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沿线地图_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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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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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西汉（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不只是中外政治、经济交往之路，更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之路。个中丝绸之路的连接和保持亦有着重要的宗教因素，在很洪流平上，丝绸之路的生命力乃靠宗教的往来得以维系和延续，故而浮现出其典范的宗教之魂。本文将探究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交往及其在中国的流传，，论及释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并对这种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丝绸之路成长历史上的感化及意义加以阐明、评价，由此明确指出宗教对付丝绸之路的价值，使人们能够以史洞今，为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公元前138年（西汉建元三年），张骞受命从长安启程出使西域，拉开了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历史戏剧的序幕。从此张骞两次西行，开辟了连接欧亚的通路，形成了相关国度“使者相望于道”的频仍来往，敦促了欧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积极交流。

　　在前后近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中，宗教的流传和交流占有很大比重，起过重要的感化。可以说，外域宗教的入华、以及中国儒教等信仰传统的西渐，根基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得以实现。这样，宗教的传播与交往，促进了中外公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为此，有须要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及其传入中国加以充实描述和当真阐明。

　　一、丝绸之路上的释教

　　张骞西游大月氏时始知印度之名、“始闻浮屠之教”，而跟着丝绸之路的开辟，释教遂从印度传入中国。其最早的记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从西域传入释教。从此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有蔡愔、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之说，并因“时白马负经而来”故建有白马寺。这一时期的西域乃释教热地，不少释教高僧经由穿行西域的丝绸之路而到中国内地传教，使释教得以在中土风行。例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09）从龟兹（今新疆库车）被迎到长安，尊为国师。印度高僧真谛亦应梁武帝之邀经海上丝绸之路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南海（广州）弘法。在此前后通过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僧人还包罗安眠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个中不少人都成为译经论法的著名翻译家。

　　丝绸之路也是释教传入后中国人西行求法之路，从而与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形成呼应和互动。有据可查的第一个达到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而沿丝绸之路西往的中国僧人则以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为始。从此，以陆行丝绸之路西游、沿海上丝绸之路东归的东晋僧人法显（344-420年）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归”。与此前后时期的西行者还有竺法护、智猛等人，而西行取经的玄奘（602-664年）和义净（635-713年）也都留下了西行求法、东归译经的动听故事，尤其是玄奘取经乃是脍炙人口的《西游记》之历史本源。

　　可以说，丝绸之路是释教得以传入中国的“大乘”（大道），而这种释教流传的来往亦使丝绸之路布满朝气、显示灵性。“释教文化是外部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一次，它进入中国后，很快便被中国固有文化所改革、吸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门。”[1]释教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生根开花，使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涵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二、丝绸之路上的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教曾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中亚地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该教相信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最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象征，故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而其神名在华故“始谓之天神”。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敦促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东传，并于6世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一度盛行于西域，如在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曾广为流传，甚至也被古代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所推崇和推广。陈垣曾指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2]。例如，北魏灵太后时（516-527年），该教曾获得独尊之位，被其统治者带头奉祀，灵太后曾以“化光造物含气贞”之诗句赞颂该教，而其它祭祀崇敬却被废止。北齐、北周时也风行“事胡天”、“拜胡天”，“胡天”成为该教之专指，而“胡天神”则被用来区别“中国恒言之天”。隋唐时期因该教昌盛而广建祆祠，统治者为之设立萨宝府和祀官，如唐朝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阳的会节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凉州的祆神祠等。陈垣认为，“祆字起于隋末唐初”，“祆字之意义，以表其为外国天神，故从示从天。同时周书亦有祆字，并谓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连，亦始于此。”[3]其时初传入中华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曾被误为来自波斯的该教，故有“波斯教”、“波斯胡教”或“波斯经教”之称，随之亦以具有“日”、“火”蕴涵的“景教”来显示其光明之意。

　　丝绸之路既通西域，域外来华的“胡人”率先将琐罗亚斯德教传入，故打点祆祠的萨宝官职一般也由“胡人”担当。这些祆教徒主要来自粟特、波斯、以及今为撒马尔罕地域的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等，“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王及黎民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新唐书·西域传》），其来华经商或定居者将此信仰亦带入中华，并逐渐影响到中土其他民族，使其宗教传至中原、蒙古、西藏、西北等地，并在江南也留下其存在的痕迹。尤其在沿丝绸之路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域，该教影响颇大，信其教者包罗鲜卑人、突厥人、蒙昔人、吐蕃人等，甚至在西藏原始本教中都可找到这一信仰的蛛丝马迹。[4]

　　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都曾有琐罗亚斯德教的成长，其在华昌盛于隋唐，后因伊斯兰教的强力传入而在北宋末期衰落。但其对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发生了持久影响，除了其信仰特色仍被人重视之外，由其信仰礼仪习俗等演变成长的穆护歌、胡腾舞、胡旋舞、泼胡乞寒戏、拓壁舞筵也成为广为传播的文化遗产。

　　三、丝绸之路上的犹太教

　　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中国经商，他们多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华，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北非或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因为犹太民族全民信教，所以其踪迹地址亦是其犹太教达到之地。公元2世纪的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记载，但在丝绸之路所发明的犹太教遗迹遗物则多为7世纪至14世纪之间的文物，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也有其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记载，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5]而有确切史料证明大批犹太人来华乔寓定居之事实的，主要乃宋代开封等地犹太人的存在及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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