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技术的双重变革：武汉城市手工业研究（1949-1965）

发布时间：2018-11-07 14:20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汉口开埠,武汉逐步纳入国际市场。同时,张之洞在督鄂期间,兴建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在市场化和工业化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武汉传统手工业结构发生变动,部分手工业行业渐趋衰落,而一些加工替代性质的手工行业逐步兴起。在此过程中,部分手工作坊由于经营者的革新,转变为工厂。然而,绝大多数手工行业依然处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加之近代政局动荡,日本侵华战争及随后的国共内战,造成近代手工行业的发展难以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策的扶植尤其是加工订货推动了武汉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合作社也逐步从试点走向行业性的推广。在此过程中,新政权对手工业中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明显的学徒制度、家长式管理等进行改造,力图构建一种平等的社员关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分散的个体手工业基本纳入了合作社的体制,但从广义的范围讲,中共对手工业的改造并未结束。手工业中,与集体所有制相适应的是生产合作社的组织模式,这种形式下,合作社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合作社效益与社员利益直接挂钩,虽可刺激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但会导致合作社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产生所谓“投机倒把、哄抬物价、重商业不重生产、雇佣临时工”等现象。在中共看来,这都是“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的表现。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便进一步将手工业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一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将合作社转变为国营工厂,资产划归国有,社员转变为领取固定工资的普通工人,国家委派行政人员进行管理,试图通过严格管控彻底消除合作社与社员盈利的动机。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资本主义倾向”的问题,但严重挫伤手工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导致手工业企业效益的严重下降。升级为国营工厂的手工业企业反而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且为数众多的手工业工人也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压力。为此,国家于1961年出台“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政策,将之前升级为国营工厂的手工业企业倒退回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模式。自负盈亏的管理方式重新激发了合作社社员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转厂过渡以来经济效益下滑的问题,但合作社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又导致了管理部门所谓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压制合作社的自主性,使社员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留在合作社的信心,转向退社单干。然而,在管理部门看来,个体户的迅速增加威胁到了合作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在难以通过经济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又只能用行政手段将个体户重新改造和纳入合作社的体制。因此,1956年后,武汉市对手工业的行政管理几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文革期间,武汉市手工业系统又一次刮起平调风,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像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随意上收或下放,转厂或合并。企业由自负盈亏改为上级统负盈亏,完全照搬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手工业的效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直到1980年代初,国家才重新确立了手工业企业(时称二轻工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的制度模式。如果单纯将时间段局限在1949年到1956年,中共对武汉手工业的改造是成功的,手工业的效益基本是稳步上升的。然而,从1956年到文革结束,中共对手工业所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措施中,产生的弊端和问题愈加凸显,成绩却愈加淡薄,可谓是失败的。因此,中共对手工业的改造很难单纯地断定是成功抑或失败,需要分不同的时段,才能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价。就所有制而言,1956年后,武汉手工业经历了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再回归集体所有制,这样一条“之”字形的演变道路。就具体的经营管理而言,手工业也在自主经营为主和国家全面管控之间不停徘徊。这一系列制度的变迁折射出中共在经济指导思想上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教条性认识,以及对手工业企业自主性与国家实现全面管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毛泽东时代手工业始终难以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时代中共对社会资源的掌控能力是有限度的,并非是绝对的。相较于制度上的反复不定,1949年后,武汉手工业在技术上逐步向机械化转型,无论是机械设备的划拨和购买,还是手工业工人统一组织的培训学校,都推动了手工业的机械化进程。度量衡社是建国后武汉市最早成立的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它经历了从个体手工业到合作社再到国营工厂的发展路径,在管理方式上也由传统小生产者的“家长式”管理到国家控制的计划管理体制,成为了地方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一条嫁接型工业化道路在建国后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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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K2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