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发布时间：2016-12-01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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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18834字 投稿：侯赉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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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旭鹏

史学理论研究 2007年01期

 

　　一如霍米·巴巴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时代的边界上。这并不是说，人类即将把过去抛诸脑后，从此进入一个新境界，而是表达了一种对传统范式的超越之情，不论它是思想的、文化的、制度的抑或其他形式。① 似乎唯有那些时兴的、但又充满争议的被冠以“后”字的种种术语才能概括当前的现实感。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旨趣仅限于对启蒙理性作出否定的话，那么就它所引发的思想上的激动人心而言，不过是在做一件眼光狭隘的工作。“后”（post）的意义不在于强调时间的连续，如女权主义之后（after）；或者暗示时代的断裂，如反（anti）现代主义。相反，这些术语不断体现出一种越界的渴望，显示了它们那用之不竭的修订事物的能量。近年来兴起的后殖民史学体现了这一特征，它试图超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知识边界，对源自西方继而又传播到非西方的现代史学范式作出大胆的修订，力求在批判西方史学和反思非西方史学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后殖民史学的理念与方法在以“庶民研究”为总题的一系列论著中得到了明确体现。本文将考察“庶民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后期转向，以期揭示后殖民史学的若干特点及其在重新定向历史学上的意义。

 

 

　　一、“庶民研究”的兴起

 

 

　　当代后殖民史学的范例要首推持续二十余年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计划，这是一项以印度历史学者为核心，参与者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国际性学术工作，旨在探讨南亚社会底层民众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和反抗斗争。1982年，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编辑出版了《庶民研究》的第1本专辑，到2000年，该文集已经出版了11卷。② 其中，前10卷均以《南亚历史与社会文集》（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为副标题，第11卷则改为《共同体、性别与暴力》（Community,Gender and Violence），预示着21世纪的庶民研究开始关注新的领域和主题。1988年、1997年《庶民研究》先后推出了一本选集和读本，集中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章。③ 此外，庶民研究小组的成员还分别在一些颇具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如《社会文本》（Social Text）、《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再现》（Representations）以及主流学术期刊《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上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回响与争论。如今，庶民作为一种研究视角④ 已经不再仅限于印度和南亚的历史经验，关注不同社会的庶民及庶民意识越来越具有某种普遍性。⑤ 庶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显然也超出了历史学的疆界，正在参与着对当代全球文化空间内的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社会科学知识中的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庶民”（subaltern）的概念来自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意大利历史随笔》一节中首次使用了这一理论术语，并为人们勾勒出“庶民历史”的方法论标准。葛兰西指出，庶民的历史与市民社会的历史进而与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研究庶民的历史就必须关注以下问题：1.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的作用下，庶民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它们在数量上的扩散及其与早已存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渊源关系，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2.它们积极或消极的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3.旨在保住庶民集团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4.为了坚持对部分优先地位的要求，庶民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5.那些维护庶民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6.那些维护整体自治等等的阶层。⑥

 

 

　　葛兰西至少在两重意义上使用了“庶民”一词。首先，用作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不过，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葛兰西声称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⑦ 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庶民认可的过程中得以确立的。其次，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庶民问题的。他指的是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更一般的关系。葛兰西主要在南部意大利这一背景下，谈到了作为从属阶级即庶民的农民。与欧洲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和政治潜力的轻视相反，葛兰西特别提到了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产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他同时提醒人们注意，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性、独创性和具有活力的历史动力机制相比，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农民意识往往被统治阶级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所拘囿，即使在抵抗运动中亦是如此。

 

 

　　葛兰西的这些讨论在庶民研究中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应用。但是，对庶民研究小组而言，庶民的所指更为广泛。古哈在庶民研究的纲领性文献《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给庶民作了如下界定：“作为一种总称，指称南亚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⑧ 这样看来，庶民实际上成为人民的同义语，等同于后者范围所及的各种社会群体和成分。将庶民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单独开列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体现它的特殊性，将之从长期以来被“精英”——外来的殖民统治者和本土的势力集团——的历史所掩盖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以此来纠正印度历史研究中只关注精英，却忽视庶民的现象，重现庶民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性。

 

 

　　古哈指出，印度现代历史研究长期被一种精英主义所主导，它包括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两种形式。两种史学研究方法都带有一种偏见，即把印度民族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归结为精英的成就。前者将印度的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刺激和反应的作用，认为它是印度的精英对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机遇和资源等作出的回应和“学习过程”；后者则把印度的民族主义描述为理想主义者的冒险行为，本地精英投身其中是为了领导人民从被征服状态走向自由。⑨ 双方都假定民族主义完全是精英行动的产物，在任何一个叙事中都没有庶民进行独立政治行动的位置。⑩

 

 

　　庶民研究小组试图表明，殖民精英主义的那种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不是为了民族的普遍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关于庶民的政治意识是在民族主义精英的影响和激发之下才觉醒的说法，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庶民在民族运动中并没有受到精英的控制，庶民政治的目的、方法和行动与精英不尽相同。1942年，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和东部联省地区爆发的让英国殖民者“离开印度”（Quit India）的运动即是一例。这场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有以国大党为主的民族主义精英寻求印度独立的目标，也包括广大下层人民希望改善经济状况的要求。运动由民族主义精英发起，下层人民只是后来才加入。“离开印度”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精英没能将两股力量凝聚起来，制定一个长远的共同目标。(11) 这说明，即使在民族主义政治的领域内，精英的民族主义与庶民的民族主义也多有抵牾。

 

 

　　如果庶民政治不同于精英政治，那么它的自主性的来源是什么？这一政治的原则是什么？庶民研究小组提供的答案是：庶民意识的独特结构或所谓的庶民性（subalternity）塑造了庶民政治。在他们看来，庶民意识是由从属阶级的经验发展而来，从抵抗日常的奴役、剥削和剥夺的斗争中发展而来，这些经历使得庶民政治带有许多它特有的语言、规范和价值，成为一个自主的领域。然而，寻找表现庶民意识的历史证据是困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庶民的历史记述本身就是零碎的，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有关庶民的历史记录大多是片面的，为支配集团所准备和保存，也因而被后者所置换或挪用，它们存在于诸如法庭上的审判、集市里的谣言或造反者的口号中，历史学家在惯常使用的档案中找不到对庶民的真实描述。即使那些较为客观的并对庶民抱有同情的记载，也试图将庶民政治桀骜不驯的事实塞进理性的框架中来理解，失去了庶民意识中最强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其结果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庶民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庶民集团一方所表现出的每一点独立的进取心对于整体的历史学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最终，这类历史只能付诸专著的形式，而每一部专著都需要大量的、往往难以收集到的资料。”(12)

 

 

　　为了强调庶民意识的自主性和连贯性，以补偿它在相关题材文献中的缺失，早期的庶民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南亚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农民反叛的历史，力求发现一些新的材料，从中听到庶民自己的声音。古哈确信，庶民意识的“纯粹状态”是在反叛的行动中成功地表现出来的。(13) 一旦确立了反叛在庶民历史中的核心位置，研究者便开始寻求精英主义表述之外的农民反叛的模式，他们不再将反叛纳入谋求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理解，反对将农民反叛视作精英意志的体现，认为它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和目标，以此说明庶民并非在消极地接受统治，而是在与异化的权力相抗争。由此出发，研究者在面对农民反叛的历史材料时，也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古哈发现，传统的关于农民反叛的历史记录，按照它们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及其相互关系，可分为三级话语类型：官方的记录（第一级）；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同时代人的历史著作（第二级）；距离事件的发生已有很长时间的不代表官方立场的历史著作（第三级）。(14) 从内容上看，前两级话语因其官方特性和时代的局限性而不能反映农民反叛的历史，似乎唯有第三级话语才具有某种客观性。事实上，当历史学家在构建第三级话语时，他所依赖的材料依然是经过挪用的前两级话语，即使其努力保持中立的态度，也还是不自觉地成为官方或精英的共谋，因而无法揭示农民反叛的真正原因。古哈对此的评论是：“一旦农民抗争被收编于英国殖民统治（the Raj）、国家或民族的事业等主导统领的叙述内，历史学家就很容易放弃他应该探讨并描述该抗争特有的意识之责任，而满足于把它归因于某种超验意识……仅仅把他们再现为某种其他意志的工具。”(15)

 

 

　　既然发现真正的庶民意识有诸多限制，历史学家能采用的唯一方法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阅读主流历史，从文本记录中找出体现着对抗性的那些环节并对之予以新的解释。这样做尽管困难重重，但毕竟为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使之能够绕开精英主义的逻辑，达到重写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南亚历史的目的。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在古哈对早期庶民研究的构想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史学编纂的任务在于解释过去，为变革世界提供帮助，这种变革涉及一种意识上的激进转变。”(16) 庶民研究也因此取得了非同反响的成功，以一种激进的史学观念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地位。(17)

 

 

　　二、“庶民研究”的转向

 

 

　　早期的庶民研究由于确信存在一种自主的庶民意识，这就使得对农民反叛历史的真实再现变成了寻找庶民意识的特有结构，似乎有意将作为从属阶级的庶民从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形成与精英的对立。诚然，通过庶民主体的再建，确立统治／抵抗、殖民者／受殖者以及西方／非西方的对立，有助于在一个简单明了的二元架构中分析权力的运作。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模式却制约着对权力参与形式、斗争方式及其发生偏离和遭到挪用的理解。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在《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纂》中指出，庶民研究小组设想存在一种纯粹的或基本的庶民意识形态，可以不依靠殖民话语和实践达到其真理，这样做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因为庶民研究的本意是反对精英主义的历史撰述，即反对将精英视作历史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否定了历史上必须有一个统领一切的结构的观念。而将庶民作为一个特定的结构独立于精英，进而将之作为书写历史的主体，又不可避免地坠入到他们所反对的本质主义之中。(18)

 

 

　　这种研究趋势同样引起了庶民研究小组内部的注意。在之后出版的《庶民研究》专辑中，研究者在以下两方面有了更多的认识。首先，如同统治和抵抗都不是独立存在，不能排除一方去单独讨论另一方一样，庶民与精英的历史也总是相互纠缠在一起，发现未被精英主义的权力所玷污的纯粹的庶民意识其实是很困难的。吉安恩德拉·潘迪强调，纵然是底层的各种叙述也不能使人们直接听到庶民真实的声音，自动带来历史的真相。聆听来自边缘的声音、发掘记录庶民言行的“断片”（fragment）只是提供了一个了解过去的机会。阅读历史文本的目的在于跨越传统的界线，打破其固定含义，对之作出新的解释，从而获得一种替代性的视野或者至少是另一种视野的可能性。(19) 这样一来，发现庶民历史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取代精英的历史，而是追踪精英历史实行删改、压抑、排斥的痕迹，以便提供不同的叙述。

 

 

　　其次，就庶民本身而言，它所涵盖的多种社会成分，因其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无法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形成统一的意识，更不用说庶民内部就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马隆认为，庶民群体中可能存在的与精英的同谋关系、等级制度和监督体制清楚地表明，没有所谓纯粹的和透明的庶民认同，大多数庶民既是被统治的对象也是统治者。(20) 斯皮瓦克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强调，即使具有主体意识的庶民阶层得到再现，仍然无法揭示男权支配下的性别差异。庶民中的女性群体消失在男权话语的喧嚣中，她们不能发声，没有自己的历史。(21) 古哈在后期的著作中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承认，那些有关农民反叛的历史记录的确没有考虑过妇女的感受和要求，以及她们在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古哈同时还呼吁人们注意处于殖民者的权力尚未确立的地区的人民，他们由于研究者过多关注于庶民与精英的对立关系而被忽视。(22) 这些都说明庶民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和意愿，不能简单地加以概括。

 

 

　　对庶民历史破碎性、不连贯性和不完整性的认识，使学者们逐渐肯定了庶民意识内部的分裂性，以及庶民意识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的经验共同建构而成的事实。问题的焦点也因而从“什么是纯粹的庶民意识？”转向“庶民意识是怎样被表述的？”庶民研究的方法和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庶民研究接受了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的影响，(23) 不再将视野局限于农民反叛的历史，开始关注庶民的日常经验和历史记忆。这使得研究者更加注重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以一种“逆其纹理”（against their grain）的阅读方式从中获得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24) 萨义德·阿明的《事件、隐喻、记忆：1922—1992年的曹里曹拉》一书表明：在书写“替代性历史”的过程中，即使不能找到关于曹里曹拉的真正替代性叙事，仍会有许多新发现。(25) 1922年，一群忠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攻击了曹里曹拉镇的一个警察局，打死烧死了22名警察。这次事件震惊了整个印度，甘地因为没能制止群众的暴力行为而承认这是自己“最惨痛的耻辱”，“曹里曹拉事件”也因而在有关民族主义运动的叙事中成为不光彩的污点。阿明梳理了地方档案馆和英国官方记录中所有能找到的文献，以便重构历史事件本身以及全国和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方式。此外，他还花费了数周时间从事他称为“历史田野调查”（historical fieldwork）的工作，与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在事件的发生地交谈。借助这些“断片”性的史料，阿明质疑了既存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揭示了它们被制造出来的过程：英国殖民地法庭用于判定事件的大部分证据从法律上看是真实的，但在它背后，却是对同案检举者（那些提供证词以换取豁免的事件参与者）复杂的审判过程，以从中诱导出满足法律真实性的叙述。(26) 据此，阿明一方面通过探讨经济、文化的空间与活动，唤起曹里曹拉事件在1922年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历史田野调查”拓展了这一事件的当下意义。无论是讨论刑法的程序还是对事件的当前回忆，阿明对于事件意义在时空中的散布都异常敏感。即使他不会创造出“替代性的历史”，但多层次的调查还是引出了许多不同的故事。(27)

 

 

　　一旦庶民意识的表述问题被推上前台，在殖民地印度传播的现代知识的整个领域就向庶民历史敞开了。很多以前研究过的主题，如殖民统治的扩张、英语教育、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都被庶民研究学者赋予新的探究方向。更多的研究重点则集中在现代国家和公共制度方面，正是通过它们，理性和科学的现代观念以及现代权力体系才得以在殖民和后殖民的印度传布开来。学院和大学、报纸和出版社、医院和医疗体系、人口普查、登记注册机构、科学制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庶民研究的新主题。1999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10卷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转变，编者在《前言》中声称：“我们已经扩展了批评的焦点，以便将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我们的兴趣范围也超越了历史学科，并且去解决当代政治和知识政治学的问题……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本着这一思想，近来出版的几卷《庶民研究》试图扩大我们的探询，探索新的方向和解决新的问题。”(28)

 

 

　　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变表明，在重写殖民地时期印度的历史时，更为可行的办法或许不是在精英话语之外确立一种对立的模式，而是“从占支配地位的结构的内部缝隙中来寻找其基础”，(29) 也就是说从精英话语内部着手，清除其中的普遍性论断，尽可能地展现那些被掩盖了的、体现着差异的事实。拉塔·曼尼在对殖民地时期有关印度妇女殉夫自焚现象的争论的考察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她指出，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殉夫风俗，传统的观点都建立在某种预设的普遍话语之上，即将这一习俗置于传统与现代、奴役妇女与解放妇女、野蛮的印度教言行与英国的教化使命等二元对立的框架内来分析，都带有19世纪早期殖民统治和本土男权话语的痕迹。这种作法不仅掩盖了妇女真实的心声，也为利用性别观念来强制实施新形式的统治创造了条件。(30) 曼尼试图以此说明，对庶民历史的还原与重构，首先应当将“历史”从精英主义的主导叙事中解放出来，把那些遭到挪用的，代表着本土历史的破碎的证据和失落的环节重新整合起来，写出另一种体现着多样性的和更为丰富的历史。

 

 

　　三、后殖民史学与历史学的重新定向

 

 

　　总的说来，庶民研究在对现代西方历史观念乃至整个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批判中取得了一定成功。伊格尔斯在为新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2005年）一书所写的后记“21世纪初的回顾”里，将庶民研究作为非西方抵制单向流动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外”，认为它“在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中，参与了西方的对话”。(31) 尽管庶民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与印度或南亚的历史相关，但就其方法论而言，庶民研究所采取的后殖民主义立场，对非西方或第三世界的历史编纂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对它的界定因其在不同领域的多重表现而显得既困难又复杂。(32) 简言之，后殖民主义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视角：(33) 通过对殖民主义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欧洲或西方强势意识形态的批评与反思，为非西方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一种选择。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说，后殖民主义是对作为纯粹客观研究范式的启蒙主义历史传统的批判和质疑，这一传统的核心是理性主义和进步观念，它相信人类的历史会沿着一条不断向前发展的直线持续下去，最终进入更为理想的状态。在黑格尔那里，这一线性的历史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所谓的历史主义，它不但强调了西方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也把非西方的历史作为“个别的”和“特殊的”形态纳入自己的表述体系内。(34) 历史主义尽管有着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色彩，但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和现代性传播的过程中，它和那些看上去更加客观和中立的科学、民主等观念一起，被非西方欣然接受。从19世纪晚期开始，非西方的历史学者逐步意识到线性的、进步的历史与现代民族国家相生相成的密切关系，在他们眼中，“历史”不再是一种中性模式或认知过去的科学，而是非民族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主要政治工具，非民族国家必须自我建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才能求得生存，进而获得机遇，通过竞争步入“现代”。(35)

 

 

　　一旦某种目的论（如获得现代性）成为非西方追求的终极目标，重建自我的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那些对西方兴起予以肯定描述的话语被非西方有意识地接受下来，以此作为重塑过去和将自身从历史的边陲拯救出来的修辞。这样一来，非西方的历史学逐渐脱离了与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写作实践，它的叙事方法和编纂模式也被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所代替。佐藤正幸在谈到东亚历史学界对西方史学范式的接纳和适应时指出：“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这个有着2000年历史编纂传统的国家竟然也转向了西方的撰史传统……对东亚来说，现代西方历史研究的介入宣告了东亚史学编纂风格的结束，这一风格曾力图对整个世界作出全面的描述。”(36) 与此同时，凭借着强大的学术生产能力，西方能够把各种历史话语和理论进一步输出到非西方，引导后者的学术取向，使这些话语和理论成为全球性现象。(37) 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把这种国际学术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形象地称作“无知的不对称性”（asymmetry of ignorance），也就是说西方可以对非西方的知识和经验保持无知或漠视的态度，，非西方却不能这样。这种不对称的结果无疑会加速西方历史观念的普遍化，有可能使“其他的历史在一种特定的方式里都成为‘欧洲历史’这一主导叙事的变体。”(38)

 

 

　　后殖民史学反对这种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历史主义话语，也反对将这一历史观念不加分析地应用于非西方或第三世界的历史编纂中。尽管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循某些共同的规律，但必须看到不同社会历史演进的独特性，如果一味地将全体社会纳入同一的框架内分析，无疑会忽视历史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查克拉巴蒂主张将代表了普遍价值的欧洲历史“地方化”（Provincialize），(39) 认识到它在解释不同社会历史发展时的局限性，从而揭示出掩盖在普遍历史之下的多种可能。一般而言，人类总是根据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来想像它的未来，这就使得对过去的叙述变得十分重要。叙述过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西方以所谓的“大写历史”（History）确立了叙述过去的模式后，非西方所要做的并不是去追随这一模式以“发现”自我的历史（这曾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40) 而是去自主地建构关乎自我的多种历史（histories），将之从被普遍历史否定或边缘化的境地中显现出来。后殖民视角的引入，有助于认识到非西方历史的能动性，进而对它的未来发展作出新的定向。

 

 

　　当然，正如庶民研究后期转向所显示的，重新定向非西方历史学的关键不是要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这首先需要我们意识到前者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以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保存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克服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其次，尽管批判或解构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模式，但重建自我的历史并不是一种虚无的颠覆行为，它仍然需要把重新阐释西方作为回归自己历史性的有效途径。以现代性为例，由于后殖民批评的首要任务是摒弃所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导叙述，现代性叙事便率先成为被清算的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不只存在一种现代性，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现代性。后殖民主义还应当关注西方现代性在进入世界其他地方时发生的变化，以及新的不同形态的现代性的出现。(41) 再次，那种认为反理论一定要回归传统，从自我社会和文化内部寻找分析和描述历史动力机制的观念也是不可取的。由于在我们的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生产的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无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为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执意回归传统，不能说是一厢情愿的虚妄，也是一种为现存文化和社会秩序辩护的保守行为，更会以非西方与西方的对立代替对自身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退一步说，即使能够回到传统，用之来疗救西方的种种弊病，但考虑到传统被附加的太多现代含义，它已经失去了其真正内涵。(42) 最后，重新定向非西方历史学的有效办法可以采取一种比较的视野。比较的价值在于从比较的行动中找到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而寻找双方的交汇点和共同接受的原则，而不必去陈述具体的历史事件或抹杀任何一方的特点。合乎规范的比较标准因而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在关注宏观历史理论的同时，加强对具有个案性的区域历史的研究，尤其关注那些被忽视和被曲解的历史，倾听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细微的声音。唯有吸纳尽可能多的事实，才能确立客观切实的比较原则。

 

 

　　如此看来，后殖民史学的目的是要穿越横亘在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之间的边界，创造出一种第三类的书写历史的形式。霍米·巴巴在对文化混杂性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颇有新意的“第三空间”理论，借助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后殖民史学的意图。巴巴指出：“文化的所有形式都不断处在混杂的过程之中……混杂性的重要之处不在于能够追溯产生第三种东西的两种本原，混杂性不如说就是那个令其他各种立场得以出现的‘第三空间’。这个‘第三空间’置换了建构它的历史，树立起新的权威结构和政治动因，而这些都是现有的知识未能充分了解的……文化混杂的过程引发了一种不同的东西，一种崭新的以前未被认识的东西，引发了一个意义和表征的谈判的新时代。”(43) 同样，后殖民史学的这种策略上的混杂亦非对西方的妥协，或者将本土多元的表达置于高等的价值地位，它所努力建构的书写历史的新模式是为了消解居于霸权地位的历史话语，使非西方被压抑的历史或文化形式能够参与到一种平等交流的语境中来。

 

 

　　然而实际上，正如查克拉巴蒂所述：“将‘欧洲’地方化的计划指向一种尚未存在的历史”。(44) 这一方面是说，后殖民史学至今无法在主流的历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这也并非后殖民史学的目标，因为一旦进入主流，也就失去了它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一种矛盾，因为后殖民史学所追求的平等与社会正义正是它所批判的启蒙理性的一个内在准则。这一矛盾决定了后殖民史学在对历史学重新定向的努力中，不会仅仅满足于对启蒙叙事的否定。“后殖民”的“后”在这里的意义不只是颠覆性的，相反，它必须承担更多的建设性义务。约恩·吕森在对历史思考新途径的展望中建议走一条中间路线，既不放弃现代主义的成就，也要给予后现代主义同等观照，只有这样，才能拓宽和深化对历史的思考，理解历史的整体复杂性、它的美学和认知特征、它脱离实践的方法上的独立性以及它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功能联系。(45) 后殖民史学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注释：

 

 

　　①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1.

 

 

　　② 《庶民研究》的第1—6卷由拉纳吉特·古哈主编，从第7卷开始，改由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萨义德·阿明（Shahid Amin）、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等人轮流主编。

 

 

　　③ 参见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eds.,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Reader,1986—1995,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④ 有关庶民视角在史学编纂中的特点及作用，参见Veena Das,“Subaltern as Perspective”,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VI,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10—324.

 

 

　　⑤ 例如，1994年冬季号的《美国历史评论》就以“庶民研究”为题召集了一场参加者来自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讨论会。庶民问题在拉美也备受瞩目，相关著作可参见Latin America Subaltern Studies Group,“Founding Statement”,Boundary 2,20 (Fall,1993),pp.110—121; Florencia E.Mallon,“The Promise and Dilemma of Subaltern Studies: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9,No.5(Dec.,1994),pp.1491—1515; Ileana Rodriguez,eds.,The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庶民研究》系列的各种文选也被译成西班牙语、法语、孟加拉语、印地语、泰米尔语和日语出版，中文选译本也于2005年问世，可参见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林德山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⑥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⑦ 这里的“领导权”与通常所说的“霸权”在英文里都表述为“hegemony”，有学者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相应的汉语表达方式，如果注重某一文化主体对另一强势文化的主动选择，可以使用“领导权”，如果强调文化主体的被动接受，则用“霸权”。参见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⑧ Ranajit Guha,“Preface”,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I.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vii.

 

 

　　⑨ Ranajit Guha,“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I.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pp.1—2.

 

 

　　⑩ 第一种精英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安尼尔·希尔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受到英国高等教育并在殖民机构中任职的本地精英为了与殖民统治者分享权力和利益的一种行为。参见Anil Seal,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John Gallagher,Gordon Johnson,and Anil Seal,eds.,Locality,Province,and Nation:Essays on Indian Politics,1870—19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而后一种精英主义史学则把本地精英塑造成殖民统治的反抗者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推动者，却无视他们与殖民政府合作及压迫人民的一面，当然也否定了人民大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贡献。代表性观点可参见Bipan Chandra,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dern India,New Delhi:Orient Longman,1979.

 

 

　　(11) 参见Stephen Henningham,“Quit India in Bihar and the Eastern United Provinces:The Dual Revolt”,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Ⅱ,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130—164.

 

 

　　(12)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6—37页。

 

 

　　(13) Ranajit Guha,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

 

 

　　(14) Ranajit Guha,“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Ⅱ,pp.1—40.

 

 

　　(15) Ranajit Guha,“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p.38.

 

 

　　(16) Ranajit Guha,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p.336.

 

 

　　(17) 关于庶民研究的激进性，可参见Henry Schwarz,“Subaltern Studies:Radical History in the Metaphoric Mode”,in Henry Schwarz,Writing Cultural Histor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d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pp.128—161.

 

 

　　(1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Subaltern Studies: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Ⅳ,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30—363.

 

 

　　(19) Gyanendra Pandey,“Voices from the Edge:The Struggle to Write Subaltern Histories”,in Vinayak Chaturvedi,ed.,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0,pp.284,285,296.

 

 

　　(20) Florencia E.Mallon,“The Promise and Dilemma of Subaltern Studies: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n History”,p.1511.

 

 

　　(21)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London:Macmillan,1988,pp.271—313.

 

 

　　(22) Ranajit Guha,“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in Shahid Amin and Dipesh Chakrabarty,eds.,Subaltern Studies Ⅸ,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12.

 

 

　　(23) K.Sivaramakrishnan,“Situating the Subalter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Subaltern Studies Project”,in David Ludden,ed.,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Critical History,Contested Mean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outh Asia,London:Anthem Press,2002,p.216.

 

 

　　(24) Vinay Bahl,“Relevance(or Irrelevance) of Subaltern Studies”,in David Ludden,ed.,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Critical History,Contested Mean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outh Asia,p.361.

 

 

　　(25) Shahid Amin,Event,Metaphor,Memory:Chauri Chaura,1922—1992,Delhi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6) 阿明对庭审材料的文本分析显然受到人类学倡导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论的影响，即深入到文本的表面之下去寻找积累的推论和暗示的层次。在此之前，新文化史的主将娜塔莉·戴维斯在其名著《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文本分析方法。她认为，罪犯的求赦书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种对真实情况的叙述，而是采取了一种欺骗性的策略，以求感动国王，获得特赦。只不过阿明侧重于法庭想达到的目的，而戴维斯强调了罪犯的要求。参见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7) 相关评论亦可参见Gyan Prakash,“Subaltern Studies as Postcolonial Critic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9,No.5(Dec.,1994),pp.1488—1489.

 

 

　　(28) Gautam Bhandra,Gyan Prakash and Susie Tharu,“Preface”,in Gautam Bhandra,Gyan Prakash and Susie Tharu,eds.,Subaltern Studies X,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v.

 

 

　　(29) Gyan Prakash,“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Indian Historiography”,Social Text,No.31/32,Third World and Post-Colonial Issues(1992),p.11.

 

 

　　(30) Lata Mani,“Contentious Traditions:The Debate of Sati in Colonial India”,Cultural Critique,No.7(Autumn,1987),pp.119—156.

 

 

　　(31)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32) 阿里夫·德里克从全球化的语境对后殖民主义的界定较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参见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Critical Inquiry,Vol.20,No.2 (Winter,1994),pp.328—356.近期对后殖民主义的全面探讨，可参见Vijay Mishra and Bob Hodge,“What Was Postcolonialism?”,New Literary History,Vol.36,2005,pp.375—402.

 

 

　　(33) 通常并不把后殖民主义当作一种“理论”，因为它构不成系统的理论来取代它所批判的东西。后殖民主义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洞察力或视角，能够提出挑战传统观念的新观点。参见杜赞奇：《后殖民史学》，金富军译，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卷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4页。

 

 

　　(34) 有关后殖民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可参见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35) 对这种历史观的研究和批评可参见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London:Zed Books,1986;以及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36) Masayuki Sato,“Cognitive Historiography and Normative Historiography”,in Jr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New York and London:Berghahn Books,2002,pp.129,134.

 

 

　　(37) 仅以国内世界史学界为例，从前些时候盛行一时的现代化研究，到不久前颇受争议的后现代史学，再到现今方兴未艾的全球史，我们的学术热点和学术兴趣一直是在追随和回应西方。当然，其中也不乏站在中国立场上对西方理论的反思，比如，于沛先生最近提出从民族历史记忆的角度重构全球史即是一例。参见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38) 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 ‘Indian’Past?”,Representations,No.37(Winter,1992),p.1.

 

 

　　(39) 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 ‘Indian’Past?”,p.20—23.

 

 

　　(40) 比如，20世纪中叶的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宣称，从12 世纪开始的周期性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初发的，或者“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甚至，它本身就具备发展成“真正”资本主义的潜力，而且如果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抑制它的话，它早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种观点显然建立在阅读欧洲历史后所产生的憧憬之上，而且形诸于一种中国原本没有但日后从西方移用过来的论述之中。参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第132—194页。

 

 

　　(41) 参见Couze Venn,The Postcolonial Challenge.Towards Alternative Worl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尤见第二章“Modernity,modern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sent”,pp.41—76.

 

 

　　(42)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德里克对新儒学的批评。参见阿里夫·德里克：《边界上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的重新发明》，郝田虎译，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72页。

 

 

　　(43) Homi Bhabha,“The Third Space: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in J.Rutherford,ed.,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90,p.211.

 

 

　　(44) 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 ‘Indian’Past?”,p.20.

 

 

　　(45)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作者介绍：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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