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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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
洪修平
摘 要:殷周人文转向是由神本转向人本。它既是儒道诸子思想之源,也奠定
了以后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精神,规范了其主要走向,使中国宗教在发展中形成了
一种特有的以人为本的人神关系。儒学一方面深受上古三代以来的宗教传统的影
响,另一方面又接续着此人本转向,由此构成其人文性与宗教性的两重性。儒学的
宗教性既表现在对天道性命的思考中,也体现在对敬天祭祖的人神关系的关注中。
儒学的这种两重性对中国社会接纳外来宗教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既是大乘佛教在
华成功传播的重要条件,也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儒家在上古三
人学”的宗教性,成为现代新儒家寻求理论突破的重要代以来宗教传统中生成的“
资源。超越对天道性命的单向强调,同时关注儒学在敬天祭祖之人神关系方面的宗
教性,也许能更加全面地回归儒学自身的特质。
关键词:儒学 宗教性 人文转向 三代宗教
)。作者洪修平,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 210093
儒家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哲学与宗教文化观念的变迁之中,而其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则是殷周之际伴随着人们思考的重心由天道转向人道而开始出现的人文思潮。殷周人文转向是由神本向人本的思想重心转移,而非向人文精神单向度的发展。这种人文转向既奠定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精神、规范了其主要走向,也使中国宗教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以人为本的人神关系。这种人文转向的复杂意蕴及其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值得认真反思。
一、三代文明传统与殷周人文转向①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宗教的发展及精神”(编号:07BZJ0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的阶段性成果。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10JZD0004
①
·36·本文分别使用了人本、人道、人文和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等不同提法。一般说来,人本
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
特别关于夏代,虽然20世纪以来相继发现的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学新材料,使关于夏文化的探讨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史料不足,许多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①且相互结合在一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的萌芽出现得很早,
起。“在中国宗教的神灵观念和神性观念中,孕育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人与超人、人与天、自然与超自然的思考,而这便成了历代哲人各种哲学思辨和科学探索
②因此可以说:“”的起点。中国的哲学开端于孔子和老子,其切近的源头是三
③”代宗教。
根据现有的考古成果和文献史料,一般认为,上古经历了一个从“民神杂
④的过程,尤其是进入夏商时代以后,中国由蒙昧时代进入了糅”而“绝地天通”
天下为家”文明时代。随着夏王禹将王权传给自己的儿子,王权世袭制确立,以“
为特点的宗法性国家正式形成。上述变化,表现在宗教信仰与宗教观念上,即是
⑤到殷商时,为适应氏族贵族的“。原始宗教发展为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国家宗教”
⑥从灵魂不死、万统治需要,出现了以上帝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
①与神本相对,人道与天道相对,人文与天文相对,分别有不同的指向和侧重,但它们
在内涵上往往又有一定的相通或交叉,而目前学术界在使用这些名词术语时,也并不总是严格地加以限定,因此我们在讨论时也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而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提法。
我国已知最早的原始宗教祭① 近年来,在辽宁朝阳的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
,“祀遗址”又在建平、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六千年前红山先民的光明日报》2011年1月16日,第1版)
宗教生活样式(有关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和牛河梁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参见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孟昭凯、金瑞清:《牛河梁遗址》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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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吕大000年,“,第3页。吉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余敦康:《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第2卷“宗教·哲学·伦理”出版社,2005年,第3—4页。,《“绝地天通”之说最早见于《尚书·吕刑》国语·楚语》对此有进一步的解说。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册,第85页。关于殷商时的至上神“上帝”与“祖先神”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王
国维、郭沫若、朱芳圃等“一些早期的甲骨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人的祖宗神”(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
。张光直也认为:“”页)殷人的‘帝’很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或是先祖观念的一个抽象。
(,北京:三联书店,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999年,第372页)孙叔平则认为:“由于殷人认为帝是最高神,所以有时也用祭帝之礼来祭自己最崇敬的祖先。甲骨文中
”(有‘帝王宾’的记载,这似乎不能作为殷人认为上帝就是自己的祖先神的证据。孙
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页)牟钟鉴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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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灵、图腾崇拜到天命神权论,标志着原始宗教与哲学具有了初步的理论形
阶级和国家产生后,贵族们利用其中(指原始社会以态。表现在文化制度上,“
——引者注)某些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各种礼仪,作来的传统习惯—
。①《为稳定阶级秩序和加强统治的一种制度和手段”礼记·礼运》中说:“今大
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
”西周时周公对礼仪的改造,成为后来儒家思想的重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要来源和直接先导。
谈到儒家思想的起源,必须回溯到殷周之变及思想文化上出现的人文转向。殷商时期,由于殷王的威权来源于天命,而天命有待鬼神的启示,因此祭祀是
;②“头等重要的事,“殷墟卜骨数以万计,事无大小,都要请问鬼神”祭祖是殷
。③张光直甚至认为殷商之“代宗教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动”商”字即是源于祭
④到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在总结反思殷王朝覆灭的教训之祖。
以德配天”的基础上,开始对殷代的宗法制度和宗教观念进行变革,提出了“
,并见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思想,强调“
《,认为“尚书·蔡仲之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引《,并“,⑤推行以德性伦理为本的礼乐文化制度,这标志着泰誓》)制礼作乐”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天命神权至上的神本思想向周人“敬德保
、“事鬼敬神而远之”的人本思想的转向与过渡。《礼记·表记》曾总结说:民”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周公制作并推行的以德性伦理为本的礼乐文化,为儒家重礼乐人文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基础。“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
”⑥但值得注意的是,“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以德配天”的人文转向,并非意
①,祭认为:“从殷墟卜辞看,上帝与殷王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从不称殷王为‘天子’
”(祀祖先也不包括上帝。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册,第98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992年,第229页。① 杨向奎:《
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3页。②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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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册,第97—98页。,《,第1参见张光直:《商城与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中国青铜时代》27页。《:“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第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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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天”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完全退隐,而是这些属性及其福佑指向的道德意蕴强化,故祭祀仍然是必要的,如《诗经·大雅·大明》所说:“昭事上帝,聿怀
。只是德行成为献祭之时首先要考虑的内容,“只有德行,才是获得天命多福”
。①这在考虑儒学之源时是不的首要条件。不重视德行,就得不到上帝的保佑”
可忽视的。
在宗教神学观念不断变化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朴素的对宇宙自然的理性认识,如原始的阴阳、八卦和五行说等,这在《周易》和《尚书·洪范》中有比较系统的反映,标志着从宗教与神话当中逐渐分离出了新的具有思辨性色彩的对于世界的理解,也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提供了更多的思想资
在从‘三代’大传统到东周新世界观的突破中,有两个思想范式源。如果说“
的转变具有革命性,一个是从‘三代’宗教到儒家的人文理性的兴起;另一个
,那么,结合传世文献和近年来新是从‘三代’宗教到道家的自然理性的兴起”
、郭店简本黄帝四经·道原》出土的简帛文献,如大致为东周时期产物的帛书《
《、《、上博简《、《老子》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和《三德》等,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早期道家自然宇宙观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三代宗教世界观的革
。②殷周以来对宇宙自然的朴素的理性认识,是孔老分别创立儒家和命性转变”
道家的重要思想资源,对儒道两家突破上古三代对天命鬼神的崇拜和信仰,而将理性精神贯串于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与体认,均有影响。
对于殷周之变以及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学界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例如傅斯年认为,殷周之际大变化的特征,“既不在物质文明,又不
③许倬云也认为“,而在“。人道主义之黎明”中国最早的‘突破’在宗教法制度”
,。④当时出现了“⑤王国维在《是在商周之际”人道主义的萌芽”殷周制度论》中
⑥冯天瑜则从中华元典的角度谈到了殷周之变:“有类似的看法。由殷至周,有
一个文化主旨从神本到人本的转换,这一转换在中华元典那里打上鲜明印记,
”⑦殷周之变以及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并对此后的整个中华文化带来深远影响。
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春秋末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诸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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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李申:《儒教简史》013年,第8页。,《王中江:《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012年,第12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991年,第58页。,北京:三联书店,2许倬云:《西周史》001年,第1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论学集》997年,第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由994年,第118页。原文中“
。殷至周”误作“由周至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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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出现,后者均是对此思潮的延续和发展,而这也体现了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的实际意涵。
问题在于,东周以后的诸子思想,是否循着殷周之变以来的人文转向单向度地发展。《墨子》中天志、明鬼之说告诉我们,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近年来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也为我们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古代思想世界,例如上博简《鬼神之明》在孔墨之外另立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之说、《鲁邦大旱》透露了孔
,又有“子对祭祀礼仪的态度、《三德》则既有“自然理性和天道观的内容”天
,这些都表现了“神论和神意论的内容”东周时代的信仰具有更为复杂和多样的
。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殷周人文转向并不等于宗教性的完全消失,片面面貌”
理解和过分强调人文转向的意义并不符合实际的历史情况。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殷周之变及神本向人本的转向对此后整个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之大,甚至一直延续到今人的精神生活之中。从一个方面说,它为中华文化之“人学”特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孕育出以“仁爱”为本的儒家和以“自然”观照人生的道家,并据此接受了外来的大乘佛教而演化出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中国禅宗乃至近代以
;从另一方面看,过分专注当下人生、强调“来的“人间佛教”人定胜天”而缺
乏对神圣的敬畏感,也常使现实中的人生缺少了终极的意义。
二、儒家的起源与儒学的两重性
以德性伦理为本的礼乐文化制度在西周时不断发展完善,为社会的稳定和
、“,但毕发展提供了基础。这种制度虽强调“以德配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竟还是蕴涵了“王权神授”的思想,强调周取代殷是因德行而顺应了“天意”
,“所以周公又经常说:“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尚书·大诰》)天乃大
。到春秋时代,周王室趋于衰命文王,殪戎殷,诞命厥命”(《尚书·康诰》)
弱,天子权威发生动摇,诸侯开始各自为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转变为“,在思想观念和礼仪制度上,出现了对天命神权的怀疑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判和所谓的“礼崩乐坏”之局面。“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
亡,听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庄公三十二年》)之类的说法,表明“周公
①,《王中江:《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思想世界新视野》(上、下)学术月刊》2012年第9、
〈、《〈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三德〉的自然理法10期。另参见王中江:《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和神意论》011年;丁四新:
,郭齐勇主编:《《论楚简〈鬼神〉篇的鬼神观及其学派归属》儒家文化研究》第1辑,
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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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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