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探讨

  本文关键词：社会保障、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社会保障、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探讨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12-10-8 7:11:20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保证社会公平而建立的一种福利制度。目前，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多选取的是现收现付制。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现收现付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许多国家开始改革自身的社会保障制度，向着基金制转型。在政府探索着如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经济学者也在一直讨论着社会保障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早期的经济学文献多从储蓄和遗产的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Diamond, 1965；Feldstein，1974；Barro，1974)，近期国内的一些理论研究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实践(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杨俊，龚六堂，2008)，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人口增长的决定。Becker和Barro(1988)认为，在给定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全中性的。但是，当生育率内生选择时，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影响人口与经济增长。于是，许多学者开始在人口内生决定的增长框架下分析社会保障制度。Lapan和Enders(1990)认为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会降低生育率，提高均衡时的资本劳动比。Zhang(1995)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如何通过遗产效应影响家庭对于生育率和教育的选择，进而改变均衡时的增长率。
    上述文献都假定父母的生育动机来自于利他主义(Altruism)。本文的不同之处是在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下分析社会保障制度的。Becker和Murphy(1988)指出，许多社会中都普遍长期存在赡养父母的道德或法律约束，而父母会因此为后代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本投入。Ehrlich和Lui(1991)将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模型化，并分析了预期寿命对于生育行为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Zhang和Zhang(1998)通过引入家庭养老机制，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家庭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郭庆旺、贾俊雪和赵志耘(2007)首先分析了养儿防老的儒家传统文化下，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且讨论了社会保障对于家庭养老机制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模型没有将人口和家庭养老机制内生化。贾俊雪、郭庆旺和宁静(2011)进一步的对儒家传统文化信念对社会保障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检验。
    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文献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社会保障如何通过替代家庭养老改变家庭的生育率和教育投入，进而影响人口和经济增长。本文通过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将家庭养老机制内生化，从而引入了社会养老替代家庭养老的经济机制。在社会保障和家庭养老共同存在的经济中，加大社会保障会降低子女给父母的赡养费，从而改变父母对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选择。如果父母从子女数量中获得的直接效用较低，那么生育更多的是为了将来可以获得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就可以通过降低父母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使他们更倾向于减少生育，而转为增加对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但是当社会保障程度较高，使经济不存在家庭养老时，加大社会保障只会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从而提高人口增长，抑制经济发展。因此，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的相互作用是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分析相关政策时，应当考虑到社会保障、家庭养老和人口的相互关系。我国受儒家文化长期的影响，家庭普遍存在着养儿防老的道德信念，而且仍有接近一半的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以家庭成员的供养为主(杜鹏，武超，2006；马忠东，周国伟，2011)。如果养儿防老对父母的生育行为影响较大，而父母从子女数量中获得的直接效用相对较低，那么，社会保障对于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就会非常有效。这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不但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缓解计划生育的压力，扩大人口政策的调整空间，而且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长期发展。因此，在进行相关的政策评估时，有必要对家庭的生育动机和选择做更为细致的实证检验。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基本模型框架；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在该模型框架下分别引入现收现付型和完全基金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分析社会保障对于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最后我们进行总结和进一步讨论。
    二、模型的建立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内生家庭养老、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代际交叠(OLG)模型。每个代表性个人生存三个阶段：青少年期、年轻期和年老期。在青少年期，个人接受教育，形成人力资本。在年轻期，个人生育后代，并且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用于消费、储蓄、家庭养老和子女的教育。在年老时，个人将退休，收入来自于年轻时的储蓄和子女给予的赡养费。在这个模型中，，家庭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选择决定了人口和经济的内生增长。
    (一)个人
    
    B＞0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参数，设为常数。0＜θ＜1体现了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而1-θ衡量了人力资本水平在代际间的传递程度。进一步假设η＞θ，即子女数量对父母效用的贡献不能太低，这将保证家庭的生育率始终为正。
    
    (二)厂商
    厂商利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假设技术满足Cobb-Douglas的形式：
    
    (三)家庭养老机制
    在孝敬父母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下，子女需要将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赡养父母，这相当于家庭内部在代际间达成了一种隐性契约。对于这种隐性契约形成和执行的研究还很少，这里，我们认为子女赡养父母的隐性契约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③假设每一期的社会福利函数为
    
    为了保证在政府没有提供社会养老保障的情况下，家庭内子女赡养父母的养老机制仍然存在，我们需要假设。这一假设的经济含义是社会对于年老人福利的重视程度不能太低。
    (四)市场出清条件
    假设物质资本在每一期完全折旧，于是每一期物质资本全部来自于前一期的储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条件为
    
    三、现收现付型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现收现付制的引入
    现收现付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政府对年轻人收取社会保障税，并将这部分税收作为养老金转移给年老人。如果假设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为τ，而转移每个年老人的养老金为，那么政府在每一期预算平衡就要求
    
    (二)平衡增长路径
    为了分析平衡增长路径下的人口与经济增长，我们令
    
    (16)-(21)式共同决定了平衡增长路径下家庭的储蓄率，对年老人的赡养比，年轻时的消费率，对于后代的教育投入和后代数量

[1] [2] [3]  下一页

上一篇：养老金危机的代际冲突的实证调查 　 下一篇：企业如何实施开放式创新的路径和策略探讨

相关文章

  本文关键词：社会保障、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