上“熊”姓的图腾造型和红山文化A类勾云形玉器有很多共同之处（图6）。可见，红山文化在熊文化上与黄帝文化有密切的关系。3，黄帝族还可能与鸟图腾有关，《竹书纪年》说：“黄帝二十年，有凤凰集。”[6]《国语·晋语》云黄帝之子十二姓中，黄帝之后有“人面鸟身者”。黄帝长子玄嚣，《山海经》一书称他建立了“羲和之国”和“少昊之国”，[7]少昊氏，也被称为“凤鸟氏”。这些证明了鸟的元素与黄帝的直系文明有关，红山文化大量的鸟图腾与黄帝文化更是有直接关系。4，黄帝氏以云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说黄帝受命，以云来记事，百官师长也以云为名号。《周易》讲“云从龙，风从虎”，意为龙是由云变化而来。既然如此，那么今人命名的“勾云形玉器”就与云有关，与云有关就与龙有关，与玉雕龙也有关系。甲骨文中的“云”字（图7），和红山文化中“玉雕龙”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史料说明，上古黄帝族所崇拜的图腾里有龙，鸟（凤），熊，云等元素，勾云形玉器正好证明了黄帝崇拜的云图腾，其实是龙，鸟（凤），熊，云的结合体。这些勾云形玉器，可能是轩辕黄帝“有熊氏”的图腾，是“乘龙扆云”的生活写照，是“人面鸟身者”的权杖，是“以云纪事”的法器的集合体。它们既是黄帝族的重要礼器，也是红山先民最高神权的象征。图7 云字的甲骨文（见《书法大字典》）
D类勾云形玉器，可称为复合形勾云形玉器（图5，震旦艺术博物馆《红山玉器》第191页）。国家出土和征集到的数量不多，但世界各地博物馆及民间收藏均有出现，其形态差别比较大。有双勾形玉器，三勾形玉器，梳形玉器，蝙蝠形玉器，还有随意复合造型玉器。从图5来看，此器用兽面纹勾云形器的分解元素组合而成，以两个顺时针勾转和一个逆时针勾转构成全器的主体，周边插饰併牙和单尖弯勾等构件。器表上面的随形弯转的瓦沟纹则强化了回旋运转的动感，整体呈现出中间为主两边对称的端庄形态，在同期器物中是颇为特殊的造型。笔者同样发现，此类勾云形器在竖立起来观赏时，三个卷勾的造型仍然是玉雕龙的侧面形象：中间和上下各为一个玉雕龙，有龙头、龙身和龙尾，各往不同的方向旋转，这样既能保留单体的雕龙形象，又能维持整体的和谐与流畅，它实际上是以三个玉雕龙组合而成的勾云形玉器。这类勾云型玉器的丰富和多样性，不仅体现了红山文化漫长的制玉传承和宽广的用玉边界，也体现了草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观，同时也可能也见证了一人独尊向多种崇拜演变的原始宗教形态的形成过程。图2 玉太阳神正侧面（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见郭大顺主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207页图26)
本文编号：341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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