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皇帝征召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2020-08-06 10:41

【摘要】：汉晋时期,皇帝征召制度在选官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渊源于先秦,形成于秦朝,发展于西汉,成熟于东汉,衰落于汉末,复兴于魏晋。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皇帝征召制度受到官僚制发展、政治文化演进、学术思想嬗变、现实政治环境压迫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影响。而以上诸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皇帝征召制度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秦扫平六国后,将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利用征召选取人才的方式,与皇帝制度结合,从而形成了皇帝征召制度的雏形。秦亡汉兴,汉承秦制,皇帝征召制度也在高帝承袭之列。西汉时期,皇帝征召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理性行政色彩强烈,“实用主义”倾向十分突出,其具体表现在皇帝根据受征召者的身份给予的差异性授官上:对于故官,皇帝往往授予其六百石以上的官职,目的在于利用其“吏能”的同时兼顾其“功”、“劳”;对于平民、私属吏,皇帝则多授以六百石以下的官职,其中尤以候补官吏资格居多,只有待其建立“功”“劳”、展现“吏能”后方授以高位。但对于名望、德才特高者,则往往不拘此例。两汉之际,战乱纷纷,更始、赤眉、刘秀、公孙述等政权纷纷利用皇帝征召的手段,征召不仕新莽的有德之士,其目的在于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两汉之际的皇帝征召,与其说是选官手段,不如说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东汉统一天下后,刘秀征召“有德之士”的行为成为“故事”,为东汉诸帝所承袭,加之东汉儒生文、吏逐渐融合为“士大夫”以及灾异论盛行,使得东汉皇帝征召具有强烈的“以德取人”倾向。这使东汉皇帝征召制度呈现出得面貌,与西汉时期大为不同:平民、私属吏与故官,在受征频次、授官高低上日趋一致。但与此同时,皇帝在征召故官时依然考虑其“吏能”、“功”、“劳”,即皇帝征召制度中依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皇帝征召制度中理性行政因素与“以德取人”倾向日益融合的同时,其在制度层面上也日益走向完善,其主要表现在:征召分科与征召等级细化上。东汉后期,皇帝征召制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皇帝征召日益受到名士影响,“征士”、“聘士”等称谓的出现正体现这一趋势。中平以后,戎马不息;建安年间,皇帝受制于权臣,这使得汉末皇帝征召极少使用,即便使用也是作为政治工具,体现权臣意志。魏晋时期,随着皇权复兴,皇帝征召制度也开始复兴。皇帝征召的对象主要为未曾出仕的士族、寒人,而故官则逐渐边缘化。故官地位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魏晋时期官僚制持续发展,使得故官再仕“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皇帝征召的施行空间。皇帝征召制度虽然复兴,但却受到九品中正制制约,其主要表现在皇帝征召士人、寒人,授予官职时,均需考察其乡品高低。皇帝征召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的这种关系,与皇权受制于门阀士族密切相关。魏晋皇权虽然受到门阀士族制约,但其底色毕竟是“皇权政治”,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皇帝可以通过“特征”的方式,不受九品中正制制约,征召士人、寒人入仕;还表现在,皇帝可以通过征召的方式突破“退免法”限制,使故官重新入仕。
【学位授予单位】：郑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K234;K23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