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害了中国人_奉献与创新：袁隆平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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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边】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大国治理网和著名草根学术部落“斯为盛学社”在袁隆平院士80寿诞之时，特奉袁隆平科学精神研究文章以资祝贺！

历史像一台幻灯机，在黑暗的背景上不断放映明朗的片子，阐释那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有着怎样的成就，同时也惋惜他们所走的荆棘路。我们有幸在我们的时代见证了一位光荣的荆棘路上的行者——袁隆平，更加幸运的是我们能同时见证这位行者的圆满。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所创造的条件，也是对行者本身的最好回馈。

袁隆平用自己的一生追求打下了袁隆平精神时代意蕴的注脚。当我们回顾他的一点一滴、一时一事时，，发现最好的定义是科学精神——新时代背景下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内蕴了创新、奋斗、协作与操守。

 勇于批判的创新精神

袁隆平如果因循守旧、盲从权威，也许会成为一名很好的中专教师，但永远成不了伟大的科学家，更遑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于此，袁隆平先生有自己的见解：“要是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正是在这样的创新思维的指引下，才有了袁隆平一步一步培育出杂交水稻的成功。1945年到1964年，近30年的时间内，苏联的李森科和泼莱热的用以否定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新概念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占据强势地位，真正的遗传学研究受到批判，但袁隆平的特点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他通过对李森科“无性杂交”理论的具体实践发现其学说的致命漏洞，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坚持了在孟德尔分离理论指导下进行杂交水稻研究，从而奠定了杂交水稻培育的正确基调。随后面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国际普遍论调，袁隆平反其道而行之，在发现“雄性不育株”之后独辟蹊径地提出了用“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培育体系。正是在“三系法”的独创理论框架下，杂交水稻才缓缓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科学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在杂交水稻的后续研究中，不育率低、制种产量低、杂交种子成本太高等问题接踵而至，袁隆平坚持以基本科学原理为基础，不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将“野败”培育成“不育系”，通过设计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将问题一一解决。在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中国科学界面临着盲目跟风、盗版重复和低水平重复的硬伤考验。而袁隆平的经历告诉我们，唯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坚持实践出真知，才有可能跨进科学的殿堂。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应该以袁隆平为榜样，敢于质疑权威，勇于在艰苦环境下挑战权威，将祖国的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而不是挥霍在简单重复上。

 持续不懈的奋斗精神

从1961年开始产生研究杂交水稻的想法到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历时15年，在这段时间里，袁隆平承受了李森科主义的学术打压，但是通过实践坚持了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由于安江农校简陋的学术条件，袁隆平自费远赴北京，虚心求教，并坚持阅读晦涩的英文原著《遗传学研究》；为了寻找雄性不育株，袁隆平和夫人邓哲顶着7月的骄阳，在田间寻找了3年，而找到雄性不育株的那次更是连续寻找了16天；在十年浩劫期间，袁隆平的试验田两次被毁，在沉重的打击和无耻的暗算下，袁隆平仍苦笑着继续自己的研究。

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初始阶段，由于政治气候关系，不仅没有国际上的学术交流，国内的资源共享也非常有限，袁隆平能依靠的只有实践与对英文原著的借鉴。而杂交水稻的研究因为农作物的季节性，注定了其长期性和艰苦性，袁隆平数十年的坚持，无数次的在失败面前起身，无数次提出新观点，论证，失败，再论证，再失败……一次次枯燥的循环并没有摧垮袁隆平的信心，反而使他更加坚定了前进的方向。

而袁隆平的奋斗精神更加弥足珍贵的地方表现在杂交水稻成功培育以后。1979年名声大振的袁隆平面对高产早稻新组合“威优49”的一片溢美之词自揭其短，指出这个品种还存在抗性较差、生育期较长的缺点，随后又一如既往地投身田间，全身心投入改进工作中。“三系法”取得成功以后，袁隆平敏锐地察觉到未来的杂交水稻发展必须要走向更加稳定和高效的“两系”甚至“一系”，于是他提出全新的“袁隆平思路”。有好心人说：“作为著名科学家，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名声？”袁隆平说：“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铿锵有力的话语不仅是袁隆平的一生写照，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国家和人民利益面前，个人的荣辱不值一提，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所应恪守的原则。

 精诚团结的协作精神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袁隆平也并不是单枪匹马搞研究，他身边始终围绕着一群有着同样愿景、怀有相同志向的亲人、学生以及朋友，正是这种协作精神，才使得杂交水稻在农学水平并不高的中国出现，在经费不充足、科研条件不完备的袁隆平团队出现。

李必湖和尹华奇是袁隆平最早的搭档，作为袁隆平的学生，这两个徒弟起初对杂交水稻的认识并不深刻，但是凭着吃苦耐劳的作风很快融入到袁隆平的研究中。袁隆平对这两个门外汉也没有嫌弃，而是倾自己所学将他们迅速带入门，将自己的资料和观点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共享，而袁隆平的协作精神也收到了良好的回报。1970年袁隆平赴北京查找资料，留守海南岛的李必湖和尹华奇则令人惊喜地找到了培养“三系”的关键——“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作为给袁隆平的最好礼物。

在“野败”找到以后，另一个重要人物加入了袁隆平团队，这就是为“两系法”立下汗马功劳的罗孝和。在海南岛南繁育种所培养的团队默契在科研上也得到了回馈，在得到了袁隆平提供的“野败”后，罗孝和协助袁隆平解决了杂交水稻中诸如优势原理、不育系选育、优势组合选配等疑难问题，并且在1981年作为籼型杂交水稻的主要研究人与袁隆平一起领取了国家特等发明奖，又在2001年以第一功臣的身份摘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罗孝和在古稀之年回首一生时感慨：“没有袁隆平老师的指导就没有我的今天。”而袁隆平的回应是：“罗孝和是杂交水稻事业的功臣，三系法的主将，两系法的元勋。”在习惯了保守、闭门造车的学界，袁隆平的协作精神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如果在协作的道路上走到最后，肯定会双赢。

 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

最开始展现袁隆平过人胸襟的是其对待“野败”的态度，“野败”是三系法的突破口，是将这一最新实验材料封闭起来，还是让更多的科研人员一起协作攻关，袁隆平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在海南基地袁隆平毫无保留地向全国各地的科技人员报告了“野败”的发现，并且无私地将“野败”提供给大家。白天在田垄间操作，晚上向大家授课，就这样，全国的科研人员被迅速带入了杂交水稻的最前沿。由此培养了一大批罗孝和般的杂交水稻专家。罗孝和曾回忆：“袁先生在科研事业中，没有门户之见，我便是他五湖四海的受益者。”

袁隆平曾在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5校担任导师，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被他推荐到国外留学。而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后则是一名印度学者。有人问，你培养的人才都飞走了，心血不是白费了么？袁隆平这么回答：“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都窝在我手下，怎么能超过我呢？”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正是因为袁隆平有这样宽广的胸怀，才使得我国杂交水稻事业迅猛发展，人才层出不穷。科学的发展，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带头者有这样的胸襟与气魄，方能创造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盛况。

 赤胆忠心的爱国精神

从事杂交水稻研究40年来，袁隆平始终站在杂交水稻研究的最前沿，引领着杂交水稻的新走向，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推崇的楷模，堪称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推动袁隆平在科技前沿不断奋斗不断进步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袁隆平有自己的回答：“成绩和荣誉归功于祖国，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杂交水稻产于中国，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会直接导致政治问题，并且引发全世界的骚乱。作为一个心忧祖国的学者，袁隆平深刻地理解粮食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他毅然投身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在枯燥乏味的田垄中一埋头就是几十年。伴随着袁隆平从青春到古稀，这几十年里中国的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将杂交水稻这一沉甸甸的宝物交给了世界，世界的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腰背佝偻了，头发花白了，中国农村的水稻却更高大了——这是袁隆平的40年，是一个为了祖国呕心沥血的知识分子的40年，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学习的40年，是一个值得铭刻在共和国史册上的40年。(斯为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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