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制度解构与社会变迁研究

发布时间：2018-03-11 05:09

  本文选题：近代　切入点：云南　出处：《云南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摘要】：云南土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历来是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重点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仅前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且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甚至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研究理论与方法,故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土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一—土司学。但纵观整个土司制度前期的相关研究,从研究的时段上来看主要集中于元、明和清雍正时期,对处于衰落期的近代的土司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近代土司制度的衰落过程恰恰又集中体现着近代沿边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剧烈震动和变革,故而对处于衰落期的近代土司制度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且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主要集中于从政治因素方面来解读近代土司制度的衰落,而对于引起土司制度不断衰落的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则涉及甚少,即使前期有涉及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在广义边疆的定义下而进行的以云南腹地为主体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上述土司制度相关前期研究的不足和缺憾,在时间上攫取了其处于衰落期的近代进行研究,在视角上,除了从政治方面,更着重从交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影响,对近代云南土司制度逐渐解构的历程进行全面的剖析,从而较全面、具体地勾勒出近代云南土司制度逐渐解构的全过程,并在揭示近代云南土司制度逐渐解构的过程中,也对云南沿边土司地区政治体制、交通通讯、商品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作了全景式的呈现,由此展现出整个云南沿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近代所发生的剧烈变革和近代云南沿边民族地区各种矛盾的冲突与交织。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云南土司制度得以产生和存续的基础。认为中央封建王朝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政策的延续与皇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控制力的有限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行政体系的二元一体结构是云南土司制度产生和赖以存续的政治基础；土司的大土地所有制与土司地区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是其产生与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而语言、风俗习惯等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云南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特异性是其产生和赖以存续的文化及地理环境基础。同时基于上述基础,土司制度也形成了其固有的割据性、封闭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性。第二部分主要对近代中央政府土司治策调整的动因及其过程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自明中后期开始,由于土司制度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央封建王朝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发展和大一统的实现,中央王朝便开始在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至清雍正年间更将“改土归流”推向了高潮,土司制度由此开始由盛转衰。但到了近代,由于内外危机的日益严重,晚清和民国政府基于维护国防安全和其自身统治的考虑,遂对土司治策进行了调整,将近代以前在土司地区所实施的“废土设流”的彻底的“改土归流”方式,调整为“存土置流”式的相对温和的“改土归流”方式,试图以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最终实现对土司制度的废除。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晚清和民国政府“存土置流”(也称土流并治)的具体推行措施及其影响。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土流并治的推行以及在此过程所不断加强的内地与云南土司地区行政体制一体化的推进,使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乃至其基层的控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深入,促进了国家和地方行政权力向土司地区乃至其基层的不断下沉,从而使土司制度赖以存续的政治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但由于近代以来边疆危机的日益严重和国内时局的动荡,中央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始终未能也无力从根本上摧毁土司制度所赖以存续的政治基础。第四部分论述了近代云南土司地区封闭性的打破及其经济基础的逐渐解体。近代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交通通讯、商品经济、移民垦殖都得到并呈现出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交通的便捷和近代通讯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打破了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地域封闭性,有力地促进了云南沿边土司地区与内地联系与往来的加强与密切,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沿边土司地区商品经济和内地移民的发展,而商品经济和移民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沿边土司地区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由此,云南沿边土司地区所固有的封闭性就被逐渐打破。同时,随着云南沿边土司地区商品经济和移民的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遂在云南沿边土司地区逐渐形成和扩散,土地买卖随之出现和并不断加剧,从而极大地冲击了土司制度所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土司大土地所有制,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土地买卖绝大部分是以典、当、借贷抵押等方式进行的,买主取得的只是相对稳定的田面权即土地的占有权,并未能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然属于土司,因而作为土司制度所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因此,近代云南沿边土司地区在交通、商品经济、移民和土地买卖等方面的日益发展并未能从根本上彻底瓦解土司制度所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第五部分论述了近代云南沿边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融合。近代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在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积极兴校办学,推行汉化教育,企图以此缩小夷汉间的文化差异,从而有利于中央政府对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控制。近代文化教育在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推行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司地区夷民智识的开启、视野的开阔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加强以及汉夷间文化差异的弱化,从而有利于汉夷间文化屏障的打破和中央政府对云南沿边土司地区控制的加强和深入。但同时,由于晚清和民国政府都是以“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思想为宗旨来推进云南沿边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因而导致教育推进过程中一些强制、强迫等非常手段的使用,由此不仅阻碍了夷汉间的文化融合,还进一步导致了夷汉隔阂的加剧和恶化。因而,一定意义上而言,近代中央政府在土司地区所推行的文化教育,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某种意义上而言还是失败的,夷汉间的文化差异和隔阂并未有所减弱,因此,近代文化教育的推行并未消除土司制度赖以存续的思想文化基础。近代云南沿边土司地区行政一体化的推进以及交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都在极大程度上冲击和削弱了土司制度赖以存续的基础,但由于其并未能从根本上被彻底消除,加之近代内外时局纷扰动荡,中央政府始终未能也无力在云南沿边土司地区进行全面、彻底地“改土归流”,因此,直至民国结束,云南部分沿边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仍残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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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云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K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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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596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