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国家之政制设计及论争

发布时间：2018-02-10 08:00

本文关键词： 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政制设计及论争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国民主建国　出处：《湖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摘要】：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热”的兴起,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几乎是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近代知识人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本文试图以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围绕在《东方杂志》、《现代评论》、《新月》、《新路》、《改造》、《太平洋》等刊物周围的知识群体进行历史考察,探求当年中国知识人为构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进行的政制设计及论争,以弥补以往该课题研究之不足。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观念不断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王朝观念,最终催生了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萌芽。清末最后十年期间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取得了重大突破,至“五·四”时期基本形成。“五·四”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史事件,从此,中国思想潮流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中国知识人的民族独立与个人权利观念迅速觉醒,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变数。所有这些,为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国家的政制设计及论争的生成准备了条件。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统一体,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对内统一、对外独立权,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国家必须是在“主权在民”、宪政的范围内公民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国家权威能为国民广泛认可等立国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两面,前者的核心是主权原则,侧重于国家权力,后者的核心是人权原则,侧重于个人权利。因此,本文将着眼于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出发,系统论述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及论争。民族建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的国家权力观念不断增强。此时,作为思想观念的中坚力量——中国知识界,就如何完成民族建国问题,从多角度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解决方案。就国家统一方案而言,他们分别提出了“联治”、会议、法统及武力等统一方案。和平与武力是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国家统一方式,而当年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胡适学人群基本赞成缓进的和平统一,既反对北洋军阀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也不赞成激进知识人的革命统一主张。虽然这些方案大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毕竟是当年中国知识界在国家统一历程中的积极思考,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就民族独立方案而言,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国民外交、“非基督教”、废约与修约等多种主张,并对华盛顿会议、“沪案”、关税会议及法权会议等重大外交事件提出了许多应对主张。以后人的眼光来看,在当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亢、激进主义成为主流思潮的历史年代,中国知识界提出的民族独立方案带有诸多非理性因素,思考问题不够全面,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它们无疑有利于促进民族觉醒、加速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宪法是实行宪政的前提、法治的基础,制定一部完善的民主宪法来保障个人权利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着制宪问题展开了一次次不大不小的讨论。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制宪目标基本一致,即通过制定一部民主宪法来完成国家统一与实现民主政治。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宪原则、方式等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围绕着国民大会制宪还是国会制宪、省是否有制宪权、如何保障国民权利、《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废、采用“八权宪法”还是“九权宪法”等问题,他们进行了广泛讨论或争论,提出了许多的制宪建议。若仅从当年的实际政治效果来看,这些制宪讨论及建议基本没有被统治当局所接受而达到预期目标,但它们毕竟是中国制宪史上很有价值的宪政思考,对当时的制宪活动及以后宪政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国家政体选择是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政制设计及论争的又一重要内容。各知识群体在代议制存废、委员制、集权与分权还是均权等政制选择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代议制,存在着改造与取代两种不同取向。改造论者认为,虽然代议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只要采用职能代表制、一院制、普选与直选制、“召黜”制、国民票决制、消极投票等对其改造即可。取代论者认为,代议制完全不适合中国,主张采用直接民权、“业治”等方案予以取代。就委员制而言,委员制论者认为它是挽救时局的有效方法,非委员制论者也不少,其中包括总统制、内阁制、总统内阁混合制或元首寄生制等论者。在国家权力分配问题上,存在着集权、分权或均权等各种不同的政制主张。集权论者大多主张将其他政制融入集权体制之中,有代表性的集权论有民主集权制、分治集权制、联治集权制、国会委员行政集权制等。有代表性的分权论有联邦分权制、“分治合作”制等。孙中山则主张实行均权制。虽然这些政体设计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很难成为解决中国政治现实难题的可行性方案。然而,当年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近代民主政体的引进,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的基本理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防止专制独裁政治的出现,其进步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如何使国家走向民主宪政的轨道,合理安排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始终贯穿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政制设计及论争之中。各知识群体在“贤能政治”与“平民政治”、“民治”与“党治”或“一党专政”、“阶级政治”与“阶级调和”或“全民政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争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提出了“贤能主义”救国论,试图在维护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强调政治领袖的个人道德修养、学识及能力等因素,通过“贤人政治”、“好人政治”、“士人政治”等精英政治的形式来挽救民族危亡。这种主张遭到了陈独秀等“平民主义”救国论者的反对,两者展开了争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执政者的道德水准,西方政治文化则强调执政者的政治能力,“贤能政治”方案可谓是对两者的吸收与融合,可见设计者费尽了心机。从表面上来说,“贤能政治”有违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但是,在当时市民社会却失、国民素质较为低下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有限民主论并非全无道理。“平民政治”方案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建立一个平等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可在当时,民众中的绝大多数缺乏现代政治常识,如何使“平民政治”付诸实践,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大革命时期,中国知识界对“党治”基本表示赞成,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一党专政”体制的确立,胡适学人群等知识群体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从赞成到反对。各学人群体对“一党专政”体制的批判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虽然许多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的言论都只是英美式民主政治模式的翻版,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但无疑是近代中国知识人反对专制政治的辉煌篇章。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阶级政治”来改造中国社会,研究系学人群、国家主义者则分别主张“阶级调和”、“全民政治”,以此来反对“阶级政治”。“阶级政治”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的产物,其矛头直指北洋军阀专制政治及依附于其中的各种封建落后势力,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阶级政治”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如果运用得不好而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成为民主政治与法治秩序的阻碍,不利于个人权利的实现。“阶级调和”论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的现代国家建构方案,明显违背了当时的中国国情,超阶级的“全民政治”论也不可取。虽然两者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但我们绝不能完全否认其在学理上的价值。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大多只是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之上,没有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方案,政治效果十分有限。但是,这些设计对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仍然产生一定历史影响。1930、40年代,广大知识人在重回代议制、专家政治、民主还是独裁、调和民治与非民治等方面政制设计及论争,与1920年代知识界的政制设计及论争一脉相承,无不是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历史延伸。虽然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有的方案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处理好制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盲目追求制度的完美性、受党派势力的影响、没有处理好“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等。但是,这些政制设计方案毕竟是近代中国知识人在追求“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中的苦闷、徘徊与思考,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史意义。当年中国知识人所思考的许多问题,有些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总结和反思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及论争,既能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与理解,又能给当前中国的政制建设提供某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Abstract]:......
【学位授予单位】：湖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D092;K2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