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丛书·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
本文关键词:章太炎对姉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京东商城学术史丛书·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描述
内容简介
《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批儒思潮是近百年学术界最为聚讼纷纭的问题之一。《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从戊戌以降儒教自身新生转进的历史视角观察新文化反孔批儒思潮的兴起与展开,基于全新的材料及问题意识,重建了儒教传统的转型与新文化形成之间的历史关联。康有为、章太炎分别是近代孔教运动的领导者和批儒思潮的发动人。他们彼此间、他们与新文化人的思想对话揭示出反孔批儒的多层次历史动力。明治日本将儒学忠孝伦理纳入"国体论",并从台湾开始侵占中国;受此触动,近代儒教形成了批判性的自我认知,新文化批儒有持续的跨文化背景。面临基督教的挑战,儒教正信与异端之争急剧裂变,内部的废淫、排异使新文化的反孔教拥有了来自传统的知识支撑。孔教曾经是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它试图迎接近代国民思潮进行制度建设,但却在民初政治纷争中被新文化人视作奴隶的道德,而没有跨越其现代转型的最大屏障。随着1920年代知识话语的代际转换,戊戌前后为人津津乐道的康有为孔教思想逐渐隐没。
作者简介
彭春凌,重庆市人。1999至201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2011年7月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为助理研究员。2013年6至7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任Postdoctoral Fellow。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近现代文学史以及新文化运动史,近年尤为关注近代儒教、国学、国语运动以及近代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迄今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山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2012年起,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国学’构想的建立:章太炎与明治思潮”(12CZS042)。
目录
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
目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1
导言作为儒学转型内生问题的新文化
一从儒学自身新生转进的历史视角观察新文化反孔批儒问题
二儒学的近代转型
三儒学转型进程在戊戌后的新变
四沿康、章及新文化人构成的历史关系网络走进思想现场
第一章“真儒术”认知拥有的明治日本触媒与新文化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
--章太炎从拥康到反康及其思路的延续
第一节章太炎与明治日本“国体论”的对话
一《答学究》的缘起、依据及相关拥康佚文
二《书〈原君〉篇后》与《谋臣论》的两种儒学伦理
三围绕《客帝论》的争论与中日近代政治图景的异同
第二节《儒术真论》的成立及章太炎学问独立意识的完成
一《人定论》对殖民地台湾“天意论”的反抗
二《绝颂》对殖民地台湾“祝颂”的抵制
三《儒术真论》的成立
第三节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从章太炎到周氏兄弟
一“真儒术”与康、章分歧
二《民报》时期章太炎超越儒教圈的亚洲构想
三周氏兄弟等批儒的跨文化性
第二章儒家正信异端之争的近代裂变及其与新文化反孔教的合流
--以《訄书·原教》篇的渊源及演变为线索
第一节《訄书》初刻本(1900)“王鲁改制”“鬻庙辟佛”思想与
戊戌的改革
一康有为戊戌“保大教,废淫祀”主张的背景
二章太炎与康有为“鬻庙”思想的共振
三章太炎与康有为“正祀”观念的同异
第二节《訄书》重订本(1904)破“文野之见”、立“宗教信心”思想
与晚清的革命
一章太炎对姉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上):从语文学出发的
宗教认知
二章太炎对姉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下):革命欲求与宗
教信心
三《原教》上下篇所作整合与东亚思想之交流
四齐物理论与革命构想
第三节《检论》(1915)扬“圣人之知”、抵“淫祀之首”思想与新文
化反孔教的合流
一康、章换位及其与政府政策之离合
二章太炎的正信建设:扬“圣人之知”与以《周易》为
“世间法”(上)
三章太炎的正信建设:扬“圣人之知”与以《周易》为
“世间法”(下)
四章太炎抵“淫祀之首”与新文化人反孔教的合流(上)
五章太炎抵“淫祀之首”与新文化人反孔教的合流(下)
第三章孔教对“国民”思潮的回应与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教之关系
--康有为与梁启超、陈独秀
第一节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一康、梁戊戌后对孔教信仰的重建(上)
二康、梁戊戌后对孔教信仰的重建(下)
三康有为对国民义的接纳与踌躇
四康、梁同行及1915年后的再度分途
第二节陈独秀反孔批康的历史重探
一陈独秀对孔教与国民三层面的对应及其关注点的变易
二与时政联动的反孔批康(上)
三与时政联动的反孔批康(下)
四多元舆论的敞开与中滞
五余论
结语1920年代知识话语的代际转换与康有为孔教思想的隐没
附录一戊戌政变后章太炎致康有为佚信考释
附录二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刊发诗文汇总表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前言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
精彩书摘
一《人定论》对殖民地台湾“天意论”的反抗日本报人频繁使用儒家经典中的“天意”二字,来描绘神不可抵抗的意志,如介绍宫崎宫神苑时,强调“天祖肇建鸿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授予皇孙三神器“比德于玉,比明于镜,比威于剑,体天之仁,则天之明,奋天之威,以照临万邦”,神器既是“天胤之尊,严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义以明矣”的象征,又是“神人相感”的媒介。①报纸上甚至有《承天意论》一文,将“台湾归我帝国”的原因解释为“天意实足显征”。②事实上,章太炎后来对经今文学的批判,主要是其“感生”之说认可超人间的天神。“《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比如《生民》之言“履帝武敏”,③周王祖先承天意而生,就非常类似日本“记纪”神话中天照大神传神器给天孙。他在反击《台湾日日新报》解释日本领有台湾原因所持的“天意”论的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对超绝于人间的神力之警惕和戒备,亦将这一层厌恶转嫁到对经今文学的批判中。
《承天意论》,登载于该报1899年1月14日汉文版“论议”栏最上方的显要位置,以“天数存焉”“天意显征”,来解释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天意”的表现有以下三点:1.“方兵戎之有事在辽阳,不在瀛岛,操胜券者何尝料将来结和必以台湾相授受哉?”台湾不是甲午海战的发生地,却承担了清廷甲午战败的后果,日本顺从和约,“不便舍此他求”地占领台湾,在没有人力主动作用的情况下,乃是天意。2.台湾1895年虽拥戴唐景崧(1841-1903)为总统,成立民主国,但“我军甫临港口,各营兵闻风尽走,诸市商望尘争迎,无复能如昔年协御法人之勇”,为何1884年中法战争中,台湾抵抗法国能成功,而不能于乙未年抵御日军呢?也只能用“天意”征验解释。3.中法战争后台湾建省,巡抚刘铭传(1836-1896)“力图兴利,以裕久长”,“人力车非悉由东洋购也,而民共称日东洋车。凿喷水井,非专仿东洋制也,而民共称日东洋井。他如东洋器物,民多爱而便之,于龙银尤竞,重用一切朕饰,大都喜效洋装”;①从人力车、凿喷水井皆取“东洋”之名,民众对日本器物包括龙银、洋装的青睐,就能看出人心也验证了“天意”的存在。
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天道”,乃超越性的伦理法则和道德理性,是终极的人类社会的规范及“道理”。日本人举出领有台湾的“天意”征兆,却是必须依赖人的精神感应加持才能建立的神秘性联系,可以说以感受者的执信及对自我的不断催眠为基础。它不是中国的“天道”,而是无思想可言、无道理可讲的独断的神道。然而,在驻台日本人中,存此“感应”的人恐怕还不少。比如,台湾首任民政局长官水野遵(1851-1900),1897年在巡视恒春时训话,称日本领有台湾并非“人为”,而是“天为”“因缘”注定。因为明治七年(1874)时,他曾跟随西乡从道(1843-1902)参与“征台之役”(牡丹社事件),登陆恒春。战役后日清签订条约,,日本占领琉球,得到清政府偿金,承认清政府对台湾的主权。水野认为,20年之后台湾归日,当时就已见因缘征兆。就他本人来说,如今以民政长官的身份重旅故地,重见故人,更证明了日本领台乃“天为”之意。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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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5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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