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
本文关键词：人文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第３９卷第１期财经研究Ｖｏｌ．３９Ｎｏ．１２０１３年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ａｎ．２０１３ 人文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
许和连，吴 钢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７９）
摘 要：文章通过建立多国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人文差异对ＦＤＩ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机制，构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ＦＤＩ区位选择偏好两步估计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１１８个国家（地区）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的中国ＦＤＩ和人文地理数据估算了各国及地区对中国ＦＤＩ的偏好程度，，检验了人文及地理差距对ＦＤＩ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国与中国的人文及地理差距对投资国的ＦＤＩ选择偏好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并且人文差异的作用要远大于地理距离。拥有共同语言是提高各国对中国ＦＤＩ偏好的基础，而增强价值观认同则是提高各国对中国ＦＤＩ选择偏好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人文价值观；区位选择偏好
中图分类号：Ｆ４２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２－１２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成功的跨国投资项目不仅仅是业务经营进入东道国，更重要的是其价值理念和公共关系可以融入当地社会。目前，世界各国居民之间仍存在人文差异，使ＦＤＩ必须在跨文化环境中从事生产组织及管理经营活动，因此，ＦＤＩ其实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与沟通。这使以下问题亟待解决：能否将人文差异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来分析其对ＦＤＩ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如何估算ＦＤＩ的区位选择偏好？人文差异对ＦＤＩ的区位选择偏好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正确看待人文差异以更好地吸收和利用ＦＤＩ？
目前，关于人文差异影响ＦＤＩ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主要从ＦＤＩ的交易成本及管理成本展开。一般认为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等人文差异通过两国居民的“心理距离”影响ＦＤＩ的区位选择（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１）。当跨国公司进入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０ＢＪＬ０４０）；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０１６１１１００２８）；湖南省
２０１１年研究生研究新项目（ＣＸ２０１１Ｂ１３５）
作者简介：许和连（１９７１－），男，湖南娄底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 钢（１９８５－），男，湖南怀化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涉及香港、台湾的“国”均应为“国（地区）”，“国家”均应为“国家（地区）”，“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均应为“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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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市场时，“心理距离”会影响两国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使跨国公司管理难度加大（Ｆｒａｎｋｅ和Ｎａｄｌｅｒ，２００８），尤其是影响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刘兴亚等，２００９），从而增加ＦＤＩ的交易和管理成本及其不确定性。潘镇（２００６）、Ｌｉｎ（２００９）等也均认为文化差异会引起信息不对称，提高ＦＤＩ的成本和风险，进而影响ＦＤＩ的交易效率。“文化距离悖论”则认为文化差异除了给跨国公司带来以上“外来者劣势”之外，也可能通过差异性战略、兼并和学习效应等带来“外来者收益”（Ｌｕ和Ｂｅａｍｉｓｈ，２００４），从而使文化差异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殷华方和鲁明泓，２０１１）。然而，上述理论分析主要基于逻辑演绎，缺乏系统的数理推导，因而仍未能将人文差异对ＦＤＩ的影响纳入到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
实证研究则普遍认为人文差异会对ＦＤＩ区位选择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研究主要利用虚拟变量来替代人文差异，如语言和地理距离（包括共同边境）（孙焱林和胡松，２００４；Ｆｒａｎｋｅ和Ｎａｄｌｅｒ，２００８），或以种族、移民、殖民、建交等关系来近似替代人文联系（Ｇａｏ，２００３；张建红，２００４；Ｕｔｐａｌ和Ｐｅｔｅｒ，２００８）。专门基于人文层面探讨ＦＤＩ问题的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等和Ｌｅｖｉ（２００５）也仅通过地理距离、语言和两国间的人员流动情况来说明国家间的交流与了解是ＦＤＩ区位选择的关键。因此，仍缺乏利用详细的人文差异数据的实证分析。然而，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ＶＳ）、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２００１）及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和Ｗｅｌｚｅｌ（２００５）的价值观指数已较好地测度了各国间的人文差异。基于此，潘镇（２００６）、王俊（２００７）、刘兴亚等（２００９）、殷华方和鲁明泓（２０１１）在研究ＦＤＩ时采用了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２００１）的指标和数据，但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和Ｗｅｌｚｅｌ（２００５）的价值观指数则很少涉及。而且，现有研究局限于直接检验人文差异与ＦＤＩ数量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人文差异先影响ＦＤＩ投资者的区位选择偏好，再影响ＦＤＩ数量的内在过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做出尝试：首先，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考虑市场均衡的多国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人文差异对ＦＤＩ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机理；其次，重视人文差异影响ＦＤＩ的内在过程，在证明引力模型与影响机理模型相对应的基础上，将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等（２００５）的两步估计法扩展到面板数据模型中估算ＦＤＩ的区位选择偏好；再次，以更为综合的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和Ｗｅｌｚｅｌ（２００５）价值观指数来反映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人文差异，分析人文差异对ＦＤＩ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人文差异影响ＦＤＩ区位选择偏好的机理分析
ＦＤＩ本质上是投资者出于其利益考虑的国际经济活动，因此ＦＤＩ的区位选择其实是选择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直接生产某种商品以谋求更高利润。鉴于此，本文假设东道国在某种商品Ｚ上存在特定区位优势（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１），可吸引ｎ个国家的ＦＤＩ。ＦＤＩ投资者在投资前都能准确地进行市场评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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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都是ＦＤＩ的预期收益π，π决定于投资生产商品Ｚ的净利润，即销售额减去生产成本和投资前后的交易成本。东道国给予各国投资者相同的待遇，生产商品Ｚ所需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存在国别歧视，各国生产商品Ｚ的平均生产成本设定为常数ｃ１。但东道国与投资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文和地理距离差异（ｄｉ），使各国投资者产生不同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该成本既可能随商品Ｚ数量增长，也可能具有规模效应而与商品数量无关，为此，本文将由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所产生的管理和交易成本综合划为两部分：一部分直接附加到商品Ｚ的平均生产成本上，其比率约定为λ（ｄｉ）；而另一部分则直接设定为ｃ２（ｄｉ）。λ（ｄｉ）和ｃ２（ｄｉ）都是ｄｉ的增函数。据此，本文以投资商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建立ｉ国的ＦＤＩ投资收益最优化模型：
Ｍａｘπｉ＝ｐ（Ｚ）ｚｉ－ｃ１ｚｉ［１＋λ（ｄｉ）］－ｃ２（ｄｉ）；ｉ＝１，２，…，ｎ（１）其中，ｚｉ为ｉ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ＦＤＩ所生产的商品Ｚ数量，ｐ（Ｚ）为商品Ｚ的市场价格，它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本文假设商品Ｚ为正常品，其市场需求与价格负相关；商品Ｚ不仅需要满足东道国市场，也出口其他国家；各国对商品Ｚ的需求弹性基本相同；各国的商品Ｚ消费量与该国ＧＤＰ正相
ｎ
关。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Ｚ的市场需求曲线为：Ｄ＝α（Ｙ０＋∑Ｙｉ）
ｉ＝１
－βｄｐ（Ｚ），其中Ｙ０表示东道国的ＧＤＰ，Ｙｉ表示第ｉ个ＦＤＩ来源国的ＧＤＰ，α为各国的商品Ｚ消费量与该国ＧＤＰ的平均比率，βｄ为国际市场对商品Ｚ的平均需求弹性。同时，本文假设商品Ｚ主要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商品Ｚ的市
ｎ
场供给曲线为：Ｓ＝∑ｚｉ＋ｚ０，其中ｚ０为东道国自己生产商品Ｚ的数量。在
ｉ＝１
市场出清（Ｄ＝Ｓ）条件下，商品Ｚ的均衡价格可解得：
ｎｎ
ｐ（Ｚ）＝［α（Ｙ０＋∑Ｙｉ）－（ｚ０＋∑ｚｉ）］／βｄ（２）
ｉ＝１ｉ＝１
将式（２）代入式（１），可得：
ｎｎ
ｍａｘπｉ＝ｚｉ｛［α（Ｙ０＋∑Ｙｉ）－（ｚ０＋ｉ）］／
＝１∑ｚｉｉ＝１βｄ－ｃ１［１＋λ（ｄｉ）］｝
－ｃ２（ｄｉ）（３）
求解该最优化问题，整理可得：
ｎ
∑ｚｉ＝ｎｎ
（１ｉ＝１ｎ＋１Ｙ０＋∑Ｙｉ）－
ｉ＝１ｎ＋１０－ｎｄ
＋１－１
ｎ＋ｄ
１∑λ（ｄｉ）（４）
ｉ＝１
式（４）表明各国在东道国的ＦＤＩ总量主要由商品Ｚ的市场需求量来推动，但受到商品Ｚ在东道国的生产能力（ｚ０）、平均生产成本（ｃ１）、平均需求弹
ｎ
性（βｄ）以及各国与东道国的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总量（∑λ（ｄｉ））的共同制
ｉ＝１
约。在以上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各国在东道国的ＦＤＩ总量将是一个固定值，·１２４·
不会因某一国或某些国家投资策略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变换式（４），可得：
ｎｎ
ｚｉ＝α（Ｙ０＋∑Ｙｉ）－（ｚ０＋∑ｚｉ）－ｃ１βｄ［１＋λ（ｄｉ）］（５）
ｉ＝１ｉ＝１
ｎ
令ωｉ０＝ｚｉ／（ｚ０＋∑ｚｉ），代入式（５），可得：
ｉ＝１
ｎｎ
ωｉ０＝｛α（Ｙ０＋∑Ｙｉ）－ｃ１βｄ［１＋λ（ｄｉ）］／｝（ｚ０＋ｉ）－１（６）
ｉ＝１∑ｚｉ＝１
考虑到外资大量进入某国生产某种产品往往是因为外资企业具备某些核心比较优势（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１），而东道国独立生产该产品的能力则较弱，故不
ｎ
妨将ｚ０忽略不计，则ωｉ０≈ｚｉ／∑ｚｉ。为此，ωｉ０可反映ｉ国流入东道国的ＦＤＩ
ｉ＝１
占该年东道国ＦＤＩ总量的比重，即ｉ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由于ｃ１＞
ｎ
０、βｄ＞０、ｚ０≥０以及∑ｚｉ＞０，而λ（ｄｉ）是一个增函数，因此ωｉ０／ｄｉ＜０，即ｉ
ｉ＝１
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与ｉ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负相关。然而，ωｉ０／Ｙｉ＞０，这意味着ｉ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可能与投资国的综合国力优势有关，它不能直接反映ＦＤＩ选择偏好，有必要进一步提炼直接反映ＦＤＩ区位选择偏好的参数。
在开放经济体系中，一国的ＧＤＰ按支出项目往往分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个部分。鉴于ＦＤＩ是投资的一部分，本文假设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投资的比重相同，都为θ（０＜θ＜１），同时将政府购买、净出口以及用于商品Ｚ以外的消费之和以ｋｉ进行简化处理，于是各国的ＦＤＩ为Ｆｉ＝θ［（１－α）Ｙｉ
ｎ
－ｋｉ］，而Ｙｉ＝Ｆｉ／［θ（１－α）］＋ｋｉ／（１－α）。令Ｋ＝∑ｋｉ，可得：
ｉ＝０
ｎ
（Ｙ０＋∑Ｙｉ）＝（ｎ
）（Ｆ０＋∑Ｆｉ）＋（７）
ｉ＝１θ１－αｉ＝１１－α
将式（７）代入式（６），可得：
ωｉ０＝ｎ
θ１－α（Ｆ０＋∑Ｆｉ）＋］－ｃ１ｄ［１＋λ（ｄｉ）］｝ｎ／（ｚ０＋ｚ
ｉ＝１１－αβ∑ｉ）
ｉ＝１
－１（８）
ｎｎ
由于（Ｆ０＋∑Ｆｉ）代表全球各国的ＦＤＩ总量，而ｚｉ可以反映流入东道
ｉ＝１∑ｉ＝１
ｎｎ
国的ＦＤＩ总量，令ωｉｗ＝（Ｆ０＋∑Ｆｉ）／ｚ０＋ｉ，代入式（８）可得：
＝１∑ｚｉｉ＝１
ωｉ０＝θ１－αｉｗ＋１－αＫ－ｃ１βｄ［１＋λ（ｄｉ）］｝ｎ／（ｚ０＋∑ｚｉ）－１（９）
ｉ＝１
ｎ
由于θ１－α、ｃ１βｄ、（ｚ０＋∑ｚｉ）和Ｋ都是模型的外生控制变量，令ｃ＝
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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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人文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5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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