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网友看东亚合并_东亚地区社会保障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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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Ｎｏ．２　２０１２

东亚地区社会保障模式论

郑功成

＊

［摘要］　研究东亚地区社会保障模式具有本土意义与世界价值。看待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应当具有历史观与全球视野，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要遵循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需求满足与责任承担、制度结构与发展路径等多个维度。以广义社会保障体系为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日、韩三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较为稳定的地区特色，东亚地区社会保障模式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关键词］　社会保障；东亚模式；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没有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而迅速建立，与西方工业

一、东亚地区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的

本土意义与世界价值

东亚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日本、韩国、中国先后以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成就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世界，其经济政策广受世界各国关注。然而，与经济发展并行的东亚地区独特的社会保障实践却并未引起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保障学界的足够重视，欧美社会保障学者的著作中通常难觅东亚地区的影子，而东亚学者则大多是在遵从西方社会保障思维定势与话语架构的条件下解析着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保障实践。

从文献回顾来看，对东亚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关注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因是西方福利国家遭遇危机议题，从而开始关注非西方国

［１］

）１家。例如，米奇利（Ｊ．Ｍｉｄｌｅ９８５年在分析ｇｙ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

化国家存在差异，政治精英们并没有积极地回应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其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勉强的福利主义”（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ｗｅｌｆａｒｅ　－

［２］

ｉｓｍ）的特点。１９９０年，埃斯平·安德森（Ｅｓ－

）出版《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ｉｎ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ｐｇ

界》一书并风靡一时，但他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东亚地区的福利制度不是被其忽略，就是无法按照其分析框架归入其确定的三种类型。１９９８年，古德曼（Ｒ．Ｇｏｏｄｍａｎ）等人

［３］

提出东亚福利模式的概念。之后，部分东亚地区的学者也开始从比较社会保障分析的视角来认识本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如古允文关于台

４］

，Ｋｗ湾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的研究［ｏｎ［５］

关于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进入本世纪后，

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东亚的福利体制，如日本的武川正吾，韩国的郑武权、金渊明等，但分歧巨大。古允文等在２００７年综述了东亚社会保障研究的进展，并将已有的东亚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研究概括为如

亚洲四小龙”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关系时发现，“

韩国济州岛，２０１０）上的发言，２０１２年１月修正定稿。在本文＊本文系笔者在第三次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讨会（

的形成过程中，谢琼博士、彭宅文博士分别参与讨论并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在此致谢。

—２—

）从政策偏好特征来表述东亚社会保下三类：（１障的特征。东亚社会保障多被描述成为“家庭中、“不情愿的”（心的”（ｆａｍｉ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ｒｅｌｕｃ－－ｙ）、“传统慈善的”（ｔａ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ｉｔ－ｙ）和

“），其共同点是国家威权主义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在福利的提供中处于边缘的位置。（２）以政策体系的特征来表述东亚社会保障的特征。即政府在福利的提供上处于边缘地位，但是不少制度性的福利项目也在东亚地区获得发展，现有的福利政策体系重视教育项目、职业区分的保险项目以及生计调查性的福利项目，这些政策体系的特征多是这些项目的社会分层效果和传统慈善的结合。（）从福利体制论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并对福利３

体制特征进行标示。多数研究者认为，将东亚社会保障归类为现有的埃斯平·安德森的三种福利体制类型是非常困难的，进而开始以自己发现的东亚福利体制的特征来对东亚社会保障进行命）福利体制、生产性名，如家长式（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

（）福利体制、发展型（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ｍｅｎ－ｐｐ）福利体制、儒家（ｔａｌ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福利体制及

［６］）。混合模式（ｈｂｒｉｄｙ

尽管关注东亚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在日益增多，但因起步太迟，加之受西方主导的学说思维定势和过分强调数据的实证分析框架的影响，，注定无法顾及制度特征背后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性原因，从而也就无法描绘东亚社会保障制度的真实面貌。更为关键的是，即使是对东亚地区的关注，也大多将注意力放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并局限于现实制度安排，其对中国大陆的关注严重不足，对东亚地区悠久的历史渊源视而不见，从而只能是不完整的、短视的东亚社会保障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国家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公众，大多知道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对整个世界影响重大，却无法了解惠及当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亚地区社会保障的独特价值。即使是东亚地区的社会保障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重蹈着欧美社会保障学者的传统套路，大多局限于对东亚国家或地区非常具体的、法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上，以具体制度设计的差异性掩盖了东亚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同质性，进而使多数学者对东亚社会保障（福利）模式是

否存在心存疑虑或持否定态度。

上述现象其实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保障学说的重大缺陷。其后果在于，不仅导致了世界社会保障学说的残缺和国际社会对东亚地区社会保障实践经验的忽视，也对东亚国家自己的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实践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重视东亚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用超越西方固化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框架来研究东亚地区的社会保障模式，显然具有弥补当今国际社会保障学说之不足和更理性地促进东亚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意义与价值。

二、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的方法与维度

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任务，是将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置于全球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按照一定的原则科学构建划分标准，看看该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自成一类，并有着与其他模式迥异的特征。毫无疑问，按照以往的“商品化”与“去商品化”测量指标和局限于法定制度安排框架下的思维惯性与划分标准，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很难被归到西方标准下的某一类模式之中。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主导的社会保障理论习惯于注重现实而忽略历史，习惯于只重数据而忘却影响数据的传统与文化等，习惯于只见法定制度安排的“非此即彼”而不见法定制度之外也能够提供相应保障的机制，习惯于只以自己为中心而忽略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研究东亚社会保障模式需要有更完善的研究方法与新的维度。

笔者曾在第七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韩国釜）上强调当代社会保障的发展要有历史山，２０１１

［７］

观与全球视野。因为对于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与

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而言，没有时间的长度，不可能把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规律；没有空间的广度，无以验证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优劣。很显然，现代社会保障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还太过短暂，只有西方国家的实践也太过狭隘。只有将注意力从关注现实延伸到兼顾历史，才能发现特征背后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中国现行的救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两千多年来的做法，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优厚亦与传统的

—３—

官本位色彩相关联。只有将视野从关注本国扩展到考量全球，才能发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对这一制度的深刻影响，才能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独特个性，才可能总结、概括或归纳出不同的模式及其发展特征。只有理性地对待历史与他国的经验与教训，才能超越现实、走出狭隘，寻找到当代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为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更为有效的方案。因此，研究东亚地区的社会保障模式，必须正视现实中历史的短视和全球视野的欠缺，这种欠缺正在影响着东亚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政策的理性选择，同时也给本应具有历史长度并受全球化影响的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强调历史观与全球视野，实质上是强调对社会保障模式的比较研究要从宏观入手、大处着眼。否则，即使是获得绝大多数人公认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也会因丹麦与芬兰之间存在些微差异而不能归为同类，更何况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确实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着现实差异性。因此，在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中，有必要矫正重量轻质、重法定制度轻其他机制的传统取向。过分地强调数据与定量研究，只能反映一个阶段或相对静态的国家制度状况，不能反映动态的、长期的制度运行状况和制度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只能兼顾到制度内的安排而不能兼顾到与之相关的非制度化安排，只能较好地描述出体制与政策而不能充分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与民族特性所产生的作用，再加上统计口径不统一，也会导致比较研究的非全面性。因此，在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究中，应当更加重视质性研究，尤其是要注重宏观、历史、全球角度的质性研究，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三个维度，即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需求满足与责任承担、制度结构与发展路径，其实这也是构成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三个基本维度。

（）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各项社会保障制１

度的确立，都会有相应的理念来支撑并建立在相应的福利文化基础之上，从而既能够解释各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与归宿，也可以从建制—４—

理念与福利文化之中窥探其发展取向。一定的建制理念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目标，一定的福利文化则构成了相应的福利制度生存与发展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与英国同属自由资本主义世界而福利制度的建构却迥异的深层原因。是基于社会公平还是基于经济发展与效率，是追求权利平等还是追求化解风险，是崇尚集体主义还是向往个人自由，等等，这些取向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影响，但历史传统与文化是不能割断的。虽然当代世界各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很难泾渭分明，但在混合中依然可以发现其侧重点。因此，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应当是分析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个维度，也是解构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征背后的传统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性原因的钥匙。

（）需求满足与责任承担。就人类自身的生２

活需求来说，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因为人生中的风险总有相似性，又都具有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家庭小型化趋势不可逆转，个人越来越不可能依靠自身来解决生活需求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每一个人都必须借助个体之外的机制来获得生活保障的满足，那么，用何种方式来满足人生保障的需求，以及如何承担满足需求的责任，便构成了评估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重要依据。一方面，个体需求的满足是依赖家庭还是社会，抑或社会与家庭及其他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中的比重与顺序，既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与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既然人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需要寻求超越个体之上的生活保障，那么，这种保障责任的承担一定是在家庭、社会、国家等之间采取分担的方式，但责任分担却存在着结构不同、各主体责任先后有别、轻重不一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正是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对其进行归类的重要依据。因此，需求满足与责任承担构成了分析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二个维度。

（）制度结构与发展路径。选择什么样的制３

度结构与发展路径，能够反映出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或理念，也是其国民福利需求满足方式与责任承担方式的具体反映。

例如，有的国家是以与就业及收入相关联的社会保险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有的国家实行的是以税收与财政为基础的福利性制度安排，有的国家特别借重市场机制，或者虽然上述形式并存但依然会有主次之分。在发展路径方面，尽管都呈现出从选择型到普惠型的历程，但选择的重点与普惠的进程仍然表现出个体的差异性。因此，制度结构与发展路径是考察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与发展规律的基本依据。

在上述三个维度中，一定的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奠定了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一定的需求满足与责任承担方式决定着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建构，而具体的制度结构与发展路径则是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具体反映。在当代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一般停留在可以量化的第三个维度，而较为忽略甚至完全忽略不能量化或者不能完全量化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维度。

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基本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各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价值取向及具体架构，通过比较研究，便能够对社会保障制度实践进行相应归类。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完成解释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任务，而是在于提供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并在比较中发现东亚国家的共性与差异，最后得出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可以归为或基本归为有别于欧美国家及其他地区国家的一类。而对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概括与理论诠释，应当是下一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

亚福利体制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是值得借鉴的，但不能复制，因为它是建立在涉及政治文化和民族

［８］

。迄今为止，包同质性等众多前提假设上的”

括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其福利发展理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是基于经济发展而非是基于社会公平，是追求化解个体与群体的风险和社会稳定而非基于公民的平等权利，是崇尚集体主义、群体至上而非强调个人自由与尊严。东亚地区的福利文化普遍强调集体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以及儒家的“孝悌”为先，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弥补家庭保障功能的鲜明色彩，国民的心理意识首先认同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之后才是超越家庭之上的社会保障，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通常被国民认为是对家庭保障不足的弥补，而不是实现个人自由和维护个人尊严的条件。因此，在东亚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工具性价值明显高于这一制度的目的性价值。

２．需求满足与责任承担方面的共性：家庭

保障功能强大，单位保障全面，政府强势主导，法定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较明显的补救性特征

在人的生活保障需求方面，无论哪个国家或民族的公民，都应当是基本相通的，但在需求满足方面，却因承担责任的主体与具体供给方式的不同组合而存在着很大差异。根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社会保障提供的主体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社会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家庭和社区及非营利、日、韩三国的社会组织。中（包括台湾地区）保障制度，在福利需求满足与提供主体方面具有鲜明的共性，即个体在遭遇风险时首先会选择依靠家庭（以及家族）获得帮助，家庭被认为是人生最值得信赖的保障；所在社区和所在单位亦会发挥相应的扶助作用，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家庭延伸的性质，如东亚地区的单位保障全面，员工对单位的归属感较强，劳资之间的对抗性较弱，工会的作用普遍不如西方；政府则扮演着强势主导者的角色，规制着家庭保障，牵引着单位保障，自身则提供着国民个体福利需求满足的相应保障。就这一点而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较为鲜明的补救性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亚地区，家庭在社会保障提供中的作用非常明显。琼斯指出，东亚国家的福利制度的特色在于没有劳工的统合主

—５—

三、中、日、韩三国社会保障

制度的共性分析

根据上述三个维度，对中、日、韩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简单的比较后，可以发现，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共性的。这些共性较为鲜明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具有共性：促进经

济发展，化解社会风险，弥补家庭功能，工具性价值明显高于目的性价值

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与制度变迁的路径出发，可以发现，国家的福利发展理念与福利文化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思路。正如彼得·亚伯拉罕森指出的那样：“斯堪的纳维

义，没有广泛的教会的慈善，没有平等的团结，也没有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在福利供给中所扮演的角色，强调亲属关系，因此家人有提供福利和照顾服务的义务，这与西方的福利国家具有很大差别，所以，其将东亚福利

［（）９］Ｐ１９８２１７－

国家称为儒家福利体制。东亚地区各国

的补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农村“五保户”制度就是建立在邻里相互照顾的基础之上的，直到２００６年才由农民共同供养改为财政供养，但对分散居住的“五保户”的照顾仍然。在韩国，习惯性义务”会被邻居看成是一种“

同样具有长期的农耕社会传统，种田互助、全村人互帮的习俗在当今社会里仍然存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东亚地区的单位福利具有独特意义。在中国大陆，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福利几乎包括了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所有福利在内，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所改变，但单位福利仍然是解决个体生活风险的重要保障；日本的企业福利有着很强烈的职工互助色彩，是日本劳工及其家庭成员福利的重要来源；在韩国，单位提供的福利同样构成了个体社会保障的必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东亚地区的单位福利与西方国家的职业福利有着重大差异，单位福利的模糊性，既折射出东亚地区独特的中庸文化，也反映了东亚地区单位制所独有的归属感，这应当是东亚国家社会保障供给和责任承担的一个特色。

正是在功能强大的家庭保障与单位保障下，东亚地区虽然奉行国家中心主义，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主权意识，政府也保持着传统的强势状态，但其直接提供的福利保障却往往具有明显的补救性。当然，这种补救性并非是以绝对的量来衡量的，而是需要同时考虑人们的内心取向与意愿。例如，中国、日本、韩国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使子女不孝顺，老年父母也通常不愿意离开子女而独居；家庭成员之间即使有冲突，但在遇到困难时往往能够相互帮助。这一点也说明在研究社会保障模式时，过度地依赖数据并不一定能够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

３．制度结构方面的共性：以缴费型制度为

主，兼具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发展主义，属于典型的混合型制度安排

在东亚地区，无论是已经定型的日本、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正在加速建设中的中国大陆社会保障制度，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以缴费型制度为主，突出强调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与就业和收入相关联，缴费型的各项社会保险与公积金之类的保障性制度构成了这些国家和

的家庭在社会保障提供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收入保障，更体现在服务保障和精神慰藉方面。家庭在儿童照顾和老年人照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世同堂、扩展家庭同居的比例较高，这是因为，一方面，与子女同住被视为天伦之乐，老人愿意在子女（孙子女）照顾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在东亚文化中，由子女照顾而死，是一种有尊在家中的老人被视为“寿终正寝”严的、体面的死法。东亚地区特殊的幸福观和生死观，决定着家庭成员既有相互保障的刚性义务，也有共同抗拒生活压力与风险的巨大弹性，从而在社会保障提供中具有重要且特殊的意义。、《、《在中国，《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规中均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有明确规定。在日本，个体获得政府社会救助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个体所在的家庭或者与其有血缘关系的人无力提供相应的帮助，这显然是对家庭成员相互保障与家庭福利提供的一种规制。在韩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儒教传统是以家长为中心的社会，孝敬父母的传统在韩国福利模式里同样异常深厚，老年人和残疾人等不是采取以福利机构为中心来收容，而是提倡由各个家庭负责，等等。因此，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少子高龄化”现象的出现及强化，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但毫无疑问，家庭保障仍将是东亚地区国民的最重要的保障机制，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往往需要以家庭为单位或者透过家庭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并在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社区福利与单位福利（或者企业福利）在东亚地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东亚地区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要来源，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家庭保障的一种自然延伸。在中国，一直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社区邻里之间的相互照顾往往构成人生保障—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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