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转向及其政治意蕴

发布时间：2016-10-25 17:27

本文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转向及其政治意蕴，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不仅拒啄资本逻辑的真实性；（４）从实体对话语；从实体到话语的历史叙事变化，在直接的意义上，只是；在当代激进主义思潮中，虽然很少像吉布森一格雷汉姆；这种转向在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变迁给左派造成；上述四种基本转向，并非等值的；万方数据；主义实际过程及其后果的具体分析；三、历史认识论的摇摆与当代左派理论困境在《正义的；每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对批判理论带来了新的挑；

不仅拒啄资本逻辑的真实性。而且在理论姿态拒斥了逻辑，由此把理论本身面向作为在当代已经颠倒为本体论威胁的原初“死亡”的话语恐怖主义。

（４）从实体对话语

从实体到话语的历史叙事变化，在直接的意义上，只是上述形式与内容问题的一种公开表现。其确切的含义在于：当反本质主义的形式分析成为主导，而语言学叉成为这种主导的实现途径，话语便成为操作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多数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以利奥塔为起点的反本质主义后现代立场，无论是在文学、历史和政治领域中，还是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或其他少数派话语中，话语都是中心问题。

在当代激进主义思潮中，虽然很少像吉布森一格雷汉姆联盟那样采取极端的否定资本主义现象的话语主义策略ｌ７１，但是几乎所有的受惠于（后）结构主义的激进思潮都免不了这种倾向。因此，这种转向，在今天的激进主义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这种转向在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变迁给左派造成的困境的一个征兆：在差异、多元已经成为事实的背景下，左派如何既尊蘑这一事实（因为这本身便是左派不变的目标），又占据一个使之统一起来的同时又不会限人单一主体中心的普遍性位置，从而避免传统阶级路线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现象使物化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占据一个没有物化的客观位置，从而既保留主体想象又回避传统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误，等等。话语为摇摆这种困境提供了逻辑上的工具。然而，这毕竟是取消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悖论性事实：激进主义话语异常增殖，而斗争的目标，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正和平等，还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与多元，越来越无法实现。甚至在理论ｔ越来越模糊。

上述四种基本转向，并非等值的。就主客体、共时性与历史性来说，无论在认识论层次上还是本体论层次上，都不必然构成对马克思历史叙事的替代和挑战；但形式与内容问题、实体与话语问题却不可避免地具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冲动，因为它们已经假设马克思主义是从属于１９世纪的古典知识型，而它们自己的目标便是替代那种知识型。在总体上，它们都提出一个问题，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结论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已经出现很大的裂痕，因此不仅需要重新反思这些结论，而且需要反思形成这些结论得以产生的历史认识论。这个要求并非不合理。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说，问题始终是具体。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原则，而是对当代资本

万方数据

主义实际过程及其后果的具体分析。这一方面显然是当代激进主义的基本缺点。它们过于依赖理论自身，，甚至在直接的意义上陷入了布迪厄批评的那种“自指性”，即把理论变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圈子，它们与身外的客观世界不再具有真实的联系，就如自吹自擂的媒体那样。因此，当鲍德里亚说，“海湾战争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诸如此类的激进思潮的性质。

三、历史认识论的摇摆与当代左派理论困境在《正义的中断》中文版序言中，南茜?弗雷泽勾勒了政治文化中左翼的四个“划时代变化”。

每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对批判理论带来了新的挑

战。它们是：第一，“作为社会斗争的特殊轴心的阶级斗争的去中心化”，由此产生的是“对压迫结构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第二，“作为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由此产生的是“放弃经济主义的观点”从而“创造新的、多维度的正义理解”；第三，“‘威斯特伐里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由此产生的是对多层次的正义理解；第四，替代选择的缺乏，结果是“放弃对过时模式的怀旧之情和对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庸俗庆贺”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的社会的全面

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

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构的愿景”…。这种描述方式不一定完整勾勒了当代激进政治的图景，但确实阐明了激进理论运动的四个核心维度。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当代政治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新的历史认识论支持下激进政治理论重新定义政治地平。并且，正是由于在上述四个维度上政治现实要求和各种新的历史认识论之间的短路，人们往往以新的政治事实作为在理论上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天然合理性，而实际

上压抑了重新探讨历史认识论的理论意义。而这

一点，造成后马克思主义姿态的流行。

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在直接的意义上，原因即在于此。它公开宣称当代政治的三个不可能性：主体（无产阶级）的不可能性；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不可能性；以及社会的不可能性。因此，需要在话语上打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核心观点，即主体和阶级概念、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观点以及作为非对抗的共产主义概念，分别代之以多元主义的主体（如女性和少数）、偶然性逻辑和对抗性假设。特殊的是，在多元主义、偶然性逻辑前提之上，他们认为：“霸权实践的地形是在社会之根本的暖昧性（ｔｈｅ

ｆｕｎｄ舳ｅｎｔａｌ枷．

ｂｉｇｕｉｔ）ｒｏｆ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之上建构的，无论是孤立地还

是通过其在关系系统中的定位，都不可能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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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方式来判定斗争的意义”［５］１７０。从而，他们以此拒斥了对各种传统形式斗争之实质意义的评价，也拒斥了以具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利益）为目标的斗争。把社会历史的变迁交给非本质主义的“对抗性”。至此，激进主义变成了一种纯姿态。

从这一点看，后马克恩主义的关键特征便在于，它不是直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提出的社会改造难题的，而是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其不意的新颖解读作为焦点，通过这一点，它努力推动马克恩主义的多样性，即在话语上解放自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２０世纪的发展来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一步一步加深的激进形势的危

机背景下——方面是包括二次世界大战和当代

霸权主义战争、种族主义冲突等当代危机在内的危机普遍化，另一方面是左派对于危机反应的无能，理论最终把反思的矛头指向自身。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便明确表明了这一方向，（后）结构主义的流行做了一个高效的加倍，而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它已经变成一种维持理论本身的基本策略。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当历史与结构的争论开始成为显著的问题的时候，施米特便敏锐地强调“如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务在于坚决地否定对历史的结构主义否定”［２】１２３。在他看来，后者代表着一种对历史的漠不关心。尽管本文作者并不同意其具体的结论，但欣赏隐含在其论辩之中的一个基本立场：在今天，如果不能在历史叙事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继承马克思的事业，推动社会历史朝向更为公正和自由的方向前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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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并不只是为了在理论上证明自身科学性，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诊断当代世界。在今天激进左派的认识论摇摆中，丧失的正是诊断当代的能力。或许，正是因为这一能力的丧失，理论才转向自身而对真正的现实漠不关心。我们提出从历史叙事角度观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正是为了在理论上提出对各种新话语之吸引力的警觉。在一个理论创新成为响亮口号的时代，理论是十分容易迷恋自身的新颖性而解除其应该承担的改造现实之重负的。

参考文献：

［１］阿克顿．近代史讲稿［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Ｇｒ７：１４．

［２］施米特．历史与结构［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３】

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１．

［４］詹姆逊．政治无意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ＬＡＣＬＡＵ，Ｍ０ｕＦＦ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矾ｄ

ｓｏｃｉａＩｉ８ｔｓｔｌ眦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８丑ＲａｃｂｃａｌＤｅＩｎｏｃ雎ｌｉｃ

ＰｏｌｊＩｊｃ８［Ｍ］．Ｌｏｎｄ明：

Ｖｅｒ∞．２００１．

［６］德里达．马克思和儿子们［Ｃ］∥夏可君．友爱的政

治学及其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７］

ＧＲＡＨＡＭ．Ａ

Ｐ帽ｔｃ印ｉｔａＩｉｓｔＰｂｌｉｔｉｃ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ｕ－

ｎｉｖｅ玛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ｔ棼ｄｔ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

［８］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

［责任编辑：高云涌，常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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