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学教育研究
【摘要】 “国学”概念由来已久,其发展源远流长,特别是近几年,“复兴国学”又成为一种时尚,大凡只要和“古代”二字沾边的事物,都被加上“国学”这顶高深莫测的帽子。一时间,大江南北,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刮起了“国学”热风。王富仁先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1—3期上连载了名为《“新国学”论纲》的十余万字的长文。2007年他又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名为《“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和看法,并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不少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发出不同的声音。笔者在解读的过程中,发现王富仁先生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新国学”观念的提出,给“四面楚歌”的中国现代文学争取继续前进的发展空间,为之争鸣和正名。由是,笔者认为“新国学”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在中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在高等院校里的传播、继承和创化。因此,抓住“新国学”建构这一契机,合理地发展现代文学教育,成为现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针对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在高等院校的状况,结合“新国学”的大背景,简述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全文具体分为上、中、下篇。上篇,主要从“新国学”提出的背景和意义来阐述“新国学”观念中体现的重要的人文精神,进而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教学中的人文教育价值,以此来说明“新国学”的学术设想和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密切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篇主要分析、阐释了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状况。在这里,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在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形,分别陈述了我国目前本科、研究生教育阶段现代文学教育状况和专科院校的现代文学教育状况。通过这些陈述得出“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不容乐观的现实”的结论。下篇,接续中篇,针对现代文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分析原因,提出现代文学教育的对策。在论述的过程中,本文主要根据实际的教育过程展开来提出自己的见解,用生动的课堂实例来支撑文章的诸多观点。以现代文学教育为切入点,以“新国学”观念的提出为大的背景和契机,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成长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总之,王富仁先生提出的“新国学”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示了具有启示性、前瞻性的思路,在此前提下,大力发展现代文学教育,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当是功在千秋的事业。
第一章何谓“现代文学教育”
在晚清民初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舞台上，“现代文学教育”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萌发，它不是一种固定下来的学科结构，也不是一种具有完成性的学术思维，而是在普及化、精深化的探索中不断发展的现代性体验。它是在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制度革新的过程中，受到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制约的，兼具文学性与教育意义的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简单地说来，“现代文学教育”是文学教育的现代性问题。它从晚清洋务、维新一路酝酿，在社会革命的浪潮中，侧重于文学性质、内容、方法、价值的现代性探索。因而，本文用双引号的方式赋予这个词语特定的研究视野与内涵，即“现代文学教育”是发生在晚清民初，教育场域内关于文学现代性体验的认识活动。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在现代意识的潮流中，开启了批判与整合的文学活动。然而，自文学科独立以来，教育语境中的文学论争便从未停歇，几乎伴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贯穿了整个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期间先后涉及了传统人才选拔制度的废除，文学学科的专业划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死活之争，以及“为人生”的大讨论，等等。这些争论的内容，反映出了封建帝制式微下文学教育的困惑与新生，以及在艰难转型中的价值诉求，并且构成了“现代文学教育”的基本问题。然而，无论“现代文学教育”是如何发生，它一定是与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历史前进的经验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产物。但是，其内部的结构和外部的关联却并非想象中般清晰分明。由于晚清社会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剧烈冲击，文化的差异性为革命与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同时，藉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异质碰撞，“现代文学教育”在焦躁的心理和苦闷的情绪中赢得了话语权，并由此展开了平民式与精英式的教育模式。它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的经验总结，又是对西方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思想的借鉴与改造，并且最终走出了一条文学教育现代性的路径。诚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文学教育”也不例外，它的发生面临重重危机。尽管晚清出现了新式的实用学堂，其中也不乏分斋而治的教育方针，但是以经学八股为主的“泛文学”教育并未改变多少，走的仍然是那套“忠君”“尊孔”的教化老路。张志公先生在谈到传统教育时，将它的弊端概括为脱离于语言实际，忽视文学与知识。虽然，以儒家思想为典范的教育观没有因为封建社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而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思维的惯性使“尊古”“崇古”的观念继续存在，继续构筑国人思想中的“道”。但是，现实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也促使着现代性透过少数先觉者的思考与创作，而激发了思想批判、价值整合的“现代文学教育”的发生。此前关于这一阶段文学、文学教育的研究，一分部将它们看作政治运动的附属品，以历史发展或革命进程的角度看待教育的演变，反而忽略了文学与思维、文学其他人文思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现代文学教育”即使是在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其发挥的启蒙效度与思想价值远大于其教育言说的本身。而另外一部分研究则倾向于，只谈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丢弃了教育语境的特殊意义。例如，晚清民初由文言文独大的状态走向文白并存的局面，这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传播，教育制度的改革有很大的关联。此外，还有一部分研究是从中、小学语文教育或大学新文学课程设置的角度切入，展现了语文课或新文学课程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却忽略了教育场域内文学的系统性与连贯性特点。文学科的独立设置，文学知识的结构，文学的审美价值等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现代性逻辑。例如，蔡元培“五端”的教育观念，不止是针对大学文学科的界定，还就各阶段的国语、国文学教育提出了整体性建议。可以说，“现代文学教育”在中低教育阶段是以智识、道德的普及为主，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更重视文学的审美诉求。研究“现代文学教育”的发生，其中不能回避的重要因素便是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本文尝试从教育制度改革切入，将文学的现代性融于学科系统中考察，从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文学科的独立探索、文学教育的审美活动等方面，描述“现代文学教育”的品格。第一节 “现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界定由于“文”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正统地位，它兼具了构筑思想体系与规范社会秩序等多重功能。当晚清政府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卷入社会转型时，“文”或“文学”势必首当其冲地成为祛蔽革新的关键对象——“‘文学’变革将从根本上决定旧有秩序的存废与新的规范的兴亡”①因此，教育视野下的文学改革就具有了非一般的性质，特别是在救亡与启蒙的主题下，近代知识分子开启了文学教育的现代性诉求，即对古典文学价值的整合与现代文学秩序的规范。那么，若要理解晚清民初的 “现代文学教育”，就要翻越眼前的第一道障碍：文学教育是什么。郭英德先生曾经对文学教育做了如下判断：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②从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学教育的人文性倾向。然而，在文学教育的历史发展中，它的内容与性质不断地发生变化。回溯中国古代的教育，“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③孔子所倡“文行忠信”逐步发展出以伦理道德教化为目的，以儒家文化典籍为内容的教化活动。它更似一种融合了经学、史学、哲学等多种学说的综合性的“泛文学”教育。可以说，古代的文学教育是在封建价值观维度内，对教育实践、经验传播、道德培养发生作用。到了晚清时期，文学教育也提倡经世致用、讲经辨疑，“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①。但上至官学，下至私学，都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不无关联，此时教育的内容、目的与评价等都受制于封建政体和科举制度。从八股取士开始，文学教育就逐渐形成了僵化的经义考据与时文训练，并与封建统治阶层的意识保持一致的步调。这种状态，一方面有助于封建集权的稳固，另一方面也为众多学子指明了改变出身、实现抱负的通道。但是，往往一种现象在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被长久固定下来后，此前的优势就逐渐转变为它的弊端：原本承载着文学性、审美性、教育性的文学逐渐被封建话语控制，成为了牵制思想发展的缰绳。晚清时期这种道德教化的文学教育，渐渐出现了内容庞杂、不合时宜的问题。而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潮大量涌入国门，衰弱的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知识与技能面前相形见绌。从器物领域到思想制度层面的革新，一群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尊孔”“忠君”的教育不足以挽救日渐衰微的国家命运，只有对落后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增加实用知识，废止八股经学，解放思想，剔除文学教育中的封建性，才有可能育“新民”、立“现代人”。到了民国时期，周作人曾经建议，大学的国文学系课程应该“正式地‘读经’”，“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②。对于孩子，则尽力满足他们的成长需要，“供给他们世间的知识”“给儿童写作或编述”③。陈望道主张，儿童与成人一样，有自己独立的阅读需要与文学兴趣，并且应该选择符合“完美”标准的白话文学进行通俗的教育。至于文言文学，若“单靠文言本身上的理由来维持，决计无从维持”④。章太炎认为，教育应该有两路：“一路是晓得了可以有用的；一路是晓得了虽没有用，但是应该晓得的。”⑤在区分职业的基础上，要具备经典的常识、历史的常识、政治的常识。切问近思，不可隐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对于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陈独秀来说，应该提倡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瞭通俗的社会文学。而鲁迅则在《十四年的“读经”》《这个与那个》《古书与白话》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对学生读那些写偷生献媚、言行不符、道貌岸然的旧学古气。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教育，不能瞒、不能骗，要正视社会革命的潮流，正视国民性的弊端，只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才能迎来新的文艺。第二节 “现代文学教育”的生成语境“现代文学教育”作为教育行为的外化，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陈平原曾经说过，“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还是一个专门学科、一种思想方式、一套文本系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究。”①因此，若要考察晚清民初的“现代文学教育”的景象，不能只停留在概念的分析中，还要关涉影响其生成的政治话语、文化心理、教育形制等其他因素。以文学教育为切入点，更重要的是进入教育语境中研究文人学者的文学思想和治学理念。因此，有必要对“现代文学教育”的生成语境做一次重新的考量。
（一）独立的文学教育空间
从文学教育发生的角度看。无论教育是蕴于生物本能活动，是源于模仿心理，或始于劳动过程中的经验传递，教育的观念从社会生活中抽离，固化为客观环境内的认识活动都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它与“文化渐趋复杂、文字的出现及科学的诞生”②，以及制度的支持、场所的提供等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对文学教育空间的考量需要从客观条件与主观世界两方面考量。郑玄的《周礼》注疏中曾引用董仲舒的观点，认为五帝时期已有视礼乐教化的成均之学，包含了兴、道、讽、诵、言、语、乐等内容，并且按德行、事举、言扬等标准衡量人才。他说：“案《王制》，有虞氏明学为上庠、下庠，至周立小学在西郊者，曰虞庠。尧已上，当代学亦各有名，无文可知，但五帝总名成均，当代则各有别称，谓若三代天子学，总曰辟雍，当代各有异名也。”③客观上，教育空间的独立，表明以特定社会群体为教育对象，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活动出现。在《南史·宋文帝本纪》中有一段描写文学教育的记录：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④这种集合了政治、历史等内容的文学出现在学馆之中，并以其学术价值得到了统治集团的支持。然而，在中国封建制度的加工下，文学教育的生存空间逐渐受到学术家守、官守的控制。“尤其是专门的学术，只在极小的圈子里传授，虽然对学术起了保存作用，但限制了学术的发展。”⑤特权的观念和保守的思想遏制了文学的普及与革新，文学没有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真正地享有独立的教育空间。因此，只有打破“学在官府”的禁锢，转变客观的封建思想格局，文学才有可能在独立的话语空间内生成新的教育价值。
第二章 晚清“现代文学教育”的酝酿
自晚清开始，清廷作为战败方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成为了西方技术、思想、制度、文化入侵的钥匙。此时的晚清政府面对日渐衰弱的国势和虎视眈眈的列强，走上了一条改良自救的路线。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新政立宪开始，革新的观念由排斥、犹疑、徘徊，终于迈出了现代性的脚步。文学教育在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要解决封建“忠君”“尊孔”思想控制下保守教育系统的落后；另一方面，要在西学东渐的异质文化碰撞中有限的革新。虽然，晚清时期的文学教育只迈出了“沟”的第一步，并未完成“通”中西、古今学术思想的任务。但是，从它踏出的第一步，就触动了“现代文学教育”发生的按钮。19 世纪末的改革由单纯的器物层面深入到了社会结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等维度，这使晚清时人与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信任关系步步分离，并在教育领域渐渐走出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实践活动。晚清时期，“现代文学教育”发生的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西学冲击带来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单一的船舰、枪炮文明并不能完成强国之梦，教育制度的修订与翻译活动的开展为封建王朝描绘了另外一条人才培养的途径。加之晚清朝廷选派了大量官员、学子外出游学，一批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且具有新思想的先觉者在文学科实践中开展了一场开启民智，培养完全之人格的教育活动。这一时期教育制度变革的举措逐步拉开了文学与封建思想的亲密关系，虽然这是内外矛盾交困语境下的被动选择，却正是现代性之所在。与“五四”时期相比，晚清文学教育的现代性大旗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但是具有学科性质、主权意识的文学已经在自我剖析与反思中激发了“现代文学教育”的生成。它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第一，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的传播热潮；第二，新型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动力；第三，学制建构中的文学科探索。晚清教育制度重构隐含着思想革命之趋势，当文学从独立的学科角度被重新规定之后，它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以实用的精神走入了平民社会生活。晚清文学教育制度的破与立，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为文学与哲学、美学、历史学等人文思想建立了新的学术关联，奠定了此后“现代文学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为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文学家、教育家的出现做了充足的准备，也为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第一节 “西学”的强烈冲击晚清“西学”的强势输入并不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的第一次相遇。早在 16 世纪，西方的宗教传播活动就连接了中、西方的对话与交流。然而，当时的国人是以较平等的身份，甚至是高姿态的心理接触西方的“新”“奇”事物。明末清初经世与崇实的思想以极大的包容性对待外部世界，甚至还有一些学人能够借鉴西方学术研究的长处。但是，这种开放的学术氛围被乾嘉时期的厉行禁教打断。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迫于外国强势的军事力量，被动地开启了西方文明的输入。这一次中西文化的交遇，对一向以优渥自居的清王朝来说，烙下了不堪与耻辱的印记。加之国人一直持有的“夷狄之见”，西方思潮的吸收备受质疑与阻挠。然而处于 19 世纪全球扩张的时代，晚清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异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漩涡。由于西方中世纪之后教育系统、思想文化的大繁荣，当“西学”以强势姿态输入晚清封建系统的内部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与重构。具体在晚清的教育制度上，文学科在传播知识、塑造精神、培养实用人才等方面的功用与诉求，必然成为“现代文学教育”发生的重要环节。
（一）兴学：从实业到人文的过渡
晚清时期大多数文人在情感上并不愿放弃传承已久的文化信念，他们坚持认为：“盖一代开基之祖宗，绝非后世守成之子孙所能及。 子孙而欲革先人之法，其祸乱必甚于未革之世”①。传统士人守着“一时之法必与一代相始终，如不大变祖法，则虽危而犹不至于亡，若欲并其枢栋而去之，欲其颠覆可立待矣。”②的信念。此外，清人心中还存有夷狄的偏见，学西人的技艺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涉及到文化思想就出现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孙广德在《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中认为,“长久以来，以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视夷狄（一切外族）文化为低落而不可接受，不论对与不对，该与不该，中国人确有这种心理，确有这种情感，甚至确有这种信念，则是事实。”③虽然，晚清大多人都在回避“夷人文明”的事实，却不能回避殖民侵略带来的“对话”行为。而这一次“对话”双方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了巨大的差距。因此，为了维护封建集团的统治秩序，调节异质文化碰撞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晚清形成了具有选择性的兴西学策略。一群知识分子自觉地担负起了“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并试图为日渐衰落的封建王朝寻找一剂救命“良方”。在这种语境下，“内为志士所呼号，外受列强之侮辱，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④于是，教育便成为晚清变法改良的重要领域。这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承袭了前代的传统，儒家经典被晚清学人看作衡量学术研究的标准与尺度，治学的目的则定位于“明德”“亲民”“至善”的伦理型目标。这样的文学教育更接近于内容庞杂、外延模糊的“泛文学”教育，缺乏严格的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另外，极为保守的清朝政权在封建经济生产模式上仍然沿袭传统，人们若想改变地位，获得出身,就只能依赖国家规定的人才选拔制度。因此，治学不得不转向“四书五经”、八股时文的考试内容，其教育的可塑功能自然就成为了统治者培养和控制思想逊，然亦尽心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觕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①这种出版物的出现，对晚清文学及文学教育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进步。相比传统教学“四书五经”、古文选的读本，教科书的辑成是以现代学术精神，对知识、技能、经验进行的综合与归类，它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许多新文体、新作品得以在教科书中崭露头角，进一步丰富了文学教育的面貌，为明确目标、有计划、分层次的“现代文学教育”打下了基础。晚清时期，笔耕文化传播，中西文化交流虽然失去了平等沟通的历史语境，但“大厦将倾”的焦虑心理反倒为陈旧的文学教育界注入一股活泉。西方的文艺思想通过期刊杂志的宣传进入国人的视野，文学的体例、叙事技巧、审美方式、教育功能备受关注。周作人曾经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这样描述甲午战后的时局，“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②这样看来，晚清出版刊行的发展为文学教育吹来了具有现代性思想的“东风”。第二节 “新型”知识分子的学术动力早在清朝中叶，由于统治者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士人身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无处释放，只能转向“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乌乎！”③然而，晚清自救的举措又重新为士人打开了直言的格局。在西学的影响下，晚清学术风潮逐渐呈现出了多种选择：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自我反思中开放视听，选择向西方学习，并自觉地接纳外国的人文思想；另外一部分晚清时人在传统信念受到粗暴冲击后，选择回到传统找寻处变之道；其余一部分官绅阶层则为了维护自身的等级特权，尽其所能地保证旧有秩序的稳定。因而在晚清社会革新过程中，基于立场不同而形成了多个派别的论争。他们在帝制末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战，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风气、文化思想的开放与更新。尤其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历练，这些知识分子在中西传统、古典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中脱胎换骨，加快了现代意识在文学教育领域的发展。
第三章民初“现代文学教育”的基本面貌...........................................62
第一节民初“现代文学教育”的内容.................................76
第二节“现代文学教育”的价值取向................................90
第四章民初北京高校中的“现代文学教育”考察................99
第一节北京大学与“新文艺”思潮.........................100
第二节清华大学与“新文学”试验....................112
第三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新文学”课..................122
第四节燕京大学开放的新文学观...........................131
第五章“现代文学教育”的再生产机制................137
第一节摇摆的“过渡人”................................137
第二节现代性体验的生成...........................146
第三节“现代文学教育”的功能.....................154
结 语....................................................162
第五章“现代文学教育”的再生产机制
如果说自晚清洋务运动开始拉开了近代社会变革的序幕，相应的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均进入了一个以“现代性”为衡量标准的重建时期。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学教育的参与者也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与责任。文学作为人类活动的智慧结晶，同样走向了由“现代性”考量的阶段。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的典章子集，在现代西方知识观的塑造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三尺讲台，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更以“现代人”的身份和思想，面对社会生活的变动，不断地书写着新的文学理想。第一节 摇摆的“过渡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恢复周礼”“法先王”的传统，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在封建思想观念中，推崇的永远都是传统的经验与文化。这种情况在晚清西方思潮汹涌而入时更加明显。整个朝堂内外，绝大多数的官员、百姓苦闷焦虑的原因，一方面源于长久以来封建意识形态中“尊古”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撼动，另一方面为改良、革新可能造成的既得利益受损而担忧。因此，在这样的文化心理的作用下，晚清以来各种改革行动举步维艰、收效甚微，更不必说殖民侵略的诸多负面影响。若不打破封建思想的锁链，不改变对传统与权威的迷信，不可能挽救这一时期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韦伯曾经说：“中国的教育，并非考查任何专业技能或打造具有现代理性的人，而是用官僚化的考试规章培养法官、医生、技术人员。”①他在这里侧重说明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一方面，国家把文化人当作忠于朝廷、忠于统治集团的执行性工具，另一方面，文化人则视传统科举制度为获取功名和出身的重要手段。这样的教育模式沉浸于“四书五经”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因而，维系封建秩序的伦理教化成为了谋求“学而优则仕”理想的捷径。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更倾向于道德感化，《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②也就是说，古代的文人将道德与学问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具体研究中讲求精深穷尽。但是，由于传统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在治学过程中更重视师承派系的学说发展，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知识种类与知识形态。直到晚清的学制改革，在现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哲学、美学等知识才得以以学科知识的面貌呈现在教育场域内部。而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诞生于过渡的时代中，他们见证了西方文明在封建社会的传播，又在现实的危机感与崇高的使命感驱使下，自觉地承担起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重担。尽管，晚清一系列改革活动并没有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但在现代意识的引领下，社会秩序、认识方式、文化结构、民族心理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正是这些变化汇聚一块，最终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旧秩序。20世纪初新的国家政权确立，不仅意味着新的社会性质与文化期待，同样也意味着对未知的恐惧与怀古的失落。知识分子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但由于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个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还在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改造具有了未完成的状态，形成了晚清民初时期特殊的“过渡人”的面貌。
（一）“长袍马褂”后的反思
当“顺乎自然”的人生理想遇到“物竞天择”的价值观时，晚清社会很难想象个人与社会、国家可以建立如此密切的关联。传统的自我意识在不变的状态下，一直遵守着“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的基本信条与自省体验。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认为，传统中国人的“自我”偏重于循例重俗，被动闭缩，自制自足，人生观更倾向于孤立、顺从与惰性。①当革命的炮火点燃了因袭多年的封建文化之后，等待中华民国重建的不仅有新的社会、制度，还需要解决人们褪去长袍后的信念危机，以及充满迷茫、焦虑、慷慨、凝重的文学讲坛。历史车轮的前进必然引起既得利益受损集团的阻挠，以及捍卫社会革新果实的先觉者的反抗。因而，当封建的遗老、遗少哀叹盛世不在，王道不复之时；另外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革命人士，已然开始探索价值重估的时代命题。具体而言，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约束下，逐渐形成了中国乃天下宗邦之首的信仰，就算到了晚清，以堂堂大清国自居的政权，即使兴洋务、办学堂，也仅是以恢复国家旧有秩序为主要目的。至于练兵之法、律例变革皆不能触动封建之本。然而，当整个社会沉浸在诗书遗泽的满足感时，总会有几位时代的先觉者站出来，用警醒的言语敲打自欺的美梦，如魏源、王韬、郑观应、冯桂芬、康有为、张之洞等人。从最初器物西化的现象逐步深入到政教、思想、文化的改革，这群晚清的知识分子提倡广建书院、兴办学校，学习泰西富强之体，他们把这种革新的思维方式纳入到恢复天朝信仰的政治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现代思潮进入了传统的课堂。特别是在1988年前后，晚清政府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设算学科、添经济特科、改时务策命题，直到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制。国人的因袭千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巨大冲击。国家变法，停止科考，孔孟之学不再成为安身立命的唯一选择。第二节 现代性体验的生成现代性是什么？作为主观体验，现代性更侧重在与传统某种情感的告别；作为社会化的阶段，现代性则强调在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过程。《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①这种对立是社会进步的佐证。在“现代文学教育”中，其现代性往往以批判者的姿态反复审视社会发展的动态进程，是一种启蒙和解放，拆解与重建。此外，现代性在与传统的对抗中强化了个体的存在价值，并完善了自身与世界、社会、其他个体的沟通网，以一种价值观念影响着文学的实践活动，它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那么，在这个网络中，“现代文学教育”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现代性的体验呢？依照福柯对现代性的理解，它就是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说“现代文学教育”就是通过对文学的整理和传播，使这种思想和感觉得以呈现出来的理念和行为。在晚清至民初社会转型的阶段内，文学在感性把握、理性思考、价值重估的反思和超越中，逐渐实现了“现代文学教育”的制度、内容、价值等方面的建构。故文化之演进，现由一地为先导，旋见数地之并发，终于渐被其他各区域。至于文化中心，一面向外渐被，一面复以新思想之勃兴，又称为新时代之纪元。②那么，这半个多世纪时代精神的主题是什么呢？对此，张其昀认为，时代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前时代的总结，对当下时代之思潮以创造明日之精神。而现代性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它不仅是晚清民初思想发展的主流，反映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开创社会风气的重要环节。古人云：法不孤起，道不虚行。现代性的发凡亦可以从历史轨迹、社会生活中觅得线索。因此，可以说“现代文学教育”的现代性体验的生成，是对传统与当下文学及文学教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这群时代的“过渡人”的责任，即把前代经典思想之基础，孕育现代精神之种子。因而，在民国初期的“现代文学教育”中，特别关注了对古典文学的洗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时代的审美价值。在半个多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中，“现代文学教育”一面调和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一面融合着西方与东方异质文化的冲突。现代性体验的生成就是在内心煎熬与苦闷中，以批判的视角、独立之精神，以传承之责任，发时代之声的文学审美活动。
结 语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现代文学教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现代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封建传统信仰的脱胎，也是现代性体验挣脱伦理纲常后的新生。它的发生是思维观念、认识活动、价值系统、行为准则对封建时代的抽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正面临着世界范围内价值重估的考验。胡适曾经这样描述过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反应：“一个一度伟大的民族，为着重新自立自主而无助地奋斗着，摸索着，希冀找到可行的方法途径，解决不可抗拒的西方文明冲击下出现的种种复杂、紧迫的问题。”①从最初“无用的抗拒、长期的踟蹰、断续不连贯的改革、灾难性的革命战争和内乱”①中，祛蔽革新的思想文化运动艰难迈进。“现代文学教育”在期间呈现出了多头并进的局面。从晚清的政治危机，到 20 世纪辛亥革命的爆发，这股现代性的风暴席卷了传承千百年的文化古典模式。由上层的统治集团到普通的百姓平民，新文化、新语言、新价值观迅速成为社会革命、创新的巨大成果。这主要是指，在经历了晚清民初的几次全国性学制系统改革后，文学教育逐渐由内容混杂、界限模糊的状态走向了学科独立、研治独立、价值独立的学术探索阶段。白话文体、小说史、文学批评等内容第一次系统地出现在文学教育的课堂上，丰富了“现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现代性作用的方式。此外，在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下，带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意识的思想逐渐融入到转型的文学语境，异质文化的渗透促进了保守的旧式思维方式解体，为新文化的到来奠定了“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的基础，也为文学告别封建思想提供了一个意义再生的契机。
（一）新时期的文学整合
傅斯年曾经说过：“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②因而，对“现代文学教育”来说，它不仅要处理古代传统文学教育留下的散乱、复杂的流派学说，还要弥合西方思潮冲击下的文化裂痕。这种裂痕是异质文化相遇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告别封建时代的心理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面身处社会前进的洪流中，一面沉湎于贵族精神、封建特权、伦理秩序的。所以在帝制末与世纪初的历史阶段，“现代文学教育”不仅是文学或教育领域的改革，更是新时期文学思想的整合。它在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的倡导中，在“疑古”的精神引导下，对文化展开了全新的阐释。可以说，这是整个社会语境内的“文艺复兴”运动，但它却不同于欧洲古希腊、罗马在道德、政治、宗教、文学、音乐等方面追求统一的、规范的、复古的运动。张资平在《欧洲文艺史纲》中认为，17世纪欧洲的艺术追求是智巧的、形式的、限制的审美。在发展中突出强调了人对知识、思想解放的独特价值，然而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统治后，人们对甄别古典文艺的能力未增反弱，反而容易走向情感、形势与内容上的某种极端表现。回到中国近代史上文艺的发展，“现代文学教育”发生并不是古典文化的结束，它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复调话语中展开认识上的辨别与整合，生成了许多新的意义。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个性的价值被道德教化所遮蔽，人沦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虽然曾经出现一些文人，或埋头儒学经义的考校，或展开对西方文明的译介，藉此以反抗功利化、腐朽的社会风气。但是，他们毕竟站在“忠君”“尊孔”的古典权威信仰下，遵守的是封建的、正统的秩序。直到民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焦躁与苦闷的氛围下提出了“为人生”的价值诉求，促进了文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以及对西方文艺理论的选择性借鉴。特别是在现代学术形制内，搭建了一个言说自由的学术空间。简单地说，“现代文学教育”的整合打破了古典时代的文化束缚，它链接了平民式的国语、国文学普及，精英式的文学门（系）研究两类认识活动。平民式的“现代文学教育”促进了通俗化的白话文学的发展，而精英式的文学教育则在文学史、文学批评等理论方面呈现出了的精深化、专门化的学术发展方向。晚清民初文学教育的现代性，促进了国语统一的实现，打破了贵族掌控的娱乐、消遣的文学观念，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的对象与群体。在这一时期，“现代文学教育”确立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审美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学制改革中逐渐突出了个人价值。文学教育的材料选择和教授方法吸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反对古代教育中的特权限制，代之以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培养文学的兴趣。第二，关注现实社会的审美价值。文学教育是在“为人生”自我保护与对抗意识的驱使下，展开了对古典文化与现代意识的融合。它一方面以西方的文学研究为范式，吸收了一部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想；另一方面试图用理性的眼光梳理传统的学术思想，以便筛选具有价值的学说，用以塑造新时期的国民性。因而，在教育中提倡关注人生，表现人的价值。第三，重视科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国文、国语的教授，还是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都首先尊重学生个性，尽管在动荡的社会中不可能完全做到以学生的兴趣为先导，甚至在课堂中仍然有知识技能的灌输以及革命论争的言论，但在教育与研究中还是透露出了进化、实证、比较等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古代典籍的解读，摒弃了对封建权威性的崇拜，代之一种现代性的价值诉求进入文学教育的活动中。第四，对“现代文学教育”对思想的整合，是对教育场域内文学研究、文学实践秩序的重新规范。由于晚清民初特殊的历史环境，很多知识分子既投身社会政治运动，又从事文学教育的实践活动，他们在日常的经验中善于总结和观察，甚至将自己剖析在文本中，等待国人的评判，这是近代史上知识分子主动争取话语权的表现。“现代文学教育”具体是通过三种途径促进文学思想的整合。第一，“现代文学教育”是通过情感体验与民族、国家共存的。晚清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社会的转型。文学不仅在学堂内，还通过翻译、出版等活动传播新思想、新价值，共同分担了“开启民智”的社会责任。但是作为系统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学校内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更是与国家、民族的存亡息息相关。一方面，“现代文学教育”一直努力着扫除古代文学教育留下的阴霾与陋习。1905年，光绪帝下诏，彻底废除了施行千年的封建教育选拔制度，这让儒家经义和八股习文失去了政治话语的支持，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以及儒家文化崩塌之后的感慨、焦虑。新技术、新观念、新思想、新价值观慢慢深入国人的生活之中，旧弊之剔除、学术之革新成为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氛围中生发出来的“现代文学教育”，通过系统的文学普及和经验传递，与广泛的社会群体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例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旨在通过新文体、新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重塑国民的人格。他对中国人骨子里的国民性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建议参考西学、西政，兴办学堂，培养国家亟须的人才，并将小说的教育意义提高到空前的位置。但是，梁启超毕竟生于晚清社会，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化作对儒学的新解读，期望以此挽救日渐衰弱的封建政权。此外，作为倡导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开启了文学教育现代性实践的重要一步，他将哲学的思维引入了文学研究中，促进了“现代文学教育”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发展。特别是受到进化论、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应平民主义的社会之用”发展文学。胡适反对用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倡导智识的普及与学术研治的独立。虽然他积极地倡导白话文学的书写方式，但并不抵制古代的文学典籍以及书院自修的教育模式，并且还用历史的眼光和实验主义的精神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既是“现代文学教育”思维方式的重塑，也是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结合后的应激反应。虽然期间出现了对古典文学的批判与否定，但用“新思潮”的审美态度为文学估价，还是为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教育吹来了一股科学精神。然而，无论是“文学改良”或是“文界革命”，在晚清民初社会转型中，“现代文学教育”都是通过主体意识觉醒、国民性剖析等情感体验架构起人与社会、与国家的津梁。首先，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晚清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决心和意识，他们在社会动荡中有限地借鉴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开展了一系列的复兴举动，从有意识的器物西化逐渐发展到深层次的民族文化价值的反思。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启的西化过程，逐渐瓦解了封建制度的大国美梦，中国适用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走到了不得不革的阶段。一群具有先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启了启蒙的时代，并奠定了文学教育在帝制末与世纪初的基本立场与价值选择。从京师同文馆开设外国语言开始，新思想、新技术带来了语言、词汇的转变，各种新式书院、学堂的兴起等促成了制度的改革，如此使文学得以从陈旧、僵硬的秩序中抽离出来，并以启蒙的学科姿态传播新智识与新价值。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也讲究“开蒙”，教儿童认字守礼，但这并不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或主体意识的启发。因而，文学教育现代性的发生必须摆脱经义的考据、功名的诉求，脱离封建制度的思想藩篱，进而以成熟状态的勇气和决心去“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本尼迪克特认为，“贵族、地主士绅、专业人士、官员还有市场上活动的人们（men of the market）——这些就是语言学革命的潜在的消费者。”①那么，对于晚清民初的“现代文学教育”来讲，它就是在现代性的引导下，赋予社会组织中每个潜在成员公开表达的意识与权力，将他们都纳入到救亡图存的国家语境中来。虽然，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但经历了多次教育制度改革的淘洗之后，“现代文学教育”确立了一条面向社会大众的，重新建构思想文化体系的情感通道——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的并存——传递现代性体验，解放个性、健全人格。其次，西方社会思潮的输入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文学探索。他们借助学制改革的东风，很快在学校系统中制定了“现代文学教育”的形制与内容，出现了国文与国语的教育，并逐步发展出了多种的文学课程。特别是高等院校中设置的文学研究内容，为“现代文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话语整合的契机。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主要是根据统治集团的意识，从诸子学派中择取合乎道统的学说进行教化。即便是学海堂、诂经精舍摒弃了时艺八股的宗旨，也依然围绕着经史训诂的轨迹治学讲习。而自晚清官话的推广、文学界革命以来，使通俗的白话文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以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文学教育的知识重组与意义再生产。实际上，白话文学的发展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进步，更代表者一种思维方式的更新，“一群人可以经过共同的想象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②，这种共时性就是帮助整个社会群体共同分享情感经验，搭建人们与民族、国家的新的联系。他们通过“现代文学教育”的研究为全社会构筑了一个新的空间。在梁启超、陈独秀、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知识分子“疑古”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开始以科学的标准对文学进行归纳、梳理，同时还通过小说、散文等创作实践对传统价值观、国民性进行了“祛魅求真”的改造。这群知识分子在找寻治愈愚昧、怯懦、奴性病症的良方的过程中，以“人的文学”形成国人对主体、对社会、对民族的深层次的情感认知。例如，20 世纪二十年代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的“文学概论”（或称“文艺理论”）课的鲁迅，就是通过对文学创作、理论分析，反思在文学在人与社会发展中的艺术规律，并确立了“立人”的终极指向。另一方面，“现代文学教育”在器物西化、制度改革、思想革命的进程中，总结出了普及化、精深化的两条方针，并且努力在现代性的话语中塑造民族精神与信念。中国封建社会的集权制度决定了教育的霸权是掌握在贵族集团的手中。而清代又施行高压的文化政策，社会群体的发言权只能是空想，文学成了娱乐消遣的产品，文学教育也成为上层统治者维持秩序的工具和下层改变出身的跳板。然而，19 世纪末侵略战争带来了异质文化的冲击，还带来了“想象的过程”。尽管人们沉溺于儒家文化的权威中，但这种情绪随着西方科学思潮的入侵和经义古文的“去神圣化”而日益衰退。如果说，晚清民初的几次教育制度改革推动了文学与封建传统的告别，那么这种疼痛与苦闷的断裂则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更加深厚的感情，一种可供全体国人感受的“共同体”通过文学的现代性、文学教育的现代性被塑造出来。而“现代文学教育”的发生，就是藉由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共存的局面，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承担了“共同体”的象征意义。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叙述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①确切地说来，晚清民初的文学教育，就是在不同教育学段内，藉由文本进行的一种美学叙事。在现代意识的指引下，通过系统的学术研究活动，为社会大众、精英分子勾勒出社会、民族、国家时代的精神共同体。例如，康有为就用文学创造了一个“大同世界”，周作人则塑造了一个“新村”的社会。无论这些知识分子是通过何种语言形式、艺术技巧、审美方式，他们都试图为社会群体阐明一个可以感受和体验的切实空间，强调个人价值的教育系统，以及精神生长的信念空间。第二，“现代文学教育”是文学与多种学术思想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家文化经验传授为主，其中包含着史学、经学、伦理等人文思想。从先秦时期，文学就基本上沿着“五经六艺”“诸子传书”“造论著说”“上书奏记”“文德之操”②的轨迹演变。尽管到了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的文学样式得以发展，但它们的地位与传统学术观念无法抗衡，大量的文学作品被书院、学堂拒之门外，只有儒学典籍被统治集团视为正统的文学存在。赫尔巴特说，“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问题可以总结在这一个概念之中——道德。”③而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的关联，则是依托于封建道德的“泛文学”教育。当 19 世纪末的封建集权制度日益衰弱，传统道德观念趋于式微的情况下，西方思潮与本国文化的矛盾与融合，让文学之外的诸多思想参与了“现代文学教育”发生的进程中。郭英德先生曾经给文学教育做了这样的界定，“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④在这种教育行为中，既涉及到知识与能力，也涉及到情感与价值观，它是以文学为主，借鉴其他学术视角共同开展的活动。若想要明确在“现代文学教育”中，是如何让文学与哲学、学革命”和“平民教育”等口号带有了政治立场，却没有阻碍文学对叔本华、尼采、王尔德、席勒等审美思潮的吸收与借鉴。并且，在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朱光潜等学者的引领下，他们将这种审美体验化为精英式的文学教育，并用自己执著的审美追求赋予了古典文学以新的精神，发挥了“现代文学教育”涵养精神的本质功能。
（二）当下的文学反思
通过对晚清民初“现代文学教育”的研究，可以发现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历史发展中，文学作为教育的对象，它的宗旨、内容、意义都是随着社会的改革而发生巨大的转变。无论白话或是文言，无论小说、散文或是诗文典籍，它们所承载的意义都受到时代主流意识的影响。而文学科又以其合思想与情感于一体的特征，拓展了文学的时空效度。同时，晚清民初的“现代文学教育”以普及化、精深化的实践原则，进一步打破了封建权力的藩篱，与社会中每一个群体都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这是“现代文学教育”发生的重要价值。首先，作为一种话语空间。“现代文学教育”建造了一个质疑权威、批判传统的新秩序。无论是中低学段内的国语、国文教学，还是高等院校中的文学研究活动，它们都通过文学这种载体实现自由言说的渴望，并且实现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从“我已我手写我口”到“以人生价值为衡”，文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反思与精神重建的角色。这种文学教育的现代性，以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为主，营造了一个面向社会全体的平台，并且通过审美认识活动达成人格重塑的共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价值发生了转变，但这是现代性到来的必然选择。“现代文学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恰当的回答了“为人生”的文学诉求，以及如何“为人生”的文学途径。而这一点对今天文学科的建设尤为重要。但是，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为了尽快摆脱弱势，对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吸收大多是站在中国视角的模仿与套用，抑制了古典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传播，也没有真正理解异质文化的优长所在。受到“五四”以来革命思想的影响，许多激烈的批判传统的口号在“现代文学教育”中出现。在历史的特殊时期，面对封建余毒和殖民侵略，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价值尤为可贵。但其中过于激进的做法、功利化的取向都是学术研究活动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今天的文学教育，它的开展是站在全球话语的背景下，涉及的范围之广、涵盖的内容之多、传播的渠道之便捷，是此前任意一个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虽然，这些多元思想有助于文学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为其带来新的烦恼。对于晚清民初的“现代文学教育”来说，它旨在启蒙、解放，勇于承担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苦闷，期望借助西方思潮，以一种犀利的文学基调唤起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通过文学为载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试图打破传统文教的权力场，发动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今天的文学教育处于和平发展的年代，人人享受文学的权力，却又带来了言说的泛滥和思想的无序。从某方面讲，21 世纪仍处于“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西方的旨趣的考量，他期望通过对传统经典文学的梳理，促进文学现代性的建设。同样，今天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依然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独立的学术品格，而它的呈现方式、大众与精英的演变轨迹只是基于“认知策略”的主观选择，并不能消解文学教育的理性与审美的价值。无论教育活动的开展，还是学术研究的深入，“现代文学教育”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国家、社会、个体的联系构建了一个想象世界，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在其中进行认识与体验。它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发生的路径上，分化出普及化与精深化的不同实践路线。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封建制度衰弱的背景下，借鉴西方思想而实践的一种学术自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文学教育”的自觉仍在继续，面对思想束缚、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试图在更多样的文学体验中打捞审美的愉悦。因此，当下的文学教育与研究是对晚清民初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断续”的继承，然而它更强调在动态的历史发展中对存在的批判、对变迁的悼念，更侧重在表现的世界里生成个性体验。这是现代性所发出的火光，明灭可睹，照亮中国学术秩序的发展轨迹。
[1] 张荣翼. 两种文学经典的夹缝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语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5)
[2] 鲍焰. 大学文学课教学的创新思路[J]. 中国成人教育. 2007(16)
[3] 刘小平. “中国现当代文学”行为主义教学模式检讨[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07(Z2)
[4] 农迎春. 切入传统 融合现代——对大学课堂文学课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J]. 河池学院学报. 2007(S1)
[5] 李英姿.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综述[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04)
[6] 刘勇,杨志. 全球化浪潮下的知识主体性重构——“新国学”讨论及其向度之观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04)
[7] 谢昭新. 谈谈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的关系问题[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04)
[8] 解维汉. “国学”不是一种时髦[J]. 金秋. 2007(08)
[9] 张健. 现代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培养[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4)
[10] 张立文. 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J]. 理论参考. 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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