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宗教与全球治理：一个跨宗教的比较视角

发布时间：2016-10-14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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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全球治理：一个跨宗教的比较视角；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关键词：宗教；治理；公民社会；秩序；随着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化的趋势，宗教在国际政；一、宗教、公民社会与治理；1981年，作为阿斯本人文研究所(AspenIn；易克斯(MarcLuyckx)发表了关于宗教和治；超现代的思想转型——即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却远；在这样的背

宗教与全球治理：一个跨宗教的比较视角

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宗教观念自身来看，宗教在和平与冲突中的角色是矛盾的。具体说来，每种宗教都包含和平的因素，同时却又常常成为冲突的动力。然而，这一矛盾的角色却促成了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机制。这其中的核心在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公民宗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其具体的步骤包括：全球民主的机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宗教人权、宗教对话等。治理概念的引入标志着与孔汉思的全球伦理不同的路径以及理解当今宗教与全球秩序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关键词：宗教；治理；公民社会；秩序

随着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化的趋势，宗教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宗教在和平与冲突中的地位，更是值得人们密切关注。传统的宗教学者总是倾向于强调宗教中有利于和平的因素，国际关系研究者则经常将宗教视为暴力和冲突的根源。这就造成了宗教在全球治理中的矛盾角色。特别是“9·11”以来，宗教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再次激起了学界关于宗教与社会秩序关系的研究。宗教由此也成为全球政治的一项重要议题。到目前为止，宗教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公民社会则是这一讨论中的重要中介因素。在和平与冲突的问题上，宗教的角色是矛盾的。矛盾性是事实，也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关键就在于，如何促进宗教在积极方面的功能，抵制消极功能，从而推动宗教在矛盾角色中的功能转换。公民宗教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

一、宗教、公民社会与治理

1981年，作为阿斯本人文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关于治理的系列出版物之一，威廉姆斯(Colin W.Williams)的《道德、宗教和治理》(Ethics，Religion and Governance)一文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命题和结论：(1)我们社会同一意见的消失是当前治理危机的一个重要基本因素。(2)从根本上说，这一消失既是道德的(缺乏基本道德的共识)，也是宗教的(缺乏一种共同的意义或目的感)。这影响了我们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和经济。(3)这一共同目的和意义感的缺失是基要主义兴起的主要基础。它是为了重新确立我们文化中原始宗教基础的权威。(4)现代化和多元主义的双重力量使得基要主义的努力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危险的。对传统的重新发掘是需要的，但不是恢复(restoration)，而是重述(re-statement)。威廉姆斯指出，公民宗教作为多元社会中的一种形式，或许可以作为解决目前治理危机的一条路径。作为关于宗教与治理问题较早的系统论述，威廉姆斯的观点无疑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同时，这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宗教、公民社会以及治理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最起码在20世纪80年代是这样。直到1990年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问题兴起后，尤其是鉴于宗教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的突出地位，理论家们才重新开始谈论这一问题。199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关于“治理和文明”的研讨会上，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和路

易克斯(Marc Luyckx)发表了关于宗教和治理的专门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个“超现代思想转型”(transmodern mindshift)的概念。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宗教是社会的神圣基础，现代社会则以二者的分离为特征。这突出地表现为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随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我们似乎正在迈入一个超现代的时期。这对于当今的治理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

超现代的思想转型——即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却远不是主导性的——对于21世纪早期的宗教及其对治理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一在于，组织化的宗教将同“无组织的神性”(unorganized spirituality)共同分享他们的地盘。其次，传统上由男人独占的领导权也将逐渐地同女人共享。再次，在正在浮现的世界观中，“我们”与其他信仰的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将不再是畅销的教义或可行的政治;对多样性的认可，对多元化的保护，以及宽容的原则，对生存和安全似乎越来越重要。超现代思想转型的第四个结果则在于：那些“从文化变迁边缘提出新思想”的人对全球化的逐渐认可，加强了全球化对每一项人类活动的普遍和持续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专门事务，而是为多样化的社会机构所代替，如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为此，传统意义上的政教分离也将逐步被打破，宗教将在治理领域发挥更多积极的功能。

“9·11”之后，宗教更是成为全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002年9月20日至23日，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宗教及国家间世界和平联盟”(Interreligious 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在纽约举行聚会。会议的主题为：“治理与宗教在和平与安全中的地位”(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eace and Security)。会议要求强调宗教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作用，确立宗教在全球治理中的关键地位，并希望在联合国内设置专门的宗教对话机构，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施。这集中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纽约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中。其基本方案为：(1)上帝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是我们的本质、价值和真正尊严的来源，是全人类的本原和父母。(2)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通过建立真爱和真正父母的家庭，提高人们的优秀品格，我们将扫清社区、机构和国家和平的道路。(3)真正统一的世界和平的希望，需要我们通过与普遍原则一致的方式，在通向生活与和平建设的实际和宗教路径之间创造建设性的关系。(4)我们分裂世界的和平，将通过私人和公共领域中“利他主义”(living for the sake of others)的实践而实现。

孔汉思(Hans Kting)在《世界伦理构想》(Projekt Weltethos)中提出：“没有世界伦理，则人类无法生存。没有宗教之问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和平”。其主笔起草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A Global Ethic：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中，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人道的对待”。这可以具体化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1)坚持一种非暴力的、尊重生命的文化;(2)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以及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3)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以及一种信赖的生活;(4)坚持一种关于平等权利和伙伴关系的文化。

孔汉思强调宗教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伦理中的特殊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宗教能表达特别深层的东西，展示一种辽阔的意义视野。这既包括正面的东西，也包括负面的东西。(2)不是伦理本身，而是宗教，才能无条件地保证价值、规范和理念，并使之具体化。(3)不是普遍的伦理，而是宗教，才能通过共同的礼仪和象征，通过历史的画面和对将来的展望，建立精神上安全的、信任的和希望

的家园。(4)不是普遍的伦理，而是宗教，才能动员我们去抗议和抵制不公正的境遇，即使当这样的抗议和抵制是无结果的，或显然是要失败的。

现在，宗教与冲突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已经变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论者指出，探讨宗教与冲突解决之间的关系有两大重要的好处：(1)在宗教的经典文本中，有大量关于冲突与缔造和平(peacemaking)的信息。(2)宗教在人类的个人生活和行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包括目前正积极投身于暴力冲突中的人。尽管宗教可能并不是冲突的本质因素，但常常是冲突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因此，通过宗教的途径来解决冲突也必将成为一个有利的方式。这大概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1)研究宗教的文本和传统：这一方面可以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对经典的曲解来蒙骗大众，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讲，人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关于和平共处和理想社会的思想。(2)开发宗教中有利于冲突解决的价值观，比如移情、非暴力和和平主义、生命的圣洁、内省、佛教的同情等。(3)宗教间的对话和理解。(4)宗教的处境伦理。(5)宗教法律研究等。当然，强调宗教与冲突解决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同时注意，宗教本身也经常是冲突发生的原因，从而不能过高估计其对于和平的贡献。

“宗教的和平建设”(religious peacebuilding)是思考的原则。所谓宗教的和平建设是指“宗教行为者和机构为了解决和转化致命的冲突，希望建立以宽容和非暴力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努力”。它不仅包括当下的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行为，还包括那些远离直接冲突现场的人们的努力，比如宗教人权的法律倡导者、研究跨文化和宗教对话的学者，以及推进非暴力传统的神学家和伦理道德家。具体说来，宗教的和平建设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1)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主要指避免冲突的暴力化或扩充到其他领域，宗教行动者在其中主要扮演预报者(heralds)、观察者(observers)及和平维护者(peacekeepers)的角色。

(2)冲突解决(conflict resoIution)，或和平缔造(peacemaking)：主要指通过调节、协商以及(或者)倡导、证明等方式尽可能消除冲突方之间的不平等，宗教行动者在其中主要扮演倡导者(advocates)、观察者(observers)和调节者(mediators)的角色。(3)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狭义的宗教和平建设主要即指此。其内容包括建设机构以及培养公民领导权，从而可以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并发展指导和平、非暴力的社会关系的长期行为和制度。在这一后一冲突的阶段，宗教行动者主要扮演教育者(educators)和制度建设者(institution builders)的角色。

著名治理研究专家福尔科(Richard Falk)提出“人道治理”(humane governance)的概念，以作为对当今主导性治理方案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其主要特征为：(1)强调对整个地球和全人类治理的重要性，这包括宪政、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限制、解决各种生态、和平等问题的能力等。(2)它与地缘政治的行为模式是对立的，不论其是政府还是市场驱动的，以及产生于过去、现在或将来的“非人道”治理。

(3)人道治理的追求、实现和持续改进是正在涌现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基本目标，它不仅包括理性和分析的能力，还包括与希望相联系的想象和幻想。

福尔科强调宗教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早期建立一个民主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努力，受宗教和灵性精神的鼓励。如果要从政治现实的边缘以一种更严肃的形式来挑战已确立的权力格局，就必须包含一些宗教运动的特征，包括与各大宗教解放性的方面建立联系。没有宗教特征，全球人道治理将缺乏一个可信的社会或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比市场、世俗理性和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更有力的精神动力。

宗教对全球人道治理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苦难的同情：宗

教的动力是与对最下层阶级的同情联系在一起的，并具有一种救赎他们的责任和担当。(2)文明的共鸣：宗教的革命性语言和精神在大众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一旦关键人物出现就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3)团结的气质：宗教人类一家的思想促进了人类的团结，以及一种人类一体和个人尊严感。(4)规范视域：宗教具有一种规范视域，使人们在面临苦难时能以一种积极的、超越现实的精神面对问题。(5)信仰与力量：一种精神力量，促使人们以非暴力的斗争和牺牲精神挑战世俗的力量。(6)限制：一种关于人类的不足和缺陷的感觉，从而使人们得以保持一种开放的精神，不致走向迷狂。(7)认同：宗教能够提供比民族国家更强的认同力量，使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8)调和一致：各种关于人类有限性的观点，有利于克服科学、理性和精神走向一致的障碍。

从人道治理的角度看，宗教复兴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预示了超越经济世俗主义的局限的可能和必要，它已经变成了晚期现代性和思乡的后现代性之间冲突的标志;另一方面，这也同时揭示了一系列非人道治理的极端因素的回归。在一些例子中，它使对世俗主义的否定沦为政治极端主义，从而成为了压迫和暴力的前奏。全球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引起了全球治理空前的程度。这种治理的形式不是参照联合国，而是市场力量在地方和全球的基础上巩固其合作和稳定的结果。这种全球治理的扩张正在威胁人类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质量。宗教的挑战在于，将人的存在置于人们争取民主、平等和可持续的斗争中。它以人为中心，同时意识到超越于理性和机械的神圣和神秘的救赎。福尔科倡导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人道的全球治理。其形象的描述为“重建性的后现代主义”(re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詹姆斯(Helen James)主编的《公民社会、宗教与全球治理》(Civil Society，Relig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指出：世俗国家对制度性暴力的垄断，已经使现代主义的政教分离原则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从而促使人们寻求对滥用暴力进行制度性的限制。公民社会被看作是调节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公民社会的概念也有被误读的可能，所以，它同样也是被反思的对象。

二、宗教与全球秩序：比较的视角

宗教对于全球治理的贡献，既有所有宗教的一致性问题，又有不同传统的多样性问题。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印度教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即其文化综合能力和多元主义的观点。对于印度教来说，天和地都是神圣的，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因此，印度教反对目前以经济为主导的

全球化所导致的各种后果，比如消费主义、环境污染等。由于近代印度的经历，印度教徒也常常将全球化看作殖民主义的代名词。近代著名的印度教领袖甘地即反对全球化，而坚持本土文化的发展。他的抵制英货运动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然，印度教同样受惠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欧美社会的年轻人对印度教精神古鲁的崇拜。一个突出的例子即国际克里希那精神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的发展。作为一种文明，印度教从一开始就面临多种文化的调和与统一问题。这也直接培养了其文化整合的突出能力。印度教提倡一种秩序文化。这主要体现于“法”(dharma)的观念。它参照宇宙秩序而形成，并衍生为统治世间万物的秩序。在现实生活中，这主要延伸为两种等级体系：种姓与轮回。前者主要协调不同的阶级身份，后者则是个体生命的轮回。印度教关于秩序的这

种观念却成为制止暴力、维护和平的主要观念基础。根据印度教的观点，个体在精神上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印度教从根本上说即体现了一种全球的形象，一种基于多样性的整体和谐。它坚持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观点。同时，自然也是这一整体的必要部分。一种终极的状态则是所有生命的和谐。“法”是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义务和责任的体系。一个人的幸福是与其他人的幸福紧密相连的。人类必须与自然世界保持一种积极、健康的相互关系。从一个印度教的观点来看，全球伦理的基础是一个责任和义务的体系。它超越了个人的幸福，而普及到所有人的幸福当中。这也包括对自然本身的爱，因为自然同样是有灵魂的。印度教并不排斥现世，认为现世同样是法所规定的义务。人们必须坚持所有生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维持一个完整的世界。

佛教关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于，天底下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属于一个统一的体系。这可被看作全球化的一个原始机制。对于佛教徒来说，全球化最大的弊端即鼓励竞争。同西方宗教对公共福利的重视不同，佛教更讲究一种个人的同情和施舍。佛教提倡慈悲，用自己的心体会他人的困难，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佛教也得到了全球化的发展。这特别体现在一些西方年轻人对佛教教义的喜好，以及佛教在欧美国家的扩张。另一方面，“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也成为目前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这突出地体现在佛教组织的跨国发展，寺庙在泰国等地方社区中的重要作用，佛教对办学和福利的支持，佛教在和平与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等。佛教大概是最和平的宗教。所有的佛教徒都相信，最终的、持久的和平只有在涅槃中才能实现。然而，宗教生活的一个真正含义即要克服暴力根源，维护和平，使人们远离灾难。对于激进的佛教和平主义者来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因为任何理由，，暴力都是不可取的。只有非暴力的方法才是对付暴力的合理途径。佛教的现实主义政治观点也坚持，人们应该尽可能少地使用暴力，而尽量采取非暴力的方法。从整体上来讲，作为东方宗教的一支重要传统，佛教相对于西方宗教来说，没有那种二元对立的秩序观，而更强调一种整体的和谐。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讲，佛教所引发的冲突相对于西方宗教传统来说要少得多。而佛教徒在柬埔寨的和平建设努力实际上也成为当代宗教和平建设的一个重要典范。综合起来讲，佛教对于全球治理的贡献可以归结为：(1)慈悲是佛教的核心教义。佛教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苦难的解除。慈悲同时服务于个人和社会。这就超越了自我和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为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奠定了思想的基础。(2)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或和谐来自于个人内心的和谐。贪、欲等是个人思想中腐化的部分。只要克服了这些贪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就能够实现。人权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他人灾难的忽视。从这一方面来看，佛教的慈悲观念恰好构成了人权的一个基本观念基础。慈悲的观念将个人拯救和群体的幸福联系起来，从而也让人们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一种心灵之间的慈悲与沟通联系起来的。(3)针对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消费主义，佛教强调社区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实体的重要地位。这是全球公共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只有通过这样的公共领域，人们才能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认识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同消费主义所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是相对立的。目前，这主要体现在“参与佛教”运动中。(4)另外，佛教对生命的重视也是生态主义的一个观念基础。佛教坚持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有生命的。“不可杀生”是佛教的一条基本戒律。(5)最后，当代的佛教也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使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明白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这都构成了与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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