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
发布时间：2021-03-18 23:23
佛教自两汉之际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敦煌成为传播路上的必经之地,事实证明佛教在敦煌扎根发芽,使敦煌成为一佛教都市。隋唐至北宋的敦煌,更是将当地佛教发展推至极盛。佛界最重视的离俗原则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随着与世俗力量的交流碰撞而发生了极大变化——世俗化。“唐中后期五代宋初”的敦煌历经吐蕃占领时期及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是敦煌政治历史上较长且完整存续的重要时段,特殊的政治环境于佛教世俗化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佛教文化兴盛的敦煌留下了丰富的石窟及文书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得知,该时期的佛教世俗化在佛寺、僧尼、佛法等佛教界重大内容中皆有体现。文章以“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主要利用敦煌写本文献资料及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从佛寺、僧尼及佛法三方面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进行探究。文章除绪论外,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对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发展概况进行叙述,在唐王朝历代帝王佛教政策的背景下,结合敦煌文书资料探讨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地方政权与佛界势力的相互依存关系。吐蕃占领时期保留了敦煌佛教势力,且采取崇佛政策;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继续发展,官寺数量达...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甘肃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62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僧官系统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75“高都头贷面四秤”。现将文书所反映的归义军时期的寺院职官作简图如下：图2-2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职官简图唐耕耦认为寺院有“法律”1，根据文书来看属实，且《陇右金石录补》记，公元1019年社官永安寺法律兴受、社老龙兴寺法律定慧、录事金光明寺法律福荣等二十六人，共造佛塔一所2，可知法律于彼时仍存。接下来对各僧职任免作一讨论。第一，上级僧官的任命。吐蕃占领时期，敦煌佛教僧首由吐蕃赞普任命，如洪辩“又承诏命，迁知释门都校（教）授”3。张氏归义军初期，高级僧官由世俗政权任命。张议潮刚收复敦煌时，派高僧洪辩、悟真等入朝，由唐朝任命敦煌高级僧官，如悟真第二件告身显示，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身为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的悟真受唐廷敕牒，充任沙州都僧录。同样在第四件告身中，咸通三年唐廷将身为释门义学都法师兼僧录的悟真敕授为河西副僧统。但在咸通十年（公元869年）的敕牒中显示，河西都僧统的任命实际掌握在了归义军手中，悟真第五件告身载：“右河西道沙州诸军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张淮深奏：臣当道先有，敕授河西管内都统赐紫僧法荣”，八月法荣染疾身死后，请求悟真替亡僧法荣便充河西都僧统。这也就是学界普遍认为“敦煌僧官由归义军政权直接任命，仅上报中央承认既定事实”4的缘由所在。同时这也道出了悟真被任命为都僧统1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38页。2转引自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页。3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第17-18页。4如刘进宝（《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第135-136页）以为，敦煌教团僧官的任命权在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92十二所寺院记录完成后，总结僧尼总数，并将记录人信息附后。即都计见上牌子僧尼三百一十人内一百卅九僧一百七十一尼牒件状如前，谨牒。辰年三月日僧尼部落米净辩牒。最后将去世僧尼信息一一登记，并将吐蕃赞息或舍人核实情况注明。综上可知，吐蕃时期敦煌僧尼籍文书书写内容及格式与唐王朝规定的有很大相似之处，僧尼身死，经官府人员核查后，应是上报至管理僧尼处，进行“注销”，以便官府实时掌握僧尼动态。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尼籍留存完整的较多，如公元865-870年的S.2669《管内尼寺（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籍》、公元九世纪末期至十世纪初期的S.2614V《沙州诸寺僧尼名簿》以及公元925年的P.2250V《敦煌应管诸寺僧尼名录》，等等。现举两例加以说明：S.2669《管内尼寺（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籍》号文书，详细记载了张氏归义军初期三所尼寺的尼僧信息，该卷前后皆残，仅留存三尼寺名并以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的顺序记录，除大乘寺记录完整外，其余两寺皆残缺。原卷部分内容如下：图3-1S.2669《管内尼寺（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籍》第19-42行
本文编号：3089092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甘肃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62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僧官系统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75“高都头贷面四秤”。现将文书所反映的归义军时期的寺院职官作简图如下：图2-2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职官简图唐耕耦认为寺院有“法律”1，根据文书来看属实，且《陇右金石录补》记，公元1019年社官永安寺法律兴受、社老龙兴寺法律定慧、录事金光明寺法律福荣等二十六人，共造佛塔一所2，可知法律于彼时仍存。接下来对各僧职任免作一讨论。第一，上级僧官的任命。吐蕃占领时期，敦煌佛教僧首由吐蕃赞普任命，如洪辩“又承诏命，迁知释门都校（教）授”3。张氏归义军初期，高级僧官由世俗政权任命。张议潮刚收复敦煌时，派高僧洪辩、悟真等入朝，由唐朝任命敦煌高级僧官，如悟真第二件告身显示，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身为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的悟真受唐廷敕牒，充任沙州都僧录。同样在第四件告身中，咸通三年唐廷将身为释门义学都法师兼僧录的悟真敕授为河西副僧统。但在咸通十年（公元869年）的敕牒中显示，河西都僧统的任命实际掌握在了归义军手中，悟真第五件告身载：“右河西道沙州诸军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张淮深奏：臣当道先有，敕授河西管内都统赐紫僧法荣”，八月法荣染疾身死后，请求悟真替亡僧法荣便充河西都僧统。这也就是学界普遍认为“敦煌僧官由归义军政权直接任命，仅上报中央承认既定事实”4的缘由所在。同时这也道出了悟真被任命为都僧统1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38页。2转引自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页。3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第17-18页。4如刘进宝（《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第135-136页）以为，敦煌教团僧官的任命权在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92十二所寺院记录完成后，总结僧尼总数，并将记录人信息附后。即都计见上牌子僧尼三百一十人内一百卅九僧一百七十一尼牒件状如前，谨牒。辰年三月日僧尼部落米净辩牒。最后将去世僧尼信息一一登记，并将吐蕃赞息或舍人核实情况注明。综上可知，吐蕃时期敦煌僧尼籍文书书写内容及格式与唐王朝规定的有很大相似之处，僧尼身死，经官府人员核查后，应是上报至管理僧尼处，进行“注销”，以便官府实时掌握僧尼动态。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尼籍留存完整的较多，如公元865-870年的S.2669《管内尼寺（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籍》、公元九世纪末期至十世纪初期的S.2614V《沙州诸寺僧尼名簿》以及公元925年的P.2250V《敦煌应管诸寺僧尼名录》，等等。现举两例加以说明：S.2669《管内尼寺（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籍》号文书，详细记载了张氏归义军初期三所尼寺的尼僧信息，该卷前后皆残，仅留存三尼寺名并以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的顺序记录，除大乘寺记录完整外，其余两寺皆残缺。原卷部分内容如下：图3-1S.2669《管内尼寺（安国寺·大乘寺·圣光寺）籍》第19-42行
本文编号：308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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