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云：历史“知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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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的“知识论”对史学和史学理论有着持久的影响，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理本”传统，近代欧洲的“人本”趋向，科学实证主义和专业历史学的产生，反理性思潮对史学的冲击，以及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的批评，无不与“知识论”有关。因而，从“知识论”角度考察西方的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知识论，历史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一、历史知识和“历史知识论”
　　近年我在东方授课，开宗明义，常向研究生提出如下问题：“历史是什么？”学生的回答分别是：（1）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2）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述；（3）历史是人对过去的理解。前两个答案是早在1940年代我在初中一年级的中国历史课本第一章所读到的 “历史”的定义，最后一个答案则接近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不少人忽略了前两项，只知道最后一项，而更多的人忽略了一点，即历史是一种知识，是当前的人对过去的知识。对历史知识的本质和特点的认识和考索，则是历史知识论。
　　
　　历史是一种知识，这应该是最基本、最简明的说法。首先，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教育体制中设置历史课程，以及在各级学校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内容。在小学，历史知识大多融入公民常识课程中传授。在中学，历史开始分科教学，因为中学是传授现代各种专门学业的基本知识。在大学，历史学是高教系统所传授的各种专业知识的一种，至于研究院所的课业，则是探求比专业更高一层的尖端知识。
　　
　　从较宽广的学术文化领域来说，“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知识”的说法，可以澄清历史学术中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历史只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记载”，则过去的事件早已发生，而对这些事件的记载也早已完成，则历史已是“事无可为”，而历史学也是“无事可为”了。但国家和社会为什么要花不少的资源，而无数的历史工作者为什么要花许多宝贵时光和精力来从事历史专业的工作？原因正在于“历史”不仅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对过去事件的记载”，而且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我们要得到这“知识”，首先必须接受历史知识的教育，这些知识必须要有不少人在大型的研究机构（如史馆、社科院、大学研究院）和少数个人在书斋中努力保存、传授和更新。如此，这些知识才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经得起现代学术真理标准的严格检验。
　　
　　就历史理论而言，“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说法，有助于理解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关于“历史”的两句令人困惑的名言。第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是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人对过去的认识”；第二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说“一切历史都是人经过思想的运作所得出的对过去的认识”。
　　
　　二、西方学术的“理本”传统
　　在西方传统中，哲学是万学之母。西洋哲学自古迄今都以“知识论”（epistemology）为基础和核心。西方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过去二千年的哲学都是为柏拉图作注。兹以柏拉图为起点，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就西方知识理论的发展脉络作一回顾。
　　
　　柏拉图认为，人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洞穴”，人被束缚于洞中，面朝洞里。洞外是一个理想的无限光明的世界，但人没有能力直接看到洞外的世界，只能观察到光把洞中的人、物投射到洞壁上的影子。经过经验的积累，人了解了洞中的影子，有了应付在洞中生活的能力。然一旦洞中人解脱束缚，转身面向洞外的时候，发现并洞悟了无限光明的世界，“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也就来临了。此光明世界的境界与洞中之影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反差也就是“真理”与“现象”之间的差异。
　　
　　最能说明柏拉图的“理想”与“现实”差异的，是他的“圆环论”（Circle）。[1]根据这种理论，在人的现实世界存在的圆圈都不是绝对的圆，也不是永恒的圆。但是：第一，只有圆的理念完美无缺；第二，这种圆的理念是人们能够在现实中画出圆圈的原因和依据，也是人们衡量圆圈够不够圆的绝对标准；第三，这“圆的理念”（the idea of circle）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不是人可以破坏、毁灭的，因而是永恒不变的；第四，这理念不是一人所独有，而是人们超越个人（universal）和普遍共有的，不受时空限制；第五，纵使世界毁灭，人类灭绝，此“圆的理念”也不会消亡，即使在亿万年之后或亿万光年之外，这一理念也必与一切圆的观念相同。这是古希腊认定的“理念性之真”，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人类知识的依归。
　　
　　在哲学理念主导之下，古希腊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著作亦倾向于用理念来对史事的变化作通盘的解释，亦即把历史哲学化。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420ca —485 B.C.）的《史书》（Histories）就是用文化理念来解释希腊与波斯之间战争的历史。古希腊战胜强大的古波斯，代表了民主、自由、理性的西方文化战胜代表独裁、专制、暴力的东方文化。继起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400 B.C.）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则是用古雅典自战胜古波斯而成为希腊城邦的盟主以后，因胜而骄导致民主自由理性精神衰落的过程，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后来塔西陀（Tacitus，ca 55—ca 120）的《日耳曼志》（Germanica）更是以道德精神的沦丧和权力运作的腐化来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自由、高贵的日耳曼”部族的崛起。[2]（P44 ff）
　　
　　在中世纪，欧洲古代哲学的主导地位被基督教神学取代。柏拉图的“理念”（Idea）与古希伯莱人的“上帝”（God）信仰相结合，在神学中“上帝”成为终极“理念”的本体和化身。柏拉图的“洞穴之外的大光明境界”与“洞穴之内的黑暗境况”的划分，在欧洲中世纪变成“天国”（The City of God）与“人间”（The City of Man）之间的划分，而历史知识和历史著作亦受神学主导，进而用“天路历程”的信念来解说。上帝代表着无限超越的终极真理，不在时间、空间限制的“历史”境况之内。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人有“理性”，人依此“理性”可以发现上帝贯穿于“宇宙万物”中的“理”。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仅足以认知万物而使万物为己所用。这是欧洲中世纪神学化的历史，以基督教神学之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0—430）的《忏悔录》（Confessions）和《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为范本。[3]（P60—70）
　　
　　
　　三、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人本”趋向
　　启蒙运动伊始，西方思想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验证，人们逐渐觉悟到属于上帝的永恒、超越、终极的真理并非人类理性所能认识，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善其探索真理的态度和方法。自笛卡儿、维柯、康德、赫德、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乃至“存在主义”以来，“理本”和“神本”哲学在西方的绝对权威已是江河日下。
　　
　　针对“人本”与“理本”问题作出先期论析的是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宗师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维柯认为自然万物和人是上帝造的，只有上帝知道一切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人的历史却由人类自己创造，因此人能够相对地了解自己的历史。这说法分析起来有几重含义。第一，从上帝的立场看，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上帝创造的，人若要把人的文化历史或历史知识变成具有普遍性的绝对不变的真理，是不可能的。第二，上帝创造万物为人所用，而人的祖宗吞食了智慧之果，因而有了相对的理性，人可以了解自然万物所表现的若干道理和法则，使万物为己所用。第三，这种“工具理性”只是粗浅的理性知识，对于万物，人只是外在的、暂时的使用者，而不是内在的主体，更不是永恒终极的主体。第四，只有在历史中人处于主体，因此人有可能了解历史事件产生的动机、价值和意义。第五，根据上述四点，可以说人并不完全从根本上了解自身的人性、价值和意义，人只能了解人的历史及历史中的人。[4]（P3—21，211—262）
　　
　　站在“人本”立场，但却运用“理本”分析，对柏拉图的“理念”和“经验”作出全面细致分析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与柏拉图不同，康德以“人本”为基础，从人对世界的认知着手，肯定人认知的“现象”，但他指出单凭人的经验素材不足以完成对外部存在的认知，经验素材若要成为知识，还依赖于经验之外的范畴格式和架构，如“时”、“空”、“因果”等，这些范畴是“先验”于经验知识的。这里所说的“经验素材”与历史文化学者所称的“经验”不同，历史文化中的“经验”是存在于历史文化中的，是结合了范畴格式和经验素材的“知识连结体”（continuum），历史本身就是这些现象的连结体。但康德所论的“经验”只是哲学范畴，是由休谟传递过来的一套理念。这理念使“经验”成为人的感官所能感觉的“素材”，但这“素材”并非人实在的“经验”。在康德的论析中，虽然把“人本”和“理本”所牵涉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乃至“意志”作出全面细致的范畴分析，但这是静态的“范畴分析”。[5]（P262—264, P286）
　　
　　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的“辩证历史哲学”要以“动态而理性的历史”来应对这一分析困境。黑格尔肯定“先验理性”范畴的存在。但是，对人而言，这“绝对理性”要由人心的“相对、有限的理性”在人的“经验世界”的变化中展现，而且以人心的“相对理性”在“历史”、“现象”中去体现和理解。因此，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是西方近代“历史主义”的先驱。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很多内容继承了西方中世纪“神学史观”。在中世纪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中，人在尘世受苦的历史是上帝对人的教训的过程。在黑格尔眼中，人虽是历史的实体，但只是展现总体“绝对理性”的工具。[6]（P472—476, P611—615）因此不少人认为“历史主义”的产生，主要是针对黑格尔把人作为理性工具的哲学，是要把人的属性完全回归到人的世界去了解。
　　
　　把“启蒙思想”推进到“科学实证主义”的是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孔德认为从“人心的认知”可以观察到一条定律，即“认知”的演进经过三个阶段：神学的虚拟想象，玄学（metaphysics）的抽象推理，科学的实证。孔德一方面强调“神学、玄学、科学”之间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三种认知方法在范畴上是不同的，甚至是极端相反的”，它们“所认知的世界”互不兼容。在这里，孔德讨论了“以思维方法为范畴所界定的认知哲理”和“现存的历史文化事实”两种根本不同界说的本质。孔德虽然在“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异质并存”的现象，但在范畴上却坚持强调这些异质在“理念”上绝不兼容，认为将来纯一的“科学的实证理念”将会取代当前“异质并存的现象事实”。[7]（P1, P17—18）
　　
　　应对这“非历史性”倾向的是德国的“兰克史学”。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96）认为，人们必须从人的世界、人的全部所作所为去了解真实的人的一切。因此应该收集关于人类活动的全部证据史料，以期求得对人的全部历史文化的了解。由于“全史”内容庞杂，实际上这种工作需要分段分部去进行，如断代史、专史和专题研究。但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一时代文化的整体，而代表此整体的是这时代的总体精神。因此，兰克史学由“史料”开始，以思想文化（包括宗教精神）的理解为最高阶次。兰克最大的贡献是把“史学”专业化，把历史的探究从哲学理论中解脱出来，发展为学院中的探索历史知识的专门学科。他以身作则，终生从事历史专业的研究，并在大学开设专题研讨课程（Seminars）。他的专题研讨课程培养了很多历史专业学者，在欧陆各大学乃至英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他获得了“历史科学之父”的美誉。兰克史学最大的特点是尊重“理论”和“实际研究”，并把二者密切结合。兰克特别注重人的历史，兰克史学不是以抽象观念范畴来处理史料，而是着意于“从这些抽象观念范畴如何落实在具体个别的‘事实’中，来了解这些‘抽象观念范畴’的‘真实’性”。[7]（P4—10）可惜兰克并未在自己的著作中达到这理想，因而使人误以为兰克史学只注重一些散乱的专题或断代史研究，甚而只是“史料学”。
　　
　　着眼于对人类过去全部历史文化的理解，马克思把内容庞杂的人类历史文化分层建构为基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基层文化包括自然环境、物质条件、生产活动、生产关系、生产组织、社会，上层文化包括政治权力、政府组织、思想、学术、文艺、精神信仰。这从起点上消除了兰克史学造成的令人觉得历史世界杂乱无章的印象。马克思的基层文化决定上层文化的理论虽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非议，但他从组织架构（structure）来综观历史文化，则是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同步契合的。与社会科学比较，尤其是与孔德影响下的法国社会科学相比较，马克思更注重发展变化的人的历史；同兰克史学相比较，马克思更注重人类全部的历史发展，由原始状态发展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从早期反理性思潮到后现代主义
　　盛行于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渊源既与19世纪前期开始的反理性思潮有关，也与文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学批评有关。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于1819年在《意志与理念的世界》中悲观地认定，人生活的、意识到的世界的“本体”源自先于理性和超越理性的“意志”，而不是自柏拉图以来崇尚的“理念”。“理念”只是生命的产品和“意志”的工具。[8]这种理论发展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尼采的超人意志论、佛洛伊德的潜意识论、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学说发扬光大。
　　
　　在《真理与方法》一书“导言”的第一段文字中，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 ）对“方法”或“方法论”作了不下五次否定性的表述。有人以为高达美只是反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倡导另类的人文学方法。其实这是皮相之见。在深层下，高达美针对的是“现代科学所凌驾和支配的一切说明和建立知识真理的哲理观念。”他反对自笛卡儿以来在“方法论”基准上所界定的“知识论”，，而要从“本体论”（Ontology）的基准上来讨论“知识”。[9]（Pxi—xii）他认为“认知”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但这个“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毫无“成见”（Pre-judgment）、毫无先入经验的“怪物”。因为，真实的世界中并没有这样的超人。高达美对“方法”的否定，是全面的范畴性的（categorical，categorial）。因此他在书中除了批评“科学客观的认知方法”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解诠释方法”，而是以“学术史”的形式“评述”了过去的“认知”理论。高达美对“客观方法”的全面排斥，导致他对“史学方法”和“历史主义”的否定。既然高达美认为“文化人”的认知必定从这“文化人”已具备的文化“成见”出发，因此他毫不退让地断言，“偏见”是认知必具的先设文化条件。准此，不但“历史主义”，甚而“实证科学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成见”，因此也应该被肯定为“认知”的基础。
　　
　　五：科学批判和文化研究
　　汤马士·库恩（Thomas Kuhn，1922—）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进一步认为，所谓“科学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共识”；在某一时代中，文化的凝聚产生了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标准，从而塑成了一些“范式”（paradigm），在科学家中发展出一些共同认可的论理规则、方法和语言。合乎这些范式的，便被认为是“科学的”，而成为“科学真理”，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说与17-18世纪时的“共识” ——“机械宇宙观”；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律”与19-20世纪时的共识——“多元相对变化真理观”（包括“历史主义”的变化发展史观）。一旦这些“共识”发生变化，基于此“共识”的范式也随之发生改变（paradigmic change），原来所谓的“科学真理”便受到怀疑并被新的“科学真理”所取代，就像爱因斯坦的新物理学取代牛顿的旧物理学那样。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把这趋向发展到了极端。这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知识论和方法论”，二是“文学批评”的底线。
　　
　　第一，在“知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历史主义者本着对于“普遍、绝对、永恒”的真理范畴和知识霸权的怀疑，认为人的知识是由个别的人作为认知的主体，在具体的认知情境中，受到各种外力作用而建构的产品。这些外力不限于马克思特指的由经济利益决定的阶级统治权力，而是复杂多元的情况。因此：
　　
　　（1）对一种知识的理解，必须回归到认知的主体所处的复杂情境——语境中去考量。
　　
　　（2）认识到历史知识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而大都是个别、片面、破碎、不完全可靠的。
　　
　　因此，历史研究应该：
　　
　　（3-a）正视本身的主观偏见而力求客观，并尽量避免或减少外在现实权力和利害关系考量对认知的歪曲作用。
　　
　　（4-a）体认了历史知识的破碎、片面和不可靠，继续力求增进其多元性以探求其完整性、体系性和可靠性。
　　
　　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论继承了上述历史主义（1）和（2）的观点，却把这些观点范畴化、约化和绝对化，从而断言：
　　
　　（3-b）人作为认知的主体必然而且只能是“主观的”，不能是“客观的”。
　　
　　（3-c）这种主观性与外在“权力情境”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4-b）一切知识的“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都只是各说各话，客观知识不可能成立，更不要说发现真理了。
　　
　　（4-c）认知只能在“当下”（presence）进行，过去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当下认知主体的“记忆”中，而对过去的知识只是一种“虚构”（fiction，fabrication），尤其是体系完整的“大历史”（History）和延绵不断的“文化本质”（essence，essentialism），更是一种“虚构”。
　　
　　第二，西方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原先出现在“文学批评”上——“后现代主义”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艺术和文学，于是有了“新历史主义”。艺术和文学主要是一种“呈现”和“表述”的创作——虚构。艺术和文学研究受到“历史主义”的引领，开始怀疑西方古典美学所关注的“本质之美”的本质（essence），进而着眼于艺术和文学创造的具体情境（时代背景，作者生平等等），因此发展为“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其所研究的其实已经不是“艺术批判和文学批评”，而是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史”、“文化史”了。由于这些发展的源头是“历史主义”，其成果也主要是对艺术和文学的“历史研究”的成果，这些支流不免回归主流，而反过来冲击到“历史主义”和“历史学”本身，产生了历史研究的“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怀疑历史知识认知“过去”的可能性，认为历史知识不再是对过去的知识，而只是一种当下表述的文本和话语。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宣称，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与文学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语文上的属性相同，因而一切历史著作对过去的“重构”和文学创作一样，都是文学创作式的“虚构”。但这否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所注重的“主体”——史学家和史书读者对“过去”“历史”的体认（甚至上述高达美所认为的“文化人具备的文化“成见/偏见”是认知必具的先设文化条件）。准此，不但“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知识的怀疑，也只是一种文化“成见/偏见”。
　　
　　
　　
　　从早期反理性思潮发展到目前的后现代主义，其间流派繁多，说法各具特色，但总的倾向是否定知识理性和历史理性。他们所讲固然不无道理。但是，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需要对过去的了解，过去的知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今天和未来生活具有深层意义。从稳健的人本“历史主义”立场来说，主体对过去的“记忆”真实存在、不可否定；以人在“当下”的情境和语境来说，主体和客体应对的实质也是真实存在而不可否定；这种实质存在的深层意义也是必然存在而不可否定的；否定了这意义，便否定了人类存在的整体意义。
　　
　　[新按：西方的“科学知识论”者波普在Karl R.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开放社会及其敌人》(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及Karl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历史主义的贫乏》 (Harper Torchbooks, 1961) 二书中完全误解了“历史主义”；他把本文所述西方自古希腊（柏拉图等）以来到19世纪黑格尔等要把“历史哲学化”的“历史哲学”等同于西方现代的“历史主义”。其实西方的“历史主义”的兴起，针对的正是这种把“历史哲学化”的“历史哲学”的弊病。参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3），壹；陈启云《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147-151。我有另文《波普、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后续详细讨论。）
　　
　　历史“知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 Hamilton, E. etc. ed.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61.
　　
　　[2] Bury, J. B.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8.
　　
　　[3] Tholfsen, T. R. Historical Thinking[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4] Gardiner, P. Theories of history[M]. Glencoe: Free Press, 1959.
　　
　　[5] Ferm, V. ed. 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6] Windelband, W. A History of Philosophy[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8.
　　
　　[7] Krieger, L. etc ed. Essays on Historicism[J]. History and Theory, Vol. XIV, No. 4, Beiheft 14, 1975.
　　
　　[8] Schopenhauer, A. 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M]. London: K. Paul, 1907.
　　
　　[9] Gadamer, H.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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